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相关消息，长沙一名外卖配送员在炎炎烈日下奔波劳作，每日灌下整整两升白开水，却意外罹患急性肾损伤。这不禁令人疑惑：明明补充了大量水分，为何肾脏仍遭重创？南京市第二医院肾内科副主任医师江春玲对此剖析，酷暑时节人体大量流汗之际，流失的远非单纯水分，还伴随钠、钾、镁等维系机体正常运转的关键电解质，故而补水策略切忌单一化。

江春玲解释，这位骑手的遭遇实为典型的“假性补水”。问题根源并非饮水量不足，而在于补水形式太过单一。盛夏高温下，汗液带走的不止水分，还有诸多如钠、钾、镁之类的必要电解质。若长时间仅靠白开水解渴，血液中本就因排汗而降低的钠离子浓度会进一步被冲淡，表面上看似喝足了水，体内却悄然陷入隐性脱水困境。与此同时，电解质失衡导致的有效血容量下降，使得肾脏灌注显著减少，肾脏组织持续处于缺血缺氧状态，久而久之便诱发急性肾损伤，严重者甚至可能演变为心律失常、肾衰竭等致命后果。

江春玲指出，公众对夏季饮水常存在认知偏差。诸如“待到口干舌燥再饮水”的旧观念便值得商榷。“当口渴信号发出时，身体其实已经步入缺水阶段，肾脏的代谢负荷也随之攀升。”专家强调，在高温环境下，应建立定时、主动补水的良好习惯，切莫被动等待口渴袭来。

另一常见误区在于“唯白开水是举，忽视电解质补给”。江春玲进一步说明，若大量出汗后只喝白开水，血液中的钠元素极易被过度稀释，非但未能有效补水，反而可能引发周身乏力、恶心不适乃至意识紊乱等低钠血症症状。此外，“以甜饮料取代白开水”同样不可取。市售含糖饮品通常糖分偏高，高糖摄入后会产生渗透性利尿效应，反而促使水分与电解质流失加速，同时还会额外加重肥胖及肾结石的潜在风险。

那么，怎样的补水方式才算科学？江春玲将其归纳为三大要诀：时机得当、分量适宜、选水合理。专家建议，首先应注重补水时机的把握，秉持“少量多次”原则，培养定时饮水的好习惯，例如晨起之后、三餐之前以及运动前后都适量摄入水分。每次以100至200毫升为宜，细酌慢饮，切忌一次性大口猛灌，以免陡然增加肾脏与心脏的负担。

就补水总量而言，江春玲强调需因人而异。普通轻体力活动的成年人，每日水分摄入可维持在1500至1700毫升上下；而高温作业者、户外从业者或运动量较大的人群，则可根据出汗程度将摄入量提升至2000至3000毫升甚至更高，同时户外劳动时务必分次均匀补充，避免短时间内集中饮水。

此外，专家提醒应依据出汗多少挑选合适的补水饮品。若仅是轻微出汗，白开水或淡茶足矣；而经历大量排汗后，则应选择富含钠、钾等电解质的饮品，例如淡盐水、电解质冲剂或运动饮料，亦可于就餐时搭配菜汤、稀粥以兼顾补盐与补水。尤其需要警惕的是，肾病患者务必严格遵循医嘱控制水盐摄入量，切勿擅自调整。

中新网北京7月28日电（记者 赵方园）在全球胸外科领域历经十年发展之际，中国已然实现从昔日“跟跑者”到如今“并跑者”乃至部分赛道“领跑者”的身份转变。首都医科大学胸外科学系主任张毅，在2026北京国际胸外科学术大会暨第十届中意胸外科微创学术交流会上接受中新健康专访时，以“跨越”二字凝练概括了这十年的壮阔征途。

这场中意胸外科微创学术交流会，作为连接国内外前沿技术与诊疗智慧的关键桥梁，已持续十年之久。回溯往昔，张毅追忆道，2001年赴美求学之际，欧美国家胸腔镜手术早已臻于成熟，而彼时的中国胸外科微创技术方才蹒跚起步，“当时我们是求学者，人家是传道者。”然而，二十余载风雨兼程，中国胸外科微创技术已然经历脱胎换骨的蜕变。“如今我可以掷地有声地宣告，我们国家的胸外科微创技术已与欧美并驾齐驱，甚至在部分领域实现了反超。”

除技术层面之外，张毅也敏锐指出，国际协作的广度和纵深同样获得了显著拓展。十年前，中外交流多停留在“点对点”的个体层面——仅有一两位意大利或欧洲学者受邀来华分享经验。而今回眸本届大会，来自中国、意大利、美国、法国、奥地利、日本、土耳其等十余个国家的四百余名胸外科翘楚齐聚一堂。“这已非单纯的个体切磋，而是国家与国家、学科与学科之间的深层对话。”张毅强调，交流的议题亦早已超越手术技艺的范畴，覆盖微创外科、肺癌精准医疗、人工智能赋能诊疗、肺移植技术及围术期管理等多个前沿领域。

围术期管理同样迎来了里程碑式的变革。张毅指出，肺癌患者普遍年龄偏大，手术及麻醉过程可能进一步加剧脑卒中风险，例如诱发房颤、血液浓缩或感染等并发症。然而，此前国内在该领域始终缺乏统一的行业共识，各地医疗机构的处置策略参差不齐。为此，张毅团队携手全国逾百位胸外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重症医学、麻醉科、心脏科及内分泌科等多学科顶尖专家，历时两载潜心编写，最终完成了《肺癌围术期脑卒中防治中国专家共识》，并在本次大会期间隆重发布。

这份共识的出台，其现实意义尤为紧迫。我国目前现存脑卒中患者人数已突破千万大关，肺癌术后围术期缺血性脑卒中的总体发生率约为0.3%；然而，一旦患者合并脑梗病史、颈动脉或颅内动脉狭窄等高危因素，其发生率便骤升至4%以上，较普通肺癌手术群体高出十余倍。一旦发病，超过半数患者将遗留不同程度的永久性神经功能缺损，严重侵蚀术后生存质量。值得注意的是，围术期脑卒中以缺血性病变占绝对主导（占比高达96%），其病理机制与肺癌特有的高凝状态、肿瘤细胞栓塞、非细菌性血栓性心内膜炎以及肺静脉残端血栓形成这四大要素密切相关，且逾半数病例在术后24小时内即告发生。

为了追求理想的瘦身效果，不少人选择借助药物手段来加速进程。被冠以“躺着也能瘦”美誉的减肥针剂，凭借注射便利、效果显著的卖点，迅速抢占市场，取代了传统节食和运动方案，成为诸多减重人群趋之若鹜的首选方式。然而，一些绕开正规医院专业评估、擅自通过网络渠道购买并自行注射的消费者，却遭遇了恶心、呕吐等副作用，令日常生活饱受困扰，更有极端案例出现急性胰腺炎或胆囊病变等严重后果。那么，这类减肥针是否适合所有人？其中又潜藏着怎样的风险隐患？

事实上，市面上多款减重注射针剂已陆续获批上市，且均被严格划归为处方药范畴。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本为人体肠道自行分泌的肠促胰素，其核心功能涵盖降低血糖、抑制食欲等。目前，国内经批准用于临床减重的此类针剂产品已逾六款。

尽管不同药物在靶点选择、适用对象及减重力度上各有差异，但常见不良反应却高度相似，包括恶心、腹泻、呕吐、便秘、消化不良、疲劳感、低血糖以及腹部不适等。需要明确的是，这些并非个别人的特殊体质反应，而是由药物作用机制所决定的普遍现象。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所有GLP-1受体激动剂类减肥针均为处方药，具备严格的适用指征与禁忌条件，使用前必须经由医生全面评估个体身体状况。任何违规购买或盲目注射的行为，都潜藏着不容忽视的健康风险。

对体重正常者而言，强行借由药物让身体进入“低耗模式”，代价往往远超预期收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陈玲指出，若干特定人群严禁使用此类药物：曾罹患甲状腺髓样癌或具有相关家族史者；存在多发性内分泌腺瘤2型病史或家族史者；有胰腺炎病史或反复发作胰腺炎者；以及患有严重胃肠道疾病者，均不推荐使用。此外，妊娠期和哺乳期女性因缺乏用药安全性数据，亦应避免尝试。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同样无法保证用药安全。

针对市面上热门的几款减肥针，国内外医学界已展开大量研究，证实“打一次永久瘦”纯属幻想。国内临床数据显示，停药后半年内，约80%至90%之使用者体重会逐步回升至用药前水平，同时伴随体重下降而改善的血糖、血压等代谢指标也将随之逆转。

许多未经医生评估便自行用药的人群，在体重快速下降后亦未咨询专业意见便仓促停药，待体重反弹又再度注射，如此往复，陷入“用药—反弹—再用药”的恶性循环。这类体重剧烈波动将对机体造成显著冲击，虽脂肪量减少，但体脂率反而上升，最终导致代谢损伤，部分人更出现情绪起伏和心理焦虑等问题。

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尹晓强调，药物仅在减重强化阶段起到辅助作用，用药后的关键，在于能否坚持结构化的生活方式调整，这才是决定体重反弹速度与幅度的根本因素。

具体而言，应把药物带来的饱腹感转化为持久饮食习惯，减少精制糖、油炸食物及精加工主食摄入，同时增加优质蛋白、粗粮和绿色蔬菜比例，稳定每日热量缺口，并主动提升基础代谢率。运动方面，建议每周累计至少150分钟有氧活动，可依个人作息灵活分配次数；同时配合无氧训练，以防肌肉量明显流失。

当体重达到目标后，须由医生指导逐步减量乃至停药，让身体慢慢适应新的平衡点。无论在用药期间还是停药之后，均需坚持健康的心理与行为调节，涵盖饮食、运动、睡眠及情绪压力管理等方方面面，方能真正稳固减重成果。

中新网上海7月22日电（记者 陈静）近十余年来，CAR-T疗法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领域屡建奇功，尤其是在白血病和淋巴瘤的治疗中表现抢眼，然而其在实体瘤方向却始终困于“靶向难觅、浸润受阻、疗效不稳”三重桎梏。时至今日，这一国际前沿的实体瘤细胞治疗技术已实现突破，有望为符合条件的晚期胃癌患者带来新的治疗选择。具体而言，Claudin18.2阳性表达的晚期胃癌患者，可依据标准化的诊疗流程，接受舒瑞基奥仑赛注射液（CT041）的规范治疗。

记者于22日走访了国内首批开展该CAR-T临床应用的医疗机构之一——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该院肿瘤科主任医师肖秀英带领的团队，已顺利完成对4例晚期胃癌患者的实体瘤CAR-T细胞采集工作。肖秀英教授形象地解释道：“CAR-T疗法犹如为人体免疫细胞装配了‘智能导航’，能够精准锁定并以高特异性杀伤肿瘤细胞。”她进一步阐述，该疗法的首要策略在于筛选胃癌细胞中高表达的Claudin18.2靶点——此靶点在肿瘤组织中呈现高密度富集，而在正常组织中呈局限性分布，这一特性既保障了攻击的精准度，又显著降低了正常细胞遭受误伤的风险；同时，团队通过精巧优化CAR结构设计，并联合创新型清淋方案，有效降解肿瘤致密基质，协助改造后的T细胞穿透实体瘤的物理屏障及免疫抑制微环境，切实达到“进得去、打得准”的效果。

根据国际权威期刊《柳叶刀》刊发的一项关键II期临床试验数据：在意向性治疗人群中，该疗法客观缓解率达到41%，疾病控制率更是高达81%，患者中位总生存期延长至9.17个月，对比传统治疗方案，生存获益提升显著。肖秀英表示，这对于那些既往多线治疗失败的晚期胃癌患者而言，无疑带来了实质性的生存希望。

此次在该院落地的CAR-T治疗，主要针对经免疫组化确认Claudin18.2阳性（≥40%肿瘤细胞2+/3+）、HER2阴性，且至少接受过二线治疗后病情仍进展的晚期胃癌或胃食管结合部腺癌患者。但肖秀英特别强调：“上述条件仅是基础筛查标准，最终能否接受治疗，还须经过多维度综合评估。”作为国内Claudin18.2靶点创新治疗领域的领军人物，肖秀英牵头制定了中国抗癌协会（CACA）相关国家级诊疗指南。她介绍，临床评估将覆盖四大核心维度：其一是疾病特征，涵盖病理类型、既往治疗历程、肿瘤负荷及病情进展速率；其二是生物标志物状态，除Claudin18.2与HER2外，还需排查其他潜在影响疗效的指标；其三为患者体能基础，包括整体状态、心肝肾功能、感染风险及营养水平；其四则涉及患者本人及其家属对治疗全流程、潜在风险与获益的认知水平。

“严格筛选并非设立‘高门槛’，而是为了最大化提高治疗获益的概率。”肖秀英解释，CAR-T治疗周期较长，管理要求极为精细，若患者疾病进展过于迅猛，或无法等待细胞制备完成；若存在严重感染或重要脏器功能不全，治疗风险亦会大幅攀升。“我们始终坚守规范准入的原则，在此前提下尽力扩大合理获益人群——既不随意降低标准，亦不让符合条件的患者错失治疗窗口。”她补充道。

CAR-T绝非一次简单的输液，而是涉及多学科协作、多环节紧密衔接的系统性治疗工程。肖秀英团队已建立一套覆盖“靶点筛查—MDT综合评估—免疫细胞采集—细胞回输—长期疗效跟踪—不良事件管控”的闭环标准化诊疗体系。该体系整合了肿瘤科、病理科、影像科、药学部、营养科、重症医学科等多学科力量。据这位专家介绍，在治疗前，团队成员会反复核验病理诊断与靶点表达情况，排除高危险患者；在细胞制备等待的3至4周时间内，医生会动态评估病情变化，必要时采取桥接治疗以遏制肿瘤发展；回输前再次排查潜在的活动性感染，并完成清淋预处理；回输后则持续严密监测生命体征、炎症指标及脏器功能，力求第一时间捕捉并妥善处理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血细胞减少、消化道反应等不良反应。

“我们的最终目标不仅在于让患者‘用得上药’，更在于确保他们‘用得安全’。”肖秀英表示，其团队已沉淀出成熟的不良反应防控经验，借助基线免疫炎症指数结合肿瘤负荷预判风险，做到早发现、早分级、早干预，绝大多数不良反应均处于可控可治范围。目前已完成采集的4例患者，后续也将严格遵循标准化流程，实施回输前评估、预处理及回输后观测。

展望下一步，该团队将推动该疗法的常态化临床应用，同步启动真实世界数据收集，持续优化诊疗方案。未来，团队将深耕三大科研方向：一是拓展靶点矩阵，将Claudin18.2 CAR-T的治疗经验逐步延伸至胰腺癌、胆道肿瘤等其他消化道恶性肿瘤，让更多实体瘤患者受益；二是探索联合治疗策略，深入研究CAR-T与化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抗血管生成靶向药物的协同增效机制，突破单药疗效天花板；同时积极推动治疗线数前移，基于真实世界证据，探索其在二线治疗及新辅助治疗中的潜力，力争重塑消化道肿瘤的整体治疗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