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伏天的帷幕将于15日正式拉开，整个周期将延续40天之久。除了“冬病夏治”这一流传已久的养生传统，近来网络上还兴起了一种新潮的说法——三伏期间被视为全年减脂效率最高的“黄金时段”。事实果真如此吗？带着疑问，记者走访了江苏省第二中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中医师王栋，他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三伏天的确为体重管理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前提是要做到“顺时而动、顺势而为”，若再辅以中医特色外治疗法，效果则更为显著。不过，他特别提醒，切忌走向极端，盲目断食或过度锻炼反而得不偿失。

实习生谢圣霖与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许倩倩联合报道。长久以来，减肥定律似乎总离不开“管住嘴、迈开腿”的朴素信条，其重心在于卡路里的严格调控。然而，王栋向记者透露，2026年3月国家颁布的《中国肥胖行为与生活方式干预指南》已提出更为全面的视角，科学化的体重管理需将睡眠质量、膳食结构、运动习惯及心理状态四大层面一并纳入考量。“三伏天里，睡眠问题的改善显得尤为事半功倍。”王栋阐释道，中医理论视睡眠的实质为“阳入于阴”——白昼间阳气升腾于外，维系人的精力与活力；夜幕降临后，阳气应当潜藏归内，方能促人安然入梦。而三伏恰逢一年中阳气最鼎盛之时，人体阳气多浮越于体表，腠理随之疏松开泄，此刻借助针刺、穴位敷贴、艾灸等手段，药力与刺激更容易循气血运行而贯通经络，从而为“阳入于阴”打通顺畅路径。这正是“冬病夏治”理念在三伏天调理睡眠障碍的根本逻辑所在。

不仅如此，盛夏酷暑常令人食欲不振，自然减少摄入，加之身体新陈代谢速率提升，无形中便营造出一种有利于制造“热量亏空”的天然态势。王栋进一步表示，阳气外放、腠理松解使得气血流转格外活跃，这既加速了脂肪的分解消耗，也更能促进体内长期积聚的痰湿水浊向外排泄，尤其对于改善“虚胖”及“水肿型肥胖”颇具奇效。除却饮食与代谢层面的自发变化，王栋还着重强调了中医外治法在三伏减重中的独到优势。“拿针灸来说，经由精准刺激特定穴位，可以调节经络之气血，强化脾胃的运化机能，推动脂肪的分解代谢，同时还能调整内分泌水平，抑制过旺的食欲。再者，诸如针灸、穴位埋线、敷贴等多种外治法，均可依据个体体质差异进行辨证施治。”

身高一米七二、体重七十五公斤的市民刘先生，便是中医外治减重的真实受益者。由于日常公务缠身，他很难做到严格把控饮食或坚持固定运动，但在接受一个月的针灸调理之后，体重竟轻松下降了十余斤。对此，王栋解释：“针灸在调节代谢过程中，患者初期往往会有‘饿得更快’的感觉，这其实正是身体代谢提速的信号。若此时能克制食欲，坚持约一周时间，待代谢水平稳定上升，体重便会开始持续回落。”

中新社安徽泾县7月31日电 题：宣纸故里迎热潮 墨韵流转引客来

记者 张强 江婉琪 刘鸿鹤

“老师傅讲，真正的宣纸能存留千年之久。它绝非寻常纸张，而是承载故事的使者。”来自摩洛哥的青年阿雅（Aya）于7月31日在安徽省泾县亲身尝试宣纸制造流程时如此感慨。她凝望墨汁在宣纸上缓慢洇开，恍若触摸到中国文化的独特风韵。

当前正值暑期旅行高峰，加上非遗主题剧目《种墨园》的持续升温，这座拥有千年历史的“中国宣纸之乡”泾县，正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

据泾县文化和旅游局统计，自6月23日至今，该县共接待游客近321万人次，文旅综合收入突破16亿元人民币，两项数据较去年同期分别攀升84.6%和38.3%。

在中国宣纸文化园的体验区域内，阿雅在工作人员耐心指导下，双手轻轻操控竹帘浸入清水中，随即缓慢抬起，待浆液渐渐沥干，一张薄如轻纱的宣纸便悄然成型，其纹理细腻、质感通透。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宣纸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汪息发向记者透露，宣纸的诞生需历经108道工序，而晒纸则是决定成品品质的关键步骤。匠人们常年要在高温环境中挥洒汗水，凭借手中一把刷子，层层“刷”出可传世百代的珍贵纸品。

宣纸542厂区如今已成为泾县传统工业与文旅融合的标杆，生产车间已常态化对外开放，游客可近距离观摩古法制作全流程。

泾县宣纸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翟文珺表示，宣纸产业早已摆脱单一纸品销售的模式，文创开发、电商渠道、研学旅行等多元业态齐头并进，稳定带动超过两万人实现就业。

截至目前，泾县境内共有2000余家宣纸经营主体，产品远销日本、韩国等地。2025年，宣纸及其关联产业营收预计突破30亿元，相较2024年增幅达7.5%。

宣纸文旅的蓬勃势头，也惠及了邻近的蔡村镇月亮湾村。村内游乐园、乡野咖啡馆、漂流设施以及风格各异的民宿，均迎来络绎不绝的人潮。

来自上海的游客张曦分享道：“在这儿既能品味宣纸独有的文化气息，又能享受山水间的自然清凉。白天观摩古法造纸，傍晚戏水纳凉，体验颇为惬意。”

月亮湾村党总支书记吴志华介绍，过去村庄的旅游形式较为单调，主要依赖夏季漂流吸引短暂客流；如今依托宣纸文化丰富游玩内容，提升体验层次，游客停留时间显著延长，民宿数量已超过200家。不少村里年轻人选择返乡创业，正是看中了乡村发展的广阔前景与潜力。

告别时分，阿雅在自己亲手制作的宣纸上，以毛笔书写下“平安”二字。她表示，这是她在中国学到的最动人词汇，将带回家乡永久珍藏。

电动车主注意！遇到这样的情况，请果断举报！近日，一则触目惊心的监控视频引发广泛关注：三名男子在深夜时分，接连将各自电动自行车停靠在居民楼下，其中两名男子还从三楼出租屋内私自拉出插线板为车辆充电，另一名男子则将车停靠在旁，同样使用中间车辆脚踏板区域的插线板为爱车充电。

事故当晚的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场惊险事故的全过程。23时22分40秒，中间车辆所使用的插线板率先出现异常，冒出缕缕烟雾。仅仅46秒后的23时23分26秒，该区域便闪现出耀眼的电弧光芒，伴随而来的还有刺耳的噼啪声，电气故障急剧恶化。几乎在转瞬之间，明火喷涌而出，火势迅速蔓延，整辆车瞬间被火焰吞噬。到了23时24分33秒，燃烧愈发猛烈，接连传出爆裂声响，火势以惊人速度扩散，最终将另外两辆电动自行车一并引燃。

经调查，这场火灾的罪魁祸首，竟是私自改装的劣质插排。所谓“飞线充电”，即通过延长电线或插线板，从楼层上空“空投”电源为电动车充电的危险操作。这种看似便捷的做法，实则暗藏多重隐患：线路易老化、接触易不良、短路和过载风险高，一旦电线过热便可能引燃周边可燃物；普通插座缺乏充满自停功能，长期过载充电易导致电池鼓包变形；暴露在户外的电线饱受风吹日晒雨淋，绝缘层加速磨损老化，漏电概率大增；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车辆往往停放在单元门口或楼道口，一旦起火，浓烟便会封锁整栋楼唯一的逃生通道。

事实上，电动自行车起火事故频发，背后有多种诱因。长时间过度充电会使电池过热，严重时甚至引发爆炸；户外私拉乱接的电线经暴晒雨淋后易漏电起火，若电线老化或电瓶本身存在问题，风险更是成倍上升；混用不同品牌充电器也会损伤电池，而低价劣质充电器缺乏自我保护及自动断电功能；更有甚者擅自改装动力电源、增加电池容量，破坏整车电气线路安全性能，充电时极易引发线路过载和短路，火灾几率显著增大；此外，高温暴晒、潮湿涉水、超载负重或激烈驾驶等使用习惯同样不容忽视——高温加剧电池内部化学反应，可能诱发热失控，线路遇水短路，积水超过车轮中线更会损毁电机和控制器，超负荷运转则可能导致电芯移位挤压，埋下内短路隐患。

面对电动自行车火灾风险，广大车主务必牢记：车辆严禁进楼入户，切勿私自拆卸或改装，发现相关违规行为可拨打政务服务热线进行投诉举报。安全无小事，防患于未然，从每一次规范充电做起。

2025年12月，上海一家三甲医院重症监护室的医生叶明，做出了一次与毕生医学信念背道而驰的选择。他乔装潜入一个充斥药贩子与“托儿”的病友交流群，潜伏了整整半个月，最终花费逾万元，向一位素不相识的药商购入二十天剂量的“抗肿瘤原料药”。所谓原料药，指药品中最核心的有效成分，既无辅料调配，也未经任何加工流程，更遑论正规批文。叶明比谁都清楚——这粉末纯度堪忧、制造工艺不明，甚至可能只是一团毫无药效的淀粉。然而，他已然没有退路。

他的母亲于2023年初被确诊为胃癌晚期，且伴随罕见的ALK基因突变。化疗未能奏效，靶向药物接连耐药，免疫治疗引发超进展，多脏器功能相继衰竭……国内所能提供的常规治疗手段全部失效，连临床试验也将她拒之门外。“一代、二代、三代靶向药均告失败，唯一的希望只剩下第四代。”身为医者，叶明能够调取的信息远超普通家属。他翻遍国内外文献，查到一款名为NVL-655的四代ALK靶向药正在美国开展临床试验。数据令人振奋：即便针对已对三代靶向药耐药的群体，有效率仍达五成。然而，该药既未在美国正式上市，更遑论进入中国市场。

于是，他开始钻研美国的同情用药机制。在美国，当某些危重患者已穷尽常规治疗手段，却又不符合参加新药试验的资格时，可向药企提出“同情用药”申请，有机会提前使用那些仍处于试验阶段、尚未获批上市的新药。他用英文撰写函件，附上母亲完整的病历与基因检测报告，发给制药公司。一周后，回复如期而至——先是程式化的关怀与慰问，紧接着是冰冷的拒绝：“本公司在中国未开展同情用药业务，无法提供药品。”

“明明有药，有效率五成，或许还能争取两三年的时光，可偏偏就是拿不到。”望着病榻上因幽门梗阻痛得蜷缩翻滚的母亲，这位见惯生死的ICU医生再也顾不得职业操守，向药贩子购入了NVL-655原料药。“无路可走的时候，狗急了尚且跳墙。”用药三天后，母亲呕吐减少，疼痛缓解，精神明显好转，甚至能进食了。叶明以为奇迹将至。然而两周过去，症状如潮水般卷土重来，病情急转直下，不久后，母亲在家中离世。

“那药确实为母亲争取了至少二十天的生命，也极大减轻了她的痛苦。可是，那是原料药，并非正规药品——精度不足，工艺粗糙，况且用药时母亲已处于多脏器衰竭、幽门梗阻的状态，药物根本无法被有效吸收。”叶明惋惜地说，“太晚了。”

在中国，像叶明母亲这样求药无门的危重症患者，何止千万。常规治疗失败之后，他们被临床试验的大门拒之门外，又卡在同情用药制度的夹缝之中，只能在绝望中摸索出一条条灰色的、危险的野路子。

被拒之门外的“不完美患者”

赵宏每天都要面对这样的病人。他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主任医师，专注肝癌、胰腺癌、胆管癌——这些癌种恶性度极高，预后极差。常规治疗失败后，二线治疗的有效率不足一成，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仅有三四个月。而那些尚在临床试验阶段、未获批上市的新药，便成了这些患者最后的救命稻草。

作为国内顶尖肿瘤医院的医生，赵宏手中握有多个新药临床试验项目，每日慕名而来的患者络绎不绝，但真正能如愿入组的却寥寥无几。“一上午门诊五六十名患者，大约只有五六人可以考虑纳入临床研究，最终能成功入组的，可能也就两三个。”赵宏解释，临床试验的入组门槛极其严苛。为了控制变量、获得“干净”的数据，以证明药物在特定人群中的有效性，药企和科研机构需要的是“完美患者”——年龄合适、无严重合并症、身体状况良好、既往治疗史有限。

然而，真实的肿瘤世界里，更多的是“不完美的患者”。山东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科主治医生张欣，对这种无力感习以为常。“在我们这样的地市级医院，临床试验项目凤毛麟角，绝大多数被省级或区域性龙头三甲医院垄断。患者想入组，只能自己去大医院挂号、排队。”她发现，许多肺癌患者历经一二线治疗失败后，身体已是千疮百孔，PS评分（体力状况评分）极差，根本达不到临床试验的门槛。

身处辽宁抚顺的乳腺癌晚期患者王丽，正被困在类似的僵局里。自2025年1月发现乳房肿块以来，她接受了化疗和靶向药曲妥珠单抗的治疗。“效果尚可，但心脏承受不住，心跳飙到每分钟150次，还伴有绞痛。”副作用过于严重，她被迫停药。她早就听说过临床试验。“有位癌症晚期转移的同学进过组，用了新药效果特别好。”她也想去碰碰运气。在网上辗转联系了沈阳某三甲医院的一位教授，对方看了影像资料后说可以入组。她满心欢喜，岂料等待期间的一场感冒，让她被彻底排除在外。

此后，她再也没能触到临床试验的门槛。“普通医生不管入组事宜，主任的号要一两个月才能挂上。”半年间，她接触了不下二十位医药代表，对方起初满口应承，最终要么说名额已满，要么推荐一些毫无科学依据的“野鸡项目”。她还遇到过推销一万七千元一盒来历不明“进口药”的骗子。“说实话，我现在很焦急。我是晚期，时间不多了。才四十八岁，孩子还小，我想活下去。”

这样的绝望，叶明也曾深切体会。二三线靶向药全部失效后，他带着母亲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附近租了房子，开始逐一筛选临床试验，试图尝试新药。筛选了一两个月，没有一个项目匹配。“她病得太重了，又有免疫副反应的病史，许多新药含有免疫成分，他们不敢收。”最终，他只能陪母亲回了家。

面对这样“无药可用”又入不了组的患者，赵宏能做的实在有限。“有的病人当场就哭了，家属陪着掉泪，问我：‘医生，难道我们只能等死吗？’我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说再看看后面有没有其他研究项目。”

相较于求药无门的绝望，对某些血液肿瘤患者而言，眼看曾经可行的道路突然被堵死，或许是另一种残忍的折磨。顾洪飞是患者组织“淋巴瘤之家”的创始人。2010年他确诊霍奇金淋巴瘤，经治疗康复后，从一个人数仅四百多人的QQ群起步，将患者组织发展至注册用户超过十六万。这些年，让他印象最深的患者有两类：紧急危重症患者和复发难治患者；而这些患者打听最多的治疗方式，便是“同情CAR-T”。

CAR-T是一种免疫细胞疗法，对部分复发难治的淋巴瘤和白血病亚型有“奇效”。目前国内已有六款CAR-T产品获批上市，部分产品和适应症的患者十年生存率可超过五成。但CAR-T定价普遍在百万至一百三十万元之间，且未纳入医保，普通家庭根本无力承担。据顾洪飞介绍，此前国内许多顶尖血液病中心通过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IIT），患者仅需十几万元便可获得“同情CAR-T”治疗，而这种治疗挽救了大量危重、复发、难治患者的生命。

顾洪飞表示，2026年5月1日，国务院颁布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818号令”）正式实施。出于对细胞基因治疗安全性和规范性的考量，以往相对宽松的同情用药通道迎来严格管控。多数医院因合规考量，不再轻易开展此类项目。患者想尝试非商业CAR-T疗法，只能参加正规备案的临床试验。“同情CAR-T”的通道中断，令一批“夹在中间”的患者陷入绝境。

在儿童白血病病友社群“暖白儿童”中，就有一批复发难治、亟待CAR-T治疗的患者。今年2月，华阳九岁的儿子确诊T淋巴母细胞白血病。历经五个疗程化疗，孩子的微小残留病灶（MRD）指标始终卡在0.4%，无法清零。这是一个评估白血病疗效的关键指标：MRD越低，骨髓移植后的复发风险越低；降至0.01%以下才算完全缓解，达到移植标准。“肿瘤细胞没有被彻底清除。如果MRD没转阴就强行移植，医生说基本就是百分之百复发。”华阳做过十年神经外科医生，他比一般家长更清楚，“化疗这条路，基本已经走到头了。”

他查阅了大量资料，也咨询了同行，“像这种情况最合适的就是CAR-T。”但不幸的是，儿子所患白血病对应的CD7靶点CAR-T产品尚未上市，仍在临床试验阶段。华阳听说，以前类似患儿可以通过“同情CAR-T”清除残留、桥接移植，如今这条路已然封闭。而正规的CD7 CAR-T临床试验，“要求MRD必须大于5%或骨髓不缓解才能入组。我们这种残留0.4但还没到复发标准的情况，恰好卡在中间。孩子的身体能撑多久？我不知道。”

刘方十二岁的女儿同样被CD7靶点CAR-T试验的条件困住。今年春节，女儿确诊T淋巴母细胞淋巴瘤，三个月化疗后便复发。“医生说已经耐药了，预后很差。如果能通过CAR-T实现完全缓解，再桥接移植，长期存活的机会将大大提升。”但此前化疗引发了脑血栓、脑出血，所有正规临床试验都将女儿拒之门外。刘方坦言，他们了解同情CAR-T治疗的风险，但比起强行移植后“百分之百复发”，他宁愿选择前者。“这不是一道选择题。一个是可能活，一个是肯定活不了。临床试验是免费的，我们用不上。我只想要一个合法的机会，哪怕自费，哪怕签免责协议，能不能有一条审批通道？给孩子一线生机？”

药企不敢做“好事”

当患者求药无门时，一个自然的疑问浮现：那些手里握着新药的药企，为什么不愿意把药物交给这些走投无路的人？“不是药企冷血，而是制度没有兜底。在没有明确法律框架的情况下，谁也不敢贸然把未上市的药物拿出去使用。”国内某头部药企工作人员李彬坦言。2017年，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拓展性同情使用临床试验用药物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对适用对象、申请审批程序均做了详细规定。2019年修订的《药品管理法》第二十三条，也确立了同情用药的上位法框架。然而，整整九年过去，那份征求意见稿始终没有变成正式文件。

在李彬看来，对药企而言，同情用药面临两大难题。首先是责任风险。正规临床试验入组的患者，有完备的保险保障——治疗费、不良反应治疗费，甚至死亡赔偿，均由申办方和保险公司承担。但同情用药的患者往往处于疾病晚期、合并症众多，一旦发生严重不良事件甚至死亡，责任归属如何厘清？赵宏曾与药企交流过，对方的顾虑非常现实。“不能排除这样一种情况——申请时患者信誓旦旦‘所有后果我都愿意承担’，真出了不良后果，反过来起诉公司。一旦引发媒体关注，对新药临床研究推进和上市审评都会产生不利影响。”赵宏认为，药企想做善事，却不太敢做善事。

其次是成本与收费的悖论。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试验用药不得收费。李彬觉得这条规定是一把双刃剑。“完全没有经济回报，还要承担风险，企业参与的驱动力从何而来？”他查阅过美国FDA的法规，允许企业收取同情用药的相关成本费用，至少能收回成本。但在国内，如果允许收费，企业又担心暴露真实成本，影响未来的商业化竞争。除了风险与成本，制度落地还有更具体的堵点。赵宏举例道：“比如，病人的分级管理：病情危重到什么程度可以申请？由谁来决定？哪一级医疗机构有资格？伦理委员会设在三甲医院还是县级医院？药品使用后的不良反应如何上报？疗效如何评估？”赵宏认为，这些细则都需要明确。落地之后，从药企到医生再到患者，才能获得法律保障。

据赵宏介绍，药品研发有“三个10”的说法——10%的成功率、10亿美金的投入、10年的周期。在这漫长的流程中，患者等不起。同情用药制度缺位的直接后果，是催生了庞大而危险的灰色产业链。赵宏在调研中发现，从早期的印度仿制药，到后来的地下原料药，甚至还有黑中介拿淀粉灌装胶囊冒充药品。患者为了活命，只能拿自己的身体去试错。

以今年一款名为Daraxonrasib（研发代号RMC-6236）的胰腺癌新药为例，它已成为无数患者的“救星”。素有“癌王”之称的胰腺癌迎来治疗突破——其III期临床数据显示，该药可将患者生存期几乎翻倍，死亡风险降低60%。不过，此药尚未正式上市，美国患者可通过同情用药渠道申请。在国内社交媒体上，已有部分药商声称可以“搞到此药”。《锋面》记者以患者家属身份咨询其中一位，对方表示可以代为申请美国同情用药，药费十几万元人民币/月，另收三千元服务费。更“实惠”的方案是，他推荐记者使用“北京某生物原料实验室”生产的国产原料药，“纯度99.6%，患者吃一个月指标都下降”，月均药费三万四千元，并向记者展示了一张患者用药后“效果良好”的证明报告。

“使用‘原料药’事实上已经涉嫌违法了，原则上我们医生当然不鼓励，但当一个人没有其他选择的时候，你劝不住。”赵宏说。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赵宏提交了一份关于加快完善拓展性同情用药制度的提案。目前，这份提案已进入全国政协的重点提案序列。

在赵宏的设想中，中国的同情用药制度应有自己的特色，最好是在已有该新药临床试验的中心来落地执行。“医生用过这个药，知道有没有输液反应、需不需要预处理，患者放心，药企也放心。”“拓展性同情用药不仅造福患者，也能助力企业研发。”赵宏强调，“对于那些被临床试验排除在外的晚期患者，他们的最佳治疗方案是什么？医生想知道，药企也想知道。如果同情用药制度能覆盖这部分人群，收集真实世界数据，对药物未来的临床应用会有更全面的认知，同时实现‘救急一人’与‘造福万人’的双赢。”

然而，制度的落地需要各方协同。作为企业方，李彬同样期待一份具有中国特色的细则出台。他建议允许企业按成本的一定比例收费，政府同时给予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明确各方责任、明确费用分担、明确风险处置。有了这些，药企才敢参与。”在制度之外，顾洪飞认为，还有一个群体的呼声不应被忽视——那些在灰色地带挣扎自救的患者和家属。他特别强调，同情用药的审批流程必须充分考虑患者的急迫性。走到最后一线的病人，生命窗口往往极短。“如果让他们等待层层审批、等待盖章、等待一个月才开一次的伦理委员会审议，等到的时候，命也没了。流程应该为生命让路。”在危重症面前，时间不是成本，时间就是生命本身。

他希望有一天，申请同情用药的流程能够真正清晰、可及，让患者觉得“这个药是我需要的”，而且我知道该怎么申请，也有信心走完流程；多中心能够铺开，让患者就近申请，不必拖着病弱之躯千里迢迢奔赴北上广。“同情用药制度，本质上不是在赋予患者某种特权，而是给那些走到悬崖边上的人，一个合法抓住绳索的机会。”赵宏说。（应受访者要求，叶明、华阳、王丽、李彬为化名）来源：央视网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