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敏并非免疫力低下，而是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换句话说，这是身体防御机制的“防卫过当”，而非“防线失守”。在“敏宝”的养育旅程中，从婴儿期的湿疹、食物过敏，到学龄阶段的过敏性鼻炎乃至哮喘，家长容易陷入诸多认知误区。针对这些问题，记者专访了中日友好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惠秦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变态反应科主治医师邵明军，共同探讨儿童过敏的本质、常见误区以及科学育儿之道。

许多家长一听到“过敏”二字，便会下意识地归咎于“孩子免疫力太差”。邵明军指出，这是一种普遍的误解。她强调，过敏恰恰源于免疫系统的“矫枉过正”——将本无害的物质，如花粉或食物，错误识别为威胁，从而触发过度的防御反应。她提醒家长们，切勿轻信所谓能增强免疫力以缓解过敏的药物，“临床上并无此类特效药”。过敏的演进常遵循一条“过敏进程”路径：婴幼儿期以特应性皮炎或湿疹起步，继而可能发展为食物过敏；学龄前期，过敏性鼻炎初露端倪；进入学龄期及青少年阶段，哮喘的风险随之上升。惠秦解释，人体与外界接触的第一道防线是皮肤与呼吸道、消化道黏膜，而过敏往往源于这些屏障的损伤。婴幼儿的皮肤和肠道黏膜细胞间隙较宽，屏障功能尚不成熟，使得花粉、尘螨、牛奶、鸡蛋蛋白等过敏原能轻易穿透破损屏障，进入体内完成致敏。

惠秦进一步阐释，过敏分为“致敏”与“发敏”两个阶段。当孩子皮肤或肠道黏膜屏障薄弱时，过敏原便能趁机渗入，持续刺激免疫系统，如同“给子弹上膛”。当积累到一定程度，某个瞬间便会“扣动扳机”，症状骤然显现，这也是为何家长常感到孩子过敏“来得出乎意料”。不过，邵明军提醒，并非所有孩子都会走完湿疹—食物过敏—鼻炎—哮喘的完整轨迹，“许多孩子仅在婴幼儿期出现湿疹，随年龄增长自愈；也有的孩子以鼻炎或喘息首发，全程未见湿疹。家长无需过度焦虑。”

在门诊实践中，邵明军还发现一个高频误区：家长将过敏原检测报告奉为确诊的金标准。她解释道，当前临床检测手段相对有限，常用的皮肤点刺试验和血清特异性IgE检测仅能捕捉IgE介导的速发反应。检测结果阳性仅代表“致敏”状态，并不等同于实际接触或摄入后必然引发症状，“检测结果不能作为诊断的唯一依据”。她特别强调，市面上流行的“食物不耐受检测”或“IgG抗体检测”并不足以诊断食物过敏，“IgG抗体阳性只是说明孩子曾接触过该物质，并不代表它引发了过敏反应”。那么，家长如何科学判断过敏？邵明军建议，可借助“饮食日记”进行记录，详细追踪每次可疑症状与饮食的关联性。例如，若孩子患有湿疹，可记录每日进食时间、食物种类及皮肤症状的演变，这样能更精准地锁定诱发因素。结合过敏原检测，医生可更准确地评估过敏风险与反应类型。对于迟发型过敏，如进食后一两天才出现的腹泻、便血等消化道症状，家长的细致观察与记录尤为关键，必要时应在医生监护下进行口服食物激发试验或回避—再引入试验。

惠秦认为，阻断过敏进程的首要关口在于守护婴幼儿的皮肤屏障。她在门诊常强调，保湿是湿疹患儿最基础且最重要的日常护理。她惋惜地指出，许多家长在孩子湿疹发作时涂药，好转便急于“罢手”，这十分可惜。即便皮肤表面光滑，只要存在湿疹病史，便提示基因层面的易感性，日常务必足量涂抹保湿霜，以维持皮肤屏障的完好。唯有砌好这堵“墙”，才能减少过敏原入侵的机会，降低未来呼吸道过敏的隐患。

食物过敏亦是家长焦虑的重心。当孩子出现湿疹或腹泻，部分家长便“一刀切”式地剔除所有“高风险”食物，甚至哺乳期母亲也盲目忌口，最终可能导致孩子营养失衡、生长受限。惠秦痛心地说：“门诊中不乏因过度避食而骨瘦如柴、身材矮小的孩子，甚至需要注射生长激素来补救。”她强调，科学的策略并非“彻底隔离”，而是“诱导耐受”。在一些国家，医生会为食物过敏患儿实施口服食物激发试验，目的不仅在于确诊，更在于探寻个体对特定食物的“耐受阈值”。例如，一个摄入30毫升牛奶便出现症状的患儿，可能对2毫升毫无反应。在医生的严密监护下，可从阈值以下剂量开始，每日规律摄入，逐步引导免疫系统建立耐受，并定期评估与调整。

在婴儿辅食添加的“黄金窗口期”（4至6个月），这一策略尤为重要。惠秦指出，多项研究证实，适时、规律地引入所谓的高致敏食物，反而有助于促进免疫耐受的形成。“孩子的食谱应尽量多元，每周最好能覆盖超过20种食材。”她呼吁家长摒弃盲目回避，转而用心记录饮食日记，为医生提供可靠判断依据。

对于已确诊过敏性疾病的孩子，药物安全是许多家长的关注焦点：“用药多久能停？”“激素会影响身高吗？”邵明军解释，湿疹的一线治疗药物为外用糖皮质激素，中、弱效激素对儿童相对安全。医生会根据年龄、皮损部位、面积及严重程度选择合适的强度与剂量；面部、眼周、皱褶及尿布区通常采用弱效短程方案。遵循医嘱规范、间歇、足量使用，总体安全性良好，家长不必因“激素恐惧”而贻误炎症控制。对于过敏性鼻炎，首选二代抗组胺药与鼻喷糖皮质激素。邵明军说：“鼻喷激素每喷剂量仅为微克级，局部作用于鼻黏膜，对全身的影响微乎其微。”哮喘治疗则以吸入激素为首选。她补充道，儿童规范使用低剂量吸入激素总体安全，研究显示连续使用5年对最终身高的影响仅约1厘米，用药期间或会暂时减缓生长速度，但减量或停药后可出现“追赶性生长”。

“如果因担忧而不用药，导致过敏频繁发作，反而会损害生活质量、妨碍体育活动和生长发育。”邵明军强调。惠秦则提醒，药物仅是治疗的一部分，环境管理同样不可或缺。她打了个生动的比方：若过敏原未能控制，犹如阴雨连绵，药物不过是手中的那把“伞”。“不管理环境，雨势不停，这把伞便难以收起。”她举例，曾有一位尘螨过敏患儿的家长起初怀疑环境干预的价值，但在医生劝说下认真实施除螨防霉措施后，孩子症状竟告消失，连药物也停用了。惠秦建议，家长应将精力放在“让雨变小”上：针对尘螨，可选用防螨寝具、用热水清洗床单；针对霉菌，需降低室内湿度；花粉季出行佩戴口罩与护目镜，归家后清洗鼻腔，皆可从源头上削减“致病子弹”的累积。

“养育孩子，不必执着于绝对‘无菌’。”惠秦表示，现代父母责任感强烈，但切勿因焦虑而被网络上的纷杂信息所裹挟。当孩子出现疑似过敏症状时，求助于专业医生，进行科学判断与规范管理，才是通往健康的正途。

你平日里习惯用什么样的姿势握着手机？近期，一则关于“长期握持手机致使小指骨骼发生形变”的说法在网上掀起热议，众多网友低头审视自己那略显“凹陷”的小拇指，纷纷表示沉默。网络上更是不乏各种短视频，有些旁白言之凿凿地宣称：这是长期沉溺手机所带来的“关节变形炎症”，需要接受冲击波疗法。

可是，日常以小指作为支撑点托举手机，当真能使骨骼发生不可逆的变形，甚至严重到需要冲击波干预的地步吗？今天，我们不妨拨开迷雾，深入探讨一番。

首先，那所谓的“凹痕”究竟从何而来？当我们单手握着手机时，相当一部分人习惯让机身下缘恰好搁置于小指的中段或末端关节附近，把小指当作天然的“微型托盘”。这样一来，局部软组织便会持续受到压力，加之手指长时间维持屈曲或侧倾的姿态，放下手机后，那一道浅浅的压痕自然便浮现在眼前。倘若这凹痕在调整姿势或停止承托后逐渐淡化，那么它更应被视为受压所致的软组织印记，而非骨骼弯曲的产物。医学层面所讨论的“变形”，通常指向持续存在的结构性改变，往往需要结合详尽的病史询问、细致的体格检查，必要时辅以X线等影像学手段方能确诊；关节炎的诊断同样无法仅凭外观上的沟槽轻易定论。疼痛、晨间僵硬、肿胀、活动受限乃至影像学上的异常改变，与“看起来有个坑”实属两回事。

其次，关于骨性变形，目前缺乏确凿证据。专门针对“小指托机是否导致变形”的研究文献本就稀缺，且结论亦存在分歧。2020年，有学者曾对143名年轻人的双手照片展开比对，结果未能发现手机握持姿势、每日使用时长或使用年限与左右小指不对称之间存在显著关联。而2024年一项纳入101名成年人的横断面调查则显示，每日手机使用时间较长者更为频繁地报告小指不适；在每日使用超过4小时的64名受试者中，有9人被发现存在外形差异。然而，X线检查并未揭示骨骼或关节角度出现相应的改变。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样本量有限，且未细致记录主要的持机方式与累计使用年限，因而只能提示“使用时间与症状或软组织外观存在一定关联”，尚不足以断言手机直接导致了永久性畸形。

综合来看，更为审慎的表述或许是：长时间承托确实可能影响局部软组织的轮廓，并引发不适感，但“将第五指骨及关节压至变形”的说法尚未获得可靠证据支持。研究中所采用的“4小时”仅作为数据分析的分组节点，并非公认的安全界限或致畸阈值；网络上盛传的“每日8小时必然变形”同样缺乏科学依据支撑。

其实，更值得警惕的是过度使用所带来的疼痛与麻木。2026年一篇系统综述汇总了42项研究、涵盖超过6.7万名参与者，结果表明，长时间或频繁使用手机与多种手腕及手部问题存在关联，其中以拇指侧腱鞘炎、腕管综合征和肌腱炎较为常见。不过，由于多数原始研究属于横断面设计或个案报道，长期随访资料匮乏，因此目前更适合使用“有关联”这一表述，而非轻率地断言“手机必定导致某种疾病”。

具体而言，以下几种行为可能与手部不适密切相关：其一，局部受压，即小指长时间担当托举任务，可能引发酸痛、压痛、发麻或短暂的刺痛感；其二，固定姿势，持续用力握持、手腕过度弯曲或侧偏，会加剧手部与前臂肌肉的疲劳累积；其三，重复操作，频繁地打字、滑动或单拇指操作，容易使负担集中于拇指与腕部，而不仅仅局限于小指；其四，神经受压，若无名指与小指一同出现麻木，尤其在长时间屈肘、以肘撑物或入睡时症状加重，需考虑尺神经在肘部受压的可能，此时问题未必出在小指本身。

为了让手指更轻松一些，不妨尝试以下调整：第一，避免让小指长期充当“手机支架”的角色，尽量采用双手持机的方式，或借助指环、握持配件及桌面支架，将手机重量分散至手掌及更多手指。第二，时常更换持机手与姿势，长时间观看视频时可将其置于支架上，打字与滑动时交替使用双手，从而减轻单个拇指和小指的持续负荷。第三，每隔约30分钟便短暂休息片刻，放下手机1至2分钟，轻轻张开再握拢手指、放松手腕、伸直肘关节；若已出现疼痛或麻木，切勿硬撑继续刷屏。第四，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操作，可酌情启用语音输入、放大字体及快捷回复功能，以降低高频打字和滑动带来的负担。第五，当小指出现发麻症状时，还应注意肘部的养护，避免长时间屈肘打电话、趴桌刷手机或将肘部压于硬物边缘；睡眠时亦不宜总是将肘关节紧紧蜷曲。

然而，有些情况切莫单纯归咎于“手机压迫所致”。无痛且短暂的压痕通常无需特殊治疗，调整持机方式并稍加观察即可。但若出现以下情形，建议及时前往骨科手外科、手足外科或康复医学科就诊：疼痛或肿胀持续不退，即便减少使用、调整姿势仍无缓解，甚至逐渐加重，并伴发红或发热；活动出现异常，如手指弹响、卡顿、无法正常屈伸，或外伤后突然歪斜；出现神经相关症状，如小指与无名指持续麻木、握力减退、容易掉落物品，甚至手部肌肉萎缩；外形持续变化，原本不存在的弯曲或关节隆起愈发明显，而非放下手机后逐渐消退的压痕。医生将根据具体情况判断是否需要X线、超声或神经电生理检查，治疗方案的制定亦因人而异，切忌仅凭网络图片或视频自行对号入座、草率处置。

不少人习惯于在运动把拉伸奉为缓解肌肉酸痛的“灵丹妙药”。但事实上，盲目的、不加分辨的拉伸，往往适得其反，甚至会加重不适感。

必须承认，拉伸并非全无裨益，对某些类型的肌肉酸痛，它确有缓解之效。高强度运动之后，肌肉内乳酸聚集并伴随轻微肌纤维受损，由此引发延迟性酸痛。在这个阶段，轻柔而科学的静态拉伸，能够加速局部血流的循环，推动代谢废物的排出，使紧绷僵硬的肌肉得到舒展。

然而，拉伸的效力有着明确的边界——它适用于良性的、功能性的肌肉疲劳，却难以化解病理性的痛感或组织损伤。尤其在下述情形下，拉伸不仅徒劳，还可能带来更深的伤害：

肌肉急性拉伤或撕裂时，肌纤维已经受损，任何额外牵拉无异于在伤口上施压，只会让炎症和损伤进一步加剧。骨折或关节扭伤等严重急性损伤，在急性期应遵循制动与保护的首要原则，拉伸显然属于错误的处置方式。流感和登革热等感染性疾病引发的全身肌肉酸痛，源于全身性的炎症反应，局部拉伸自然无济于事。至于低钾血症、甲状腺功能减退、多发性肌炎等代谢性或自身免疫性疾病导致的肌痛，其根源在于身体内在机能的紊乱，必须依赖针对性治疗，绝非物理拉伸所能解决。

简言之，拉伸擅长缓解“累”出来的酸胀，却无法治愈“病”出来的疼痛。而即便是看似简单的拉伸，也存在诸多误区，稍有不慎反而徒增受伤风险。

例如，在肌肉尚未充分激活、体温偏低时强行拉伸，犹如拉扯一根冰冷的橡皮筋，极易造成肌纤维撕裂。研究指出，腘绳肌与股四头肌等大肌群在这种状态下尤为脆弱。也有人抱着“越痛越有效”的错误信念持续施压，这无疑是最危险的认知偏差。拉伸应当带来舒适的牵拉体验，一旦出现锐痛，便意味着组织结构已超出承受极限，须立刻终止动作。

更何况，长期或过度拉伸会使韧带松弛，削弱关节稳定性，增加扭伤概率。对于骨质疏松的老年人，不当拉伸甚至可能诱发应力性骨折。极端情况下，剧烈运动后的深度拉伸还可能诱发横纹肌溶解症，这一状况需要紧急医疗干预，不可掉以轻心。

科学的拉伸，讲究“温、慢、稳、呼”四字要诀。所谓“温”，即热身先行——拉伸前应进行5至10分钟低强度有氧运动，如快步走或慢跑，使肌肉温度上升至理想水平。运动前适合做动态拉伸，如抱膝前行或高抬腿，运动后则宜采用静态拉伸。所谓“慢”，即动作须缓慢而有节奏，将肌肉缓慢延展至可感知牵拉但无痛的位置，保持15至30秒，重复2至4组。所谓“稳”，即维持核心稳定与脊柱中立，例如坐姿体前屈时应保持腰背挺直，自髋部向前折叠，避免弓背，以保护腰椎。所谓“呼”，即呼吸配合，通常呼气时缓慢加大拉伸幅度，吸气时保持不动，全程切勿憋气。

面对肌肉不适，拉伸不应当是首选方案。合理的处理应分阶段推进。急性期应立刻停止诱发疼痛的活动，用毛巾包裹冰袋敷于患处，每次15至20分钟，每日可重复数次，以求减轻肿胀和疼痛。同时可用弹性绷带适度包扎协助消肿，并将受伤部位抬高至心脏水平以上，促进静脉回流。需要特别提醒，急性期严禁拉伸、热敷或深度按摩，这些操作都会加剧内出血和肿胀。

待急性炎症与肿胀消退，可过渡为热敷（每次15至20分钟），并开始轻柔的静态拉伸与低强度活动，也可借助泡沫轴进行温和放松。

若出现以下情况，应立即停止自行处理并前往医院：疼痛剧烈或持续一周以上未见缓解；夜间静息痛干扰睡眠；伴随发热、不明原因体重下降或全身乏力；出现明显肌肉无力，如抬不起肢体或行走不稳。

李明礼 上海市第一康复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

中新网北京7月28日电（记者 赵方园）在全球胸外科领域历经十年发展之际，中国已然实现从昔日“跟跑者”到如今“并跑者”乃至部分赛道“领跑者”的身份转变。首都医科大学胸外科学系主任张毅，在2026北京国际胸外科学术大会暨第十届中意胸外科微创学术交流会上接受中新健康专访时，以“跨越”二字凝练概括了这十年的壮阔征途。

这场中意胸外科微创学术交流会，作为连接国内外前沿技术与诊疗智慧的关键桥梁，已持续十年之久。回溯往昔，张毅追忆道，2001年赴美求学之际，欧美国家胸腔镜手术早已臻于成熟，而彼时的中国胸外科微创技术方才蹒跚起步，“当时我们是求学者，人家是传道者。”然而，二十余载风雨兼程，中国胸外科微创技术已然经历脱胎换骨的蜕变。“如今我可以掷地有声地宣告，我们国家的胸外科微创技术已与欧美并驾齐驱，甚至在部分领域实现了反超。”

除技术层面之外，张毅也敏锐指出，国际协作的广度和纵深同样获得了显著拓展。十年前，中外交流多停留在“点对点”的个体层面——仅有一两位意大利或欧洲学者受邀来华分享经验。而今回眸本届大会，来自中国、意大利、美国、法国、奥地利、日本、土耳其等十余个国家的四百余名胸外科翘楚齐聚一堂。“这已非单纯的个体切磋，而是国家与国家、学科与学科之间的深层对话。”张毅强调，交流的议题亦早已超越手术技艺的范畴，覆盖微创外科、肺癌精准医疗、人工智能赋能诊疗、肺移植技术及围术期管理等多个前沿领域。

围术期管理同样迎来了里程碑式的变革。张毅指出，肺癌患者普遍年龄偏大，手术及麻醉过程可能进一步加剧脑卒中风险，例如诱发房颤、血液浓缩或感染等并发症。然而，此前国内在该领域始终缺乏统一的行业共识，各地医疗机构的处置策略参差不齐。为此，张毅团队携手全国逾百位胸外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重症医学、麻醉科、心脏科及内分泌科等多学科顶尖专家，历时两载潜心编写，最终完成了《肺癌围术期脑卒中防治中国专家共识》，并在本次大会期间隆重发布。

这份共识的出台，其现实意义尤为紧迫。我国目前现存脑卒中患者人数已突破千万大关，肺癌术后围术期缺血性脑卒中的总体发生率约为0.3%；然而，一旦患者合并脑梗病史、颈动脉或颅内动脉狭窄等高危因素，其发生率便骤升至4%以上，较普通肺癌手术群体高出十余倍。一旦发病，超过半数患者将遗留不同程度的永久性神经功能缺损，严重侵蚀术后生存质量。值得注意的是，围术期脑卒中以缺血性病变占绝对主导（占比高达96%），其病理机制与肺癌特有的高凝状态、肿瘤细胞栓塞、非细菌性血栓性心内膜炎以及肺静脉残端血栓形成这四大要素密切相关，且逾半数病例在术后24小时内即告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