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1日，中国贸促会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披露了2026年上半年商事认证业务的最新数据。据发言人杨帆介绍，今年1月至6月，全国贸促系统共签发原产地证书、ATA单证册及商事证明书等各类文件达426.37万份，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幅达到9.64%。这一数字反映出，在外部环境日趋复杂且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我国外贸行业依然顶住压力、稳健前行，整体呈现出持续向好的运行轨迹，充分彰显了其内在的韧性和活力。

从具体数据来看，全国贸促系统非优惠原产地证书的签证金额累计达到1820.98亿美元，实现了8.40%的同比增长；同时，签证份数总计为219.96万份，同比上涨4.85%。另一方面，优惠原产地证书的签证表现更为亮眼：其签证金额攀升至611.39亿美元，同比增长幅度高达28.30%；而签证份数也达到174.52万份，同比增长23.32%。这些数字不仅印证了外贸活动的活跃度，也凸显出优惠政策在促进贸易往来中的积极作用。

打开手机应用，输入药品名称，完成支付后静候快递小哥送药上门……线上购药的便捷性毋庸置疑，然而其背后潜藏的“一键秒出方”“审核走过场”等乱象，却为公众用药安全埋下了不容忽视的隐患。据记者亲测发现，当下不少平台对部分处方药的购买几乎毫无门槛。（见7月14日《法治日报》）

处方药绝非寻常消费品，其合理使用必须建立在确切的医疗诊断和真实病情之上。但现实却是，不少网络平台所谓的“智能问诊”不过是“走马观花式的形式问诊”：用户只需轻点几项选项，系统随即自动生成药方；药师审方环节要么缺位，要么形同虚设，甚至有平台从上传处方到支付完成全程仅耗时5秒，全程无任何真人药师过目把关。这种“动动手指即可开方”的虚假医疗模式，不仅直接违背了《药品管理法》所确立的“先方后药”核心原则，更令患者深陷不可预估的用药风险之中。与此同时，部分本应面向慢性病患者的“长处方”医保药品，也被不法分子利用虚假申报等手段套取，严重危及医保基金的正常运转。

“秒开方”现象的蔓延，其根源在于平台逐利本性与监管步伐的脱节。部分网络平台为了冲刺交易规模、笼络用户流量，在处方核验、药方开具等关键环节的技术设计上大开方便之门，甚至对虚构病症、绕过审核等违规操作采取默许态度；而基层监管部门人手有限，跨区域协查困难重重，致使大量违规行为难以被及时捕获和严肃处理。

令人欣慰的是，监管层面正在加速发力。不久前，国家药监局正式出台《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对商家资质、销售流程、信息展示、平台责任等多个维度提出了系统而详尽的要求。相较于2025年9月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正式版《指南》的约束力明显增强，全文多处原先使用的“鼓励”“建议”等柔性措辞，已替换为“不得”“应当”等硬性规定。例如，明确要求处方审核必须由执业药师本人完成，严禁以人工智能取代人工审方，其他岗位人员亦不得越俎代庖。

应当承认，这一系列举措必将有力推动网售处方药迈向规范化轨道，然而制度的落地生根还需依靠强有力的执行保障。比如，加快构建处方信息共享机制，推广视频问诊、人脸核验等科技手段，确保“人、方、药”三者精准对应；对违规平台实行“黑名单”管理，做到该罚的绝不手软、该停的绝不姑息。与此同时，广大患者也应增强用药安全意识，不因“低价”“速达”等噱头而盲目下单，尤其对减肥药、精神类药物等高风险处方药，更需提高警惕，谨慎对待。唯有平台尽责、监管从严、消费者协同监督，多方形成合力，方能真正堵住“秒开方”这一危害安全的漏洞。

网购药品的安全底线，绝不能为速度所让路，这既是互联网医疗应有的行业样貌，更是不可逾越的基本准绳。

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简称浙大二院）的门诊大厅里，66岁的华贯丹身着一件醒目的红马甲，每逢周三便雷打不动地出现在这里，投身志愿服务已达十四个春秋。对她而言，这里不仅是工作场所，更是无数老年患者踏入医院大门后遇到的第一份温暖依靠。

“很多上了年纪的病人面对智能手机常常手足无措，预约时段看不清，自助设备的操作更是一头雾水。还有一些从乡下惴惴不安赶来求医的老人，往往还没见到医生，就先被这些繁复的流程拦在了外面。”华贯丹这样描述她每天目睹的场景。

当下，医疗体系正全面拥抱数字化浪潮，线上挂号、自助预约、扫码签到等智能手段无疑让就医变得高效便捷。然而，这些本应带来便利的技术，却在无形中筑起了一道令众多老年人难以跨越的“数字高墙”。

或许正是因为对同龄人那份茫然与无措感同身受，华贯丹十余年来始终坚守在门诊最前沿，以银发之龄服务银发群体，用细腻的同理心和十足的耐心，为老年病患开辟出一条温暖顺畅的就医之路。“每周三我清晨7时45分到岗，一直忙碌到下午四点。不过平日里只要医院志愿者人手不足，我也会随叫随到。”她坦言，当初投身志愿服务的初衷，不过是退休后不愿虚度光阴，想趁着身体尚健，多为他人尽一份心力。

在她看来，医院里的志愿服务绝非简简单单的指路答疑，它需要扎实的专业功底和过硬的应急本领。“医院会定期组织培训，像糖尿病识别、低血糖应急处理、急救操作流程，还有院内的紧急响应代码，这些知识我们都得熟练掌握。”长期扎根门诊一线，华贯丹早已对老年患者的就医习惯了如指掌，也由此摸索出一套专为长者量身打造的暖心服务模式。

“老年人接受新鲜事物确实需要更多时间，但接触多了会发现，他们每个人的心态也各不相同。有的老人愿意尝试学习自助挂号，我就会陪着他们，一步一步慢慢教；也有的实在学不会、或者压根不想学的，我便耐着性子反复叮嘱，尽力帮他们办妥一切。”华贯丹说，对待老人，最要紧的就是多一分包容，多一分等待。

除了日常导诊和协助长者使用智能设备外，扎实的专业训练还让她多次在门诊突发的紧急状况中从容应对。今年年初的一个清晨，距正式上岗还有二十来分钟，院区里突然传来急促的呼救声——一位患者晕倒在地，不省人事。“当时我刚好就在旁边，来不及多想，立刻按下应急按钮，触发院内的999急救预警。”华贯丹回忆道，警报一响，安保人员迅速联动，医护人员也闻声飞奔而至。与此同时，她冷静地疏导周边人群、清空急救通道，为抢救争取了宝贵时间。短短几分钟内，患者便被顺利转运至急诊接受救治。

十四年如一日的一线值守，细致入微的观察加上日积月累的专业沉淀，让她总能在危急关头稳住局面。除此之外，她还主动承担起带教新志愿者的工作，悉心帮助大家熟悉院区布局和就诊流程。

在门诊大厅里，像华贯丹这样的银发志愿者不在少数。黄依雯和程爱武两人的志愿服务生涯都已走过十五年，累计服务时长超过4000小时。“病人一句发自内心的感谢，就是我最大的慰藉。”今年73岁的黄依雯坦言，这份工作虽然没有报酬，但患者的认可和助人带来的快乐，是任何物质回报都无法比拟的精神满足。如今，她打算再坚持两年，完成自己的“第二次退休”。

58岁的程爱武则表示，家人的全力支持是她坚持公益之路的最大底气。“我丈夫本身就是医务人员，特别理解看病的难处，一直都很支持我。孩子从小跟着我一起参与志愿服务，耳濡目染间也早早懂得了乐于助人的道理。”

十多年来的坚守，日复一日地答疑引路、帮扶照料，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处处洋溢着细小而温暖的善意。这群银发志愿者的默默付出，依托于浙大二院“广济之舟”志愿服务联盟这一平台。作为浙江省内首家医院志愿服务联盟，经过十五年的深耕细作，目前联盟注册志愿者已超过7500名，累计服务时长突破66.2万小时，惠及患者达2707万人次。

当前，人口老龄化与医疗数字化转型相互交织，老年群体在就医时面临的数字鸿沟与陌生焦虑，已成为普遍的社会民生问题。而这群志愿者以“银发助银发”的独特互助模式，凭借同龄人之间的同理心、岁月积淀出的耐心以及多年不变的坚守，恰如其分地填补了数字化医疗中的人文空白，也让那些原本冰冷的智能流程，多了一丝触手可及的人间温情。

“每个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社会发展太快了，不让老年人被这个时代遗忘，需要我们每个人都伸出援手。”华贯丹如是说。

北京7月17日电(记者赵方园)在近日召开的“第一届胃癌围术期免疫治疗创新大会”上，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琳透露，到2030年总体癌症五年生存率达到46.6%的战略目标，胃癌领域的进展将不再成为短板。这一表态令在场与会者备受鼓舞。

放眼各类恶性肿瘤，乳腺癌的五年生存率已突破90%，血液肿瘤亦超过50%，而胃癌的生存数据长期徘徊在较低区间。根据国家癌症中心最新统计，我国每年新增胃癌病例逾35万，在全部恶性肿瘤中高居第五位；每年因胃癌离世的患者超过26万，位列恶性肿瘤死因第三。令人忧虑的是，绝大多数患者在初诊时便已进入中晚期阶段，超过七成的确诊病例一经发现即处于进展期，即便接受了根治性手术，术后复发概率仍高达40%至70%。

对于可切除的胃癌病例，根治性手术始终是核心治疗路径。然而，手术仅能移除肉眼可见的肿瘤组织，体内潜藏的微小病灶却可能埋下日后复发的隐患。正因如此，围术期治疗愈发受到临床关注——这种覆盖手术前后的系统性治疗策略，既可在术前促使肿瘤缩小，又能在术后清除残余风险，从而为患者争取最大的治愈可能。

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国内胃癌临床实践多以国际指南为蓝本。“十多年前，我们的治疗方案几乎完全照搬国际标准，缺乏基于中国患者特征的循证研究。但中国胃癌患者占全球总数的45%以上——我们不能永远甘做‘跟随者’。”沈琳如是说。北京大学国际医院陈凛教授亦强调：“胃癌在我国属高发恶性肿瘤，近年来该领域治疗革新与临床突破令人振奋。然而，进展期胃癌术后的复发转移率依旧居高不下，挑战依然严峻。”

这一局面在今年迎来转折点。今年6月，在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上，沈琳公布了名为ASTRUM-006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III期多中心研究结果，相关成果同步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柳叶刀》。最新一版《CSCO胃癌诊疗指南(2026版)》也已将这一创新方案收录其中。依托ASTRUM-006的突破性发现，斯鲁利单抗于今年6月在中国获批胃癌围术期适应症，由此成为全球首个且唯一获此适应症批准的抗PD-1单抗药物。

沈琳解释，该研究采用了“术前联合用药、术后维持治疗”的革新策略——术前以免疫联合化疗实施新辅助治疗，术后则改用免疫单药进行辅助治疗，真正实现了“去化疗”目标。“这一成果让术后‘去化疗’从愿景变为现实：患者的生存质量显著提升，治愈希望也随之增大。”

此次突破填补了中国胃癌围术期免疫治疗缺乏本土化高级别循证证据的空白，同时也标志着胃癌治疗理念的深刻转型。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梁寒教授指出：“2026年，中国胃癌围术期治疗正式跨入免疫治疗时代——从单纯手术到围术期化疗，再到免疫联合治疗，五年生存率有望实现质的飞跃。随着围术期新适应症的获批，期盼免疫治疗能够规范落地，切实推动局部进展期胃癌的诊疗水平提升，为‘健康中国2030’目标的实现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