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上海7月22日电（记者 陈静）近十余年来，CAR-T疗法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领域屡建奇功，尤其是在白血病和淋巴瘤的治疗中表现抢眼，然而其在实体瘤方向却始终困于“靶向难觅、浸润受阻、疗效不稳”三重桎梏。时至今日，这一国际前沿的实体瘤细胞治疗技术已实现突破，有望为符合条件的晚期胃癌患者带来新的治疗选择。具体而言，Claudin18.2阳性表达的晚期胃癌患者，可依据标准化的诊疗流程，接受舒瑞基奥仑赛注射液（CT041）的规范治疗。

记者于22日走访了国内首批开展该CAR-T临床应用的医疗机构之一——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该院肿瘤科主任医师肖秀英带领的团队，已顺利完成对4例晚期胃癌患者的实体瘤CAR-T细胞采集工作。肖秀英教授形象地解释道：“CAR-T疗法犹如为人体免疫细胞装配了‘智能导航’，能够精准锁定并以高特异性杀伤肿瘤细胞。”她进一步阐述，该疗法的首要策略在于筛选胃癌细胞中高表达的Claudin18.2靶点——此靶点在肿瘤组织中呈现高密度富集，而在正常组织中呈局限性分布，这一特性既保障了攻击的精准度，又显著降低了正常细胞遭受误伤的风险；同时，团队通过精巧优化CAR结构设计，并联合创新型清淋方案，有效降解肿瘤致密基质，协助改造后的T细胞穿透实体瘤的物理屏障及免疫抑制微环境，切实达到“进得去、打得准”的效果。

根据国际权威期刊《柳叶刀》刊发的一项关键II期临床试验数据：在意向性治疗人群中，该疗法客观缓解率达到41%，疾病控制率更是高达81%，患者中位总生存期延长至9.17个月，对比传统治疗方案，生存获益提升显著。肖秀英表示，这对于那些既往多线治疗失败的晚期胃癌患者而言，无疑带来了实质性的生存希望。

此次在该院落地的CAR-T治疗，主要针对经免疫组化确认Claudin18.2阳性（≥40%肿瘤细胞2+/3+）、HER2阴性，且至少接受过二线治疗后病情仍进展的晚期胃癌或胃食管结合部腺癌患者。但肖秀英特别强调：“上述条件仅是基础筛查标准，最终能否接受治疗，还须经过多维度综合评估。”作为国内Claudin18.2靶点创新治疗领域的领军人物，肖秀英牵头制定了中国抗癌协会（CACA）相关国家级诊疗指南。她介绍，临床评估将覆盖四大核心维度：其一是疾病特征，涵盖病理类型、既往治疗历程、肿瘤负荷及病情进展速率；其二是生物标志物状态，除Claudin18.2与HER2外，还需排查其他潜在影响疗效的指标；其三为患者体能基础，包括整体状态、心肝肾功能、感染风险及营养水平；其四则涉及患者本人及其家属对治疗全流程、潜在风险与获益的认知水平。

“严格筛选并非设立‘高门槛’，而是为了最大化提高治疗获益的概率。”肖秀英解释，CAR-T治疗周期较长，管理要求极为精细，若患者疾病进展过于迅猛，或无法等待细胞制备完成；若存在严重感染或重要脏器功能不全，治疗风险亦会大幅攀升。“我们始终坚守规范准入的原则，在此前提下尽力扩大合理获益人群——既不随意降低标准，亦不让符合条件的患者错失治疗窗口。”她补充道。

CAR-T绝非一次简单的输液，而是涉及多学科协作、多环节紧密衔接的系统性治疗工程。肖秀英团队已建立一套覆盖“靶点筛查—MDT综合评估—免疫细胞采集—细胞回输—长期疗效跟踪—不良事件管控”的闭环标准化诊疗体系。该体系整合了肿瘤科、病理科、影像科、药学部、营养科、重症医学科等多学科力量。据这位专家介绍，在治疗前，团队成员会反复核验病理诊断与靶点表达情况，排除高危险患者；在细胞制备等待的3至4周时间内，医生会动态评估病情变化，必要时采取桥接治疗以遏制肿瘤发展；回输前再次排查潜在的活动性感染，并完成清淋预处理；回输后则持续严密监测生命体征、炎症指标及脏器功能，力求第一时间捕捉并妥善处理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血细胞减少、消化道反应等不良反应。

“我们的最终目标不仅在于让患者‘用得上药’，更在于确保他们‘用得安全’。”肖秀英表示，其团队已沉淀出成熟的不良反应防控经验，借助基线免疫炎症指数结合肿瘤负荷预判风险，做到早发现、早分级、早干预，绝大多数不良反应均处于可控可治范围。目前已完成采集的4例患者，后续也将严格遵循标准化流程，实施回输前评估、预处理及回输后观测。

展望下一步，该团队将推动该疗法的常态化临床应用，同步启动真实世界数据收集，持续优化诊疗方案。未来，团队将深耕三大科研方向：一是拓展靶点矩阵，将Claudin18.2 CAR-T的治疗经验逐步延伸至胰腺癌、胆道肿瘤等其他消化道恶性肿瘤，让更多实体瘤患者受益；二是探索联合治疗策略，深入研究CAR-T与化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抗血管生成靶向药物的协同增效机制，突破单药疗效天花板；同时积极推动治疗线数前移，基于真实世界证据，探索其在二线治疗及新辅助治疗中的潜力，力争重塑消化道肿瘤的整体治疗格局。

国家中医药局今日正式公之于众了《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下称《规划》），这份文件对接下来五年的中医药事业作出了周详擘画。该规划清晰界定了“十五五”阶段全方位推进中医药发展的指导思想、战略蓝图与量化目标。依照规划愿景，至2030年，一个覆盖民众全生命周期且普惠全民的中医药服务体系将更为完善，中医药在攻克重大疾病领域将实现里程碑式跨越，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得到显著跃升，基础科研实力大幅增进，中药产业的创新活力与竞争力空前壮大，中医药文化及其全球影响力亦将迈入新层级，最终达成人人皆可享有中医药福祉的宏伟目标。

为何此时启动这项规划的编制？规划中有哪些关键布局值得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与国家中医药局的有关负责人就此接受了媒体采访，并作出详尽解读。回望“十四五”期间，中医药在传承与创新的双轮驱动下取得了一系列亮眼成就，积极融入健康中国、科技强国、乡村振兴等国家宏观战略，并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医药各领域呈现齐头并进之势，高效优质的服务体系构建步伐明显提速，防病治病效能持续攀升。截至2025年，全国中医类医疗机构年诊疗量已高达18.2亿人次，每千人口所拥有的公立中医医院床位数增至0.82张，县级中医医疗机构实现了基本全覆盖，更有96.26%的二级及以上公立综合医院设立了中医临床科室。

至2025年末，中医药在防治重大疑难疾病研究上收获了丰硕成果，人才培育被纳入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的总体布局，中药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得到强化，注册分类体系愈发科学，药材品质稳步提升。同时，中医药文化的创新性转化与创造性发展持续推进，公民的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攀升至28.1%。中医药亦积极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进程中取得了新突破。当前，“十五五”时期正是夯实社会主义现代化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节点，我国发展所面临的内外环境日趋复杂，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趋势加深，多重疾病威胁与多样化健康影响因素相互交织，民众对多层次健康服务的渴求愈发迫切。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国家中医药局与国家发展改革委通力协作，联合编制完成了这一规划。《规划》的出台与落地，将有力凝聚各部门及地方党委政府共同推进中医药振兴的合力，充分调动地方与社会各界的积极性，确保重点任务与重大政策举措得到有效执行，使中医药发展的红利更广泛地惠泽人民群众。谈及《规划》编制的基本考量，负责人指出，首要在于锚定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要求，补齐短板、放大优势、破除瓶颈，确保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为中国特色卫生健康发展道路增添新的内涵。其次，注重发挥中医药在防病治病中的独特优势，紧扣提升临床疗效这一核心，彰显中西医相互补充、协调发展的显著特点，聚焦重大疑难疾病开展中西医协同攻关，并在分级诊疗接续服务中充分释放中医药的特色潜能。

第三，强化科技创新引领作用，围绕“说明白、讲清楚中医药疗效”这一命题，突出基础研究与经典传承，强化有组织科研攻关，借助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挖掘和传承中医药宝库的精华，加速其创新步伐。第四，致力于完善中医药政策机制，依托深化公立医院改革、促进生物医药发展等国务院协调机制，探索符合中医药特点的医保支付方式与新药审评审批制度，走出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传统医药发展路径。第五，统筹发展与安全，坚持先立后破，精心谋划打基础、利长远、求突破的重大工程。同时，树牢底线思维，强化中医医疗服务监管与行风建设，加强正面宣传引导，以“祛邪扶正”之姿营造风清气正的发展生态。

针对“十五五”中医药发展的具体目标，《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将更加健全，重大疾病防治取得新突破，基层服务实现提质升级，基础研究能力大幅跃升，中药产业创新创造力显著增强，中医药文化与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整体振兴迈上新台阶，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成为现实。所谓“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意指全社会共同参与中医药事业，依托15分钟医疗服务圈，构筑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全链条，且可及、可获得、可负担的中医药服务网络。早在2016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便首次提出到2020年实现人人基本享有中医药服务的目标。此番重申与深化，既体现了新时代党和国家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的战略导向，也是保障人民健康权益的民生承诺，更是发挥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双重资源优势、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健康发展道路的生动实践，为破解医改这一世界性难题提供了中国智慧与方案。

在主要发展指标的设置上，《规划》统筹考量了指标与目标、重点任务的衔接与引领，充分反映新时期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注重人力与服务等资源要素的可持续增长，从资源、服务、文化、开放等维度提出了十项指标。具体而言，对标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设置了千人口中医类别执业医师数；为提升服务能力，设定了公立中医医院中医医师比例、中医类总诊疗人次占比等，而不再设置机构数、床位数等规模扩张型指标；为促进中西医结合，提出了综合医院中医临床科室比例、各级妇幼保健机构中医临床科室设置比例；为夯实基层根基，列入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人员配置、适宜技术提供及服务量等；同时，为强化健康促进与国际化，设定了居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中医药国际标准新增数等指标。

关于重点任务的部署，《规划》全面覆盖了医疗、科研、人才、产业、文化、开放等关键领域，确立了十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其一，完善高质量中医药服务体系，具体包括优化服务资源布局、强化重点人群服务保障、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其二，提升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能力，涵盖提升临床诊疗、应急救治、疾病预防与健康促进、康复护理以及中药药事服务等五大举措；其三，推动中西医结合高质量发展，从提升服务能力与完善政策两方面发力；其四，建设高质量人才队伍，涉及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加强队伍建设、完善发展机制；其五，推进传承与创新，重点加强基础研究及经典传承、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建设高层次科技平台；其六，推进现代化中药产业与健康服务，包括加强资源保护利用、提升中药材产业水平、增强制造能力、壮大健康服务新业态；其七，推动中医药文化繁荣；其八，扩大开放发展，积极参与全球卫生治理、深化国际交流互鉴；其九，加速数智化赋能与标准化建设，强化数字化智能化应用及标准化高质量发展；其十，深化改革与治理，促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联动，加强法治建设与行业监管。

北京7月17日电(记者赵方园)在近日召开的“第一届胃癌围术期免疫治疗创新大会”上，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琳透露，到2030年总体癌症五年生存率达到46.6%的战略目标，胃癌领域的进展将不再成为短板。这一表态令在场与会者备受鼓舞。

放眼各类恶性肿瘤，乳腺癌的五年生存率已突破90%，血液肿瘤亦超过50%，而胃癌的生存数据长期徘徊在较低区间。根据国家癌症中心最新统计，我国每年新增胃癌病例逾35万，在全部恶性肿瘤中高居第五位；每年因胃癌离世的患者超过26万，位列恶性肿瘤死因第三。令人忧虑的是，绝大多数患者在初诊时便已进入中晚期阶段，超过七成的确诊病例一经发现即处于进展期，即便接受了根治性手术，术后复发概率仍高达40%至70%。

对于可切除的胃癌病例，根治性手术始终是核心治疗路径。然而，手术仅能移除肉眼可见的肿瘤组织，体内潜藏的微小病灶却可能埋下日后复发的隐患。正因如此，围术期治疗愈发受到临床关注——这种覆盖手术前后的系统性治疗策略，既可在术前促使肿瘤缩小，又能在术后清除残余风险，从而为患者争取最大的治愈可能。

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国内胃癌临床实践多以国际指南为蓝本。“十多年前，我们的治疗方案几乎完全照搬国际标准，缺乏基于中国患者特征的循证研究。但中国胃癌患者占全球总数的45%以上——我们不能永远甘做‘跟随者’。”沈琳如是说。北京大学国际医院陈凛教授亦强调：“胃癌在我国属高发恶性肿瘤，近年来该领域治疗革新与临床突破令人振奋。然而，进展期胃癌术后的复发转移率依旧居高不下，挑战依然严峻。”

这一局面在今年迎来转折点。今年6月，在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上，沈琳公布了名为ASTRUM-006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III期多中心研究结果，相关成果同步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柳叶刀》。最新一版《CSCO胃癌诊疗指南(2026版)》也已将这一创新方案收录其中。依托ASTRUM-006的突破性发现，斯鲁利单抗于今年6月在中国获批胃癌围术期适应症，由此成为全球首个且唯一获此适应症批准的抗PD-1单抗药物。

沈琳解释，该研究采用了“术前联合用药、术后维持治疗”的革新策略——术前以免疫联合化疗实施新辅助治疗，术后则改用免疫单药进行辅助治疗，真正实现了“去化疗”目标。“这一成果让术后‘去化疗’从愿景变为现实：患者的生存质量显著提升，治愈希望也随之增大。”

此次突破填补了中国胃癌围术期免疫治疗缺乏本土化高级别循证证据的空白，同时也标志着胃癌治疗理念的深刻转型。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梁寒教授指出：“2026年，中国胃癌围术期治疗正式跨入免疫治疗时代——从单纯手术到围术期化疗，再到免疫联合治疗，五年生存率有望实现质的飞跃。随着围术期新适应症的获批，期盼免疫治疗能够规范落地，切实推动局部进展期胃癌的诊疗水平提升，为‘健康中国2030’目标的实现添砖加瓦。”

科技日报讯（记者王迎霞）在神经系统疾病的临床诊断中，脑脊液细胞学检测堪称一把关键的“金钥匙”，而我国在相关高端设备领域有望实现自主创新的重大突破。记者近日从宁夏回族自治区科技厅了解到，由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王振海教授团队携手杭州智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研制的“脑脊液细胞形态自动分析仪”，或将彻底扭转国外品牌在高端病理诊断装备上的长期主导地位。

脑脊液中的细胞不仅数量稀少，而且形态变幻多端，尤其是疾病状态下，其形态变化呈现出显著的个体差异，这使得常规用于血液、骨髓或尿液样本的细胞分析设备根本无法胜任这一检测任务。放眼当下，国内绝大多数医疗机构依旧依赖人工操作光学显微镜进行肉眼判读，加之专业脑脊液检验人才的匮乏，真正具备完整检测能力的机构仅局限于少数三甲医院。这种现状，无疑给神经系统疾病的早发现、早诊断以及治疗策略的制定带来了重重阻碍。

面对临床上的迫切需求，王振海团队扎根一线，潜心钻研十余载。早在2012年，团队便启动了脑脊液细胞识别分析系统的基础探索；2016年，借助宁夏科技重点研发专项的支持，着手构建标准化脑脊液细胞特征数据库，并同步推进智能识别系统的研发；2020年，经宁夏回族自治区科技厅批复，宁夏神经系统疾病诊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挂牌成立，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对识别系统进行了进一步优化升级。进入2022年，这一项目成功入选自治区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专项，第一代工程样机正式问世，标志着核心技术已迈入产业化转化的关键节点。此后，研发团队持续精进，不断迭代优化，直至2025年6月6日，由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牵头，联合河北、重庆、广东等地的多家三甲医院，正式启动了多中心临床测试，全力推动技术从实验室迈向临床应用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