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北京7月29日电（记者 查志远 实习生 李美林）6月23日，商务部联合七部门办公厅发布了全国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的城市名单，北京朝阳区和顺义区双双入选，其中朝阳区的试点重点聚焦于汽车改装领域。同一天，商务部携手八部门公开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围绕汽车改装、房车露营、经典老车、维修与保险服务、汽车赛事、汽车租赁六大板块，一口气推出了17项具体举措。

新政甫一亮相，业内便有不少人直呼“放开了”。不过细读政策原文就会发现，这绝非一刀切的彻底松绑。文件明确要求对汽车改装采取分级分类管理，拟定改装项目清单，完善车辆检验和变更登记等环节；与此同时，还要加快制定国家标准，研究改装零部件的准入许可及技术规范。

近日，记者走访了北京的多家汽车服务门店，就新出台的改装政策展开实地了解。一家主营贴膜业务的门店里，店员刷手机时偶然看到了这条新闻。“真等具体项目名单出来了，我们肯定得好好研究，顾客要是有需求，我们也能跟着调整。”另一家专注车灯和内饰改装的店面则更关心备案流程的细节，“这些要是能讲得明明白白，我们干活也踏实，顾客问起来也能给出个确切答复。”

还有几家此前对政策毫无耳闻的店家，在听记者简要介绍后，也流露出不少兴趣。不过，受访门店都表示，目前还没有收到操作层面的具体指引，日常经营仍按老规矩来。对他们而言，大方向已经明朗，但真正影响生意的，还是哪些项目能获批、门店是否需要添置设备或取得资质，以及改装完的车辆究竟如何备案、如何通过检验。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在政策发布会上指出，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既要“管得住”，也要“放得活”。其中，汽车改装需借力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走向规范有序的轨道。

政策背后，是一个体量颇为可观却尚未得到充分释放的市场。据《中国青年报·出行周刊》7月8日报道，国内汽车改装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600亿元大关，2026年第一季度更是同比增长了23.5%。即便如此，国内的改装渗透率依旧不足5%，与欧美日等成熟汽车市场相比仍有明显落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预测，新政落地后的一到两年内，市场规模有望跃升至3000亿元上下。需求其实一直存在，但从消费者的改装意愿到合规经营之间，还横亘着项目清单、产品标准与备案流程这三道坎。

长期深耕汽车后市场品牌咨询的褚志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大方向已经显现，但能否真正带动市场，关键还在于政策的落地执行。“这次发文涉及9个部门，参与面广，力度自然比以往更强，释放的信号也更为清晰。”褚志华分析说，汽车改装涵盖的内容五花八门，不同类别不能用同一套标准简单套用。以轮毂为例，过去可调整的余地非常有限，如果今后符合规范的产品能顺利办理变更登记，消费者的选择空间会明显拓宽，门店也更容易形成稳定的业务模式。

在褚志华看来，真正衡量“行业春天”是否来临，还得看政策能否落地生根、允许改装的项目能否持续明确、市场规模能否真正做大。

另一位受访者姜宁，拥有十年改装经历的资深发烧友，则直言：“这几年总听人嚷嚷‘汽车改装要解禁了’，这回总算盼来了实打实的文件。”比起笼统的“放开”二字，他更关切新政策能否解决现实用车中的具体困扰。他名下有一辆进口马自达，车辆档案里登记的轮胎扁平比为55，可如今市面上相近规格的产品中，50扁平比更为普遍。“严格按档案规格买，选择面太窄，年检时也得照样按老规矩来。要是以后能把这种适配性调整纳入合规范畴，对不少老车主都会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

姜宁最期盼的，并非所有项目一次性全面放开，而是国内改装市场能够逐步建立起清晰统一的标准体系。他在选购日本轮毂时，总会特意留意产品是否带有JWL、VIA等认证标识；去年在日本一家AUTOBACS汽车用品市场，他看到轮毂、避震、刹车、进气系统等产品摆得整整齐齐，公开陈列，“就像家装市场卖建材一样”。“国内其实也有不少优秀产品，但眼下标准还不够统一，好东西和普通货混在一起，普通消费者很难分辨优劣。”

对于后续政策走向，多位从业者表达了相近观点：“改装需求从未消失，也不必指望一步到位地全盘放开，完全可以按项目分类循序渐进。涉及车辆结构、动力安全的部分，该严管的绝不松懈；而普通装饰、合理的轮毂轮胎调整、经过认证的刹车和灯光升级，则应当尽快把产品标准和备案流程建立起来。”（完）

中新网北京7月30日电（记者阮煜琳）自然资源部于近日正式对外发布新修订的《临时用海管理办法》（下称《办法》），这一举措标志着我国在临时用海治理领域实现了制度性跃升，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据相关人士透露，本次修订可谓是对既有临时用海体系的一次全面优化与深度完善，其根本宗旨在于为海洋经济的稳健、有序及可持续繁荣构筑起更为坚固的制度屏障。《办法》全文共计二十条，针对临时用海管理框架进行了系统性重塑，并在三大维度上展现出鲜明的创新亮点：即推行分类管理机制、精简审批环节、以及加强全周期监管力度。

首先，在分类管理层面，新政开创性地引入了区分化治理思路，明确界定了“需许可”、“可备案”及“不得办”三类迥异的适用情形。具体而言，凡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可能改变自然岸线形态或功能，乃至对国防安全、海上交通秩序或其他合法用海权益产生潜在重大干扰的，一律须依法申请临时用海许可；而针对诸如海洋文旅项目、生态修复工程、防灾减灾救灾行动、海洋监测活动及科研教学等，只要不触碰生态红线或未改变自然岸线特性，则无需申领许可，仅需履行备案手续即可；然而，诸如填海造地、跨海桥梁建设、海底隧道开凿、海砂开采等，以及任何旨在长期占据海域的用海行为，均被明令禁止纳入临时用海管理范畴。

其次，在审批流程优化方面，《办法》着重强调了便民高效的导向，大刀阔斧地削减了审批环节，特别是撤销了临时海域使用证的核发步骤，从而实质性推动了用海单位实现“一举获得许可、即刻启动施工”的目标，极大缩短了项目落地的时间成本。

最后，为强化全过程链条式管控，新规要求各相关部门必须依托自然资源管理与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体系来开展审核工作。一旦许可或备案流程完毕，相关临时用海资料须即刻归入“一张图”实施动态监督，并同步知会执法机关、面向社会公示，以此引入公众监督力量。此外，《办法》还显著强化了临时用海主体在期满后的拆除责任，明确规定用海设施及构筑物必须及时清除，以切实保障临时用海的“短时性”本质。同时，针对涉及生态保护红线或岸线形态改变的案例，特别强调用海方须严格履行生态修复义务，竭尽全力守护海洋生态的完整与健康。

你平日里习惯用什么样的姿势握着手机？近期，一则关于“长期握持手机致使小指骨骼发生形变”的说法在网上掀起热议，众多网友低头审视自己那略显“凹陷”的小拇指，纷纷表示沉默。网络上更是不乏各种短视频，有些旁白言之凿凿地宣称：这是长期沉溺手机所带来的“关节变形炎症”，需要接受冲击波疗法。

可是，日常以小指作为支撑点托举手机，当真能使骨骼发生不可逆的变形，甚至严重到需要冲击波干预的地步吗？今天，我们不妨拨开迷雾，深入探讨一番。

首先，那所谓的“凹痕”究竟从何而来？当我们单手握着手机时，相当一部分人习惯让机身下缘恰好搁置于小指的中段或末端关节附近，把小指当作天然的“微型托盘”。这样一来，局部软组织便会持续受到压力，加之手指长时间维持屈曲或侧倾的姿态，放下手机后，那一道浅浅的压痕自然便浮现在眼前。倘若这凹痕在调整姿势或停止承托后逐渐淡化，那么它更应被视为受压所致的软组织印记，而非骨骼弯曲的产物。医学层面所讨论的“变形”，通常指向持续存在的结构性改变，往往需要结合详尽的病史询问、细致的体格检查，必要时辅以X线等影像学手段方能确诊；关节炎的诊断同样无法仅凭外观上的沟槽轻易定论。疼痛、晨间僵硬、肿胀、活动受限乃至影像学上的异常改变，与“看起来有个坑”实属两回事。

其次，关于骨性变形，目前缺乏确凿证据。专门针对“小指托机是否导致变形”的研究文献本就稀缺，且结论亦存在分歧。2020年，有学者曾对143名年轻人的双手照片展开比对，结果未能发现手机握持姿势、每日使用时长或使用年限与左右小指不对称之间存在显著关联。而2024年一项纳入101名成年人的横断面调查则显示，每日手机使用时间较长者更为频繁地报告小指不适；在每日使用超过4小时的64名受试者中，有9人被发现存在外形差异。然而，X线检查并未揭示骨骼或关节角度出现相应的改变。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样本量有限，且未细致记录主要的持机方式与累计使用年限，因而只能提示“使用时间与症状或软组织外观存在一定关联”，尚不足以断言手机直接导致了永久性畸形。

综合来看，更为审慎的表述或许是：长时间承托确实可能影响局部软组织的轮廓，并引发不适感，但“将第五指骨及关节压至变形”的说法尚未获得可靠证据支持。研究中所采用的“4小时”仅作为数据分析的分组节点，并非公认的安全界限或致畸阈值；网络上盛传的“每日8小时必然变形”同样缺乏科学依据支撑。

其实，更值得警惕的是过度使用所带来的疼痛与麻木。2026年一篇系统综述汇总了42项研究、涵盖超过6.7万名参与者，结果表明，长时间或频繁使用手机与多种手腕及手部问题存在关联，其中以拇指侧腱鞘炎、腕管综合征和肌腱炎较为常见。不过，由于多数原始研究属于横断面设计或个案报道，长期随访资料匮乏，因此目前更适合使用“有关联”这一表述，而非轻率地断言“手机必定导致某种疾病”。

具体而言，以下几种行为可能与手部不适密切相关：其一，局部受压，即小指长时间担当托举任务，可能引发酸痛、压痛、发麻或短暂的刺痛感；其二，固定姿势，持续用力握持、手腕过度弯曲或侧偏，会加剧手部与前臂肌肉的疲劳累积；其三，重复操作，频繁地打字、滑动或单拇指操作，容易使负担集中于拇指与腕部，而不仅仅局限于小指；其四，神经受压，若无名指与小指一同出现麻木，尤其在长时间屈肘、以肘撑物或入睡时症状加重，需考虑尺神经在肘部受压的可能，此时问题未必出在小指本身。

为了让手指更轻松一些，不妨尝试以下调整：第一，避免让小指长期充当“手机支架”的角色，尽量采用双手持机的方式，或借助指环、握持配件及桌面支架，将手机重量分散至手掌及更多手指。第二，时常更换持机手与姿势，长时间观看视频时可将其置于支架上，打字与滑动时交替使用双手，从而减轻单个拇指和小指的持续负荷。第三，每隔约30分钟便短暂休息片刻，放下手机1至2分钟，轻轻张开再握拢手指、放松手腕、伸直肘关节；若已出现疼痛或麻木，切勿硬撑继续刷屏。第四，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操作，可酌情启用语音输入、放大字体及快捷回复功能，以降低高频打字和滑动带来的负担。第五，当小指出现发麻症状时，还应注意肘部的养护，避免长时间屈肘打电话、趴桌刷手机或将肘部压于硬物边缘；睡眠时亦不宜总是将肘关节紧紧蜷曲。

然而，有些情况切莫单纯归咎于“手机压迫所致”。无痛且短暂的压痕通常无需特殊治疗，调整持机方式并稍加观察即可。但若出现以下情形，建议及时前往骨科手外科、手足外科或康复医学科就诊：疼痛或肿胀持续不退，即便减少使用、调整姿势仍无缓解，甚至逐渐加重，并伴发红或发热；活动出现异常，如手指弹响、卡顿、无法正常屈伸，或外伤后突然歪斜；出现神经相关症状，如小指与无名指持续麻木、握力减退、容易掉落物品，甚至手部肌肉萎缩；外形持续变化，原本不存在的弯曲或关节隆起愈发明显，而非放下手机后逐渐消退的压痕。医生将根据具体情况判断是否需要X线、超声或神经电生理检查，治疗方案的制定亦因人而异，切忌仅凭网络图片或视频自行对号入座、草率处置。

在北京市房山区，一场关于“隐形雇主”与劳动权益的司法前沿交锋引发关注。部分企业利用合同名称的巧妙转换、管理链条的层层嵌套，试图将劳动关系的责任“甩锅”给模糊地带。面对这样的隐蔽用工现象，劳动者是否还能有效维权？近日，房山区人民法院举行了一场专题新闻通报会，聚焦隐蔽用工类劳动争议的审理现状，并发布了典型案例。据《工人日报》报道，近年来该院受理的相关案件多集中在即时配送、网约出行、快递物流等新兴业态。

新闻发言人指出，一些用人单位通过缔结五花八门的协议、构建多级用工框架，将本应属于劳动法的雇佣关系精心装扮成承揽、外包或合作等民事法律关系，使得劳动者在维权之初便陷入迷茫——究竟谁是真正的雇主？该向谁主张权利？对此，法院坚持实质性审查原则，重点探究用人单位是否对劳动者实施了支配性的劳动管理。从审判结果来看，确认劳动关系或判定企业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的情形占据主流。

在发布会上，燕山人民法庭庭长针对这批典型案例，剖析了隐蔽用工的常见“套路”，并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引。

第一类情形被形象地称为“自己管人、外包发钱”。2023年3月，暴某经某快递站点工作人员安排，以快递公司员工名义注册了外卖平台APP，从此担任骑手。公司为他配发了电动车和统一工装，日常调度与考勤均由公司负责，但双方既未签署劳动合同，也未缴纳社会保险。一次配送途中的车祸，让工伤认定陷入争议。暴某于2024年2月离职后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劳动关系。

法院调查发现，快递公司与一家管理公司签有《业务外包合同》，外包费用由佣金、管理服务费、税费及返费等构成，其中管理服务费竟为零元。暴某通过平台接单，报酬由管理公司代发，但资金源头却指向快递公司。在平台显示中，暴某的身份明确为快递公司员工。法院认为，暴某所从事的配送工作属于快递公司的业务范畴，站点站长通过微信群对其进行了实质性的工作监督和考勤管理，双方关系表现出强烈的人格从属性。至于管理公司发放报酬，证据表明其仅代发工资。合同对价低、履行过程异常，明显有规避劳动关系、转嫁经营风险的嫌疑，该风险不应由劳动者承担。据此，法院认定暴某与管理公司之间不存在实质管理关系，快递公司以《业务外包合同》为由否认劳动关系的抗辩不被采纳，最终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法官提示，法律不会容忍借“自己管人、外包发钱”之名行规避法定责任之实。用人单位若企图以此逃避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或承担工伤赔偿等义务，不仅徒劳无功，反而可能招致更重的法律后果和赔偿负担。

第二类情形则是“以承揽合同行用工之实”。自2021年7月起，于某在某配送站担任骑手，为A公司提供商超商品配送服务。2023年底，A公司撤出该站点，由B公司接手，于某随之被解绑并与B公司绑定，由此与A公司产生劳动争议。于某坚称自己是A公司员工，而A公司则主张双方为承揽关系，出示了《项目转包协议》，声称于某系以个体工商户身份承包配送业务，工资经由第三方平台支付。

法院审理后认定，双方均具备法定劳动关系主体资格，于某的配送工作构成A公司业务的一部分。虽然工资按单量计算，但A公司对骑手进行排班、控制接单量，甚至单独派单，显然实施了管理行为。据此，法院判定双方符合事实劳动关系成立条件，确认劳动关系存在。

法官提醒，用人单位通过要求劳动者签署承揽或合作协议来“去劳动关系化”，在司法实践中难逃穿透式审查。只要用工实质符合劳动关系特征，即使披着承揽协议的外衣，也会被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

第三类情形为“名为外包实为派遣”。李某与甲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被安排至乙公司担任销售员。甲、乙两公司间有《劳务外包合作协议》，约定甲公司派驻人员从事营销项目。因乙公司将李某退回，甲公司随即以严重违反制度为由解除合同。李某申请仲裁后起诉甲公司。

法院指出，尽管李某与甲公司签有合同，但其在乙公司工作场所接受乙公司的管理、指挥，且工资、福利由乙公司确认和结算，这暴露出两公司间是典型的假外包、真派遣关系。乙公司作为用工单位，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按约定程序处罚并退回李某，因此其以违纪为由退回的行为缺乏依据。甲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盲目依赖退回决定解除劳动关系，于法不合，最终被判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

法官建议，企业必须厘清外包与派遣的界限，不可借外包协议掩盖真实用工关系。用工单位退回劳动者后，派遣单位应独立审查解除条件，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决定，而不能机械跟随用工单位的“退回”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