据成都市高新区生态环境城管局官方微信通报，7月31日，该局针对一起河面污染事件发布声明。事件发生于7月29日下午，当时有市民举报称，在高攀河与锦江交汇区域，水面浮现大量白色泡沫状物质。接报后，高新区生态环境城管局迅速组织人员赶赴现场展开核查与处置工作，并同步将异常情况告知上游的武侯生态环境部门。至当日傍晚6时40分许，河面泡沫已完全消散，河道恢复常态，现场即时检测表明水质达到标准，同时相关机构已受委托进行深度采样分析。7月30日晚间，专业检测结果出炉，确认水质各项指标均符合要求。

经过细致排查，高新区河段范围内未发现任何直接排污源头。根据武侯生态环境局追溯调查的结果，污染源头锁定为武侯辖区内的一处地铁施工场地。该工地在盾构作业过程中，需使用特定泡沫剂以优化渣土性状并润滑刀盘。7月29日下午，为应对暴雨可能引发的积水风险，工地对内部沟渠进行了临时性冲洗，不慎致使含有泡沫剂的泥水混合物经雨水管网排入高攀河，进而引发此次事件。目前，武侯生态环境局已依法对该施工工地的环境违规行为启动立案调查程序。

继东方卫视推出全流程AI短剧《太阳坠落之时》、浙江卫视播出上星AI短剧《中国传说·白蛇》之后，电视荧屏再度迎来一部全新AI剧作——安徽卫视自7月22日起开播国内首部获得网络剧片发行许可证的全AI非遗题材剧《桃花潭记》，标志着AI剧集正式登陆电视大屏。

这部共20集、每集约10分钟的剧集，在片头醒目标注了“AI制作”与“AIGC导演”等字样。自播出以来，该剧迅速引发网友热烈讨论，相关话题如“AI剧集从短视频小屏迈向卫视大屏”等频频登上热搜榜单，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从短视频平台的初步试水，到各大卫视的常态化播出，AI剧集频繁亮相电视大屏，究竟传递了怎样的深层信号？对此，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副教授李啸洋认为，这是传统媒介在融合创新进程中的一次大胆尝试，也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AIGC视听创作向主流化方向迈进。

李啸洋在梳理网友对《桃花潭记》的反馈时发现，支持者视其为一种“超前”的探索，认为电视台成功将传统非遗与新技术表达相结合，并实现了“降本增效”的目标。而持质疑态度的网友则倾向于将AI剧集与真人表演的电视剧进行比较，指其缺乏视觉艺术美感。具体而言，剧情方面，安徽泾县宣纸古法造纸非遗与权谋故事之间的逻辑衔接略显牵强；视觉层面，画面光线与声音处理不够专业，AI演员的表演细腻度不足，难以令观众沉浸其中。此外，还有部分网友将讨论延伸至AI影视对真人演员生存空间的潜在影响等更广泛议题。

“省级电视台本身具有权威性，而AI剧集则源于‘小屏’端、偏重娱乐属性的新兴事物，这种传统与新颖、权威与娱乐之间的碰撞，既让观众眼前一亮，也折射出AI影视主流化所面临的多重现实挑战。”李啸洋进一步解释，《中国传说·白蛇》与《桃花潭记》均将剧情内容与本地非遗元素深度融合，观众接受度相对较高。一方面，相较于以往常规的文旅短片，AI剧集无疑是文旅宣传方式的一次革新与升级；另一方面，正如反对者所指出的，当前AI剧集仍存在明显短板，与成熟电视剧的制作标准尚有较大差距。

长期专注于数字媒介与智能影像艺术研究的重庆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教授黄勇军则表示，AI剧集登上“大屏”标志着主流媒介对“AI+影视”的权威验证与强力加持。这从技术层面证明了AIGC长内容在大屏上的适配性，为中小成本创作开辟了新路径，是新质生产力赋能传统媒介转型的具体体现。

“然而，AI影视若要真正扎根电视‘大屏’，不能仅凭一时的新鲜感。观众不会因为作品由AI制作便降低审美标准。”黄勇军指出，AI影视的主流化进程不可避免地要与真人演绎的电视剧同台竞争，若缺乏扎实的叙事逻辑、精美的画面呈现以及情感充沛的表演，便难以实现真正的“增效”，更无法长久赢得观众关注。此外，AI影视主流化还可能面临一系列法律层面的争议，例如AI演员“克隆”真人演员面部特征是否构成侵权等问题。

黄勇军认为，未来AI影视的主流化发展需从四个维度着力推进：技术上，应提升AIGC制作水准，切实解决播放卡顿、表情僵硬、画面粗糙等突出问题；美学上，需构建AI特有的叙事语法，避免对真人表演的简单模仿，同时规避AI“恐怖谷效应”；法律伦理层面，则需完善版权归属界定与演员权益保障机制；传播策略上，应积极探索人机协同创作模式，防止过度依赖技术炫技而忽视人文内涵的沉淀。

李啸洋补充强调，AI剧集归根结底只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一种新型载体，其呈现的内容与文化底蕴才是决定传播成效的关键所在。AI剧集不应止步于“技术复现”，而应借助技术力量深挖传统文化中尚未被充分表达的精神内核，进而演变为真正富有生命力的艺术形态。AI剧集“上星”所传递的信号并非“替代真人”，而是在AI影视主流化的进程中，对技术突破与人文深耕深度融合路径的全新探索。

7月28日被定为世界肝炎日，而肝脏作为人体核心器官，其角色远不止消化——它同时肩负着代谢调节、免疫防御等多重任务。

肝脏疾病的棘手之处在于早期几乎无迹可循。若习惯于“等到不舒服才就医”的被动模式，极易错过最佳干预窗口，让健康风险悄然升级，因此对身体的细微变化保持警觉至关重要。

肝脏内部并无痛觉神经分布，仅在表层包膜处存在神经末梢。正因如此，病变初起时常不显山露水，唯有损伤累积到牵拉包膜的程度，症状才会浮出水面。而肝病早期的蛛丝马迹，通常表现为全身性异常。若出现以下迹象，建议尽早就医筛查。

食欲持续不振，是肝病常见的首发信号之一。当长期胃口欠佳时，除了考虑胃炎等消化道疾患，也勿忽视肝炎的可能性。

肝功能一旦受损，恶心反胃、对油腻食物生厌、上腹部胀满等不适便可能接踵而至。这些症状极易被误认为急性胃肠炎，但有经验的临床医生往往会建议患者加查肝功，进而揭开肝病的面纱。

在正常生理状态下，肝脏能有效清除体内多余的胆红素。当胆红素代谢出现障碍，血液中其浓度便会攀升，诱发黄疸——最直观的表现便是尿液色泽加深，如同浓茶一般。病情加重时，巩膜乃至全身皮肤都可能泛黄。

若发现尿液长期呈浓茶色，或皮肤、眼白出现黄染，即便身体无其他异样，也应立刻进行肝功能检测，这很可能是肝细胞受损或胆道异常的明确警示。

肝掌则表现为大小鱼际区域异常充血发红，此类红斑界限清晰，仅局限于此两处，极具辨识度。

蜘蛛痣则形如其名，常见于前胸与颈部，中央为一微小血管汇聚点，用笔尖轻压后，四周放射状“蛛脚”会迅速褪去。

上述皮肤表现，多与肝脏对雌激素的灭活能力减弱相关，从而引发毛细血管扩张。但并非出现蜘蛛痣或肝掌便等同于罹患肝病，仍需通过肝功检测进行甄别，以排除潜在风险。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肝炎患者即便进入中期，也可能毫无痛感。那么，无症状肝炎是否需干预？哪些情境又必须启动治疗？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肝病中心主任医师李明慧指出，约七成的肝炎病例并无显著症状，切莫因自我感觉良好而放弃检查与治疗。

研究数据显示，慢性乙肝患者的肝癌风险较常人激增15至20倍。对慢性肝炎及肝硬化患者实施抗病毒治疗，可在相对短期内大幅降低肝癌发生率。肝纤维化患者若坚持规范抗病毒治疗3至5年，罹患肝癌的风险可下降10%至30%。

因此，只要乙肝核酸检测呈阳性，无论转氨酶指标是否正常，凡是年龄超过30岁，或具备乙肝肝硬化、肝癌家族史者，均应启动抗病毒治疗。

针对现代人常见的生活陋习，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张磊提出了三点护肝要诀：

第一，远离酗酒。酒精可直接毒害肝细胞，削弱其代谢机能，进而诱发酒精性肝炎。

第二，控制高糖高脂饮食。过量的糖分与脂肪酸会沉积于肝脏，催生非酒精性脂肪肝。

第三，避免长期熬夜。肝脏的修复黄金期集中于夜间，持续熬夜将剥夺其自我更新的最佳时机。

中新网南宁7月31日电（廖薇 林浩）7月3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外披露，南宁国际商事法庭近期通过“双语翻译+家庭教育指导师”协同调解机制，以线上线下融合的方式，成功调处一宗涉及中韩两国当事人的涉外离婚案，体现出柔性化解家事纠纷的新路径。

据办案法官透露，男方韦某为中国籍，女方金某为韩国籍，两人于2019年缔结婚姻并育有一女。随着感情逐渐破裂，金某提起诉讼请求离婚。一审法院作出准予离婚的裁决，并将婚生女交由韦某直接抚养，相关抚养费用由韦某自理。金某对此不服，提起上诉，希望法院改判女儿由自己抚育，同时由韦某承担相应抚养费。

由于双方在成长背景、家教理念方面差异明显，加上金某中文表达受限，前期争执多集中于各自诉求，而忽略了破裂婚姻对幼龄子女可能带来的心理创伤，这使得案件调解一度困难重重。

为破解涉外家庭纠纷中沟通与情感的双重障碍，南宁国际商事法庭集结了多种专业力量，特别邀请精通韩语的吉林外国语大学教师闵锐担任韩语传译，参与线上与线下的调解工作。与此同时，主审法官适时对双方进行“关爱未成年人提示”，从法律与情感双维度唤醒父母责任意识，纠正其旧有认知偏差。

此外，法庭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女联合会的支持下，邀请家庭教育指导师胡光华介入引导，帮助当事人学会以平和心态应对分歧，理性表达诉求，减少带有功利色彩的评判，把儿童心理需求置于调解核心，强调持续性的陪伴与正向鼓励。

调解当日，韦某在引导下主动向金某表示感激，金某也表达了对其付出的认可。两人接受相关教育建议，达成以孩子最佳利益为导向的调解基调。经过主办法官多轮释法说理、指导师温情启发以及双方反复沟通，双方暂时搁置争议，自愿就婚姻关系处理、子女抚养及财产分配等问题形成一致意见。

随后，南宁国际商事法庭依法出具调解书并送达各方，同时督促双方切实负担抚养、教育及保护等职责。

本案为涉外家庭纠纷化解提供了有益示范：中外当事人可借助专业家庭教育指导，寻得兼顾亲子权益的妥善方案，推动司法、家庭与社会专业力量形成有效协同闭环。

展望未来，南宁国际商事法庭将持续完善跨境家事柔性解纷机制，不断提升涉外婚姻与子女抚养类案件处理的专业性和人文温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