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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万元机票仅退432元”事件》后续：消费者已收到全额退款
近日，一则关于“天价退票费”的话题在网络上引发广泛关注。消费者林先生在某购票平台耗资15217元订购了一张国际航班机票，由于个人行程临时调整，他在航班起飞前三天提出退票申请，却惊讶地发现自己仅收到432元的退款。这一事件经央视财经等权威媒体报道后，迅速发酵，成为公众热议的焦点。
令人欣慰的是，7月28日上午，林先生陆续收到了两笔退款，金额分别为12000余元和2000余元，合计超过14700元，加上之前退还的432元，整笔15217元的票款终于悉数到账。然而，面对全额退还的结果，林先生并未感到丝毫轻松。他坦言：“退钱与否，对我而言已经不再重要。我更希望我个人的这次维权成功，能激励千千万万的消费者一同勇敢捍卫自己的权益，这才是我接受央视财经采访的真正初衷。”他期望消费者协会能够仿照处理机票超售问题的约谈机制，积极介入高额退票费这一乱象的调查中。
针对这一事件，多位法律界专家纷纷发声。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巍指出，购票平台和航空公司未能全面履行其告知义务，致使消费者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陷入重大误解，相关收费条款应被视为霸王条款，其格式合同中的此类规定理当判定为无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苏号朋进一步解释，退票费在法律本质上是违约责任的一种体现，其金额必须与航空公司因退票所产生的实际损失相匹配。他强调：“航空公司并未采用合理方式向消费者明示退票费用的具体比例，甚至故意将其置于隐蔽之处，收取的费用明显超出了实际损失范畴，这不仅是显失公平，更是极不合理的。”此外，苏号朋教授还尖锐地指出，航班超售与高额退票费实际上是同一问题的两种表现形式，二者构成一种闭环商业逻辑——旅客若选择退改签，航司便以高额手续费获利；旅客若不退改签，则航司又通过超售将无法乘机的风险转嫁给消费者。他总结道：“航司一边借助超售，一边利用高额退票费，从两头对消费者权益进行压缩，而自身则能从中双边获益。”
一张小小的机票，承载着无数普通人说走就走的憧憬与期待，它不应成为一笔令人困惑的糊涂账。要彻底化解天价退票费带来的种种争议，必须牢牢坚守“规则透明、权益对等”的底线。唯有当“提前告知”不再以最小字号藏匿于冗长条款之中，当“公平合理”真正落地为切实可行的格式要求，消费者方能安心购票、放心出行。当前，提振消费信心、扩大内需已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而出行作为服务消费链条的首要环节，其规则本身的公平合理与否，不仅直接决定着一个行业的口碑声誉，更深刻影响着整个消费市场健康运行的良性循环。
功能特点
喝{绿豆汤喝出脑出血？专家：不是汤“}毒”，是喝法错了
暑热难耐之际，一碗清凉的绿豆汤俨然成为众多家庭消暑度夏的“救命甘露”。然而，近日一则急诊室案例却给绿豆汤的忠实拥趸们敲响了一记沉痛的警钟——一位饱受高血压困扰多年的女士，因酷暑难当，索性将绿豆汤当作日常饮用水，每日猛灌，岂料数日之后，突如其来的剧烈头痛将她推向了生死边缘。事实上，绿豆汤本身并无“毒性”，真正的隐患潜藏于饮用方式与时间节点的微妙把控之中。专家疾呼：牢记“3个不”，既能安心消暑，又可保全性命！然而，厨房里潜藏的某些食材，同样正在悄无声息地削弱药效。
此番惊险遭遇，并非绿豆汤直接导致脑部血管破裂，而是多重风险因子层层叠加酿成的悲剧。医学专家郑重告诫，以下三个关键环节，但凡有一处疏忽，便可能引爆健康危机。
其一，饮用量触目惊心：一日1500毫升，超出安全阈值整整三倍。专家明确划出红线——高血压患者饮用绿豆汤的安全剂量应为200至300毫升，即一小碗的容量，上限不可逾越500毫升。而这位女士日饮量高达1500毫升，相当于全天候超负荷补水，持续的超量水分摄入使得血容量骤增，血管壁承压剧增，恰似汹涌洪水反复冲刷脆弱的堤防，溃坝之险一触即发。
其二，药效惨遭“劫持”：鞣酸与利尿作用形成双重夹击。绿豆中富含鞣酸（即单宁酸）以及植物蛋白。大量饮用之际，这些成分能够与部分降压药物的活性成分发生络合反应，生成难以被人体吸收的复合物，从而显著削减肠道对药物的摄取效率——当然，并非所有降压药均会遭遇此类干扰。与此同时，绿豆天生具备利尿特性，当大量绿豆汤入腹，一方面液体摄入量剧增，另一方面利尿机制加速了代谢进程，双管齐下，促使药物更快速地随尿液排出体外，最终导致血液中的药物浓度持续走低。专家打了个形象的比方：如同一池墨汁，一端不停注水，另一端持续排放，墨色自然愈发浅淡。大量饮用绿豆汤，体内液体增多叠加利尿效应，血药浓度随之稀释，降压效果自然大打折扣。
其三，血管本就脆弱不堪：高血压病史埋下“定时炸弹”。该女士多年罹患高血压，脑内小动脉血管壁已然菲薄，弹性机能衰退。大量饮用绿豆汤，一方面干扰了降压药物的正常效用，引发血压起伏波动；另一方面，短时间涌入的巨量液体推高血容量，多重负荷交叠压迫，最终压垮了脑血管的耐受极限，诱发脑出血的惨剧。
务必明晰：绿豆汤本身无毒无害，降压药则是维系血压平稳的生命防线。真正致命的，是将绿豆汤当作日常饮用水长期超量摄入，且在服药期间全然不顾饮用禁忌，多重隐患彼此叠加，方酿成脑血管意外的不幸结局。
若您正在服用降压药物，或家中有高血压长辈，饮用绿豆汤务必恪守以下“3个不”原则。
不“夺时”——服药前后两小时堪称禁区。药物自入口至起效通常需要一至两小时的窗口期。错误示范：刚吞下药片便迫不及待地灌下一碗绿豆汤，或反之喝完绿豆汤立刻服药。正确做法：服药前后两小时以内，坚决与绿豆汤划清界限。举例而言，若您清晨七点服用降压药，那么上午十点之后再饮用绿豆汤才算稳妥。
不“贪凉”——冰镇饮品坚决拒绝，空腹状态同样禁忌。错误示范：从冰箱取出冰镇绿豆汤直接畅饮，或空着肚子将其当作早餐果腹。正确做法：选择常温状态下的绿豆汤，且最好安排在餐后饮用。冰镇之物刺激外周血管骤然收缩，极易引发血压剧烈波动；而空腹饮用则容易损伤脾胃阳气，削弱消化机能。
不“过量”——每日一小碗足矣，上限不逾500毫升。错误示范：将绿豆汤视作白开水般随意饮用，一天灌下数大碗。正确做法：严格控制于200至300毫升之间，即一小碗的份量。若患者同时罹患糖尿病或肾功能不全，更须减半摄入，或在主治医生指导下酌情调整。
绿豆汤虽为消暑佳品，然其性属寒凉，并非人人皆宜。专家特别提醒，以下四类人群同样需要管住自己的嘴。
脾胃虚弱者：但凡进食生冷便腹泻不止、四肢常年冰凉之人，饮用绿豆汤无异于雪上加霜，将进一步戕害脾阳之气。经期及孕产期女性：绿豆性质偏寒，虚寒体质的经期、孕产妇若大量摄入，容易加剧宫寒症状，诱发痛经或经血瘀滞不畅。正在服用滋补药物者：若您正在服用人参、肉桂等温补类药材，绿豆的“解药”特性将显著削弱其补益功效。糖尿病患者：市面上售卖的绿豆汤往往添加大量糖分，且历经长时间熬煮后淀粉糊化程度极高，升糖指数急剧攀升，建议选择无糖且未煮至开花的绿豆汤。
除绿豆汤外，夏季尚有两大“消暑利器”潜藏危机，同样可能令降压药效力尽失，许多人却日日饮用浑然不觉。
其一，西柚（葡萄柚）。危险机制在于：西柚所含的呋喃香豆素能够抑制肝脏及肠道中代谢酶的活性，对部分钙离子通道阻滞剂类药物影响尤为显著（如硝苯地平、非洛地平等），致使降压药在体内代谢速率减缓，血药浓度可能异常攀升。后果不堪设想：血压骤降至危险水平，引发头晕目眩、心慌心悸，甚至休克。应对之策：服用降压药期间应极力避免食用西柚或饮用西柚汁；若确需食用，建议与服药时间至少间隔两小时以上。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并非所有降压药都会受到西柚影响，但药物间相互作用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仅凭时间间隔并不能彻底消除风险，最稳妥的策略仍是尽量远离西柚及其制品。
其二，浓茶与凉茶。危险机制：茶叶中的茶碱与咖啡因能够刺激中枢神经系统，导致心率加快、血压上升；而凉茶中某些中草药成分亦可能药物发生相互作用，干扰药效发挥。对策：高血压人群宜选择淡茶饮用，远离浓茶及成分不明的凉茶。
那么，高血压人群夏季究竟该喝些什么？除了知晓禁忌之外，更重要的是选择更为安全的替代品。专家倾情推荐以下几款夏日饮品，清爽解渴又不伤身：首选温白开水——永远的安全之选，零负担、无风险，少量多次徐徐饮用。无糖酸梅汤与无糖柠檬水——清爽开胃，但务必确保无糖，市售含糖版本不仅令血糖飙升，还会间接干扰血压稳定。淡菊花茶——具备辅助降压与明目的功效，高血压人群可适量饮用，但切记是淡茶而非浓茶。淡冬瓜汤——冬瓜本身利水消肿，对血压控制有一定辅助作用，尤宜夏日饮用。高血压人群一切饮食当以清淡为纲，无论选择何种饮品，均须警惕过量摄入之虞。
温馨提醒：本文饮食科普仅供日常参考，高血压、糖尿病、孕期等特殊人群的饮食方案调整，请务必遵从主治医生的专业指导。
正确饮用绿豆汤行动指南：饮用量方面，每日200至300毫升（一小碗），上限不超过500毫升；饮用时机方面，宜安排在餐后，并与服药时间至少间隔两小时以上；温度控制方面，常温最佳，冰镇一律摒弃；熬煮方式方面，若旨在消暑解热，则不宜煮至开花（保留绿色清汤）；若追求清热解毒之效，则可煮至豆花绽放（汤色转红）。高血压人群建议饮用未开花的绿豆汤。少喝人群包括：高血压服药期患者、脾胃虚寒易腹泻者、经期及孕产妇、正在服用温补药物者。警惕要点：切勿将绿豆汤替代饮用水长期大量摄入，服药期间务必严守时间间隔与饮用规范。
使用说明
为救患癌母亲，医生铤而走险！他为何走上“野{路子”}？
2025年12月，上海一家三甲医院重症监护室的医生叶明，做出了一次与毕生医学信念背道而驰的选择。他乔装潜入一个充斥药贩子与“托儿”的病友交流群，潜伏了整整半个月，最终花费逾万元，向一位素不相识的药商购入二十天剂量的“抗肿瘤原料药”。所谓原料药，指药品中最核心的有效成分，既无辅料调配，也未经任何加工流程，更遑论正规批文。叶明比谁都清楚——这粉末纯度堪忧、制造工艺不明，甚至可能只是一团毫无药效的淀粉。然而，他已然没有退路。
他的母亲于2023年初被确诊为胃癌晚期，且伴随罕见的ALK基因突变。化疗未能奏效，靶向药物接连耐药，免疫治疗引发超进展，多脏器功能相继衰竭……国内所能提供的常规治疗手段全部失效，连临床试验也将她拒之门外。“一代、二代、三代靶向药均告失败，唯一的希望只剩下第四代。”身为医者，叶明能够调取的信息远超普通家属。他翻遍国内外文献，查到一款名为NVL-655的四代ALK靶向药正在美国开展临床试验。数据令人振奋：即便针对已对三代靶向药耐药的群体，有效率仍达五成。然而，该药既未在美国正式上市，更遑论进入中国市场。
于是，他开始钻研美国的同情用药机制。在美国，当某些危重患者已穷尽常规治疗手段，却又不符合参加新药试验的资格时，可向药企提出“同情用药”申请，有机会提前使用那些仍处于试验阶段、尚未获批上市的新药。他用英文撰写函件，附上母亲完整的病历与基因检测报告，发给制药公司。一周后，回复如期而至——先是程式化的关怀与慰问，紧接着是冰冷的拒绝：“本公司在中国未开展同情用药业务，无法提供药品。”
“明明有药，有效率五成，或许还能争取两三年的时光，可偏偏就是拿不到。”望着病榻上因幽门梗阻痛得蜷缩翻滚的母亲，这位见惯生死的ICU医生再也顾不得职业操守，向药贩子购入了NVL-655原料药。“无路可走的时候，狗急了尚且跳墙。”用药三天后，母亲呕吐减少，疼痛缓解，精神明显好转，甚至能进食了。叶明以为奇迹将至。然而两周过去，症状如潮水般卷土重来，病情急转直下，不久后，母亲在家中离世。
“那药确实为母亲争取了至少二十天的生命，也极大减轻了她的痛苦。可是，那是原料药，并非正规药品——精度不足，工艺粗糙，况且用药时母亲已处于多脏器衰竭、幽门梗阻的状态，药物根本无法被有效吸收。”叶明惋惜地说，“太晚了。”
在中国，像叶明母亲这样求药无门的危重症患者，何止千万。常规治疗失败之后，他们被临床试验的大门拒之门外，又卡在同情用药制度的夹缝之中，只能在绝望中摸索出一条条灰色的、危险的野路子。
被拒之门外的“不完美患者”
赵宏每天都要面对这样的病人。他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主任医师，专注肝癌、胰腺癌、胆管癌——这些癌种恶性度极高，预后极差。常规治疗失败后，二线治疗的有效率不足一成，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仅有三四个月。而那些尚在临床试验阶段、未获批上市的新药，便成了这些患者最后的救命稻草。
作为国内顶尖肿瘤医院的医生，赵宏手中握有多个新药临床试验项目，每日慕名而来的患者络绎不绝，但真正能如愿入组的却寥寥无几。“一上午门诊五六十名患者，大约只有五六人可以考虑纳入临床研究，最终能成功入组的，可能也就两三个。”赵宏解释，临床试验的入组门槛极其严苛。为了控制变量、获得“干净”的数据，以证明药物在特定人群中的有效性，药企和科研机构需要的是“完美患者”——年龄合适、无严重合并症、身体状况良好、既往治疗史有限。
然而，真实的肿瘤世界里，更多的是“不完美的患者”。山东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科主治医生张欣，对这种无力感习以为常。“在我们这样的地市级医院，临床试验项目凤毛麟角，绝大多数被省级或区域性龙头三甲医院垄断。患者想入组，只能自己去大医院挂号、排队。”她发现，许多肺癌患者历经一二线治疗失败后，身体已是千疮百孔，PS评分（体力状况评分）极差，根本达不到临床试验的门槛。
身处辽宁抚顺的乳腺癌晚期患者王丽，正被困在类似的僵局里。自2025年1月发现乳房肿块以来，她接受了化疗和靶向药曲妥珠单抗的治疗。“效果尚可，但心脏承受不住，心跳飙到每分钟150次，还伴有绞痛。”副作用过于严重，她被迫停药。她早就听说过临床试验。“有位癌症晚期转移的同学进过组，用了新药效果特别好。”她也想去碰碰运气。在网上辗转联系了沈阳某三甲医院的一位教授，对方看了影像资料后说可以入组。她满心欢喜，岂料等待期间的一场感冒，让她被彻底排除在外。
此后，她再也没能触到临床试验的门槛。“普通医生不管入组事宜，主任的号要一两个月才能挂上。”半年间，她接触了不下二十位医药代表，对方起初满口应承，最终要么说名额已满，要么推荐一些毫无科学依据的“野鸡项目”。她还遇到过推销一万七千元一盒来历不明“进口药”的骗子。“说实话，我现在很焦急。我是晚期，时间不多了。才四十八岁，孩子还小，我想活下去。”
这样的绝望，叶明也曾深切体会。二三线靶向药全部失效后，他带着母亲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附近租了房子，开始逐一筛选临床试验，试图尝试新药。筛选了一两个月，没有一个项目匹配。“她病得太重了，又有免疫副反应的病史，许多新药含有免疫成分，他们不敢收。”最终，他只能陪母亲回了家。
面对这样“无药可用”又入不了组的患者，赵宏能做的实在有限。“有的病人当场就哭了，家属陪着掉泪，问我：‘医生，难道我们只能等死吗？’我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说再看看后面有没有其他研究项目。”
相较于求药无门的绝望，对某些血液肿瘤患者而言，眼看曾经可行的道路突然被堵死，或许是另一种残忍的折磨。顾洪飞是患者组织“淋巴瘤之家”的创始人。2010年他确诊霍奇金淋巴瘤，经治疗康复后，从一个人数仅四百多人的QQ群起步，将患者组织发展至注册用户超过十六万。这些年，让他印象最深的患者有两类：紧急危重症患者和复发难治患者；而这些患者打听最多的治疗方式，便是“同情CAR-T”。
CAR-T是一种免疫细胞疗法，对部分复发难治的淋巴瘤和白血病亚型有“奇效”。目前国内已有六款CAR-T产品获批上市，部分产品和适应症的患者十年生存率可超过五成。但CAR-T定价普遍在百万至一百三十万元之间，且未纳入医保，普通家庭根本无力承担。据顾洪飞介绍，此前国内许多顶尖血液病中心通过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IIT），患者仅需十几万元便可获得“同情CAR-T”治疗，而这种治疗挽救了大量危重、复发、难治患者的生命。
顾洪飞表示，2026年5月1日，国务院颁布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818号令”）正式实施。出于对细胞基因治疗安全性和规范性的考量，以往相对宽松的同情用药通道迎来严格管控。多数医院因合规考量，不再轻易开展此类项目。患者想尝试非商业CAR-T疗法，只能参加正规备案的临床试验。“同情CAR-T”的通道中断，令一批“夹在中间”的患者陷入绝境。
在儿童白血病病友社群“暖白儿童”中，就有一批复发难治、亟待CAR-T治疗的患者。今年2月，华阳九岁的儿子确诊T淋巴母细胞白血病。历经五个疗程化疗，孩子的微小残留病灶（MRD）指标始终卡在0.4%，无法清零。这是一个评估白血病疗效的关键指标：MRD越低，骨髓移植后的复发风险越低；降至0.01%以下才算完全缓解，达到移植标准。“肿瘤细胞没有被彻底清除。如果MRD没转阴就强行移植，医生说基本就是百分之百复发。”华阳做过十年神经外科医生，他比一般家长更清楚，“化疗这条路，基本已经走到头了。”
他查阅了大量资料，也咨询了同行，“像这种情况最合适的就是CAR-T。”但不幸的是，儿子所患白血病对应的CD7靶点CAR-T产品尚未上市，仍在临床试验阶段。华阳听说，以前类似患儿可以通过“同情CAR-T”清除残留、桥接移植，如今这条路已然封闭。而正规的CD7 CAR-T临床试验，“要求MRD必须大于5%或骨髓不缓解才能入组。我们这种残留0.4但还没到复发标准的情况，恰好卡在中间。孩子的身体能撑多久？我不知道。”
刘方十二岁的女儿同样被CD7靶点CAR-T试验的条件困住。今年春节，女儿确诊T淋巴母细胞淋巴瘤，三个月化疗后便复发。“医生说已经耐药了，预后很差。如果能通过CAR-T实现完全缓解，再桥接移植，长期存活的机会将大大提升。”但此前化疗引发了脑血栓、脑出血，所有正规临床试验都将女儿拒之门外。刘方坦言，他们了解同情CAR-T治疗的风险，但比起强行移植后“百分之百复发”，他宁愿选择前者。“这不是一道选择题。一个是可能活，一个是肯定活不了。临床试验是免费的，我们用不上。我只想要一个合法的机会，哪怕自费，哪怕签免责协议，能不能有一条审批通道？给孩子一线生机？”
药企不敢做“好事”
当患者求药无门时，一个自然的疑问浮现：那些手里握着新药的药企，为什么不愿意把药物交给这些走投无路的人？“不是药企冷血，而是制度没有兜底。在没有明确法律框架的情况下，谁也不敢贸然把未上市的药物拿出去使用。”国内某头部药企工作人员李彬坦言。2017年，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拓展性同情使用临床试验用药物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对适用对象、申请审批程序均做了详细规定。2019年修订的《药品管理法》第二十三条，也确立了同情用药的上位法框架。然而，整整九年过去，那份征求意见稿始终没有变成正式文件。
在李彬看来，对药企而言，同情用药面临两大难题。首先是责任风险。正规临床试验入组的患者，有完备的保险保障——治疗费、不良反应治疗费，甚至死亡赔偿，均由申办方和保险公司承担。但同情用药的患者往往处于疾病晚期、合并症众多，一旦发生严重不良事件甚至死亡，责任归属如何厘清？赵宏曾与药企交流过，对方的顾虑非常现实。“不能排除这样一种情况——申请时患者信誓旦旦‘所有后果我都愿意承担’，真出了不良后果，反过来起诉公司。一旦引发媒体关注，对新药临床研究推进和上市审评都会产生不利影响。”赵宏认为，药企想做善事，却不太敢做善事。
其次是成本与收费的悖论。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试验用药不得收费。李彬觉得这条规定是一把双刃剑。“完全没有经济回报，还要承担风险，企业参与的驱动力从何而来？”他查阅过美国FDA的法规，允许企业收取同情用药的相关成本费用，至少能收回成本。但在国内，如果允许收费，企业又担心暴露真实成本，影响未来的商业化竞争。除了风险与成本，制度落地还有更具体的堵点。赵宏举例道：“比如，病人的分级管理：病情危重到什么程度可以申请？由谁来决定？哪一级医疗机构有资格？伦理委员会设在三甲医院还是县级医院？药品使用后的不良反应如何上报？疗效如何评估？”赵宏认为，这些细则都需要明确。落地之后，从药企到医生再到患者，才能获得法律保障。
据赵宏介绍，药品研发有“三个10”的说法——10%的成功率、10亿美金的投入、10年的周期。在这漫长的流程中，患者等不起。同情用药制度缺位的直接后果，是催生了庞大而危险的灰色产业链。赵宏在调研中发现，从早期的印度仿制药，到后来的地下原料药，甚至还有黑中介拿淀粉灌装胶囊冒充药品。患者为了活命，只能拿自己的身体去试错。
以今年一款名为Daraxonrasib（研发代号RMC-6236）的胰腺癌新药为例，它已成为无数患者的“救星”。素有“癌王”之称的胰腺癌迎来治疗突破——其III期临床数据显示，该药可将患者生存期几乎翻倍，死亡风险降低60%。不过，此药尚未正式上市，美国患者可通过同情用药渠道申请。在国内社交媒体上，已有部分药商声称可以“搞到此药”。《锋面》记者以患者家属身份咨询其中一位，对方表示可以代为申请美国同情用药，药费十几万元人民币/月，另收三千元服务费。更“实惠”的方案是，他推荐记者使用“北京某生物原料实验室”生产的国产原料药，“纯度99.6%，患者吃一个月指标都下降”，月均药费三万四千元，并向记者展示了一张患者用药后“效果良好”的证明报告。
“使用‘原料药’事实上已经涉嫌违法了，原则上我们医生当然不鼓励，但当一个人没有其他选择的时候，你劝不住。”赵宏说。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赵宏提交了一份关于加快完善拓展性同情用药制度的提案。目前，这份提案已进入全国政协的重点提案序列。
在赵宏的设想中，中国的同情用药制度应有自己的特色，最好是在已有该新药临床试验的中心来落地执行。“医生用过这个药，知道有没有输液反应、需不需要预处理，患者放心，药企也放心。”“拓展性同情用药不仅造福患者，也能助力企业研发。”赵宏强调，“对于那些被临床试验排除在外的晚期患者，他们的最佳治疗方案是什么？医生想知道，药企也想知道。如果同情用药制度能覆盖这部分人群，收集真实世界数据，对药物未来的临床应用会有更全面的认知，同时实现‘救急一人’与‘造福万人’的双赢。”
然而，制度的落地需要各方协同。作为企业方，李彬同样期待一份具有中国特色的细则出台。他建议允许企业按成本的一定比例收费，政府同时给予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明确各方责任、明确费用分担、明确风险处置。有了这些，药企才敢参与。”在制度之外，顾洪飞认为，还有一个群体的呼声不应被忽视——那些在灰色地带挣扎自救的患者和家属。他特别强调，同情用药的审批流程必须充分考虑患者的急迫性。走到最后一线的病人，生命窗口往往极短。“如果让他们等待层层审批、等待盖章、等待一个月才开一次的伦理委员会审议，等到的时候，命也没了。流程应该为生命让路。”在危重症面前，时间不是成本，时间就是生命本身。
他希望有一天，申请同情用药的流程能够真正清晰、可及，让患者觉得“这个药是我需要的”，而且我知道该怎么申请，也有信心走完流程；多中心能够铺开，让患者就近申请，不必拖着病弱之躯千里迢迢奔赴北上广。“同情用药制度，本质上不是在赋予患者某种特权，而是给那些走到悬崖边上的人，一个合法抓住绳索的机会。”赵宏说。（应受访者要求，叶明、华阳、王丽、李彬为化名）来源：央视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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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万元机票仅退432元”事件》后续：消费者已收到全额退款近日，一则关于“天价退票费”的话题在网络上引发广泛关注。消费者林先生在某购票平台耗资15217元订购了一张国际航班机票，由于个人行程临时调整，他在航班起飞前三天提出退票申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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