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炎夏日，7月15日伴随着入伏的到来，长达40天的“超长待机”三伏时节正式拉开帷幕，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的三伏贴服务也于当日全面启动，儿科、呼吸科等候诊区人头攒动，前来贴敷的市民络绎不绝。

“伏天正值一年中阳气最为充沛的时段，也是中医倡导‘冬病夏治’理念的绝佳契机。”该院门诊部副主任姜志辉表示，这一疗法根植于《黄帝内经》中“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古老智慧。借助盛夏自然界阳气鼎盛、人体毛孔舒张的天然条件，采用温阳散寒、扶正固本之法，助推体内阳气升发，清除潜藏寒邪，进而对冬季易发的虚寒病症起到预防和治疗作用。

据该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孟广松介绍，医院自主研制的温阳化痰穴贴已在临床实践中应用超过十年，且连续多年被指定为北京市冬病夏治三伏贴专项工作用药，深受患者信赖。这款穴贴以温阳散寒、健脾化痰为核心功效，尤其针对罹患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长期受反复咳嗽、咳痰、喘息困扰的人群。贴敷期间，饮食上应避免生冷、油腻、辛辣及油炸食品；生活起居则需严防风寒侵扰，避免淋雨涉水，切忌贪凉直吹空调或风扇。

值得注意的是，三伏贴并非适用于所有人群。若个体属于实热体质，比如体格健硕、常发咽喉肿痛、面色潮红目赤、咳出黄稠黏痰、大便干燥等症状，贴敷反而可能“助长火势”。此外，正处于发热期、皮肤有破损或严重过敏者，以及孕妇和两岁以下幼童，同样应避免使用。

姜志辉进一步阐释，“冬病夏治”远不止三伏贴一种手段，而是一项“顺应时节、辨证施治、内外兼顾、防治一体”的综合工程。医院已整合呼吸、心血管、妇科、儿科等八大科室资源，融合内服中药、中医特色疗法及院内专方制剂，构建起覆盖全过程的健康管理体系。

谈及妇科领域的应用，该院妇科副主任医师郭婧指出，诸如穴位贴敷、中药膏摩、耳穴压丸、皮内针等外治手段，常与内服汤药及院内制剂联合运用，在冬病夏治中实现多管齐下的疗效。

针对困扰众多中老年人的膝关节炎问题，针灸科主任医师付渊博分析，此症属中医“痹证”范畴，多由寒湿入侵、肝肾亏虚、气滞血瘀引发，而夏季正是驱散阴寒、优化关节机能的良机。针灸科采用火针、温针灸配合中药综合干预，能够温通经络、祛湿散寒。其中，火针兼具热力、通络与补益三重作用，凸显临床优势；温针灸则将针刺与艾灸巧妙融合，患者反馈成效显著。对于病情顽固者，科室还结合中药内服与外敷，实现辨病与辨证交融、针灸与药物并用，提供涵盖疼痛缓解至长期康复的全程方案。

该院儿科副主任医师丁丹丹透露，儿科针对儿童群体频发的反复呼吸道感染和小儿哮喘两类虚寒性疾病，特别研发了专属三伏贴，选用性质温热的药材配方，敷贴于人体阳气汇聚的督脉、膀胱经等背部穴位，旨在温养脏腑、增益阳气，同时驱散内蕴寒湿、化解痰饮，从而拔除哮喘及反复呼吸道感染的病根。

　　北京7月9日电（记者张静）今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正式对外公布。此版目录共纳入794种药品，其中化学药品与生物制品合计476种，涵盖791种剂型及1355个规格；中成药部分则收录318种，包含544种剂型与888个规格。新版目录定于今年9月1日起全面施行。当天下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就相关细节进行解读。

　　作为医疗机构药品配置与使用的核心依据，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更新始终紧跟时代步伐。伴随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居民健康诉求不断提升，以及药品研发领域的持续突破，临床用药格局已发生深刻变革。为更精准地回应民众基本用药需求，对原有目录进行适当的修订与优化已成为当务之急。

　　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在发布会上透露，本次调整在药品品种层面颇具亮点：新版目录新增116种药品，其中化学药品与生物制品新增68种，中成药新增48种；同时，原目录中的2种化学药品及生物制品被调出，中成药则无任何品种遭淘汰。值得注意的是，结核病防治用药的表述被统一归纳为“结核病用药”，不再单独列出具体药物名称。

　　在剂型与规格的优化上，新版目录同样动作频频：新增药品品种合计增补剂型175个、规格260个；原目录内保留的134种药品也获得了剂型与规格的扩充，累计增加剂型161个、规格200个。此外，保留药品中还有75种剂型及100个规格被移除，主要源于批准文号注销、临床使用率偏低，或已被其他同类药物所取代等因素。

　　目录规范性方面，本次修订参照世界卫生组织国际通行药物分类准则及国家药品标准的最新变动，对部分分类与剂型规格的表述进行了统一规范；同时，依据药品注册信息的实际变化，将2种药品从化学药品类别划转至中成药类别。

　　经此番调整，新版目录的覆盖范围已广泛触及各疾病系统的临床主要病种。其中，化学药品与生物制品能够针对世界卫生组织所载的1180种国际通行疾病分类提供用药方案，中成药则覆盖了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中归纳的63个功效类别。初步估算显示，新版目录药品在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品种使用总量中的占比达到71%，基层、二级及三级机构的基药使用占比分别为78%、74%与65%。这些数据充分印证了基本药物在临床实践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其应用的广泛性与普遍性。

北京7月17日电(记者赵方园)在近日召开的“第一届胃癌围术期免疫治疗创新大会”上，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琳透露，到2030年总体癌症五年生存率达到46.6%的战略目标，胃癌领域的进展将不再成为短板。这一表态令在场与会者备受鼓舞。

放眼各类恶性肿瘤，乳腺癌的五年生存率已突破90%，血液肿瘤亦超过50%，而胃癌的生存数据长期徘徊在较低区间。根据国家癌症中心最新统计，我国每年新增胃癌病例逾35万，在全部恶性肿瘤中高居第五位；每年因胃癌离世的患者超过26万，位列恶性肿瘤死因第三。令人忧虑的是，绝大多数患者在初诊时便已进入中晚期阶段，超过七成的确诊病例一经发现即处于进展期，即便接受了根治性手术，术后复发概率仍高达40%至70%。

对于可切除的胃癌病例，根治性手术始终是核心治疗路径。然而，手术仅能移除肉眼可见的肿瘤组织，体内潜藏的微小病灶却可能埋下日后复发的隐患。正因如此，围术期治疗愈发受到临床关注——这种覆盖手术前后的系统性治疗策略，既可在术前促使肿瘤缩小，又能在术后清除残余风险，从而为患者争取最大的治愈可能。

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国内胃癌临床实践多以国际指南为蓝本。“十多年前，我们的治疗方案几乎完全照搬国际标准，缺乏基于中国患者特征的循证研究。但中国胃癌患者占全球总数的45%以上——我们不能永远甘做‘跟随者’。”沈琳如是说。北京大学国际医院陈凛教授亦强调：“胃癌在我国属高发恶性肿瘤，近年来该领域治疗革新与临床突破令人振奋。然而，进展期胃癌术后的复发转移率依旧居高不下，挑战依然严峻。”

这一局面在今年迎来转折点。今年6月，在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上，沈琳公布了名为ASTRUM-006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III期多中心研究结果，相关成果同步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柳叶刀》。最新一版《CSCO胃癌诊疗指南(2026版)》也已将这一创新方案收录其中。依托ASTRUM-006的突破性发现，斯鲁利单抗于今年6月在中国获批胃癌围术期适应症，由此成为全球首个且唯一获此适应症批准的抗PD-1单抗药物。

沈琳解释，该研究采用了“术前联合用药、术后维持治疗”的革新策略——术前以免疫联合化疗实施新辅助治疗，术后则改用免疫单药进行辅助治疗，真正实现了“去化疗”目标。“这一成果让术后‘去化疗’从愿景变为现实：患者的生存质量显著提升，治愈希望也随之增大。”

此次突破填补了中国胃癌围术期免疫治疗缺乏本土化高级别循证证据的空白，同时也标志着胃癌治疗理念的深刻转型。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梁寒教授指出：“2026年，中国胃癌围术期治疗正式跨入免疫治疗时代——从单纯手术到围术期化疗，再到免疫联合治疗，五年生存率有望实现质的飞跃。随着围术期新适应症的获批，期盼免疫治疗能够规范落地，切实推动局部进展期胃癌的诊疗水平提升，为‘健康中国2030’目标的实现添砖加瓦。”

嬉水消暑、骤雨积水，均可能潜藏致命危机，溺水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一种风险。伴随盛夏高温与汛期水量增大，溺水事件的发生频率显著攀升。

为有效遏制溺水悲剧的频发，公众亟需强化急救素养，系统掌握科学规范的溺水急救方法，在紧急关头做到冷静应对、精准施救。那么，面对溺水者，我们究竟该如何正确采取行动？首先，有必要厘清“溺水”的基本概念。

从医学角度看，溺水是指因液体进入气道而引发呼吸障碍的病理过程，可细分为非致命性淹溺与致命性淹溺两类。若淹溺者被成功救起、呼吸得以恢复，则被界定为非致命性淹溺；反之，若因淹溺直接或间接导致死亡，则属于致命性淹溺。简言之，界定标准在于是否发生死亡——存活即非致命，死亡即为致命。

美国野外医学会对此作出进一步阐释：“当人体气道完全没入液面之下（即淹没状态），或水花溅至面部（即浸湿状态）时，均可引起呼吸功能受损。然而，若将淹没与浸湿统摄于同一概念框架内，则易与大量针对冷水浸泡的救援与生存研究相混淆——后者更侧重于低体温症的应对，而非溺水本身。”通俗而言，人体完全沉入水中方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溺水；仅身体浸于水中、面部保持于水面之上，虽可能引发一定程度的呼吸障碍，却不能与溺水划等号。

溺水发生初期，人体会本能地屏住呼吸，此阶段内溺水者不断将水吞咽入胃。随着屏气时间的延续，机体逐渐陷入缺氧状态。此时，反射性喉痉挛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水分进入肺部，但呼吸需求终将压倒一切，水仍会被吸入气道深处。研究显示，多数成年溺水者肺内液体量约为150毫升，这一容量（相当于每公斤体重2.2毫升）足以诱发严重的全身性缺氧反应。

不论肺内积水多少，亦不论吸入的是海水抑或淡水，在临床视角下，诸类情形并无本质区别——它们的共同病理基础均为缺氧。因此，若能及时逆转缺氧状态，便有望阻止心搏骤停的演进。不少溺水者在心跳停止前，会因低氧血症出现明显的心动过缓，此时通过有效通气纠正缺氧，对于挽救生命具有决定性意义。

当前，关于溺水的权威指导主要源自美国野外医学会及国内专家共识类文件，下文将据此梳理各项指南中的救治精要。溺水急救可划分为水下复苏与水上复苏两大环节，后者亦常被称为初期复苏。

溺水造成的主要生理损伤源于缺氧，故快速逆转缺氧是复苏工作的核心靶点。水中复苏即指在水环境中为溺水者实施通气支持，但胸外按压则不适用于水下操作——在水中，施救者与被救者均难以完成有效按压，故此类尝试应坚决杜绝。仅当施救者经过充分专业培训、具备相应技术能力及装备保障，能够在水下安全高效地执行通气操作时，才可考虑实施水下通气。

谈及水上复苏，许多人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往往是“控水”这一概念。然而，对溺水者施以倒挂、拍背、按压腹部等控水手段的做法，实为不妥之举。

水上复苏应遵循心肺复苏与气道优先的双重原则。在初期复苏阶段，若忽视气道管理，持续缺氧将大大降低患者存活几率；此外，不当的人工呼吸手法可能延误救治时机，并诱发胃胀气、增加肺部误吸风险。因此，施救者应将焦点置于建立并维持畅通气道之上，同时尽量给予最高浓度的氧气，若有条件，可借助机械设备辅助患者呼吸。

对于非专业施救人员而言，若未经培训、无法或不愿实施人工呼吸，单纯的胸外按压仍不失为值得推荐的替代选择。但需特别强调，在溺水复苏中，仅靠胸外按压可能不足以挽救患者生命——这一策略仅适用于未具备专业技能的普通施救者。而专业救援人员则应优先处理气道、呼吸及正压通气：先检查溺水者意识与呼吸状态，使其平卧于坚硬地面，采取仰头抬颏法确保气道畅通，随后实施5次人工呼吸，继以30次胸外按压，再行2次人工呼吸，如此循环交替推进。

鉴于氧气在缺氧救治中的关键作用，即便在缺乏专业设备的条件下，若能获取任何形式的供氧装置，如便携式氧气瓶或氧气袋等，对患者生存均具有重大意义。复苏过程中，建议自始至终以最高浓度供氧。

自动体外除颤器（AED）虽为临床常见救治设备，但需明确：虽然缺氧是溺水者死亡的主因，长时间低氧血症亦可能引发心脏损伤，且溺水者心律变化常由心动过速逐步过渡至心动过缓乃至停搏，然而室颤在溺水人群中的发生率不足10%。因此，AED的应用应置于人工呼吸与胸外按压之后，前两者才是溺水急救的首选策略。

关于腹部冲击法，即所谓的控水法，无论在2014、2019还是2024年版的美国野外医学会指南中，均未被推荐用于溺水救援。海姆立克博士本人亦曾一度倡导在溺水者中推行该法，其初衷是认为必须先从气道清除吸入水分方能保证有效通气。诚然，少量水吸入肺部可能引发肺不张等并发症，但在急救现场，真正亟待解决的通常是水阻塞气道所致的缺氧问题。此时贸然使用腹部冲击法，反而可能延误通气时机、延长缺氧时间。

因此，在溺水复苏过程中，应通过规范吸引技术清除上气道内水分及呕吐物，而非依赖腹部冲击法。此外，复温同样不容忽视——溺水多伴随重度体温流失，这直接影响患者的生存率与神经系统恢复质量。然而现实操作中，复温往往被施救者忽略。

文末附上国内外主流指南对溺水急救措施的推荐汇总表，供读者学习对照。至此，溺水基础知识及核心急救技术已悉数呈现。相信各位已清晰认识到，面对溺水者时施救的正确路径，同时也应意识到，民间流传的控水法并未获得医学界认可。溺水救治的第一要义，始终是畅通气道、保障氧气供给。一言以蔽之：在水中有能力时给予通气支持，在岸上则遵循气道通畅、人工呼吸、胸外按压的A-B-C顺序稳步推进；若条件受限，切勿将宝贵时间耗费在寻找除颤器或清除分泌物等次要环节上，更不可迷信所谓控水法。永远铭记——复温对于溺水者同样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