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7月23日晚，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虹、邓煜摘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该奖项，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菲尔兹奖中收获两枚奖章。

　　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4位，以奖励当年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是国际数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

　　两位获奖者曾就读于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以下简称“北大数院”)。一届双奖，带给中国数学哪些思考？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北大数院原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继平。

　　历史突破，鼓舞人心

　　记者：王虹和邓煜双双荣获菲尔兹奖，放在中国数学发展史中来看，这次突破意味着什么？对中国科研界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张继平：这是中国数学的历史性突破，具有里程碑意义。

　　从历史上看，从大陆走出去或在本土成长起来的数学家，曾取得过很大的成绩，有的甚至做出了顶级的重要成果。比如上世纪50年代，吴文俊先生在拓扑学取得了重大突破，应该说就是菲尔兹奖量级的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获奖，令人遗憾。

　　改革开放以来，大家都憋着一股劲，想尽最大努力做出重要成果，为世界数学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的确有一些成果走到了世界最前沿，像哥德巴赫猜想研究、冯康先生的有限元方法、廖山涛先生在微分动力系统领域的工作等等。但能不能得奖，因素很多。我们一直有一种感受，就是必须做出更大的成绩，让别人无话可说。

　　这一次，王虹与合作者证明了困扰数学界逾百年的三维挂谷猜想，邓煜与合作者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关键突破，这些都是数学研究上的重大进展，得到了全世界数学界的公认。能得菲尔兹奖，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两人同时获奖，全世界也没有几个国家能做到，这给整个华人数学界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它证明，只要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做最前沿、最重要的研究，我们完全可以取得比别人更大的成绩。

　　记者：王虹和邓煜同为2007年北大新生：王虹经高考进入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大二转入数学科学学院；邓煜高中时期获得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保送北大。他们的成长路径不同，最终都拿到菲尔兹奖，这对我国基础人才的培养有什么启发？该如何让更多的王虹和邓煜涌现出来？

　　张继平：数学研究需要天赋，但更重要的还是后天的努力。艰苦的磨炼和努力，是取得重要成就的唯一途径。想靠天赋走捷径，是没法取得真正成绩的。

　　王虹从地空学院转到数院，在北大的四年极其用功，特别有定力。这种坚持和刻苦的品质，值得广大同学学习。

　　邓煜是奥赛金牌得主，无疑非常聪明。他也是非常刻苦的——他付出的努力超过了常人，这一点被很多人忽视了。他在北大两年扎实学习基础课，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获奖后他自己也肯定了这一点。

　　要让更多的王虹和邓煜涌现出来，选拔人才的渠道应该更宽一些。过去除了奥林匹克竞赛这条路，中学生直接升入大学的途径很少。现在国家放宽了政策，允许从中学选拔人才直接进入大学，这是很好的举措。不拘一格选才、因材施教育人，本来就是中国教育思想中非常重要的经验。但目前选才的渠道还不够宽，参与的面还不够广，像从中学选拔数学人才，不应仅限于一两所大学，国内排前十几名的大学数学院，都应该允许试点。渠道多了，就更容易发现和培养出更多杰出人才。

　　群星闪耀，因材施教

　　记者：1998年到2008年，您担任北大数院院长。数院1999级到2001级本科生被称为“黄金一代”，后来的2007至2010级也有“白金一代”或“新黄金一代”的说法。这些称呼从何而来？

　　张继平：“黄金一代”的叫法，不是我们自己提的。1998年前后，我们有一个判断，觉得学生从入学到做出惊人成绩大概需要10到15年，而1999、2000、2001这几级的学生成长得比预想还快。到2010年前后，张伟、恽之玮、朱歆文等人已经在国际数学舞台脱颖而出，拿了不少奖项。普林斯顿大学的张寿武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张伟、袁新意、恽之玮、朱歆文……他们可以对数学作出划时代的贡献。”这几届里有六七个人特别强，走到了世界数学最前沿，他们被称为中国数学的“黄金一代”，我一直认为他们的研究工作是菲尔兹奖量级的。

　　后来邓煜、王虹、苏炜杰、唐云清、余越和孙鑫等一批2007级的学生取得了新的杰出成就，又有人称他们为“白金一代”或“新黄金一代”。其实，标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能给大家鼓励和启示，让更多人沉下心来，脚踏实地做研究。

　　记者：从“黄金一代”到“白金一代”，人才成批涌现，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有哪些宝贵经验值得借鉴？

　　张继平：1998年，北大数院提出，用10到15年建成世界一流数学学科。为此，我和主管教学的副院长郑志明院士一起制定并实施了北大数学“黄金一代”培养方案，推出了一系列举措，总结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是发扬北大数学学院几十年来的育人传统。比如北大数学1954级，学生来源广、程度参差不齐，但在时任系主任段学复和江泽涵、程民德、丁石孙等先生的努力下，那一级培养出了7位两院院士和许多重要人才，我们称之为“1954级的辉煌”。我做院长时，就是要好好学习和继承发扬这种扎扎实实培养学生的传统。

　　第二，创新培养模式，推动课程和教材改革。我们首先延续了北大数院建立之初提出的“3+5”培养模式，即前3学期不分专业，夯实通用数学基础，后5个学期自由选择细分方向，给予学生充分选择权。同时，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和学生要求，不断总结，改进完善。从2003年起，“3+5”模式进一步改进为“4+4”模式，并放开名额控制，允许三年级学生在修完学院某一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与学分的前提下，一年时间内在院内调换专业、自由选择毕业出口。我们还大规模加强课程体系改革和教材建设，删减过时过难的内容，打造了北大数学“黄皮书”系列教材，现在这套教材已经成为全国高校数学的经典教学参考书。

　　第三，因材施教，激发主动成长。我们特别强调“独立生活、独立学习、独立思考”。以低年级讨论班为抓手，从自愿报名的学生中选拔，组成两个班，每个班不超过30人，我和郑志明各带一个。讨论班既让学生了解数学理论来源和国际前沿，也重点锻炼学生的组织能力和协作精神。同学们后来自发组织小组讨论班，自己管理本科生阅览室，王虹等人就常去那里自习。关键的一点是，我们不贴标签，参加讨论班的学生没有任何特殊待遇，所有普通学生要学的课程他们必须学好，扎扎实实地全面成长。

　　第四，增强师资力量，营造宽松自由、国际化的学习和研究环境。我们持续引进大批海内外一流学者，如田刚、鄂维南、许进超等，他们每年回北大开设1—3个月短期课程、讲座等，拓宽学生视野；邀请30多位包括菲尔兹奖、沃尔夫奖得主在内的数学大师来访、作前沿报告，促进学生与国际顶级数学家的交流。这些举措成系统地坚持了多年，人才成批涌现也就水到渠成了。

　　沉心静气，再攀新峰

　　记者：王虹和邓煜获奖后，中国数学在当前国际数学格局中处于什么位置？

　　张继平：过去，中国数学是长期追赶，如今在部分领域已经实现并跑甚至领跑，今后几年仍会保持这种态势。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们还需要迈入一个更高的新阶段。

　　放眼世界数学的发展，一个数学强国要在数学的国际前沿产出一批重大研究成果和理论突破，还要拥有一批国际公认的数学大师，建立起数学领域的前沿学派，开拓全新数学理论、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引领世界数学的发展，吸引一批人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前进。这次拿到大奖，意味着我们在现有理论体系内做出了顶级工作，但我们的原创理论还在培育阶段，在建立前沿学派上仍需继续努力。

　　这些年，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持续加大对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支持力度，特别是教育、科技、人才一起抓，给我们创造了非常好的环境和条件，这也正是我们不断追赶并实现突破的底气所在。

　　记者：中国距离在本土完成菲尔兹奖级的成果还有多远？为此我们需要付出哪些努力？

　　张继平：我个人很有信心。从王虹、邓煜2007年进入北大算起，到现在差不多20年。我认为，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恐怕不一定再用20年，我们就能从本土培养出菲尔兹奖获得者，登上世界数学的最高舞台。

　　立足本土培养顶级数学家，我们已经迈出了很好的步伐。包括北大在内的国内很多顶尖高校，都有一批45岁左右甚至更年轻的数学家，已经走到了国际研究的最前沿，有的还是领跑者。我相信，在他们的培养下，学生在国内完成研究生阶段学习，然后取得顶级成果，是完全可期的。

　　人才不断成长，需要科研环境的持续改善。首先体现在育人理念的更新上，国内一流高校都应制定具有本校特色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案。同时，数学是最国际化的学科，全世界研究相同的问题、得出相同的结论，特别需要相互学习和合作，否则很难取得顶级突破。因此，我们要更坚定地推进国际合作与交流，坚持“请进来、走出去”，搭建高水平科研平台，支撑顶尖数学家的全链条自主培养，为青年人才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

　　尤其需要正视的是，学界目前仍存在“唯帽子”“唯论文”的问题，“以刊评文评人”的心态根深蒂固。我们应该引导大家沉下心来做真正能改变学科、引领学科的一流工作，扶持那些心无旁骛深耕重大难题和创新的青年科研人员。我也常常和青年学者说，职称、待遇、头衔应当是做出真正一流成果之后自然到来的结果，不必本末倒置，去追逐各类帽子。

　　记者：这次获奖在国内引起了很大反响，社会上也有各种声音。您如何看待外界的这些议论？对于数学界的同行和青年学生，您有什么样的期待和寄语？

　　张继平：获奖消息传来后，数学界非常振奋，同时难免有各种各样的议论。但是对一个数学家、一位老师、一名青年学生而言，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地学习、教学、搞科研，才是我们能做而且能做好的事情。对于社会上的舆论，大家可以去了解，但不必太在意。关键是要脚踏实地，做出更好的成绩，这才是对学校和国家最好的回报。

　　这些年，我总和年轻人说，要沉下心来，别人怎么样评价是别人的事，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是自己的事，完全可以做得更好。要做得更好，就必须吃更多的苦，流更多的汗。没有那么多精力顾及杂事，要做的就是教好学生、上好课、做好科研，这样我们才能扎扎实实一步一步往前走。

　　我们已经并将继续总结我们在杰出人才自主培养全链条每个环节的经验和弱项，进一步改进理念，注重细节，把因材施教、不拘一格培养人才做得更好。我们在强化自主培养全链条的同时，要坚决摈弃封闭自守。杰出人才的培养需要一个宽松自由、开放、国际化的环境，一切有利于创新人才培养的举措都应当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

　　王虹、邓煜获得菲尔兹奖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希望大家继续努力，用我们自己的行动，创造中国数学更辉煌的明天。

炎炎夏日，暑假翩然而至，不少父母纷纷携子女奔赴眼科门诊，一旦看到检查单上“视力未达1.0”的字样，便顿时忧心忡忡。然而，学龄前孩童的视力解读，与成年人截然不同，其中藏着诸多容易被误解的“盲区”，以下五大常见迷思，值得每位家长细加厘清。

迷思一：视力未及1.0便等同于近视。实际上，学龄前儿童的视力低于1.0，多为正常的生理性表现，绝非近视的先兆。孩童的视觉能力乃渐进式成熟。依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0～6岁儿童眼保健核心知识》，3至5岁幼童的视力正常值下限为0.5，6岁及以上则提升至0.7。通常要到7至9岁，视力方可达标至1.0或更高。因而，一位三岁幼童裸眼视力为0.5，实属合乎常理——视力稍低并不代表眼睛出了问题，它或许只是视觉系统发育进程中的寻常印记。

迷思二：视力优良如1.0便代表眼睛健康，可以高枕无忧。此观点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远视储备。孩子们呱呱坠地之际，皆为“远视眼”，其生理性远视度数约在200至300度之间，犹如一笔“视力储蓄”，用以抵御日后近视的逼近。伴随着眼球的发育，这笔“储备金”逐步递减，直至8至12岁才渐渐过渡至正视状态。若在幼儿园阶段，远视储备即被过早挥霍殆尽，提前迈入正视乃至近视行列，那未来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隐患便会显著攀升。因此，对学龄前孩童而言，1.0的视力未必是佳音，反而提醒我们更需审视远视储备是否与年龄相符。

迷思三：仅凭电脑验光结果，即妄下“远视储备告急”的断言。未经散瞳处理的电脑验光数据，基本缺乏诊断意义。在医学范畴中，评估远视储备的黄金准则，唯有睫状肌麻痹验光（即散瞳验光），唯有在调节肌完全松弛之际测得的数据，方能反映真实的储备状态。请铭记：电脑验光单在眼科医师眼中，仅是一份粗略的“筛查线索”，必须辅以散瞳检查、眼轴长度、角膜曲率等多项指标方能综合判断。切勿手持一张未散瞳的验光单自行“对号入座”，徒增无谓的焦虑。

迷思四：视力欠佳便归咎于屈光不正，却疏忽了弱视的潜在威胁。儿童视力不佳的成因纷繁复杂，绝不可草率地与近视划等号，其中尤需警惕的是弱视。关键在于，近视可借助镜片矫正至正常水平，而弱视即便佩戴合适度数的眼镜，视力依旧难以达标。弱视治疗的黄金窗口期集中于3至6岁，一旦错过这一敏感阶段，治疗难度便会成倍上升。因此，当体检报告中提示“视力低常”时，务必前往专业眼科机构，通过散瞳验光等手段，甄别其究竟是单纯屈光不正抑或弱视，切勿因一时疏忽而贻误最佳干预时机。

迷思五：轻信商业“视力训练”或民间偏方，却漠视专业诊断的价值。这并非全然否定视功能训练的医学意义——在临床实践中，调节功能训练、集合功能训练以及弱视感知觉训练等，皆具备循证医学的坚实支撑。但关键在于：训练之前，必须先经专业眼科明确诊断——孩子是否存在视功能异常？究竟属于哪一类型的问题？训练的具体目标又当如何设定？唯有在医师量身定制个体化方案后，方可在医疗机构内或遵照医嘱施行。切不可将“训练”与“治疗”混为一谈，更不能越过诊断环节，径直将孩子送往商业机构进行盲目操练。

总而言之，若发现视力报告出现异常，抑或有意了解远视储备状况，正确的途径是携孩子前往正规医院眼科，建立专属眼健康档案，接受散瞳验光、眼轴测量等全面性检查。依循医师的专业建议，采取诸如增加日间户外活动、必要时验配眼镜或进行规范化视功能训练等科学干预措施。(作者：王韧琰，系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眼科中心副主任医师)

中新网清远7月31日电（记者 张璐）清远市生态环境局于30日晚间发布通报，阐明经过调查，面对台风“红霞”引发的强降雨，英德市滃江长湖水库为预筹防洪空间，主动降低库容，此举导致水位骤然下降，进而引发网箱养殖鱼类因缺氧而死亡。待水库水位回升至正常水平后，死鱼情况便未再出现。

通报指出，近期，清远市生态环境局注意到网络上有网民反映滃江长湖水库出现死鱼现象，并担忧可能存在水质污染风险。对此，该局迅速响应，携手广东省清远生态环境监测站，前往现场开展取样检测工作。自7月30日上午8时起，监测人员在英德市长湖水库上下游区域、滃江干流及其支流，以及北江干流沿线设置多个监测断面，连续进行了四轮全方位的水质分析。最终监测结果表明，各项水质参数均处于正常范畴，未发现任何有毒有害物质的痕迹。

7月28日，广州传来消息，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王玲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港澳地区的中成药进入内地市场的审批流程已显著简化，目前共计25款来自港澳的外用中成药已成功取得内地注册许可，其中包括澳门6款和香港19款。

当天，该局召开了一场以“中药传承创新发展工作成效”为主题的专题发布会。会上披露，广东为促进港澳企业更顺畅地融入内地广阔市场，率先开创了“港药粤产”与“澳药粤产”的独特合作模式。王玲解释说，这一模式的核心在于，港澳企业持有的药品可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中符合条件的制药企业进行生产。目前，已有4款港澳药品借此模式在广东落地投产。

此举不仅充分发挥了港澳地区在国际注册和品牌运营上的既有优势，也充分挖掘了广东雄厚的制造业潜力，从而在粤港澳大湾区构建起一条优势互补、协同共进的中药产业链。此外，针对澳门居民对中医诊疗和用药的特定需求，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澳门特区政府药物监督管理局携手合作，支持广东省中医院和佛山市中医院等机构的10种优质中药制剂，通过“以医带药”的创新路径，跨境进入澳门镜湖医院供临床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