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香港7月30日电 来自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的消息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28日至30日期间，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2026年施政报告以及整体发展蓝图，征询了特首顾问团成员的专业意见。

顾问团围绕香港经济迈向高质量与可持续增长、创新及创业生态建设、区域与国际协作拓展等三大核心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与会成员普遍认为，凭借“一国两制”框架下背靠内地、面向世界的独特区位优势，香港应持续巩固其国际枢纽地位，大力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及全球高端人才汇聚高地的建设。他们对香港继续担当“超级增值人”与“超级联系人”的双重角色充满信心，相信香港能够在实现自身繁荣进步的同时，更深入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并为之贡献力量。

李家超强调，在全球竞争日趋白热化、科技变革不断提速的大背景下，香港需要具备长远眼光，针对重点领域制定更具系统性和前瞻性的战略布局。他进一步指出，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相辅相成，施政报告将成为五年规划执行进程中的年度具体行动纲领。

中新网昆明7月31日电　题：乌蒙磅礴处，碧水自东流——云南镇雄县司法守护赤水河源纪实

“乌蒙深处涌碧波，蜿蜒东去汇长江。”位于云南昭通市镇雄县赤水源镇银厂村，一眼清泉自岩隙间汩汩而出，就此拉开赤水河的源起序幕。六年光阴流转，法槌声一次次回响于河畔与村舍之间，让这条大江源头的碧水，获得了愈发坚实的司法屏障。

赤水河蜿蜒穿越云贵川三省，在巍峨乌蒙山脉间奔腾不息。作为长江上游唯一未受人工干预、保持自然流态的一级支流，这里亦是诸多珍稀鱼类的天然栖息家园。守住源头，便守住了整个流域生态治理的第一道关隘。

2020年9月，镇雄县人民法院赤水河源头环境保护法庭在银厂村正式揭牌。六载春秋，一支扎根于源头腹地的司法力量，持续探索构建预防为先、保护为本、打击为要、修复为基的“四位一体”生态司法模式。以专业审判划定生态红线，以恢复性司法抚平环境创伤，以跨域协作凝聚共治合力，为赤水河源头铸就了一道坚不可摧的法治长城。

一纸裁判，既严惩违法，更着眼修复

镇雄县地处源头要冲，当仁不让地肩负起赤水河生态保护的“第一棒”重任。

环保法庭锐意革新，打破了以往环境资源案件分散审理的格局，将涉环境资源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统一收归“三合一”归口审理，并锻造了一支专业化的审判团队。镇雄县人民法院更将镇雄、威信、彝良三县的环境资源一审刑事案件集中管辖，一跃成为赤水河流域上游举足轻重的环境资源审判重镇。

“生态保护绝无‘下不为例’之说，任何损害生态的行为都必须依法追责。”这既是法庭法官们挂在嘴边的铮铮誓言，也是他们始终恪守的行动圭臬。

六年来，从打击流域内非法捕捞，到严惩危害野生动物行为，再到整治企业违法采矿，环保法庭累计受理各类环境资源案件234宗，涉及416人，以司法之力清晰勾勒出生态保护不可逾越的红线。在法官们眼中，环境资源案件绝非“一判了之”那么简单。生态司法的终极追求，不仅在于惩戒违法者，更在于促使被破坏的生态得以复原。

为此，当地积极探索并实践增殖放流、补植复绿、劳务代偿、巡河值守等多元化的生态修复路径。针对非法捕捞案件，法庭普遍责令违法者实施增殖放流；而对于无力承担生态赔偿的当事人，则组织其投身河道巡查、垃圾清理或山林养护等公益劳动。

以2021年一案为例，童某某等5人使用禁用渔具在赤水河非法捕捞，造成生态损失逾3.7万元。法庭在依法追究五人刑事责任的同时，判令其赔偿生态损失，并投放1.25万尾昆明裂腹鱼苗进行增殖放流，以修复水域生态。六年间，法庭已推动43起案件、107名被告人切实履行生态修复义务，累计向赤水河流域投放本土鱼苗超过17万尾。不少曾经的生态破坏者，如今已转变为河流的忠诚“守护人”。

一脉清流，织就跨省协同防护网

生态保护不能“各人自扫门前雪”，更不能让司法力量孤军奋战。

鉴于赤水河系跨省界河流，上下游生态状况休戚相关。为破除地域壁垒，镇雄县人民法院积极推动构建跨区域司法协作体系，于2021年联合云贵川三省共7家基层法院，共同签署《赤水河流域环境保护跨区域司法协作意见》，建立起涵盖跨域立案、协同取证、执行联动、生态修复等多方面的协作机制。

自此，赤水河跨区域保护的“盟友圈”持续扩容。2024年，镇雄县人民法院与重庆市江津区等地7家法院再度签约，将协作版图拓展至长江上游更广阔的区域；2026年6月，该院又加入云贵川三省七地共同发起的长江上游珍稀濒危水生物种保护合作框架，将协作范畴延伸至珍稀水生物种保育、流域生态系统整体修复等更深层次领域。从一条河流到整个流域，从单一的司法审判到多地的协同守护，跨区域司法协作使生态保护彻底摆脱了行政区划的窠臼。

法庭“搬”到河岸边，法治扎根百姓间

生态保护最深厚的根基，在基层沃土，在亿万民众。环保法庭并未将审判工作囿于高堂之内，而是主动将庭审现场移至乡村广场、河滩林地，把环保法律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

多年来，环保法庭干警的身影时常出现在镇雄县果珠乡的山林边，公开宣判失火案件；在母享镇的河滩上，公开审理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同时，还在银厂村的人大代表工作站设立了固定的巡回审判点。“人大代表最懂民情、最知民意，有他们参与，不仅纠纷化解更顺畅，更能带动广大群众投身保护行动。”环保法庭法官介绍，法庭定期邀请人大代表参与联合巡河、监督增殖放流，使司法审判与人大监督同频共振，形成强大保护合力。

六年来，环保法庭已组织大型公开巡回审判12场次。每一次庭审结束后，法官都会就地以案释法，用鲜活案例向群众阐明生态保护的法律责任与重要意义。

如今，漫步于赤水河源头，河道中难觅非法渔网踪迹，山林间私设猎套也已绝迹。越来越多的村民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守护者，踊跃加入护河、护林队伍。生态保护的理念，正悄然融入当地民众的日常起居，让他们深切领悟到：“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完）

（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中国正能量网络传播专项基金支持项目）

北京市商务局联合三家职能部门近日共同发布了《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这一新规章旨在对全市范围内的快递及外卖电动自行车实施全链条、规范化的监管。以保障道路安全、防范火灾隐患以及维护从业人员生命安全为核心目标，新规要求，所有服务于快递和外卖业务的电动自行车必须完成登记并悬挂专属号牌，严格做到“专车专用”；同时，严禁将电动自行车或其蓄电池带入电梯轿厢及任何居住类建筑；此外，平台企业需优化其算法机制，杜绝向骑手推送逆行、禁行等违规路线。该办法自8月1日起正式生效。

在平台管理层面，新规强调算法不得成为“超速”推手，严禁推荐违法行驶路径。办法要求平台经营者在设定配送时长与路线时，必须将交通安全置于首位，以平均时速不超过法定最高限速为基准计算服务时间，并明确禁止引导骑手采用逆行或驶入禁行区域等危险行为。平台还需依法完成算法备案，定期进行审核、评估与验证，动态调整优化相关规则，从而督促骑手实现安全文明驾驶。与此同时，经营者须建立从业者与车辆的核验体系，在每日开工前对车辆状况及人员资质进行检查，任何不符合要求的车辆必须在更换后方可继续投入运营。

针对车辆牌照管理，新规对快递、外卖专用号牌提出了明确要求。所有新购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且尚未注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必须符合2024年修订的《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并已被列入北京市官方产品目录。任何形式的拼装、改装或加装影响安全性能的部件均被严令禁止，电池与充电器亦须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且每辆车需具备唯一的编码标识。对于已投入使用的快递外卖车辆，须定期对制动系统、电池组等关键部件进行专业检测，检测结果将记入车辆档案，若发现不合格情况，相关车辆须立即更换或淘汰。

具体到号牌申领流程，快递、外卖电动自行车必须依法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经官方认定的经营者需为车辆提供服务活动相关证明文件，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据此办理专用号牌的登记手续。若个人名下的车辆转为快递外卖用途，车主须提交合法来源承诺书并接受车辆现场查验。一旦车辆不再用于快递外卖服务，车主必须在停用之日起30天内申请变更为普通号牌。此外，若车辆连续12个月无任何服务记录，将被自动视为停用状态。

在充电与停放环节，新规实施了极为严格的管理措施。办法明确禁止在建筑公共门厅、楼梯间、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以及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进行停放或充电，同时严禁私拉乱接电线。特别强调，电动自行车及其蓄电池不得被携带进入电梯轿厢，电池也严禁带入居住建筑内部。对于使用年限超过五年的电池，必须进行安全性评估，未通过评估的电池将被强制停用。具备条件的单位则应积极建设集中式的停放与充电设施，以提供更安全的服务环境。

在行业监管方面，北京市邮政管理、商务、公安交管、消防救援、市场监管、城管执法及网信等多个部门将依据各自职责实施协同监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依法严查涉牌违法、闯红灯、逆行、醉酒骑行等行为，并定期向行业主管部门通报相关信息。对于安全隐患突出、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经营者，相关部门将依法采取约谈、处罚等必要措施。同时，新规鼓励行业组织建立健全自律规范，加强安全宣传教育力度。此外，政策也倡导经营者为从业人员统一配备合规车辆，推广共享换电模式，并为骑手购买人身意外险及第三者责任险，以全方位提升保障水平。

展望未来，北京将全力推动快递、外卖行业向安全化、规范化和高质量化方向转型升级。通过制度化的约束、规范化的管理以及常态化的监管，致力于实现交通安全治理与行业健康发展的良性互动与双向赋能，最终构建起“政府监管、平台主责、骑手自律、行业自治”的多方协同共治新格局。

清晨时分，家住北京市的周青老人照例被“保姆”唤醒。不过，这位“保姆”颇为特别——它既不用餐，也无须休憩，却能准时叫老人起床，并温柔提醒她按时入睡、按时用药。

这是一款售价逾两万元的陪伴型机器人：小巧的台式直立机身，屏幕呈现卡通表情，除了定时提示功能，日常在家移动时，遇见人还会主动问好；倘若老人不慎摔倒或遇险，它能在第一时间联络家属。周青今年71岁，独居生活，患有高血压等基础疾病。为防意外发生、确保按时服药，她的女儿数月前购入了这台“机器人保姆”。如今，女儿可通过配套手机App远程查看家中动态、与母亲视频通话，周青也能按时收到各类提醒，偶尔还能与机器人聊上几句。

2026年5月2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对外发布了《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发展研究报告(2026版)》（下称《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百亿元大关。

据《法治日报》记者了解，目前养老服务机器人主要分为护理、康复和陪伴三大类，正在越来越多地步入寻常百姓家。那么，在真实使用场景中，这类机器人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记者展开了深入探访。

《报告》指出，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与养老服务供需矛盾的结构性凸显，是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迅速扩容的核心驱动力。现实中，家庭的智能化养老需求确实与日俱增。

家住广东省深圳市的马先生便希望借科技之力破解养老难题。马先生的父母均已年过八旬，两人坚持独立生活。马先生一直想为二老购置一台可自主移动、具备一定交互和辅助能力的机器人。在他看来，若家中有一台既能提供基础监护，又能陪伴左右的机器人值守，他会安心不少。

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人，究竟能承担哪些工作？

2025年7月，家住上海的刘女士为73岁的姥姥添置了一台陪伴型机器人。它每天准时叫老人起床、用餐、服药，也能顺畅接通刘女士的视频来电。“这解决了我白天外出上班时，姥姥常常忘记吃饭、吃药的难题。我不奢望机器人能陪姥姥聊天解闷，能提醒她按时作息就足够了。”刘女士坦言。

机器人的能力远不止于此。此前有媒体报道，一些养老护理机构已见AI艾灸机器人、AI巡逻机器人等“上岗履职”，使得护理员得以腾出更多时间陪伴老人。

2026年5月，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上，一款AI陪伴型机器人令来自吉林省的林女士印象深刻。这款机器人不仅能听懂各地方言，还特别设计了音乐疗法与认知训练。林女士告诉记者，当她用东北口音与机器人对话时，对方立刻以带有东北腔的语音回应，亲切感扑面而来。

林女士说：“我一直以为养老机器人就是陪老人聊天的，这次博览会彻底刷新了我的认知。有的机器人，老人只需把手指按上去，几十秒就能测出心率、血压等健康数据，测量完毕还能在线完成视频问诊、线上购药。”

在北京从事相关行业的吕女士透露，近期咨询机器人产品的客户群体发生明显变化。“以前，普通消费者很少关注这类产品，如今咨询的主力多是家中有老人需要照料的中年人，也有部分经济宽裕的老年人主动前来了解。”

有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养老机器人的应用场景正从机构向家庭与社区延伸。机构凭借专业的设施、人员配置与服务能力，短期内仍是养老机器人落地的主要场所。家庭则是市场的“蓝海”，未来将逐步成为养老机器人最重要的应用场景。

然而，一些来自需求端的受访者告诉记者，目前在某些细分场景中，机器人仍难以满足养老机构和老年人的实际需求。

重庆市某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段先生表示，自己曾考察过市面上多款养老机器人，其中大多数功能集中在陪伴聊天、健康检测、娱乐互动等方面。“表面上功能很全，但真正能缓解照护压力的实用型产品却不多。”段先生举例说，以协助老人翻身为例，机器人只能充当辅助工具，无法独立完成这项操作。

华中地区一家养老院的负责人向记者介绍，巡房机器人、生理体征监测仪器、陪伴机器人等产品因落地门槛较高，目前在养老机构的普及率与使用频次并不理想。“比如，有的机构希望机器人能够24小时精准感知老人的生命体征，一旦发现异常，即刻触发预警。然而，目前单体机器人尚无法满足这一需求，需要联合智能床垫、体征检测仪、智能开门器等模块外接设备共同协作。”这位负责人直言。

有媒体报道，2026年被一些业内人士视为养老服务机器人的“元年”，但对消费者来说，购入一台养老服务机器人仍非易事，其中交织着多种现实考量。

价格是一道绕不过去的门槛。北京市民苏女士曾认真考虑过为独居的父亲购买一台机器人。苏女士的父亲今年76岁，母亲去世后他独自住在老房子里，即便苏女士每周都前去探望，也总有照顾不到的时候。苏女士曾在网上浏览过十余种带监测功能的护理机器人，但终因价格昂贵而作罢。“便宜的怕没用，贵的买不起。”苏女士无奈地感叹。

前述某养老机构工作人员段先生认为，未来的养老机器人需兼具“生活助手”“健康管家”“情感伴侣”三重角色，但据他了解，想完全兼容这些养老需求，就必须进行定制化设计。“这种精细定制服务，大多数选择居家养老的普通消费者难以承担。”

记者在购物软件上搜索“养老服务机器人”发现，台式直立机身的机器人售价大多以万元为单位，部分科技含量较高的高端康复、护理机器人甚至超过10万元。

除了高昂的价格，人们还有另一重担忧。当机器人真正走进家庭、融入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数据和隐私安全又该如何保障？根据重庆某医院2026年7月发布的消息，该院在重庆市护理学会主办的一场伦理案例比赛中的获奖参赛案例，便以一位存在轻度认知障碍的独居老人使用陪护机器人为切入点，剖析了居家智能照护过程中的矛盾：子女一方面希望借助机器人随时掌握老人的健康状况，另一方面又不希望老人的生活被24小时“记录监视”。

在北京使用相关机器人产品的74岁的杨女士也有类似感受。机器人来到她家后，夜里她翻身发出动静，或“起夜”去卫生间，机器人都会上前查看提醒；她久坐休息时，机器人也会反复推送运动提醒，这不可避免地让她产生了被“监视”的感觉。

在受访的相关从业者看来，行业已走过“从0到1”的探索期，目前正处于营收放量、等待盈利拐点的阶段。但不论是从机构的采购成本考量，还是从家庭使用习惯来看，养老机器人要想实现“持续使用”，仍须经历更长的市场验证周期。一位从事养老机器人研发的从业者曾在采访中坦言，全能人形机器人进入普通消费者家庭“至少还需要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