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7月10日电（记者 赵方园）7月7日，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前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因癌症离世，终年55岁，令人唏嘘。这一悲痛消息引发社会广泛聚焦，同时使一种鲜少被公众了解的罕见恶性肿瘤——淋巴瘤，浮出水面，成为舆论关注的新议题。

根据社交平台上流传的一份疑似其本人亲笔撰写的病情记录，高善文于一年多前罹患外周T细胞淋巴瘤，2025年1月出现早期症状，同年12月经确诊为T细胞淋巴瘤Ⅳ期，后续病理检查进一步明确其亚型为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病理科主任医师高子芬在接受采访时介绍，淋巴瘤可发生在人体除指甲与毛发之外的任何部位，其临床表现变幻莫测，患者常因身体不适而前往不同专科进行检查——鼻塞可能求诊于耳鼻喉科，腹痛或至消化科，发热则往往首选感染科——很难在初期将病因与淋巴瘤联系在一起。高善文的经历亦是如此，他辗转近一年的时间，历经多次检查与咨询，最终通过活检病理被确诊为该亚型淋巴瘤，属于成熟外周T细胞淋巴瘤的一种，该类型恶性程度高、病情进展极为迅速。

淋巴瘤虽属相对“小众”的肿瘤类别，但却是所有恶性肿瘤中诊断难度最大的类型之一。事实上，淋巴瘤的命名有别于其他实体肿瘤——一旦确诊即为恶性，良性的病变则被称作增生或反应性增生。北京大学国际医院血液科淋巴瘤亚专业副主任医师张梅香指出，淋巴瘤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中的发病率位居榜首，“大众口中常说的淋巴瘤，绝大多数是指B细胞淋巴瘤，这占据了淋巴瘤的相当比例；而T细胞淋巴瘤则相对罕见，显得更为‘小众’。”

T细胞是免疫系统中执行攻击病毒及异常细胞任务的“精锐部队”，当这些T细胞发生恶性转化、异常增殖时，便演化为T细胞淋巴瘤。高子芬进一步解释说，高善文所患的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在东方人群中更为常见，其诊断难度极高，临床上误诊率居高不下。她提到，淋巴瘤细胞本质上是淋巴细胞正常演化过程中某一特定阶段的形态改变，但若其结构异常、分布区域错位，免疫表型出现紊乱，便可能意味着进入肿瘤阶段。更为棘手的是，在某些感染或免疫功能紊乱的情形下，淋巴细胞同样可能呈现相似形态变化，使得鉴别诊断雪上加霜。因此，淋巴瘤的最终确诊必须依赖于临床表现，并结合流式细胞学、克隆性分析等辅助手段进行综合研判。

高子芬感慨道，业内流传着这样一句玩笑——好好的一个病理大夫，碰上淋巴瘤就“毁了”。这是因为淋巴瘤诊断需要与时俱进的知识体系、深厚的专业积淀和全面的信息整合能力，真正能游刃有余做好这一工作的专家凤毛麟角。根据淋巴瘤之家发布的《2019中国淋巴瘤患者生存状况白皮书》，在近5000例受访患者中，约43%曾遭遇误诊，究其根源，正是淋巴瘤病理复杂、亚型多达近百种、临床表现不特异，且诊断必须依赖病灶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

高子芬强调，具体亚型的鉴别直接引导临床医生进行病情分层和治疗方案的抉择，更关系到患者未来疾病走向的预估。她介绍，淋巴瘤确诊必须借助病理检查，多数病例采用空心针穿刺获取小样本，经显微镜观察细胞形态与组织结构后形成初步判断，最终诊断还需辅以其他检测。若怀疑恶性，应通过免疫组化、克隆性分析、基因检测等手段，进一步辨别究竟是B淋巴细胞还是T淋巴细胞来源，明确具体亚型，并探寻是否存在可供靶向治疗的基因突变。鉴于诊断之艰难，高子芬建议，疑难病例应争取多家医疗中心联合会诊，待明确诊断后再启动治疗；若送检样本不足以支撑确诊，建议重新取非腹股沟肿大淋巴结（短径超过1.5厘米），切开固定于10%中性福尔马林液中送检，必要时同步送流式检测。

张梅香特别提醒公众，对于原因不明的淋巴结肿大务必保持高度警觉。“并非所有淋巴结肿大都意味着淋巴瘤，但若发现颈部、锁骨上或腋窝区域出现包块，应尽快寻求血液科医生帮助进行鉴别。”她给出一个简易的判别方法：“通常按压时若有明显痛感，大多为炎症性病变；但如果淋巴结不痛不痒、质地较硬，触感如鼻尖般的韧度，就要高度警惕恶性可能。若淋巴结呈进行性肿大，经消炎治疗后反而继续增大，更是警示信号。”

在医学上，淋巴瘤有一组经典的全身性症状，被称为“B症状”。高子芬提示，若出现原因不明的发热（体温约38摄氏度）、盗汗、体重无故下降或无明显痛感的肿块，应立即前往血液科或淋巴瘤专科就诊。张梅香补充道，直系亲属中有淋巴瘤病史者，患病风险略高于普通人群，但淋巴瘤并不属于遗传性疾病，并无明确的直接遗传规律，仅存在“遗传易感性”倾向。

针对不同人群，张梅香建议采取差异化的体检策略：40岁以上人群应每年进行一次全面体检；有家族史、免疫缺陷病史或长期接触射线的高危人群，则每半年检查一次。常规项目涵盖血常规、超声以及内科和外科的触诊。她同时强调日常自我检查的重要性，建议公众养成习惯，经常触摸颈部、腋下及腹股沟区域，留意是否出现异常包块。

据国家癌症中心2022年数据，我国每年新发淋巴瘤病例约8.5万例，死亡约4.1万例，且发病率呈逐年攀升之势。高子芬分析，这一上升趋势并非单纯反映患者数量骤增，也与检测技术改进和公众认知提升密切相关，更多早期患者因此获得确诊。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淋巴瘤疾病谱与欧美国家存在明显差异，由于EB病毒感染率更高，T细胞和NK细胞淋巴瘤的发病率相对较高。张梅香从多方面剖析原因：一是遗传易感性，不同人种的基因多态性各异；二是环境因素，亚洲地区EB病毒高发，该病毒与NK/T细胞淋巴瘤的发生密切相关；三是生活方式，长期接触农药、化学染料、有机溶剂等，或吸烟、酗酒、高脂饮食及长期精神紧张，都可能增加患病风险。

近二十年来，淋巴瘤诊疗水平取得长足进展，患者治愈率显著提升。相较于其他恶性肿瘤，淋巴瘤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均有明显改善。目前临床治疗手段多元化，除传统放化疗、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外，小分子靶向药物、双特异性抗体、CAR-T细胞免疫治疗等创新策略已得到广泛应用。然而，不同类型淋巴瘤在治疗难度与手段上差异显著。张梅香坦言：“外周T细胞淋巴瘤病情进展快、恶性程度高，对常规化疗的响应并不理想。”当前针对T细胞淋巴瘤的研究进展相对滞后于B细胞淋巴瘤，临床可选的方案也远未成熟。

这一差距在CAR-T疗法的应用上尤为突出。根据公开信息，高善文曾发布医疗进展，提及一项以CD7为靶点的CAR-T疗法Ⅱ期临床试验。CAR-T治疗的本质是利用改造后的T细胞精准攻击肿瘤，然而T细胞淋巴瘤的肿瘤细胞恰恰源自T细胞——治疗需以“T细胞”对抗“坏掉的T细胞”，极易陷入“敌我不分”的困境。正因如此，CAR-T在T细胞淋巴瘤领域的研发难度远超B细胞淋巴瘤等疾病，至今尚未完全成熟。

尽管如此，T细胞淋巴瘤患者并非束手无策。根据《淋巴结外周T细胞淋巴瘤诊断与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25年版）》，大多数T细胞淋巴瘤的一线治疗通常以CHOP方案为核心——该方案可理解为几种化疗药物加一种激素类药物的联合疗法。高子芬表示，“我们曾遇到过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患者，虽经历复发，却存活了十五六年；五年即可视为临床治愈。”她同时强调，淋巴瘤诊疗需要多学科协作，而患者的信念同样至关重要：“信心本身会影响机体抵抗力，心态乐观、积极配合治疗，往往预后更佳。”

张梅香表示，随着基础研究不断深化，新的治疗手段也在持续拓展。她透露，目前已有针对T细胞淋巴瘤的新药问世，针对T细胞表面分子的抗体疗法正在临床研究中，未来有望像B细胞淋巴瘤一样，实现精准靶向的抗体治疗策略。

在医学领域，结直肠癌术后患者的随访监测长期面临一个棘手困境：传统上，医生依赖CT影像学检查来追踪病情，但这种被动等待的方式，意味着肿瘤只有生长到肉眼可辨的大小，才会在影像中暴露踪迹。这种延迟往往让不少患者错失了在复发初期进行根治性治疗的黄金时间。然而，这一令人遗憾的局面正迎来深刻变革。

记者7月30日了解到，由中国医学专家领军的一项多中心临床研究近日揭示了一项重大突破：针对结直肠癌术后患者，利用ctDNA甲基化技术进行动态追踪，能够在复发灶尚处于萌芽状态时便捕捉到危险的生物学信号。所谓ctDNA，即循环肿瘤DNA，是肿瘤细胞凋亡或破裂后释放入血液的遗传物质碎片，其序列中蕴含着肿瘤特有的突变指纹。

这项中国团队的创新性成果显示，通过及时且规范的干预，能够使复发后获得根治性治疗机会的患者比率从过去的23.6%显著跃升至48.1%。这一数据不仅令人振奋，更预示着结直肠癌术后随访策略即将迎来根本性转型。

北京时间7月30日，这项由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大肠综合治疗科彭俊杰教授与病理科丁春明教授联合牵头的国内多中心前瞻性随机对照三期FIND临床试验，其研究成果已在线发表于国际癌症研究领域权威期刊《临床肿瘤学杂志》（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临床数据显示，对于接受根治性手术的I至III期结直肠癌患者而言，术后两年是复发和转移的高危时段，而肝脏与肺部则是最易受到侵袭的部位——这两处转移占总远处转移病例的60%至75%。一旦复发发生，医生能否及时施行手术切除、消融等根治性局部治疗手段，便成为决定患者长期生存几率的关键因素。

“现行临床常规使用的CT随访策略存在显著短板——只有当肿瘤增殖到一定体积才能在影像中显现，而当病灶最终被发现时，许多患者已经与局部根治的最佳时机失之交臂，只能退而求其次接受姑息性治疗，其疗效和患者的生存预期都受到严重影响。”彭俊杰教授在受访时直言不讳地指出了这一临床痛点。

为了攻克这一难题，彭俊杰教授和丁春明教授带领团队在2023年至2026年间，招募了584名术后结直肠癌患者，并将其随机分配至ctDNA监测随访组或常规CT随访对照组。彭俊杰教授阐述道，这一研究的核心创新在于开辟了一条前所未有的路径：通过持续的生物标志物监测，能够在转移灶仍然局限于寡转移阶段、尚适合局部根治性处理之时，及时锁定病灶，从而为患者争取到宝贵的二次根治机会。

在乌鲁木齐的盛夏时节，一则关于生态修复的动人故事悄然展开。来自北京的科研人员王尧，毅然告别了宽敞明亮的实验室和熟悉的办公环境，踏上了前往新疆北部废弃矿区的征程。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和执着的奋斗精神，她成功争取到多项国家级生态建设项目。三年的援疆服务期满后，已在新疆国土综合整治中心担任副主任的她，毫不犹豫地提交了继续留任的申请，决心再为这片土地奉献三年时光。

从象牙塔中的理论探索，到戈壁滩上的绿色实践，王尧将实验室里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态修复行动。她以精心打磨的申报方案，一点一滴地抚平矿山开采留下的累累伤痕，在天山脚下交出了一份令人瞩目的生态援疆答卷。

2023年7月，王尧向自然资源部递交了援疆申请。初抵乌鲁木齐，干燥的气候和时差带来的不适并未延缓她前进的脚步。她迅速赶赴塔城边境矿区，深入一线调研。由于早期缺乏科学规划的无序开采，当地留下了大量矿坑和堆积如山的废渣，地面塌陷频发，水土污染问题严重，生态修复迫在眉睫。

踏上新疆这片热土后，王尧深刻体会到，干旱区的生态治理远非纸上谈兵那么简单。每一项工作的推进，都必须充分考虑当地的财政承受能力、脆弱的生态环境以及各族群众增收致富的现实需求。她牵头组建了专业团队，驻扎基层开展为期三个月的实地调研，逐一摸清所有受损地块的具体情况，并对照国家标准重新梳理、优化了整套申报材料。

由她主导编制的沙湾市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在全疆评审中拔得头筹，成功争取到880万元的建设资金。经过系统性的综合治理，昔日满目疮痍的矿区摇身一变，成为当地村民晾晒辣椒的场地。这项工程不仅恢复了生态，还带动了群众增收，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在共事的日日夜夜里，王尧与各族干部一起在路边简单用餐，通宵达旦地打磨材料。这段经历不仅锻炼了她的跨部门协调能力，更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并肩奋斗中深深扎根。借助自然资源部搭建的五大援疆工作机制，过去单向的“输血式”帮扶正在转变为新疆本土能够自主申报、施工和维护的“造血式”长效体系。

第一个三年援疆周期落幕，王尧选择了继续坚守。这个决定背后有着深思熟虑的考量：规划、地质、生态、人才等五大援疆布局刚刚起步，全域生态整治正处在攻坚克难的关键节点；同时，主管部门的悉心栽培、属地单位的充分信任，以及家人默默撑起的后方支持，都让她难以割舍正在推进的戈壁生态治理事业。

对王尧而言，援疆绝非一段普通的工作经历，而是生命中一段极为珍贵、意义深远的旅程。

面向未来三年的工作蓝图，王尧确立了标准化、样板化的发展目标。她计划依托荒漠绿洲生态监测与修复工程技术创新中心这一平台，汇总多年矿山修复的实地监测数据，围绕新疆雨养植被修复、仿自然砾幕层营建等区域性技术难题，建立一套量化统一的施工、监测和验收标准体系，将这些分散的治理经验提炼成适用于西北干旱区域、可复制推广的通用范式。

她还希望借助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独特区位优势，将本土化的干旱区生态治理方案向外输出，打造面向中亚国家的生态文明展示窗口，让新疆的生态修复实践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张闪亮名片。

凭借扎实的专业素养和深沉的家国情怀，王尧始终坚守在边疆大地。她持续修复着荒漠中一道道生态伤痕，用长久的驻守和辛勤耕耘，在天山南北描绘出一幅生机盎然、永续发展的绿色画卷。

暑热难耐之际，一碗清凉的绿豆汤俨然成为众多家庭消暑度夏的“救命甘露”。然而，近日一则急诊室案例却给绿豆汤的忠实拥趸们敲响了一记沉痛的警钟——一位饱受高血压困扰多年的女士，因酷暑难当，索性将绿豆汤当作日常饮用水，每日猛灌，岂料数日之后，突如其来的剧烈头痛将她推向了生死边缘。事实上，绿豆汤本身并无“毒性”，真正的隐患潜藏于饮用方式与时间节点的微妙把控之中。专家疾呼：牢记“3个不”，既能安心消暑，又可保全性命！然而，厨房里潜藏的某些食材，同样正在悄无声息地削弱药效。

此番惊险遭遇，并非绿豆汤直接导致脑部血管破裂，而是多重风险因子层层叠加酿成的悲剧。医学专家郑重告诫，以下三个关键环节，但凡有一处疏忽，便可能引爆健康危机。

其一，饮用量触目惊心：一日1500毫升，超出安全阈值整整三倍。专家明确划出红线——高血压患者饮用绿豆汤的安全剂量应为200至300毫升，即一小碗的容量，上限不可逾越500毫升。而这位女士日饮量高达1500毫升，相当于全天候超负荷补水，持续的超量水分摄入使得血容量骤增，血管壁承压剧增，恰似汹涌洪水反复冲刷脆弱的堤防，溃坝之险一触即发。

其二，药效惨遭“劫持”：鞣酸与利尿作用形成双重夹击。绿豆中富含鞣酸（即单宁酸）以及植物蛋白。大量饮用之际，这些成分能够与部分降压药物的活性成分发生络合反应，生成难以被人体吸收的复合物，从而显著削减肠道对药物的摄取效率——当然，并非所有降压药均会遭遇此类干扰。与此同时，绿豆天生具备利尿特性，当大量绿豆汤入腹，一方面液体摄入量剧增，另一方面利尿机制加速了代谢进程，双管齐下，促使药物更快速地随尿液排出体外，最终导致血液中的药物浓度持续走低。专家打了个形象的比方：如同一池墨汁，一端不停注水，另一端持续排放，墨色自然愈发浅淡。大量饮用绿豆汤，体内液体增多叠加利尿效应，血药浓度随之稀释，降压效果自然大打折扣。

其三，血管本就脆弱不堪：高血压病史埋下“定时炸弹”。该女士多年罹患高血压，脑内小动脉血管壁已然菲薄，弹性机能衰退。大量饮用绿豆汤，一方面干扰了降压药物的正常效用，引发血压起伏波动；另一方面，短时间涌入的巨量液体推高血容量，多重负荷交叠压迫，最终压垮了脑血管的耐受极限，诱发脑出血的惨剧。

务必明晰：绿豆汤本身无毒无害，降压药则是维系血压平稳的生命防线。真正致命的，是将绿豆汤当作日常饮用水长期超量摄入，且在服药期间全然不顾饮用禁忌，多重隐患彼此叠加，方酿成脑血管意外的不幸结局。

若您正在服用降压药物，或家中有高血压长辈，饮用绿豆汤务必恪守以下“3个不”原则。

不“夺时”——服药前后两小时堪称禁区。药物自入口至起效通常需要一至两小时的窗口期。错误示范：刚吞下药片便迫不及待地灌下一碗绿豆汤，或反之喝完绿豆汤立刻服药。正确做法：服药前后两小时以内，坚决与绿豆汤划清界限。举例而言，若您清晨七点服用降压药，那么上午十点之后再饮用绿豆汤才算稳妥。

不“贪凉”——冰镇饮品坚决拒绝，空腹状态同样禁忌。错误示范：从冰箱取出冰镇绿豆汤直接畅饮，或空着肚子将其当作早餐果腹。正确做法：选择常温状态下的绿豆汤，且最好安排在餐后饮用。冰镇之物刺激外周血管骤然收缩，极易引发血压剧烈波动；而空腹饮用则容易损伤脾胃阳气，削弱消化机能。

不“过量”——每日一小碗足矣，上限不逾500毫升。错误示范：将绿豆汤视作白开水般随意饮用，一天灌下数大碗。正确做法：严格控制于200至300毫升之间，即一小碗的份量。若患者同时罹患糖尿病或肾功能不全，更须减半摄入，或在主治医生指导下酌情调整。

绿豆汤虽为消暑佳品，然其性属寒凉，并非人人皆宜。专家特别提醒，以下四类人群同样需要管住自己的嘴。

脾胃虚弱者：但凡进食生冷便腹泻不止、四肢常年冰凉之人，饮用绿豆汤无异于雪上加霜，将进一步戕害脾阳之气。经期及孕产期女性：绿豆性质偏寒，虚寒体质的经期、孕产妇若大量摄入，容易加剧宫寒症状，诱发痛经或经血瘀滞不畅。正在服用滋补药物者：若您正在服用人参、肉桂等温补类药材，绿豆的“解药”特性将显著削弱其补益功效。糖尿病患者：市面上售卖的绿豆汤往往添加大量糖分，且历经长时间熬煮后淀粉糊化程度极高，升糖指数急剧攀升，建议选择无糖且未煮至开花的绿豆汤。

除绿豆汤外，夏季尚有两大“消暑利器”潜藏危机，同样可能令降压药效力尽失，许多人却日日饮用浑然不觉。

其一，西柚（葡萄柚）。危险机制在于：西柚所含的呋喃香豆素能够抑制肝脏及肠道中代谢酶的活性，对部分钙离子通道阻滞剂类药物影响尤为显著（如硝苯地平、非洛地平等），致使降压药在体内代谢速率减缓，血药浓度可能异常攀升。后果不堪设想：血压骤降至危险水平，引发头晕目眩、心慌心悸，甚至休克。应对之策：服用降压药期间应极力避免食用西柚或饮用西柚汁；若确需食用，建议与服药时间至少间隔两小时以上。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并非所有降压药都会受到西柚影响，但药物间相互作用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仅凭时间间隔并不能彻底消除风险，最稳妥的策略仍是尽量远离西柚及其制品。

其二，浓茶与凉茶。危险机制：茶叶中的茶碱与咖啡因能够刺激中枢神经系统，导致心率加快、血压上升；而凉茶中某些中草药成分亦可能药物发生相互作用，干扰药效发挥。对策：高血压人群宜选择淡茶饮用，远离浓茶及成分不明的凉茶。

那么，高血压人群夏季究竟该喝些什么？除了知晓禁忌之外，更重要的是选择更为安全的替代品。专家倾情推荐以下几款夏日饮品，清爽解渴又不伤身：首选温白开水——永远的安全之选，零负担、无风险，少量多次徐徐饮用。无糖酸梅汤与无糖柠檬水——清爽开胃，但务必确保无糖，市售含糖版本不仅令血糖飙升，还会间接干扰血压稳定。淡菊花茶——具备辅助降压与明目的功效，高血压人群可适量饮用，但切记是淡茶而非浓茶。淡冬瓜汤——冬瓜本身利水消肿，对血压控制有一定辅助作用，尤宜夏日饮用。高血压人群一切饮食当以清淡为纲，无论选择何种饮品，均须警惕过量摄入之虞。

温馨提醒：本文饮食科普仅供日常参考，高血压、糖尿病、孕期等特殊人群的饮食方案调整，请务必遵从主治医生的专业指导。

正确饮用绿豆汤行动指南：饮用量方面，每日200至300毫升（一小碗），上限不超过500毫升；饮用时机方面，宜安排在餐后，并与服药时间至少间隔两小时以上；温度控制方面，常温最佳，冰镇一律摒弃；熬煮方式方面，若旨在消暑解热，则不宜煮至开花（保留绿色清汤）；若追求清热解毒之效，则可煮至豆花绽放（汤色转红）。高血压人群建议饮用未开花的绿豆汤。少喝人群包括：高血压服药期患者、脾胃虚寒易腹泻者、经期及孕产妇、正在服用温补药物者。警惕要点：切勿将绿豆汤替代饮用水长期大量摄入，服药期间务必严守时间间隔与饮用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