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误以为糖尿病是中老年人的“专利”，然而，现实却给了我们一记响亮的警钟——如今，糖尿病高危人群的筛查门槛已经大幅下调，从原来的40岁直接提前到了35岁。不少正值青壮年的上班族，在例行体检中意外发现血糖亮起红灯。那么，为什么35岁会成为控糖的关键节点？长期伏案不动又为何会让血糖悄然攀升？

以往，人们普遍认为糖尿病离年轻人很远，但最新的医学指南彻底颠覆了这一认知。无论是美国的糖尿病权威机构，还是我国刚发布的《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2024版）》，都不约而同地将高危人群的筛查年龄线从40岁拉低至35岁。这一变化背后，隐藏着三个不容忽视的身体真相。

首先，人体的肌肉量从30岁起便以每年约1%的速度悄然流失。肌肉，这个被称作“天然降糖器官”的组织，恰恰是消耗血糖的主力军。当肌肉日渐减少，身体处理糖分的能力也随之减弱，胰岛不得不超负荷运转，长此以往，负担愈发沉重。

其次，步入35岁后，身体的代谢代偿能力明显走上下坡路，胰岛β细胞所承受的压力急剧攀升。更令人警惕的是，长期处于轻微高血糖状态会形成一种“代谢记忆”——即便日后血糖水平回归正常，早年高血糖对血管和脏器造成的隐性损伤，依然会如影随形，持续发酵。

第三，现代生活方式堪称血糖升高的“助推器”。35岁左右的中青年群体，绝大多数是办公室里的“久坐族”，日均静坐时间轻松超过8小时。这种静态生活模式极易诱发胰岛素敏感性下降，成为血糖超标的罪魁祸首。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你尚未跨过35岁的门槛，只要符合以下任意一条标准，也应将定期血糖检测提上日程：体型肥胖超重（男性腰围≥90厘米，女性≥85厘米）；直系亲属中有糖尿病患者，或孕期出现过血糖异常、分娩过4公斤以上巨大儿；长期久坐、缺乏户外锻炼，且酷爱含糖饮料和高糖点心；已患有高血压、高血脂或动脉硬化；女性患有多囊卵巢综合征、颈部或腋下出现黑棘皮征，或长期服用激素类药物。

说到久坐，很多人不解：坐着不动，怎么就会让血糖失控呢？其实道理并不复杂。当肌肉收缩时，体内的葡萄糖转运通道会被激活，血液中的糖分得以被运进肌肉消耗掉。可一旦长期静坐，肌肉全程处于“休眠”状态，转运通道随之关闭，糖分只能滞留在血液中，血糖自然水涨船高。

不过，久坐带来的伤害也分轻重。偶尔一个下午的连续静坐，仅仅引发暂时性的血糖升高，这属于可逆的功能性损伤。此时只要起身走动两分钟，或做上几组深蹲，血糖便能明显回落。然而，若将久坐变成日复一日的习惯，胰腺功能将被不断透支，胰岛β细胞一旦发生永久性损伤，演变为真正的2型糖尿病，由此引发的眼底病变、肾脏损伤等器质性病变便难以复原，患者将不得不终身与血糖管理为伴。

久坐的危害远不止于血糖。从代谢层面看，它催生腹型肥胖和血脂紊乱，诱发代谢综合征；从心脑血管角度说，它减缓下肢血流、抬高血栓风险，加速动脉硬化，增加高血压、冠心病和脑卒中的患病几率；对骨骼肌肉系统而言，久坐还会导致臀肌无力、腰膝代偿性劳损、颈腰椎病变，甚至提前引骨质疏松。

面对这些隐患，专家给出了一剂“解药”——伤害虽在，但可逆转，关键在于打破“连续久坐”的魔咒。首当其冲的原则是：每坐30分钟，务必活动2分钟。久坐会使肌肉代谢陷入停滞，负责运送葡萄糖的“搬运工”GLUT4活性降低，血糖随之堆积。研究证实，每隔半小时起身走动、深蹲、踮脚或靠墙站立两分钟，便能显著压低血糖峰值，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工作间隙站着接电话、去茶水间溜达一圈，这些不起眼的微运动，都能发挥意想不到的效果。

其次，不妨将“站立”和“爬楼”融入日常点滴。不必专门抽时间去健身房，只需改变几个生活小习惯，就能让能量消耗悄然增加。比如，有条件的话备一张升降桌，接电话时站着、回消息时坐着，遵循“坐30分钟动2分钟”的节奏，既降糖又护腰。再如，四层以内的楼层坚决不乘电梯——这是最简单易行的有氧补偿，上下班或午休时爬爬楼梯，能有效激活臀腿肌肉，帮胰岛素“干活”。此外，缴费也别只动动手指，水电煤气账单、信用卡还款，不妨亲自跑一趟超市或营业厅，这趟“出门办事”的旅程本身就是难得的身体活动。

如果你自觉性不够，还可以给自己“制造”一些非出门不可的理由。养只宠物狗，早晚各遛一圈；没养宠物的话，就定个规矩——晚饭后下楼扔垃圾、取快递，顺便在小区快走两圈。别忘了，家务也是运动。下班回家别急着瘫进沙发，做饭、洗碗、拖地、整理房间，这些家务活能调动全身肌肉，远比坐着刷手机有益得多。

不过，专家特别提醒：“碎片化止损”针对的只是早期可逆的功能性损伤。若持续久坐已导致β细胞受损，病情发展成真正的糖尿病，那就成了“弄假成真”，不可逆转了。所以，千万别等到身体亮起红灯才想起运动。从现在起，每坐30分钟就起身活动一次，这便是对胰岛最好的呵护。

将控糖战线提前到35岁，长远来看收益可观。一方面，减轻胰腺负荷、保护胰岛功能，部分早期血糖异常人群完全可以通过生活方式干预稳住血糖，免去长期服药的困扰。另一方面，这能大幅降低心肌梗死、脑卒中、糖尿病眼底病变和糖尿病肾病等并发症的发病风险，同时规避后期慢性病并发症带来的高昂治疗成本。

35岁起，高危人群务必定期检查血糖——肥胖者、有家族史者、久坐族及代谢异常者尤其需要警惕。久坐引发的胰岛素抵抗，正是中青年血糖悄然超标的头号隐形元凶。记住三个原则：定时起身，每坐30分钟活动2分钟；拒绝懒惰，四层以内走楼梯、水电费出门交；坐站交替，接电话站着、回消息坐着，为腰椎减负。今天的“可逆损伤”，就是明天的“后悔药”。别等胰岛“累垮”了才想起运动，从下一次起身开始，给身体减减负吧。

7月23日，天津迎来一场医疗界盛会——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第二十二届学术年会（CPA2026）在此间启幕。在会议议程中，一项颇具里程碑意义的专题研讨吸引诸多目光：国内精神医学领域首个非侵入式脑机接口临床建设项目宣告启动。此举被视为无创脑机接口技术由实验室迈向规模化临床应用的关键转折，为我国在该领域走在世界前列擘画了崭新蓝图。

据悉，该项目由国内脑机接口企业杭州虚之实科技领衔，联合天津市安定医院、中南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等六家医疗科研机构共同推进。在架构设计上，项目创新性地提出“一个核心、多学科联动”的发展思路——以精神科为中枢，辐射神经内科与儿科，旨在构建一套跨越全年龄段、覆盖多种精神障碍的临床诊疗应用系统。其核心技术路线围绕神经信号精准诱发展开，打造了“虚拟现实场景刺激＋脑机接口即时解码＋自适应反馈调节”三位一体的闭环回路，以此实现对脑神经环路的主动重塑和动态干预。

会议现场，多位权威专家就技术演进与规范议题展开深度交流。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精神医学系主任、国家精神疾病医学中心主任王小平表示，展望未来，可依托人工智能算法构建动态生物标志物数据库，从而推进精神疾病精准亚型的细致划分；同时，他特别强调，脑电数据的安全防护与伦理框架建设必须同步强化，这是技术可持续应用的根本保障。

广东省人民医院主任医师贾福军则从临床角度指出，无创神经反馈手段因其安全性高、无侵入性损伤等优势，可实现对神经环路的精准靶向调节，对于缺乏明确药物适应症的青少年抑郁患者而言，这一技术展现出无可替代的独特应用价值。

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主任医师邓伟、中国科学院杭州医学研究所研究员马宁等与会学者亦表示，将虚拟现实情境与经颅直流电刺激、神经反馈相结合的多模态干预方案，在儿童及青少年精神健康维护中已初见成效，其任务态脑电信号的稳定表现明显优于传统静息态采集模式，为后续推广应用积累了宝贵数据。

根据项目规划，未来1至2年内，项目团队将全力推进核心设备的三类医疗器械注册审批，并联合多方力量制定行业统一标准。此外，还将牵头组建全国性的临床应用联盟，以推动无创脑机接口技术在各医疗机构的规范化实施，为精神卫生服务体系注入更为精准、高效的全新动能，惠及更广泛的患者群体。

2025年12月，上海一家三甲医院重症监护室的医生叶明，做出了一次与毕生医学信念背道而驰的选择。他乔装潜入一个充斥药贩子与“托儿”的病友交流群，潜伏了整整半个月，最终花费逾万元，向一位素不相识的药商购入二十天剂量的“抗肿瘤原料药”。所谓原料药，指药品中最核心的有效成分，既无辅料调配，也未经任何加工流程，更遑论正规批文。叶明比谁都清楚——这粉末纯度堪忧、制造工艺不明，甚至可能只是一团毫无药效的淀粉。然而，他已然没有退路。

他的母亲于2023年初被确诊为胃癌晚期，且伴随罕见的ALK基因突变。化疗未能奏效，靶向药物接连耐药，免疫治疗引发超进展，多脏器功能相继衰竭……国内所能提供的常规治疗手段全部失效，连临床试验也将她拒之门外。“一代、二代、三代靶向药均告失败，唯一的希望只剩下第四代。”身为医者，叶明能够调取的信息远超普通家属。他翻遍国内外文献，查到一款名为NVL-655的四代ALK靶向药正在美国开展临床试验。数据令人振奋：即便针对已对三代靶向药耐药的群体，有效率仍达五成。然而，该药既未在美国正式上市，更遑论进入中国市场。

于是，他开始钻研美国的同情用药机制。在美国，当某些危重患者已穷尽常规治疗手段，却又不符合参加新药试验的资格时，可向药企提出“同情用药”申请，有机会提前使用那些仍处于试验阶段、尚未获批上市的新药。他用英文撰写函件，附上母亲完整的病历与基因检测报告，发给制药公司。一周后，回复如期而至——先是程式化的关怀与慰问，紧接着是冰冷的拒绝：“本公司在中国未开展同情用药业务，无法提供药品。”

“明明有药，有效率五成，或许还能争取两三年的时光，可偏偏就是拿不到。”望着病榻上因幽门梗阻痛得蜷缩翻滚的母亲，这位见惯生死的ICU医生再也顾不得职业操守，向药贩子购入了NVL-655原料药。“无路可走的时候，狗急了尚且跳墙。”用药三天后，母亲呕吐减少，疼痛缓解，精神明显好转，甚至能进食了。叶明以为奇迹将至。然而两周过去，症状如潮水般卷土重来，病情急转直下，不久后，母亲在家中离世。

“那药确实为母亲争取了至少二十天的生命，也极大减轻了她的痛苦。可是，那是原料药，并非正规药品——精度不足，工艺粗糙，况且用药时母亲已处于多脏器衰竭、幽门梗阻的状态，药物根本无法被有效吸收。”叶明惋惜地说，“太晚了。”

在中国，像叶明母亲这样求药无门的危重症患者，何止千万。常规治疗失败之后，他们被临床试验的大门拒之门外，又卡在同情用药制度的夹缝之中，只能在绝望中摸索出一条条灰色的、危险的野路子。

被拒之门外的“不完美患者”

赵宏每天都要面对这样的病人。他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主任医师，专注肝癌、胰腺癌、胆管癌——这些癌种恶性度极高，预后极差。常规治疗失败后，二线治疗的有效率不足一成，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仅有三四个月。而那些尚在临床试验阶段、未获批上市的新药，便成了这些患者最后的救命稻草。

作为国内顶尖肿瘤医院的医生，赵宏手中握有多个新药临床试验项目，每日慕名而来的患者络绎不绝，但真正能如愿入组的却寥寥无几。“一上午门诊五六十名患者，大约只有五六人可以考虑纳入临床研究，最终能成功入组的，可能也就两三个。”赵宏解释，临床试验的入组门槛极其严苛。为了控制变量、获得“干净”的数据，以证明药物在特定人群中的有效性，药企和科研机构需要的是“完美患者”——年龄合适、无严重合并症、身体状况良好、既往治疗史有限。

然而，真实的肿瘤世界里，更多的是“不完美的患者”。山东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科主治医生张欣，对这种无力感习以为常。“在我们这样的地市级医院，临床试验项目凤毛麟角，绝大多数被省级或区域性龙头三甲医院垄断。患者想入组，只能自己去大医院挂号、排队。”她发现，许多肺癌患者历经一二线治疗失败后，身体已是千疮百孔，PS评分（体力状况评分）极差，根本达不到临床试验的门槛。

身处辽宁抚顺的乳腺癌晚期患者王丽，正被困在类似的僵局里。自2025年1月发现乳房肿块以来，她接受了化疗和靶向药曲妥珠单抗的治疗。“效果尚可，但心脏承受不住，心跳飙到每分钟150次，还伴有绞痛。”副作用过于严重，她被迫停药。她早就听说过临床试验。“有位癌症晚期转移的同学进过组，用了新药效果特别好。”她也想去碰碰运气。在网上辗转联系了沈阳某三甲医院的一位教授，对方看了影像资料后说可以入组。她满心欢喜，岂料等待期间的一场感冒，让她被彻底排除在外。

此后，她再也没能触到临床试验的门槛。“普通医生不管入组事宜，主任的号要一两个月才能挂上。”半年间，她接触了不下二十位医药代表，对方起初满口应承，最终要么说名额已满，要么推荐一些毫无科学依据的“野鸡项目”。她还遇到过推销一万七千元一盒来历不明“进口药”的骗子。“说实话，我现在很焦急。我是晚期，时间不多了。才四十八岁，孩子还小，我想活下去。”

这样的绝望，叶明也曾深切体会。二三线靶向药全部失效后，他带着母亲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附近租了房子，开始逐一筛选临床试验，试图尝试新药。筛选了一两个月，没有一个项目匹配。“她病得太重了，又有免疫副反应的病史，许多新药含有免疫成分，他们不敢收。”最终，他只能陪母亲回了家。

面对这样“无药可用”又入不了组的患者，赵宏能做的实在有限。“有的病人当场就哭了，家属陪着掉泪，问我：‘医生，难道我们只能等死吗？’我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说再看看后面有没有其他研究项目。”

相较于求药无门的绝望，对某些血液肿瘤患者而言，眼看曾经可行的道路突然被堵死，或许是另一种残忍的折磨。顾洪飞是患者组织“淋巴瘤之家”的创始人。2010年他确诊霍奇金淋巴瘤，经治疗康复后，从一个人数仅四百多人的QQ群起步，将患者组织发展至注册用户超过十六万。这些年，让他印象最深的患者有两类：紧急危重症患者和复发难治患者；而这些患者打听最多的治疗方式，便是“同情CAR-T”。

CAR-T是一种免疫细胞疗法，对部分复发难治的淋巴瘤和白血病亚型有“奇效”。目前国内已有六款CAR-T产品获批上市，部分产品和适应症的患者十年生存率可超过五成。但CAR-T定价普遍在百万至一百三十万元之间，且未纳入医保，普通家庭根本无力承担。据顾洪飞介绍，此前国内许多顶尖血液病中心通过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IIT），患者仅需十几万元便可获得“同情CAR-T”治疗，而这种治疗挽救了大量危重、复发、难治患者的生命。

顾洪飞表示，2026年5月1日，国务院颁布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818号令”）正式实施。出于对细胞基因治疗安全性和规范性的考量，以往相对宽松的同情用药通道迎来严格管控。多数医院因合规考量，不再轻易开展此类项目。患者想尝试非商业CAR-T疗法，只能参加正规备案的临床试验。“同情CAR-T”的通道中断，令一批“夹在中间”的患者陷入绝境。

在儿童白血病病友社群“暖白儿童”中，就有一批复发难治、亟待CAR-T治疗的患者。今年2月，华阳九岁的儿子确诊T淋巴母细胞白血病。历经五个疗程化疗，孩子的微小残留病灶（MRD）指标始终卡在0.4%，无法清零。这是一个评估白血病疗效的关键指标：MRD越低，骨髓移植后的复发风险越低；降至0.01%以下才算完全缓解，达到移植标准。“肿瘤细胞没有被彻底清除。如果MRD没转阴就强行移植，医生说基本就是百分之百复发。”华阳做过十年神经外科医生，他比一般家长更清楚，“化疗这条路，基本已经走到头了。”

他查阅了大量资料，也咨询了同行，“像这种情况最合适的就是CAR-T。”但不幸的是，儿子所患白血病对应的CD7靶点CAR-T产品尚未上市，仍在临床试验阶段。华阳听说，以前类似患儿可以通过“同情CAR-T”清除残留、桥接移植，如今这条路已然封闭。而正规的CD7 CAR-T临床试验，“要求MRD必须大于5%或骨髓不缓解才能入组。我们这种残留0.4但还没到复发标准的情况，恰好卡在中间。孩子的身体能撑多久？我不知道。”

刘方十二岁的女儿同样被CD7靶点CAR-T试验的条件困住。今年春节，女儿确诊T淋巴母细胞淋巴瘤，三个月化疗后便复发。“医生说已经耐药了，预后很差。如果能通过CAR-T实现完全缓解，再桥接移植，长期存活的机会将大大提升。”但此前化疗引发了脑血栓、脑出血，所有正规临床试验都将女儿拒之门外。刘方坦言，他们了解同情CAR-T治疗的风险，但比起强行移植后“百分之百复发”，他宁愿选择前者。“这不是一道选择题。一个是可能活，一个是肯定活不了。临床试验是免费的，我们用不上。我只想要一个合法的机会，哪怕自费，哪怕签免责协议，能不能有一条审批通道？给孩子一线生机？”

药企不敢做“好事”

当患者求药无门时，一个自然的疑问浮现：那些手里握着新药的药企，为什么不愿意把药物交给这些走投无路的人？“不是药企冷血，而是制度没有兜底。在没有明确法律框架的情况下，谁也不敢贸然把未上市的药物拿出去使用。”国内某头部药企工作人员李彬坦言。2017年，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拓展性同情使用临床试验用药物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对适用对象、申请审批程序均做了详细规定。2019年修订的《药品管理法》第二十三条，也确立了同情用药的上位法框架。然而，整整九年过去，那份征求意见稿始终没有变成正式文件。

在李彬看来，对药企而言，同情用药面临两大难题。首先是责任风险。正规临床试验入组的患者，有完备的保险保障——治疗费、不良反应治疗费，甚至死亡赔偿，均由申办方和保险公司承担。但同情用药的患者往往处于疾病晚期、合并症众多，一旦发生严重不良事件甚至死亡，责任归属如何厘清？赵宏曾与药企交流过，对方的顾虑非常现实。“不能排除这样一种情况——申请时患者信誓旦旦‘所有后果我都愿意承担’，真出了不良后果，反过来起诉公司。一旦引发媒体关注，对新药临床研究推进和上市审评都会产生不利影响。”赵宏认为，药企想做善事，却不太敢做善事。

其次是成本与收费的悖论。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试验用药不得收费。李彬觉得这条规定是一把双刃剑。“完全没有经济回报，还要承担风险，企业参与的驱动力从何而来？”他查阅过美国FDA的法规，允许企业收取同情用药的相关成本费用，至少能收回成本。但在国内，如果允许收费，企业又担心暴露真实成本，影响未来的商业化竞争。除了风险与成本，制度落地还有更具体的堵点。赵宏举例道：“比如，病人的分级管理：病情危重到什么程度可以申请？由谁来决定？哪一级医疗机构有资格？伦理委员会设在三甲医院还是县级医院？药品使用后的不良反应如何上报？疗效如何评估？”赵宏认为，这些细则都需要明确。落地之后，从药企到医生再到患者，才能获得法律保障。

据赵宏介绍，药品研发有“三个10”的说法——10%的成功率、10亿美金的投入、10年的周期。在这漫长的流程中，患者等不起。同情用药制度缺位的直接后果，是催生了庞大而危险的灰色产业链。赵宏在调研中发现，从早期的印度仿制药，到后来的地下原料药，甚至还有黑中介拿淀粉灌装胶囊冒充药品。患者为了活命，只能拿自己的身体去试错。

以今年一款名为Daraxonrasib（研发代号RMC-6236）的胰腺癌新药为例，它已成为无数患者的“救星”。素有“癌王”之称的胰腺癌迎来治疗突破——其III期临床数据显示，该药可将患者生存期几乎翻倍，死亡风险降低60%。不过，此药尚未正式上市，美国患者可通过同情用药渠道申请。在国内社交媒体上，已有部分药商声称可以“搞到此药”。《锋面》记者以患者家属身份咨询其中一位，对方表示可以代为申请美国同情用药，药费十几万元人民币/月，另收三千元服务费。更“实惠”的方案是，他推荐记者使用“北京某生物原料实验室”生产的国产原料药，“纯度99.6%，患者吃一个月指标都下降”，月均药费三万四千元，并向记者展示了一张患者用药后“效果良好”的证明报告。

“使用‘原料药’事实上已经涉嫌违法了，原则上我们医生当然不鼓励，但当一个人没有其他选择的时候，你劝不住。”赵宏说。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赵宏提交了一份关于加快完善拓展性同情用药制度的提案。目前，这份提案已进入全国政协的重点提案序列。

在赵宏的设想中，中国的同情用药制度应有自己的特色，最好是在已有该新药临床试验的中心来落地执行。“医生用过这个药，知道有没有输液反应、需不需要预处理，患者放心，药企也放心。”“拓展性同情用药不仅造福患者，也能助力企业研发。”赵宏强调，“对于那些被临床试验排除在外的晚期患者，他们的最佳治疗方案是什么？医生想知道，药企也想知道。如果同情用药制度能覆盖这部分人群，收集真实世界数据，对药物未来的临床应用会有更全面的认知，同时实现‘救急一人’与‘造福万人’的双赢。”

然而，制度的落地需要各方协同。作为企业方，李彬同样期待一份具有中国特色的细则出台。他建议允许企业按成本的一定比例收费，政府同时给予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明确各方责任、明确费用分担、明确风险处置。有了这些，药企才敢参与。”在制度之外，顾洪飞认为，还有一个群体的呼声不应被忽视——那些在灰色地带挣扎自救的患者和家属。他特别强调，同情用药的审批流程必须充分考虑患者的急迫性。走到最后一线的病人，生命窗口往往极短。“如果让他们等待层层审批、等待盖章、等待一个月才开一次的伦理委员会审议，等到的时候，命也没了。流程应该为生命让路。”在危重症面前，时间不是成本，时间就是生命本身。

他希望有一天，申请同情用药的流程能够真正清晰、可及，让患者觉得“这个药是我需要的”，而且我知道该怎么申请，也有信心走完流程；多中心能够铺开，让患者就近申请，不必拖着病弱之躯千里迢迢奔赴北上广。“同情用药制度，本质上不是在赋予患者某种特权，而是给那些走到悬崖边上的人，一个合法抓住绳索的机会。”赵宏说。（应受访者要求，叶明、华阳、王丽、李彬为化名）来源：央视网微信公众号

网络上流传的“新疆喀什经济开发区工业用地零地价出让、固定资产投资超5000万元可免费供地、标准厂房免租3至5年、6万平方米厂房可直接入驻”等消息，经查证系虚假传闻。喀什经济开发区对此作出澄清，表示上述说法与现行政策严重不符。依据国家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工业用地严禁以零地价或低于法定基准地价等违规形式出让，辖区内的所有工业用地均需通过招标、拍卖、挂牌等公开交易方式，在市场化框架下规范出让，根本不存在“零地价供地”的情况。至于标准厂房的租赁，园区租金一律以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市场评估价为准，按照标准规范收取，相关辟谣信息已由“新疆喀什网络辟谣”微信公众号发布。

正值暑期出游高峰，露营成为许多人的热门选择，但有关于景区突发山洪的避险知识和野外露营的安全要点，值得每一位户外爱好者认真关注。强降雨易诱发山洪、滑坡及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原本看似清凉宜人的河边和浅滩，完全可能瞬间变为危险的“山洪突发地”。因此，务必警惕以下危险信号，一旦出现异常，需迅速撤离：深谷或山沟中传来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闷雷般的低沉声音；溪流水位突然下降乃至完全断流，这往往意味着上游暴雨已引发山体崩塌并堵塞河道，随时可能触发泥石流；水流骤然浑浊，流速明显加快，并夹杂大量柴草树木；山坡出现变形、鼓包、裂缝，甚至坡上物体发生倾斜；动植物行为反常，如家畜表现出惊恐不安、难以入睡的状态，植物形态异变，比如树木枯萎或歪斜。

若不幸遭遇山洪或泥石流，应果断向沟谷两侧的高地逃生，切勿顺着沟谷向下游或上游奔跑，同时尽快通过敲锣、呼喊或电话等方式通知周围人员转移避险。此外，应迅速联系救援部门，清晰报告自己所处的准确位置和险情，或借助火光、浓烟、敲击声、旗语和呼喊等办法主动发出求救信号。汛期极端天气频发，野外露营时更需严守安全底线：出发前一定要提前查阅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若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恶劣天气预警，应立即取消行程，切忌冒险出行。优先选择设施完善的正规营地，不盲目跟风追逐所谓的“网红野生路线”，更不得擅自进入未开发的危险区域。露营点的选址应倾向于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地带，尽量远离河床、河滩及水库下游等低洼地段，警惕水位意外上涨带来的风险。扎营前务必提前确认好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遭遇降雨或涨水等突发状况，人员和车辆都能快速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来源：“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

公安部最新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共侦破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的案件超过170起，依法查处涉案人员190余名。近年来，不法分子借助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实施违法犯罪的现象时有发生，包括开展电信网络诈骗、侵犯公民个人隐私、动摇社会信任根基，甚至危及国家安全。对此，公安机关高度重视，已部署多维度举措进行打击整治。在依法严惩方面，警方全力打击利用AI伪造身份侵入政企信息系统、盗窃他人信息与财产的犯罪行为，以及伪装成熟人或权威人士骗取信任的诈骗活动，同时也对利用AI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予以坚决查处，并深挖提供技术支撑的犯罪团伙，力求从源头铲除犯罪温床。

为提升公众防范能力，公安机关依托大数据分析搭建风险研判模型，针对高频陌生视频通话、静音录音来电、短时间内多次调取人脸素材、境外发起的视频请求等新型诈骗手法进行综合研判，形成精准预警指令并推送各地警方开展劝阻工作。与此同时，国家反诈中心App已上线AI内容鉴定功能，用户可上传可疑视频、语音或图片，一键检测是否存在人工智能生成痕迹，帮助辨别伪造信息。在行业监管层面，公安机关联合网信办、工信部及国家广电总局发布了《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要求规范内容标识，向公众明确提示AI合成内容；此外，还加强了对人工智能大模型安全风险的监测，通报运营主体并督促消除隐患。今年上半年，相关部门已开展AI应用服务监督检查600余次，对相关服务提供者实施警告、责令整改、关停等行政处罚30余次。

面向长远，公安机关正积极推进《网络犯罪防治法》等法律法规的立法进程，完善人工智能风险治理的法律规范体系，同时研究构建人工智能安全审查制度，防止相关服务被滥用于违法犯罪，并着手制定AI代码生成、深度合成图像等领域的安全标准，持续推动人工智能安全标准体系的健全与完善。（来源：“公安部网安局”微信公众号、法治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