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7月14日电（记者 孙自法）近日，第二十八届中国科协年会框架下，"免疫学驱动下一代疫苗创新"专题研讨会在京启幕。来自免疫学、结构生物学、生物工程及疫苗产业等跨领域专家汇聚一堂，围绕免疫调控机理、新型抗原设计、递送载体构建及佐剂革新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度对话与思维碰撞。

此次论坛由中华预防医学会与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携手承办，会议议程精心设置为上午与下午两大板块，内容贯穿基础科研、技术突破、产业化推进及监管机制等全链条维度，力求实现对疫苗研发生态的系统性覆盖。

在上午的环节中，多位院士级专家将焦点置于基础免疫前沿动态与疫苗创新构思之上，深入探讨了多个关键命题：详细阐述疫苗递送系统的工程策略，强调精准的抗原呈递是激发持久免疫应答的核心突破口；依托EB病毒的免疫逃逸机制，提出了一种基于反向疫苗学的抗原甄选新范式；从神经免疫交互与代谢免疫的崭新视角，揭示了免疫记忆形成的内在机理与佐剂改良的潜在靶点；同时，系统梳理了广谱流感疫苗的科研进展，并剖析了通过抗原形态调控B细胞应答的创新性设计逻辑。

论坛特设的"精准疫苗学——从免疫识别迈向产业自主的系统性跨越"专题研讨环节，成为产学研各界交流的亮点。与会专家就精准疫苗学的核心内涵、疫苗国产化进程中的关键技术瓶颈等议题各抒己见，最终凝聚成推动自主可控疫苗研发的广泛共识。

进入下午的研讨时段，学者们的讨论重心转向新型疫苗技术平台构建与重大传染病的防控策略。主要议题涵盖：对传统疫苗技术局限性的系统反思，据此指明了下一代疫苗发展的前进方向；直面艾滋病疫苗研发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再次强调了发展广谱抗病毒疫苗所具有的深远战略价值；结合新冠疫苗的实战应用经验，前瞻性地评估了mRNA疫苗平台持续迭代的巨大潜能。此外，专家们还就人工智能如何赋能抗原设计以及疫苗筛选流程进行了集中研讨。

针对再现性传染病的预防控制、广谱疫苗的产业化推进以及行业监管体系的完善，业界专家也贡献了真知灼见：借助全球百日咳疫情复燃的流行病学数据，提出了针对性的疫苗研发应对策略；梳理了肺炎链球菌多价广谱疫苗从研发到量产的全流程难点；并从法规制度层面，探讨了如何构建疫苗临床试验不良事件的标准化评价架构。在政策协同方面，与会者共同研讨了配套支持措施，围绕广谱疫苗的迭代升级和监管体系的优化，形成了一系列富有建设性的可行建议。

据主办方介绍，本次"免疫学驱动下一代疫苗研发"专题论坛，充分发挥了中华预防医学会在公共卫生应用领域与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在基础免疫前沿研究方面的互补优势，成功搭建起从理论探索到产业实践、从科学研究到疾病防控的跨界协作桥梁。论坛的核心目标，在于为广谱抗病毒疫苗、治疗性疫苗及创新佐剂的临床转化开辟新思路，进而为国家生物安全屏障的构筑和公共卫生治理效能的提升，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

德国政坛迎来一项重要人事变动。当地时间7月29日，由基民盟与基社盟共同组成的联盟党议会党团在柏林召开闭门特别会议，正式推举基民盟资深成员托尔斯滕·弗赖出任党团主席一职，以填补此前延斯·施潘辞职后留下的权力空缺。

作为德国执政联盟中的核心职位，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承担着统筹议会党团运作、协调党内议员配合政府政策执行，以及与执政伙伴就敏感议题进行磋商等多重职责，其政治分量不容小觑。

媒体披露的信息显示，弗赖在当天的投票表决中赢得了高达91.9%的党内支持率，这一压倒性数字彰显了他在议会党团内部广泛的人脉与认可度。

现年52岁的弗赖拥有法学教育背景，自2013年跻身联邦议院以来，其政治履历颇为亮眼。他在2021年接手联盟党议会党团议会事务执行干事的职务，长期浸润于党团内部的组织协调与日常运作。2025年联邦议院大选落幕之后，弗赖更被擢升为联邦特别事务部长兼总理府部长，在行政系统内同样占据重要席位。

暑假期间，孩子的视力滑坡让许多家长忧心忡忡。科学干预究竟应当如何开展？近日，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地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等权威机构，正式公布了6月“科学”流言榜，其中数个关于视力健康的误解被逐一澄清。例如，“晒眼皮可治愈近视”这一说法，究竟是否可信？

“晒眼”真的能抑制近视进展吗？医务人员指出，真正的近视防控核心在于保证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让眼睛在自然光照下实现“动态远眺”。若每天坚持超过40分钟的连续户外运动，或累计达到每日两小时、每周14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长，便能显著降低近视发生率，同时有效延缓眼轴增长。

然而，“晒眼皮”的做法与上述科学手段截然不同。所谓“晒眼皮”，即闭目面向阳光，尽管眼皮合拢，但由于光线强度被大幅削弱，根本无法达到刺激视网膜分泌有效生物因子的阈值。与此同时，闭眼状态下无法形成远眺，睫状肌无法得到放松，因而完全无法发挥延缓近视的作用。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一行为本身潜藏着不小的安全隐患。

医务人员强调，虽然处于闭眼状态，但阳光持续直射眼部时，红外光等波段仍可穿透眼睑皮肤渗透至眼内，长此以往将对眼部功能造成难以逆转的损害。

面对已经确诊近视的孩子，家长切勿寄望于“晒眼皮”能让屈光度数归零。医务人员提醒，务必及时携孩子前往正规医院眼科就诊，在专业医生指导下，选择科学且行之有效的防控措施，例如佩戴角膜塑形镜、功能性框架眼镜，或在医嘱下使用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等，方能有效遏制近视进一步加深。

假期中，儿童视力为何频频“告急”？电子屏幕使用失控、户外活动时间匮乏、读写姿势不端，已成为导致儿童近视加深以及假性近视转为真性近视的三大主因。伴随青少年近视高发态势，如何科学进行防控，已成为广大家长迫切关注的议题。

在临床上，框架眼镜、接触镜与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构成了目前最主要的矫正及干预方案。但务必提醒的是，任何方案的采纳都需以专业检查为前提，依据个体情况量身定制。

·离焦眼镜：延缓近视效果存在个体差异

离焦眼镜作为当前青少年近视防控领域的主力功能性镜片，其核心原理在于矫正中心视力的同时，通过独特的光学周边设计，有效减缓眼轴延伸速度。研究数据显示，此类镜片对近视屈光度的延缓效果约为三至六成，对眼轴延长的抑制作用约为两至五成，最终效果因镜片设计类型与个体差异而存在差别。其突出优势在于佩戴方便、非侵入性，且不受年龄限制。

·OK镜：对角膜条件要求严苛 并非人人适用

角膜塑形镜（OK镜）已被证实能够有效延缓眼轴增长，属于国家三类医疗器械。验配之前，必须完成全面的眼部系统检查，严格排除活动性角结膜炎、重度干眼、圆锥角膜倾向、角膜内皮营养不良等禁忌状况。此外，市面上大多数品牌的OK镜矫正范围通常限于近视500度以内，且对角膜形态要求较高，并非所有近视者均适合佩戴。

·低浓度阿托品：须在医生严密监测下使用

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浓度分别为0.01%、0.02%、0.04%）是目前我国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批准，专用于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眼用制剂。临床研究证实，其年度近视控制率约在三至七成之间。此类药品务必在眼科医师全面评估后开具处方，用药期间应每三个月复查眼轴长度、屈光度、调节功能及眼压等指标。严禁未经医生指导自行购买、长期使用或超适应症用药，以确保用药安全性与疗效的动态评估。

医务人员还指出，暑期前来咨询近视手术的青少年及家长人数众多。但从医学角度看，无论是角膜屈光手术还是眼内人工晶状体植入，本质均属于屈光矫正手段，并不能改变已被拉长的眼轴。对于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鉴于其眼球仍处于发育阶段、屈光状态尚未定型，原则上不建议也不允许实施此类手术。

OK镜与离焦框架镜应如何选择？

医务人员介绍，角膜塑形镜（OK镜）的适用条件具有明确界限：多数品牌的获批矫正范围限于近视度数≤500度，同时对瞳孔直径、眼表健康状况等指标均有较高标准；一般推荐配戴年龄为8岁及以上，以确保佩戴配合度与日常卫生管理能力。

医务人员进一步强调，对于近视度数较低（例如低于100度）的儿童，佩戴OK镜在延缓眼轴增长方面的增益效果存在个体差异，因此一般不作为首选干预方案。而对于近视度数偏高、接近或超出品牌标称数值（如超过600度）的情况，相关风险将随之上升，验配时需格外审慎评估。

针对那些不适合佩戴OK镜的青少年，离焦框架镜便成为一项重要的替代选择。此类镜片矫正范围通常可覆盖近视≤-1000度、散光≤400度。但需留意的是，高度近视者的控制效果往往弱于中低度近视人群。离焦功能性框架眼镜一般建议每日佩戴时间不少于7小时；若佩戴时长不足，防控效果将明显打折扣。离焦眼镜的验配亦需经专业评估，进行个性化决策，不宜盲目自行选购。

部分家长眼见孩子近视度数不断攀升，恨不得将各类防控手段悉数用上，甚而同时佩戴OK镜与离焦框架镜，这样的做法是否妥当？医务人员建议，从治疗机制来看，角膜塑形镜已能够实现良好的日间光学矫正，其光学原理与离焦镜片具有一致性，因而并无必要叠加使用。

护眼贴是否真具神奇疗效？

近期，不少品牌的护眼贴在直播平台中大肆宣传其可预防和控制近视，个别商家还特别推出适用于9岁以下、5岁以上儿童的专属产品。此类商品还热衷打“成分牌”，号称含有叶黄素、花青素、铁皮石斛及多种草本精华，更有甚者宣称可通过“8大穴位敷贴”调节双眼状态。

对此，医务人员郑重提醒家长：近视防控的关键在于科学管理与规律坚持，所谓能帮助近视患儿恢复视力的高科技产品并不可信。目前尚无任何证据表明，外用叶黄素敷眼贴可通过皮肤吸收进入眼底，更不具备抵御蓝光损伤的作用。含有草本成分的眼贴或穴位刺激，或可带来短暂清凉体验，或因物理遮盖效应缓解部分视觉疲劳，其效果与热毛巾敷眼无异，却无法改变角膜曲率，更缺乏证据表明其能逆转眼轴增长。面对诸如此类夸大宣传，家长应保持理性，切勿轻信。

北京7月10日电（记者 赵方园）7月7日，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前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因癌症离世，终年55岁，令人唏嘘。这一悲痛消息引发社会广泛聚焦，同时使一种鲜少被公众了解的罕见恶性肿瘤——淋巴瘤，浮出水面，成为舆论关注的新议题。

根据社交平台上流传的一份疑似其本人亲笔撰写的病情记录，高善文于一年多前罹患外周T细胞淋巴瘤，2025年1月出现早期症状，同年12月经确诊为T细胞淋巴瘤Ⅳ期，后续病理检查进一步明确其亚型为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病理科主任医师高子芬在接受采访时介绍，淋巴瘤可发生在人体除指甲与毛发之外的任何部位，其临床表现变幻莫测，患者常因身体不适而前往不同专科进行检查——鼻塞可能求诊于耳鼻喉科，腹痛或至消化科，发热则往往首选感染科——很难在初期将病因与淋巴瘤联系在一起。高善文的经历亦是如此，他辗转近一年的时间，历经多次检查与咨询，最终通过活检病理被确诊为该亚型淋巴瘤，属于成熟外周T细胞淋巴瘤的一种，该类型恶性程度高、病情进展极为迅速。

淋巴瘤虽属相对“小众”的肿瘤类别，但却是所有恶性肿瘤中诊断难度最大的类型之一。事实上，淋巴瘤的命名有别于其他实体肿瘤——一旦确诊即为恶性，良性的病变则被称作增生或反应性增生。北京大学国际医院血液科淋巴瘤亚专业副主任医师张梅香指出，淋巴瘤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中的发病率位居榜首，“大众口中常说的淋巴瘤，绝大多数是指B细胞淋巴瘤，这占据了淋巴瘤的相当比例；而T细胞淋巴瘤则相对罕见，显得更为‘小众’。”

T细胞是免疫系统中执行攻击病毒及异常细胞任务的“精锐部队”，当这些T细胞发生恶性转化、异常增殖时，便演化为T细胞淋巴瘤。高子芬进一步解释说，高善文所患的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在东方人群中更为常见，其诊断难度极高，临床上误诊率居高不下。她提到，淋巴瘤细胞本质上是淋巴细胞正常演化过程中某一特定阶段的形态改变，但若其结构异常、分布区域错位，免疫表型出现紊乱，便可能意味着进入肿瘤阶段。更为棘手的是，在某些感染或免疫功能紊乱的情形下，淋巴细胞同样可能呈现相似形态变化，使得鉴别诊断雪上加霜。因此，淋巴瘤的最终确诊必须依赖于临床表现，并结合流式细胞学、克隆性分析等辅助手段进行综合研判。

高子芬感慨道，业内流传着这样一句玩笑——好好的一个病理大夫，碰上淋巴瘤就“毁了”。这是因为淋巴瘤诊断需要与时俱进的知识体系、深厚的专业积淀和全面的信息整合能力，真正能游刃有余做好这一工作的专家凤毛麟角。根据淋巴瘤之家发布的《2019中国淋巴瘤患者生存状况白皮书》，在近5000例受访患者中，约43%曾遭遇误诊，究其根源，正是淋巴瘤病理复杂、亚型多达近百种、临床表现不特异，且诊断必须依赖病灶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

高子芬强调，具体亚型的鉴别直接引导临床医生进行病情分层和治疗方案的抉择，更关系到患者未来疾病走向的预估。她介绍，淋巴瘤确诊必须借助病理检查，多数病例采用空心针穿刺获取小样本，经显微镜观察细胞形态与组织结构后形成初步判断，最终诊断还需辅以其他检测。若怀疑恶性，应通过免疫组化、克隆性分析、基因检测等手段，进一步辨别究竟是B淋巴细胞还是T淋巴细胞来源，明确具体亚型，并探寻是否存在可供靶向治疗的基因突变。鉴于诊断之艰难，高子芬建议，疑难病例应争取多家医疗中心联合会诊，待明确诊断后再启动治疗；若送检样本不足以支撑确诊，建议重新取非腹股沟肿大淋巴结（短径超过1.5厘米），切开固定于10%中性福尔马林液中送检，必要时同步送流式检测。

张梅香特别提醒公众，对于原因不明的淋巴结肿大务必保持高度警觉。“并非所有淋巴结肿大都意味着淋巴瘤，但若发现颈部、锁骨上或腋窝区域出现包块，应尽快寻求血液科医生帮助进行鉴别。”她给出一个简易的判别方法：“通常按压时若有明显痛感，大多为炎症性病变；但如果淋巴结不痛不痒、质地较硬，触感如鼻尖般的韧度，就要高度警惕恶性可能。若淋巴结呈进行性肿大，经消炎治疗后反而继续增大，更是警示信号。”

在医学上，淋巴瘤有一组经典的全身性症状，被称为“B症状”。高子芬提示，若出现原因不明的发热（体温约38摄氏度）、盗汗、体重无故下降或无明显痛感的肿块，应立即前往血液科或淋巴瘤专科就诊。张梅香补充道，直系亲属中有淋巴瘤病史者，患病风险略高于普通人群，但淋巴瘤并不属于遗传性疾病，并无明确的直接遗传规律，仅存在“遗传易感性”倾向。

针对不同人群，张梅香建议采取差异化的体检策略：40岁以上人群应每年进行一次全面体检；有家族史、免疫缺陷病史或长期接触射线的高危人群，则每半年检查一次。常规项目涵盖血常规、超声以及内科和外科的触诊。她同时强调日常自我检查的重要性，建议公众养成习惯，经常触摸颈部、腋下及腹股沟区域，留意是否出现异常包块。

据国家癌症中心2022年数据，我国每年新发淋巴瘤病例约8.5万例，死亡约4.1万例，且发病率呈逐年攀升之势。高子芬分析，这一上升趋势并非单纯反映患者数量骤增，也与检测技术改进和公众认知提升密切相关，更多早期患者因此获得确诊。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淋巴瘤疾病谱与欧美国家存在明显差异，由于EB病毒感染率更高，T细胞和NK细胞淋巴瘤的发病率相对较高。张梅香从多方面剖析原因：一是遗传易感性，不同人种的基因多态性各异；二是环境因素，亚洲地区EB病毒高发，该病毒与NK/T细胞淋巴瘤的发生密切相关；三是生活方式，长期接触农药、化学染料、有机溶剂等，或吸烟、酗酒、高脂饮食及长期精神紧张，都可能增加患病风险。

近二十年来，淋巴瘤诊疗水平取得长足进展，患者治愈率显著提升。相较于其他恶性肿瘤，淋巴瘤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均有明显改善。目前临床治疗手段多元化，除传统放化疗、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外，小分子靶向药物、双特异性抗体、CAR-T细胞免疫治疗等创新策略已得到广泛应用。然而，不同类型淋巴瘤在治疗难度与手段上差异显著。张梅香坦言：“外周T细胞淋巴瘤病情进展快、恶性程度高，对常规化疗的响应并不理想。”当前针对T细胞淋巴瘤的研究进展相对滞后于B细胞淋巴瘤，临床可选的方案也远未成熟。

这一差距在CAR-T疗法的应用上尤为突出。根据公开信息，高善文曾发布医疗进展，提及一项以CD7为靶点的CAR-T疗法Ⅱ期临床试验。CAR-T治疗的本质是利用改造后的T细胞精准攻击肿瘤，然而T细胞淋巴瘤的肿瘤细胞恰恰源自T细胞——治疗需以“T细胞”对抗“坏掉的T细胞”，极易陷入“敌我不分”的困境。正因如此，CAR-T在T细胞淋巴瘤领域的研发难度远超B细胞淋巴瘤等疾病，至今尚未完全成熟。

尽管如此，T细胞淋巴瘤患者并非束手无策。根据《淋巴结外周T细胞淋巴瘤诊断与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25年版）》，大多数T细胞淋巴瘤的一线治疗通常以CHOP方案为核心——该方案可理解为几种化疗药物加一种激素类药物的联合疗法。高子芬表示，“我们曾遇到过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患者，虽经历复发，却存活了十五六年；五年即可视为临床治愈。”她同时强调，淋巴瘤诊疗需要多学科协作，而患者的信念同样至关重要：“信心本身会影响机体抵抗力，心态乐观、积极配合治疗，往往预后更佳。”

张梅香表示，随着基础研究不断深化，新的治疗手段也在持续拓展。她透露，目前已有针对T细胞淋巴瘤的新药问世，针对T细胞表面分子的抗体疗法正在临床研究中，未来有望像B细胞淋巴瘤一样，实现精准靶向的抗体治疗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