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尘封逾十七年的香港国际机场偷渡贪污案，于7月29日迎来最终落幕。一名前国泰航空地勤人员，在弃保潜逃超过十五年后主动返港，最终被法庭定罪判刑，为这段漫长的法律追诉画上句点。

现年45岁的被告徐英杰，早年担任国泰航空客户服务主任，于2009年卷入机场协助偷渡的贪污案件，同年8月遭廉政公署拘捕。然而在案件调查过程中，徐英杰于保释期间突然销声匿迹，自此隐匿行踪长达十余年，裁判法院随即对其发出拘捕令。直至2025年7月，这名潜逃多年的被告主动回港，随即被廉署重新起诉，案件得以重启审理。

根据案情披露，2008年9月至2009年8月间，徐英杰利用其值机柜台的职务之便，与两名国泰航空地勤人员联手，与偷运人蛇集团勾结合作。三人专门为集团安排的非法出境旅客（即俗称的“人蛇”，指无合法出境资格、企图偷渡的人员）加速办理登机手续，并事先查阅航空系统资料、预警安检审查，巧妙规避机场监管的漏洞。被告按每位旅客1000至2000港元的标准收取贿款，整个运作期间累计获得利益达1.8万港元。

7月29日，徐英杰在香港区域法院出庭应讯，当庭承认四项代理人串谋接受利益罪名，相关行为违反《防止贿赂条例》第9(1)(a)条及《刑事罪行条例》第159A条。暂委法官祁士伟宣判，判处其20个月监禁，并须向国泰航空全额归还涉案的1.8万港元贿款。

值得关注的是，本案其余四名涉案人员——包括两名地勤及两名偷渡集团成员，早在2011年2月就已被判处14至20个月不等的监禁。唯独被告长期潜逃在外，试图逃避法律制裁。然而，弃保潜逃终究无法逃脱法网，时隔十余年，正义依然如期而至，法律的严惩终究没有缺席。

在北京市房山区，一场关于“隐形雇主”与劳动权益的司法前沿交锋引发关注。部分企业利用合同名称的巧妙转换、管理链条的层层嵌套，试图将劳动关系的责任“甩锅”给模糊地带。面对这样的隐蔽用工现象，劳动者是否还能有效维权？近日，房山区人民法院举行了一场专题新闻通报会，聚焦隐蔽用工类劳动争议的审理现状，并发布了典型案例。据《工人日报》报道，近年来该院受理的相关案件多集中在即时配送、网约出行、快递物流等新兴业态。

新闻发言人指出，一些用人单位通过缔结五花八门的协议、构建多级用工框架，将本应属于劳动法的雇佣关系精心装扮成承揽、外包或合作等民事法律关系，使得劳动者在维权之初便陷入迷茫——究竟谁是真正的雇主？该向谁主张权利？对此，法院坚持实质性审查原则，重点探究用人单位是否对劳动者实施了支配性的劳动管理。从审判结果来看，确认劳动关系或判定企业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的情形占据主流。

在发布会上，燕山人民法庭庭长针对这批典型案例，剖析了隐蔽用工的常见“套路”，并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引。

第一类情形被形象地称为“自己管人、外包发钱”。2023年3月，暴某经某快递站点工作人员安排，以快递公司员工名义注册了外卖平台APP，从此担任骑手。公司为他配发了电动车和统一工装，日常调度与考勤均由公司负责，但双方既未签署劳动合同，也未缴纳社会保险。一次配送途中的车祸，让工伤认定陷入争议。暴某于2024年2月离职后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劳动关系。

法院调查发现，快递公司与一家管理公司签有《业务外包合同》，外包费用由佣金、管理服务费、税费及返费等构成，其中管理服务费竟为零元。暴某通过平台接单，报酬由管理公司代发，但资金源头却指向快递公司。在平台显示中，暴某的身份明确为快递公司员工。法院认为，暴某所从事的配送工作属于快递公司的业务范畴，站点站长通过微信群对其进行了实质性的工作监督和考勤管理，双方关系表现出强烈的人格从属性。至于管理公司发放报酬，证据表明其仅代发工资。合同对价低、履行过程异常，明显有规避劳动关系、转嫁经营风险的嫌疑，该风险不应由劳动者承担。据此，法院认定暴某与管理公司之间不存在实质管理关系，快递公司以《业务外包合同》为由否认劳动关系的抗辩不被采纳，最终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法官提示，法律不会容忍借“自己管人、外包发钱”之名行规避法定责任之实。用人单位若企图以此逃避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或承担工伤赔偿等义务，不仅徒劳无功，反而可能招致更重的法律后果和赔偿负担。

第二类情形则是“以承揽合同行用工之实”。自2021年7月起，于某在某配送站担任骑手，为A公司提供商超商品配送服务。2023年底，A公司撤出该站点，由B公司接手，于某随之被解绑并与B公司绑定，由此与A公司产生劳动争议。于某坚称自己是A公司员工，而A公司则主张双方为承揽关系，出示了《项目转包协议》，声称于某系以个体工商户身份承包配送业务，工资经由第三方平台支付。

法院审理后认定，双方均具备法定劳动关系主体资格，于某的配送工作构成A公司业务的一部分。虽然工资按单量计算，但A公司对骑手进行排班、控制接单量，甚至单独派单，显然实施了管理行为。据此，法院判定双方符合事实劳动关系成立条件，确认劳动关系存在。

法官提醒，用人单位通过要求劳动者签署承揽或合作协议来“去劳动关系化”，在司法实践中难逃穿透式审查。只要用工实质符合劳动关系特征，即使披着承揽协议的外衣，也会被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

第三类情形为“名为外包实为派遣”。李某与甲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被安排至乙公司担任销售员。甲、乙两公司间有《劳务外包合作协议》，约定甲公司派驻人员从事营销项目。因乙公司将李某退回，甲公司随即以严重违反制度为由解除合同。李某申请仲裁后起诉甲公司。

法院指出，尽管李某与甲公司签有合同，但其在乙公司工作场所接受乙公司的管理、指挥，且工资、福利由乙公司确认和结算，这暴露出两公司间是典型的假外包、真派遣关系。乙公司作为用工单位，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按约定程序处罚并退回李某，因此其以违纪为由退回的行为缺乏依据。甲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盲目依赖退回决定解除劳动关系，于法不合，最终被判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

法官建议，企业必须厘清外包与派遣的界限，不可借外包协议掩盖真实用工关系。用工单位退回劳动者后，派遣单位应独立审查解除条件，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决定，而不能机械跟随用工单位的“退回”指令。

在辽阳灯塔市漫步，处处可见“兆麟”印记——车流穿梭的兆麟路、供市民休憩的兆麟广场、书声琅琅的兆麟小学，以及洋溢着人间烟火的兆麟社区。更有那座静卧乡野间的李兆麟故居。这些地名构筑起一串时光印记，勾勒出一位抗联将领的热血人生，同时也铺陈出家乡人民历经八十余载依然炽热的红色情愫。

这片沃土，正是李兆麟将军的出生之地。1910年，将军诞生于灯塔市铧子镇后屯村的一户农舍。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毅然投身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重要缔造者之一，并担任第三路军总指挥。1946年，年仅36岁的李兆麟惨遭敌特暗杀。英雄虽已远行，故土却始终铭记。家乡人民以最深沉、最质朴的方式珍藏着他的名字。在灯塔，一切“兆麟”地名的源头，都汇聚于铧子镇后屯村那座古朴素雅的李兆麟故居。这里既是英雄启程的起点，如今亦被列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李兆麟的堂侄，现年89岁的李振荣，自1997年起便专职守护这座故居。他常年驻守于此，细心擦拭塑像、整理史料，向各方来客讲述伯父的革命岁月。与此同时，他也亲身参与并见证了村庄的日新月异：后屯村党总支积极争取政策和资金支持，对李兆麟将军故居进行系统性修缮，打造红色展览馆、国防军事博览园、党史教育步道等特色场所，构建起系统规范、标准明晰的红色研学体系；同时牵头组建强村公司，建立村播学院、农文旅数智双创中心，培育本地农民主播团队，助力村民推销本土特色农产品。

如今，村党总支将红色研学、果蔬采摘、电商直播有机融合，充分释放红色资源潜能，延伸产业链条。村庄年均接待各类研学及参观团体超过9万人次，村集体年增收突破30万元。“英雄家乡已今非昔比，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李振荣感慨道。

另据记者了解，近年来灯塔市持续推进乡村建设，常态化开展农村环境整治专项工作，累计创建省级美丽宜居村113个，打造市级试点镇4个、试点村36个、县级示范村13个、示范路13条。五星镇荣获全国文明乡镇称号，亮子口村、后屯村亦获评全国文明村。

坐落于城市核心地带的兆麟广场，是全市最为瞩目的红色地标。广场中央，身着冬装的李兆麟将军举手敬礼，战马昂首欲腾，仿佛复现了他当年驰骋雪原、奔赴战场的英姿。塑像基座之下，是市井烟火；塑像目光所及的远方，则是英雄以生命换来的锦绣山河。

离兆麟广场不远处便是兆麟社区。这里的社区工作者定期开展红色宣讲、老兵座谈、党史学习等活动，将李兆麟的事迹传递给每一户居民。“对于全国民众而言，李兆麟将军是《露营之歌》的作者、是抗联英雄；但对我们社区的每位居民来说，‘李兆麟’这三个字，更是一种浸润于血脉之中的邻里情怀和家乡自豪。”兆麟社区党委书记刘丽华表示，“在日常工作中，我们将‘兆麟精神’切实转化为治理效能。”

兆麟社区老旧小区众多，老年人口比重较大。曾是军人的社区工作者刘莹，花了整整三个月时间走遍辖区内每一户人家，亲手绘制出一份特殊的“民情地图”——独居老人住哪里、安全隐患在何处、哪个角落需要增加便民设施，她都逐一标注、铭记于心。她把军营中的“沙盘推演”转化为社区治理中的“精准施策”，真正做到了服务无遗漏、关怀到每位群众。

“我们将将军‘一心为民’的信念落实到网格之中。谁家遇到难题，网格员第一时间上门解决。我们常讲，‘将军当年浴血奋战是为了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今天的我们更要解决群众最迫切的难题’。”刘莹如是说。

社区治理越来越精细，灯塔的城市管理水平也在不断升级。近年来，灯塔市成功创建省级文明城市，并获评全国文明城市提名。五年间，累计改造老旧小区90余万平方米，全面完成城区主要道路及交通岗标识的规范化增设，稳步推进重点区域绿化补植。在兆麟社区，文化长廊掩映于绿树繁花之间，成为居民休闲休憩的理想场所。

兆麟社区门前，便是贯通城区的兆麟路。这条以英雄命名的大道，串联起居民区、学校与商圈，日复一日承载着市民的匆忙步履。道路南侧，阵阵读书声从兆麟小学传出，这里是红色薪火代代相传的摇篮。

“学校以英雄之名命名，就是希望我们永远铭记先辈，传承这份赤诚与担当。”兆麟小学副校长刘美莹说。学校将弘扬与践行“兆麟红精神”融入常规教育教学之中，让这一精神深深扎根于孩子的心灵、头脑与课堂。目前，该校已获评全国美育示范校、全国小学生作文教学示范校。学校坚持体育育人，千人球操是最具特色的校本课程之一。“2014年我们创编了魅力篮球操，每年都会举办汇演等活动，这不仅强健了学生体魄，也增强了他们的团队协作意识。”

近年来，灯塔市持续加大教育投入，严格落实“双减”政策，灯塔一高中、燕州小学、中心幼儿园等一批校园新建和改扩建工程全面完成，薄弱的农村小规模学校有序撤并，顺利通过省示范校复检及省体育特色高中验收，义务教育实现了基本均衡。

今天的灯塔市，正全力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产业转型、项目建设、城乡融合、社会治理多点开花，跻身东北县域经济发展潜力十强，先后荣获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称号，淡水鱼亩产稳居全国首位。矿产建材、特色消费品两大产业年产值均突破65亿元，天然脂肪醇产能位列全国第一。佟二堡皮草入选首批中国消费名品区域品牌，全域跻身省重点建设旅游主体功能区。

中新网北京7月27日电（徐皇冠）日前，一场名为“笃行者经贸文史”的线上分享盛会于北京拉开帷幕，聚焦“三趟快车奔香江：回望半个世纪的香港生命线”主题。所谓“三趟快车”，指的是自1962年至2010年间，内地专为保障香港、澳门地区鲜活冷冻食品供应而开通的三列快速货运列车，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它宛如一条输送养分的动脉，被亲切地誉为“香港生命线”。

这场别开生面的活动由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联合指导，笃行者论坛组委会具体承办，吸引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亲历者、学术研究者及文化传播者齐聚一堂。与会嘉宾围绕“三趟快车”的演进脉络及其深远价值展开了热烈的思想碰撞，共同回溯了那段跨越1962年至2010年的国家记忆，并就如何进一步深挖史料、赓续传承以及创新展示等议题，提出了前瞻性的思考与规划。

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会长、原外经贸部负责港澳供应“三趟快车”协调工作的办公室主任金旭亲临现场并发表致辞。他以深情的笔触，描绘了这条“香港生命线”背后所承载的家国情怀与基层工作者默默奉献的动人篇章，并对本次活动的成果进行了精辟总结。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97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金旭便曾向全国亿万观众讲述过“三趟快车”三十五载的风雨兼程与峥嵘岁月。

香港史领域的资深权威、香港地方志中心副总编辑刘蜀永教授，在分享中着重阐述了“三趟快车”相关研究的关键节点与紧迫课题。他明确指出，这一专列的开行，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基于“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战略考量而对港澳实施的重要部署。它不仅切实满足了港澳同胞的日常生活所需，有效降低了当地劳动力成本，进而提升了港澳产品角逐国际市场的能力，同时还为国家建设换回了宝贵的外汇储备，堪称内地与港澳之间“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生动写照。刘教授强调，深化对“三趟快车”的研究，对于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以及促进港澳同胞的国家认同，具有无可替代的现实意义与历史紧迫性。

华南师范大学的唐富满教授，则结合其正大力推进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中国对港澳供应制度研究》，深刻剖析了内地对港澳供应体系形成的历史逻辑及其对当下的启示价值。郑州铁路局原局长徐宜发以“三趟快车传真情”为切入点，生动讲述了铁路系统为确保专列高效运转而付出的不为人知的幕后努力。此外，原深圳动植物检疫局副局长唐桂章、武汉海关干部徐共和以及湖南粮油集团原副总经理何万兵等老同志，也纷纷分享了他们当年服务“三趟快车”的感人经历与点滴往事。三趟快车博物馆馆长万朝林，则向与会者介绍了博物馆从筹建到落成开放的过程，及其在公共展示层面所产生的广泛社会反响。

文化和旅游部香港青年中华文化传播大使梁家僖指出，明年将迎来香港回归祖国三十周年的重要时刻，这无疑是推动相关文化传播与交流的绝佳契机。他认为，“三趟快车”的历史经验，对于当下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发展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亟需借助新媒体平台的强大传播力，让更多香港年轻一代深入了解这段弥足珍贵的历史脉络，从而在时代变迁中汲取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