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黄埔区双沙社区再迎安居喜讯！7月29日至31日，双沙城市更新项目的沙浦片区正式启动回迁安置房摇珠分配仪式。此次推出的房源坐落在项目首期复建区19号地块，涵盖3栋高层住宅，总计570套安置房，户型面积从61平方米到141平方米不等，共5种选择，预计可为超过1700位村民圆梦新居。

据悉，双沙项目此前已顺利完成“资格号摇珠”环节，本次进行的则是房号直接抽取，整个流程由公证机构全程监督，确保每项操作都经得起检验，实现透明、公正、公开的分配原则。目前，19号地块的安置房装修工程正快马加鞭推进，计划于今年第三季度陆续交付使用。

记者进一步了解到，双沙项目的安居成果远不止于此。复建区2号地块早在2024年10月便已交付，惠及双岗片区约5000名村民；而17号地块则于2026年1月完成移交，帮助1500余名村民顺利乔迁新居。至此，项目多点开花，持续为居民铺就幸福归家路。

在医学领域，结直肠癌术后患者的随访监测长期面临一个棘手困境：传统上，医生依赖CT影像学检查来追踪病情，但这种被动等待的方式，意味着肿瘤只有生长到肉眼可辨的大小，才会在影像中暴露踪迹。这种延迟往往让不少患者错失了在复发初期进行根治性治疗的黄金时间。然而，这一令人遗憾的局面正迎来深刻变革。

记者7月30日了解到，由中国医学专家领军的一项多中心临床研究近日揭示了一项重大突破：针对结直肠癌术后患者，利用ctDNA甲基化技术进行动态追踪，能够在复发灶尚处于萌芽状态时便捕捉到危险的生物学信号。所谓ctDNA，即循环肿瘤DNA，是肿瘤细胞凋亡或破裂后释放入血液的遗传物质碎片，其序列中蕴含着肿瘤特有的突变指纹。

这项中国团队的创新性成果显示，通过及时且规范的干预，能够使复发后获得根治性治疗机会的患者比率从过去的23.6%显著跃升至48.1%。这一数据不仅令人振奋，更预示着结直肠癌术后随访策略即将迎来根本性转型。

北京时间7月30日，这项由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大肠综合治疗科彭俊杰教授与病理科丁春明教授联合牵头的国内多中心前瞻性随机对照三期FIND临床试验，其研究成果已在线发表于国际癌症研究领域权威期刊《临床肿瘤学杂志》（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临床数据显示，对于接受根治性手术的I至III期结直肠癌患者而言，术后两年是复发和转移的高危时段，而肝脏与肺部则是最易受到侵袭的部位——这两处转移占总远处转移病例的60%至75%。一旦复发发生，医生能否及时施行手术切除、消融等根治性局部治疗手段，便成为决定患者长期生存几率的关键因素。

“现行临床常规使用的CT随访策略存在显著短板——只有当肿瘤增殖到一定体积才能在影像中显现，而当病灶最终被发现时，许多患者已经与局部根治的最佳时机失之交臂，只能退而求其次接受姑息性治疗，其疗效和患者的生存预期都受到严重影响。”彭俊杰教授在受访时直言不讳地指出了这一临床痛点。

为了攻克这一难题，彭俊杰教授和丁春明教授带领团队在2023年至2026年间，招募了584名术后结直肠癌患者，并将其随机分配至ctDNA监测随访组或常规CT随访对照组。彭俊杰教授阐述道，这一研究的核心创新在于开辟了一条前所未有的路径：通过持续的生物标志物监测，能够在转移灶仍然局限于寡转移阶段、尚适合局部根治性处理之时，及时锁定病灶，从而为患者争取到宝贵的二次根治机会。

盛夏酷暑，热浪席卷大地，竟有人还裹着电热毯安然入睡？近期，数人因高温被“逼”进重症监护室，这种中暑危机不容小觑。自7月9日至21日，短短不到两周时间，镇江江大附院（江滨医院）的急诊重症监护室（EICU）已接连收治4名热射病重症患者。院方于29日透露，这些患者入院时均伴有不同程度的肝肾功能损伤及心肌受损。急诊内科副主任胡振奎指出，热射病作为重度中暑中最凶险的类型，其致死率高达30%至70%，且从发病到多器官衰竭，常常只需短短数小时。

“闲不下来”的习惯，竟酿成劳力型热射病。不少老年务农者秉持着“不怕烈日、停不下手”的固有观念，总觉得夏季暴晒出汗不过是寻常光景。7月15日下午，75岁的孔大爷（化姓）顶着烈日下田劳作，连续挥汗两小时后，回家仍未开启空调消暑。直到晚上8点，孔大爷突感发热，双手不由自主地颤抖，意识逐渐模糊。家人急忙将其送往江大附院急诊中心。经检查，孔大爷呈现中枢神经系统受损体征，血液中白细胞与血小板双双减少，肝肾功能亦受损害，这正是重症热射病的典型表现，医疗团队当即将其收治入EICU。

同样的悲剧也发生在55岁的田师傅（化姓）身上。酷暑时节，他独自坚持搬运货物。7月10日卸完一车货物后，田师傅感到头晕目眩、浑身乏力、四肢酸软，他以为是劳累过度，稍作休息便无大碍。次日他继续高强度作业，直至持续恶心呕吐、尿量骤减等症状接连涌来，才匆匆赶赴医院。检查结果显示，他已出现急性肾功能不全、高钾血症，符合重症热射病诊断，随即被送入EICU抢救。

“这两起病例均为典型的劳力型热射病，多发生在高温条件下进行重体力劳动或剧烈运动的人群中。”胡振奎解释，此类患者极易出现横纹肌溶解、急性肝肾衰竭等严重并发症，若救治不及时，可能危及生命。

然而，没有暴晒、也没有劳作，竟也能“捂出”热射病。炎炎夏日，怎会有人铺着电热毯？77岁的王阿姨（化姓）因髋关节问题在骨科就诊后，医生建议她进行局部热疗（即用理疗灯在患处照射）。王阿姨却误解了医嘱，为追求“热疗”效果，不仅穿上长袖长裤，还在床上铺了电热毯，同时未开启空调或风扇任何降温设备。在持续高温的包围下，王阿姨陆续出现大汗淋漓、恶心不适、全身乏力等症状，最终昏厥过去。入院检查提示全身内环境紊乱、多脏器功能受损，结合病史与体征，被确诊为重症热射病，随即转入EICU救治。

而在王阿姨入院之前，EICU恰好转出另一位年龄相仿的热射病患者，其发病缘由与王阿姨几乎如出一辙：因基础疾病较多，这位患者秉持“宁可保暖勿受凉”的原则，盛夏时节依旧穿着外套长裤，且不愿开空调或风扇，最终导致热射病突袭。

胡振奎介绍，这两名患者属于经典型热射病，多发于年老体弱人群。他们虽未外出从事高强度劳作，但由于长时间身处密闭不通风且持续高温的环境中，中暑便悄然来袭。

热射病绝非普通中暑可比，并非稍作休整便能痊愈。许多人对于中暑存有误解，认为这只是小事一桩，歇一歇、喝口水就能挺过去。实则不然，中暑按严重程度分为三个层级，热射病正是最危重的一层。中暑先兆表现为口干舌燥、大量出汗、耳鸣、胸闷、恶心、注意力涣散——这是身体发出的“求降温、求休息”的警示信号，及时避入阴凉处补水休整，便能迅速恢复。而轻度中暑则在此基础上症状进一步加重，体温攀升至38℃以上，面色潮红或苍白、皮肤灼热、大汗淋漓、脉搏加速。此时除转移至阴凉通风处并补水外，还需解开衣扣，以湿毛巾冷敷额头及腋下等部位。若休息降温后半小时至一小时内症状未见明显缓解，或出现意识淡漠，则必须立即送医就诊。

在北京市房山区，一场关于“隐形雇主”与劳动权益的司法前沿交锋引发关注。部分企业利用合同名称的巧妙转换、管理链条的层层嵌套，试图将劳动关系的责任“甩锅”给模糊地带。面对这样的隐蔽用工现象，劳动者是否还能有效维权？近日，房山区人民法院举行了一场专题新闻通报会，聚焦隐蔽用工类劳动争议的审理现状，并发布了典型案例。据《工人日报》报道，近年来该院受理的相关案件多集中在即时配送、网约出行、快递物流等新兴业态。

新闻发言人指出，一些用人单位通过缔结五花八门的协议、构建多级用工框架，将本应属于劳动法的雇佣关系精心装扮成承揽、外包或合作等民事法律关系，使得劳动者在维权之初便陷入迷茫——究竟谁是真正的雇主？该向谁主张权利？对此，法院坚持实质性审查原则，重点探究用人单位是否对劳动者实施了支配性的劳动管理。从审判结果来看，确认劳动关系或判定企业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的情形占据主流。

在发布会上，燕山人民法庭庭长针对这批典型案例，剖析了隐蔽用工的常见“套路”，并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引。

第一类情形被形象地称为“自己管人、外包发钱”。2023年3月，暴某经某快递站点工作人员安排，以快递公司员工名义注册了外卖平台APP，从此担任骑手。公司为他配发了电动车和统一工装，日常调度与考勤均由公司负责，但双方既未签署劳动合同，也未缴纳社会保险。一次配送途中的车祸，让工伤认定陷入争议。暴某于2024年2月离职后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劳动关系。

法院调查发现，快递公司与一家管理公司签有《业务外包合同》，外包费用由佣金、管理服务费、税费及返费等构成，其中管理服务费竟为零元。暴某通过平台接单，报酬由管理公司代发，但资金源头却指向快递公司。在平台显示中，暴某的身份明确为快递公司员工。法院认为，暴某所从事的配送工作属于快递公司的业务范畴，站点站长通过微信群对其进行了实质性的工作监督和考勤管理，双方关系表现出强烈的人格从属性。至于管理公司发放报酬，证据表明其仅代发工资。合同对价低、履行过程异常，明显有规避劳动关系、转嫁经营风险的嫌疑，该风险不应由劳动者承担。据此，法院认定暴某与管理公司之间不存在实质管理关系，快递公司以《业务外包合同》为由否认劳动关系的抗辩不被采纳，最终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法官提示，法律不会容忍借“自己管人、外包发钱”之名行规避法定责任之实。用人单位若企图以此逃避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或承担工伤赔偿等义务，不仅徒劳无功，反而可能招致更重的法律后果和赔偿负担。

第二类情形则是“以承揽合同行用工之实”。自2021年7月起，于某在某配送站担任骑手，为A公司提供商超商品配送服务。2023年底，A公司撤出该站点，由B公司接手，于某随之被解绑并与B公司绑定，由此与A公司产生劳动争议。于某坚称自己是A公司员工，而A公司则主张双方为承揽关系，出示了《项目转包协议》，声称于某系以个体工商户身份承包配送业务，工资经由第三方平台支付。

法院审理后认定，双方均具备法定劳动关系主体资格，于某的配送工作构成A公司业务的一部分。虽然工资按单量计算，但A公司对骑手进行排班、控制接单量，甚至单独派单，显然实施了管理行为。据此，法院判定双方符合事实劳动关系成立条件，确认劳动关系存在。

法官提醒，用人单位通过要求劳动者签署承揽或合作协议来“去劳动关系化”，在司法实践中难逃穿透式审查。只要用工实质符合劳动关系特征，即使披着承揽协议的外衣，也会被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

第三类情形为“名为外包实为派遣”。李某与甲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被安排至乙公司担任销售员。甲、乙两公司间有《劳务外包合作协议》，约定甲公司派驻人员从事营销项目。因乙公司将李某退回，甲公司随即以严重违反制度为由解除合同。李某申请仲裁后起诉甲公司。

法院指出，尽管李某与甲公司签有合同，但其在乙公司工作场所接受乙公司的管理、指挥，且工资、福利由乙公司确认和结算，这暴露出两公司间是典型的假外包、真派遣关系。乙公司作为用工单位，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按约定程序处罚并退回李某，因此其以违纪为由退回的行为缺乏依据。甲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盲目依赖退回决定解除劳动关系，于法不合，最终被判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

法官建议，企业必须厘清外包与派遣的界限，不可借外包协议掩盖真实用工关系。用工单位退回劳动者后，派遣单位应独立审查解除条件，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决定，而不能机械跟随用工单位的“退回”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