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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房遇“甲醛房”“{蘑菇房”，租客如何避坑维权？}
甲醛超标、墙体渗水、霉斑滋生——这些词频频出现在租房投诉中。暑期租房高峰来临，不少租客满怀期待搬入新居，却意外陷入“甲醛房”或“蘑菇房”的困扰。面对这些看不见的健康隐患和看得见的居住烦恼，租客们该如何提前防范？一旦权益受损，又应如何拿起法律武器？
“当时我进屋待了不过两三个小时，出门时就已经头晕目眩，嗓子又干又苦。”说起今年5月在某城市的租房经历，租客叶旻至今心有余悸。她此前在社交平台上刷到一套精装修一居室，线下看房当日便痛快地支付了1000元定金。谁知，返程途中身体就开始拉响警报。
意识到情况不对后，叶旻立刻联系房东，表示不愿承租并请求退还定金。房东回应称款项已转交中介，而当她再与中介联系时，发现自己已被拉黑，这笔定金至今石沉大海。
每年暑假都是租房市场的黄金期。记者走访发现，不少房源看起来焕然一新、价格诱人，但租客入住后却接连遭遇甲醛超标、墙体渗漏、霉菌滋生等问题。这些所谓的“甲醛房”和“蘑菇房”，究竟该如何识别？发现后又能如何有效维权？
入住才知“货不对板”。叶旻回忆道，当时中介带看时反复强调“已做除醛处理”，而她交了定金才得知，小区交付才两个多月，楼上楼下还处于装修高峰期。她坦言，当时只关心通勤距离和生活便利，中介又一直强调房子抢手，让她来不及多想。
另一位租客龙依梵向《工人日报》记者透露，她曾看中一套中古风格的树景房，看房当天室内几乎无异味，便以押一付三的方式支付了9600元，还添置了一批二手家具，打算长住。谁知入住两天后，她就出现喉咙疼痛、头痛等症状，一周后地板竟大面积翘起。她自己用自测试剂初步筛查发现异常后，又花600多元委托专业机构检测，最终确认甲醛超标1.5倍。几经交涉，房东虽然同意退还押金、剩余租金和检测费，但搬家、保洁、家具处理等额外3000多元损失，只能由她自己默默承担。
与“甲醛房”的即时反应不同，“霉菌房”的隐患往往更为隐蔽。在某省会城市租房的张雨婷，入住半年后才察觉厨房和客厅墙体因渗水而持续发霉。当初她与房东约定提前退租可全额退还押金，但真正退租时，对方却临时扣除了500元“空置补偿”和200元“霉斑维修费”。
记者调查发现，“看房时很难察觉真问题”几乎是所有踩坑租客的共同感受。一些外表光鲜的房源，可能使用了大量廉价板材，或是在漏水、返潮问题尚未解决时便粉刷翻新。短短十几分钟的看房时间，普通租客根本难以发现空气污染或墙体渗漏等隐性缺陷。
要避开“无异味即安全”的认知误区，从事房屋检测工作的张明指出，甲醛的主要来源是人造板材和劣质木质家具。柜体安装需切割打孔，一旦封边受损，内部甲醛便会持续外泄。甲醛释放是一个长期过程，温度越高、湿度越大，释放量越大。开窗通风时浓度骤降，关窗后又会悄悄回升。
张明提醒，试纸、测试盒和手持检测仪只能作为初步筛查手段，绝不替代专业检测。租客委托检测时，务必确认机构的资质和检测标准，并按规范关闭门窗、控制采样条件，确保结果准确可信。
记者观察到，专业检测能判断房屋是否存在问题，但租客能否解约或退款，关键在于出租方是否履行了适租义务。有租客困惑：既然实地看过房，是否等同于认可了房屋现状？
对此，北京桦天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佳琳分析道，民法典第708条明确规定，出租人应按约定交付租赁物，并在租赁期内保持其符合约定用途。她强调：“出租人的法定适租义务，核心在于房屋必须满足基本居住安全与健康底线，水电设施正常运转，主体结构无安全隐患。这一义务属于法律强制性要求，不能通过简单看房或私下约定予以免除。”
王佳琳进一步解释，即便出租人在签约前已告知房屋刚装修完毕，租客承租期间发现甲醛超标并同意除醛补救，这种事前告知和事后补救都不能免除出租人的法定安全保障义务。甲醛持续危害呼吸系统，属于法定的“危及健康”情形，不受事前知情约束。即使合同约定押金不退，也无法对抗出租人交付不合格房屋的根本违约行为，租客仍可无责解约。
在司法实践中，已有不少判决支持租客的维权诉求。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近期审结的案件中，奚女士产后带着婴儿租房，支付4.1万元定金后委托检测，发现房屋多个点位甲醛超标。房东却以“检测时并非空房状态”为由拒绝退还定金。法院审理认定，出租人确保房屋符合安全卫生条件是法定义务，不因房屋交付状态而改变，最终判决房东全额返还4.1万元定金。
然而，采访中记者发现，不少租客在遭遇问题房后选择自认倒霉，往往不知道如何合法取证。租客王婉的维权经历值得参考。她入住三四天后即感身体不适，要求退租却被房东以“已经除过甲醛”为由拒绝。随后，王婉一方面搬空私人物品并拍摄视频留证，另一方面约专业机构上门检测，并拨打12345投诉。经社区介入协调后，房东最终全额退还了租金和押金。
针对租客普遍关心的避坑与取证要点，北京泽盈律师事务所律师林屾建议：“看房尽量安排在白天，仔细检查墙角、天花板、窗边、柜体背面等细节，主动询问装修时间和漏水情况。签约时务必细读合同条款，将空气质量不达标或存在隐蔽渗漏、霉变等情形时承租方可无责解约、退还押金和未使用租金等内容写入合同。收房时逐项验收，对已有瑕疵拍照记录，以免日后责任难以界定。”
除了事后维权，如何从源头减少问题房源？王佳琳认为，治理租赁市场乱象需要多方协作。她建议监管部门完善租赁住房强制性标准，尤其对机构化运营的“长租公寓”和“二房东”加强备案管理，首次出租前必须提供合格的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同时，租赁平台不能只扮演“牵线人”角色收取中介费，更应尽到审慎审查义务。对明显有异味或刚刚装修完的房源，平台应要求房东出示检测报告，否则不得上架。
“当问题房源更难进入市场，隐瞒瑕疵的出租方需要承担更高成本，租客才能真正住得安心。”林屾补充道。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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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日侨胞奔赴熊本地震灾区：愿为救灾{略尽}绵力
中新社东京7月29日电 题：旅日侨胞驰援熊本震区：只想为救灾出份力
中新社记者 朱晨曦
28日下午，日本熊本县遭遇7.1级强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29日的记者会上透露，此次地震已造成13人遇难。与此同时，熊本县内大量民宅坍塌、基础设施损毁，交通系统陷入严重瘫痪。
地震当晚，来自福冈县的旅日华侨、日本T&K株式会社社长华思林便驾驶满载救援物资的车辆，火速奔赴震中附近的宇城市展开援助行动。华思林向中新社记者回忆道，前往灾区的路途异常艰险，滚石散布、树干横倒，多处路段通行受阻。他们紧跟在消防车后方，穿越数段高危地带，最终在当晚21时左右抵达受灾区域。
宇城市是此次地震中熊本县震感最强烈的区域之一。按照日本气象厅的烈度划分标准——从“0”到“7”共分10个等级，包括“5弱、5强、6弱、6强”等细分级别——宇城市与冰川町观测到的最高烈度均达到“7”级。
当前，熊本县余震仍接连不断。加之当地正值盛夏高温，未来数日许多区域气温将持续突破35摄氏度。高温与断电的双重夹击，令灾区民众的生存处境愈发艰难。
华思林介绍，他们此次携带了饮用水、纸尿裤、生活用品以及发电机等物资，每一件都是经过精心考量的。“因为我亲历过地震，所以深知第一时间最缺的是什么。”他说，地震发生后，大量市民仓皇逃生，几乎来不及携带任何随身物品。尤其是有婴幼儿的家庭，不少父母只抱着孩子就冲进了避难所，连纸尿裤都顾不上拿。
据华思林透露，他们将600片纸尿裤和300多瓶两升装饮用水，分发给了宇城市一处避难中心的大约250户家庭。
“当我们把纸尿裤递到一位年轻母亲手中时，她的眼眶瞬间泛红，不停地说着感谢。那一刻我真正感受到，一包纸尿裤、一瓶清水，或许就是灾难之中最及时也最温暖的慰藉。”华思林动情地说。
华思林祖籍福建福州，2016年便在熊本设立了分公司，与这片土地结下深厚情缘。当年熊本发生7.3级强震后，他也曾积极参与救援。经历过那场灾难的他深知，地震之后随之而来的火灾、瓦斯爆炸以及持续余震，往往才是最致命的威胁。
日本气象厅指出，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即断层相互挤压并发生相对滑动所引发的地震类型。此前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同样属于此类。截至目前，熊本境内已观测到有感余震逾百次。日本地震专家警告，本次地震与2016年那场灾害的机制高度相似，后续仍需高度警惕余震风险。
华思林还提到，熊本县八代市的老旧建筑相对集中，日式传统房屋多用瓦片铺顶，结构负重较大，在地震中极易坍塌。他公司一位客户的母亲就住在八代市，其居所因地震倒塌，华思林受客户委托，专程驱车前往八代市将老人安全接回福冈。
“希望灾区能早日恢复日常。哪怕再微小的力量，汇聚起来也能成为划破黑夜的光芒。”华思林如是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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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健康｜中国胃癌治{疗迎来里程碑式突}破
北京7月17日电(记者赵方园)在近日召开的“第一届胃癌围术期免疫治疗创新大会”上，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琳透露，到2030年总体癌症五年生存率达到46.6%的战略目标，胃癌领域的进展将不再成为短板。这一表态令在场与会者备受鼓舞。
放眼各类恶性肿瘤，乳腺癌的五年生存率已突破90%，血液肿瘤亦超过50%，而胃癌的生存数据长期徘徊在较低区间。根据国家癌症中心最新统计，我国每年新增胃癌病例逾35万，在全部恶性肿瘤中高居第五位；每年因胃癌离世的患者超过26万，位列恶性肿瘤死因第三。令人忧虑的是，绝大多数患者在初诊时便已进入中晚期阶段，超过七成的确诊病例一经发现即处于进展期，即便接受了根治性手术，术后复发概率仍高达40%至70%。
对于可切除的胃癌病例，根治性手术始终是核心治疗路径。然而，手术仅能移除肉眼可见的肿瘤组织，体内潜藏的微小病灶却可能埋下日后复发的隐患。正因如此，围术期治疗愈发受到临床关注——这种覆盖手术前后的系统性治疗策略，既可在术前促使肿瘤缩小，又能在术后清除残余风险，从而为患者争取最大的治愈可能。
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国内胃癌临床实践多以国际指南为蓝本。“十多年前，我们的治疗方案几乎完全照搬国际标准，缺乏基于中国患者特征的循证研究。但中国胃癌患者占全球总数的45%以上——我们不能永远甘做‘跟随者’。”沈琳如是说。北京大学国际医院陈凛教授亦强调：“胃癌在我国属高发恶性肿瘤，近年来该领域治疗革新与临床突破令人振奋。然而，进展期胃癌术后的复发转移率依旧居高不下，挑战依然严峻。”
这一局面在今年迎来转折点。今年6月，在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上，沈琳公布了名为ASTRUM-006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III期多中心研究结果，相关成果同步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柳叶刀》。最新一版《CSCO胃癌诊疗指南(2026版)》也已将这一创新方案收录其中。依托ASTRUM-006的突破性发现，斯鲁利单抗于今年6月在中国获批胃癌围术期适应症，由此成为全球首个且唯一获此适应症批准的抗PD-1单抗药物。
沈琳解释，该研究采用了“术前联合用药、术后维持治疗”的革新策略——术前以免疫联合化疗实施新辅助治疗，术后则改用免疫单药进行辅助治疗，真正实现了“去化疗”目标。“这一成果让术后‘去化疗’从愿景变为现实：患者的生存质量显著提升，治愈希望也随之增大。”
此次突破填补了中国胃癌围术期免疫治疗缺乏本土化高级别循证证据的空白，同时也标志着胃癌治疗理念的深刻转型。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梁寒教授指出：“2026年，中国胃癌围术期治疗正式跨入免疫治疗时代——从单纯手术到围术期化疗，再到免疫联合治疗，五年生存率有望实现质的飞跃。随着围术期新适应症的获批，期盼免疫治疗能够规范落地，切实推动局部进展期胃癌的诊疗水平提升，为‘健康中国2030’目标的实现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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