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约翰内斯堡7月30日电（记者蒋国鹏 白舸）日前，南非伊奇科维茨家庭基金会公布《2026年非洲青年调查》结果表明，在中国对非洲大陆的影响力方面，青年群体给予的正面评价比例持续攀升，中国作为非洲关键协作伙伴的角色得到进一步夯实。

此项调研自今年3月拉开帷幕，其范围横跨16个非洲国家，深入访问了近5000名年龄介于18至24岁之间的年轻人。

根据调查数据，在那些认为中国对自身国家具有影响力的受访者里，高达95%的青年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表达了积极看法，这一数字相较于2022年跃升了18个百分点。这一趋势清晰折射出中国对非洲年轻一代的辐射效应正与日俱增。

此外，关于双边关系的总体态度，受访青年中有95%将中国定性为友好协作的伙伴，这也凸显出中非关系在青年群体中具有坚实而广泛的民意支持基础。

台风将至，居家避险当为首选；若确需外出，务必警惕“头顶之患”。省疾控专家提醒：提前备好这些应急物资是关键。近期，中央气象台接连发布预警信息，超强台风往往携大范围强降雨来袭，对江苏民众的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构成多重隐患。台风与暴雨叠加，极易引发积水内涝、高空坠物、环境污染等次生危害，同时可能诱发肠道类、虫媒类及皮肤类传染疾病。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所（地方病防制所）主任医师孙宏提示，公众需在台风暴雨期间及灾后强化健康防护意识，科学规避洪水内涝以及各类安全与健康风险。

台风期间，建议公众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以居家避险为第一选择。孙宏指出，老人、儿童、孕妇等身体抵抗力较弱的群体应尽量避免出门；家中阳台与窗台需提前进行清理，花盆、置物架等悬挂或堆放的物品务必妥善收纳。“高空坠物在台风天杀伤力极大，切不可存有任何侥幸心理。”他反复强调。对于确有外出需求的市民，孙宏提醒，务必提前查询最新气象预警信息，合理选择安全可靠的交通方式。他特别指出，出行途中要避开树木、户外广告牌、电力设施以及大范围积水地带，“这些区域属于触电、砸伤和溺水的高发危险区，务必绕行。”

台风引发的广泛积水极易滋生细菌，从而诱发肠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及接触性皮肤病。孙宏表示，及时开展环境清理和科学消毒是灾后防疫的关键举措，消毒作业需遵循四项基本原则。“水退到哪里，环境清理就必须推进到哪里。”他说，其一，务必第一时间清除淤泥與杂物，从源头上消除病菌滋生的条件。其二，消毒工作要精准且适度，应结合本地疾病防控需求进行预防性消毒，避免大范围、无差别的过度消杀。其三，消毒用品须规范选用，只能使用经主管部门许可或备案的合格产品，严格按照说明书推荐剂量使用，不得“擅自加大用量”。其四，垃圾和污物须进行无害化处理，对居民住所、公共区域和临时安置点统一实施预防性消毒、杀虫、灭鼠等措施。

洪涝灾害危害重重，五类健康风险尤须警惕。依据《江苏省防洪条例》等法规，江苏省长江流域及太湖流域的防汛期为每年5月1日至9月30日；淮河流域则为每年6月1日至9月30日。从健康风险角度分析，孙宏详细梳理了洪涝灾害可能带来的五大因素。物理性因素包括溺水、触电、撞击摔伤及低体温冻伤；生物性因素涵盖介水传染病、虫媒传染病、鼠媒传染病以及霉菌感染和过敏反应；化学性因素则涉及农田化肥农药污染、化工厂有毒物质泄漏、矿井酸性污水溢出和一氧化碳中毒等；心理影响因素方面，受灾人群易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进而滋生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此外，间接影响因素还包括农田被淹导致食品短缺、医疗卫生设施损毁致使就医保障缺失等。

“当洪涝预警发布后，公众必须同时做好居家留守和紧急撤离的两手准备。”孙宏强调，居家留守期间应提前加固门窗、封堵可能的进水点；若需撤离，则要精简行李，携带好通讯设备并做好防水处理，“提前规划最优撤离路线，途中持续收听官方信息，离家前关闭燃气、电源和水阀”。关于家庭应急物资储备，孙宏列出详细清单：每人至少储备20升饮用水和可供3至5天使用的耐储存食品，同时备齐常用药品、急救包、照明设备、保暖毯、洗手液等卫生用品。

“洪水过境期间，切勿在积水中步行或驾车。”孙宏强调，应第一时间向高地转移，若被困则挥舞鲜艳衣物求救。他同时提醒，不得攀爬浸泡过的电线杆，不要触碰泡水电器，远离漂浮物和倒塌建筑物，并注意保暖防止体温过低。孙宏指出，如有破损伤口，应用清水和肥皂冲洗，避免接触洪水，并用防水敷料妥善包扎；尽量远离野生动物，穿长袖长裤并涂抹驱蚊剂，“一旦接触洪水后出现腹泻、发烧等症状，应立即就医”。

若遭遇洪涝，民众最为关心的莫过于饮水安全。对此，孙宏给出了明确的选择优先级：瓶装水优于煮沸水；若自来水未断供，需先放水3分钟，再煮沸至少1分钟。凡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一律建议丢弃，切勿食用。个人卫生方面，饭前便后、护理伤口、接触动物后，均需用肥皂和流动水认真洗手，严禁使用洪水洗漱清洁。

2025年12月，上海一家三甲医院重症监护室的医生叶明，做出了一次与毕生医学信念背道而驰的选择。他乔装潜入一个充斥药贩子与“托儿”的病友交流群，潜伏了整整半个月，最终花费逾万元，向一位素不相识的药商购入二十天剂量的“抗肿瘤原料药”。所谓原料药，指药品中最核心的有效成分，既无辅料调配，也未经任何加工流程，更遑论正规批文。叶明比谁都清楚——这粉末纯度堪忧、制造工艺不明，甚至可能只是一团毫无药效的淀粉。然而，他已然没有退路。

他的母亲于2023年初被确诊为胃癌晚期，且伴随罕见的ALK基因突变。化疗未能奏效，靶向药物接连耐药，免疫治疗引发超进展，多脏器功能相继衰竭……国内所能提供的常规治疗手段全部失效，连临床试验也将她拒之门外。“一代、二代、三代靶向药均告失败，唯一的希望只剩下第四代。”身为医者，叶明能够调取的信息远超普通家属。他翻遍国内外文献，查到一款名为NVL-655的四代ALK靶向药正在美国开展临床试验。数据令人振奋：即便针对已对三代靶向药耐药的群体，有效率仍达五成。然而，该药既未在美国正式上市，更遑论进入中国市场。

于是，他开始钻研美国的同情用药机制。在美国，当某些危重患者已穷尽常规治疗手段，却又不符合参加新药试验的资格时，可向药企提出“同情用药”申请，有机会提前使用那些仍处于试验阶段、尚未获批上市的新药。他用英文撰写函件，附上母亲完整的病历与基因检测报告，发给制药公司。一周后，回复如期而至——先是程式化的关怀与慰问，紧接着是冰冷的拒绝：“本公司在中国未开展同情用药业务，无法提供药品。”

“明明有药，有效率五成，或许还能争取两三年的时光，可偏偏就是拿不到。”望着病榻上因幽门梗阻痛得蜷缩翻滚的母亲，这位见惯生死的ICU医生再也顾不得职业操守，向药贩子购入了NVL-655原料药。“无路可走的时候，狗急了尚且跳墙。”用药三天后，母亲呕吐减少，疼痛缓解，精神明显好转，甚至能进食了。叶明以为奇迹将至。然而两周过去，症状如潮水般卷土重来，病情急转直下，不久后，母亲在家中离世。

“那药确实为母亲争取了至少二十天的生命，也极大减轻了她的痛苦。可是，那是原料药，并非正规药品——精度不足，工艺粗糙，况且用药时母亲已处于多脏器衰竭、幽门梗阻的状态，药物根本无法被有效吸收。”叶明惋惜地说，“太晚了。”

在中国，像叶明母亲这样求药无门的危重症患者，何止千万。常规治疗失败之后，他们被临床试验的大门拒之门外，又卡在同情用药制度的夹缝之中，只能在绝望中摸索出一条条灰色的、危险的野路子。

被拒之门外的“不完美患者”

赵宏每天都要面对这样的病人。他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主任医师，专注肝癌、胰腺癌、胆管癌——这些癌种恶性度极高，预后极差。常规治疗失败后，二线治疗的有效率不足一成，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仅有三四个月。而那些尚在临床试验阶段、未获批上市的新药，便成了这些患者最后的救命稻草。

作为国内顶尖肿瘤医院的医生，赵宏手中握有多个新药临床试验项目，每日慕名而来的患者络绎不绝，但真正能如愿入组的却寥寥无几。“一上午门诊五六十名患者，大约只有五六人可以考虑纳入临床研究，最终能成功入组的，可能也就两三个。”赵宏解释，临床试验的入组门槛极其严苛。为了控制变量、获得“干净”的数据，以证明药物在特定人群中的有效性，药企和科研机构需要的是“完美患者”——年龄合适、无严重合并症、身体状况良好、既往治疗史有限。

然而，真实的肿瘤世界里，更多的是“不完美的患者”。山东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科主治医生张欣，对这种无力感习以为常。“在我们这样的地市级医院，临床试验项目凤毛麟角，绝大多数被省级或区域性龙头三甲医院垄断。患者想入组，只能自己去大医院挂号、排队。”她发现，许多肺癌患者历经一二线治疗失败后，身体已是千疮百孔，PS评分（体力状况评分）极差，根本达不到临床试验的门槛。

身处辽宁抚顺的乳腺癌晚期患者王丽，正被困在类似的僵局里。自2025年1月发现乳房肿块以来，她接受了化疗和靶向药曲妥珠单抗的治疗。“效果尚可，但心脏承受不住，心跳飙到每分钟150次，还伴有绞痛。”副作用过于严重，她被迫停药。她早就听说过临床试验。“有位癌症晚期转移的同学进过组，用了新药效果特别好。”她也想去碰碰运气。在网上辗转联系了沈阳某三甲医院的一位教授，对方看了影像资料后说可以入组。她满心欢喜，岂料等待期间的一场感冒，让她被彻底排除在外。

此后，她再也没能触到临床试验的门槛。“普通医生不管入组事宜，主任的号要一两个月才能挂上。”半年间，她接触了不下二十位医药代表，对方起初满口应承，最终要么说名额已满，要么推荐一些毫无科学依据的“野鸡项目”。她还遇到过推销一万七千元一盒来历不明“进口药”的骗子。“说实话，我现在很焦急。我是晚期，时间不多了。才四十八岁，孩子还小，我想活下去。”

这样的绝望，叶明也曾深切体会。二三线靶向药全部失效后，他带着母亲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附近租了房子，开始逐一筛选临床试验，试图尝试新药。筛选了一两个月，没有一个项目匹配。“她病得太重了，又有免疫副反应的病史，许多新药含有免疫成分，他们不敢收。”最终，他只能陪母亲回了家。

面对这样“无药可用”又入不了组的患者，赵宏能做的实在有限。“有的病人当场就哭了，家属陪着掉泪，问我：‘医生，难道我们只能等死吗？’我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说再看看后面有没有其他研究项目。”

相较于求药无门的绝望，对某些血液肿瘤患者而言，眼看曾经可行的道路突然被堵死，或许是另一种残忍的折磨。顾洪飞是患者组织“淋巴瘤之家”的创始人。2010年他确诊霍奇金淋巴瘤，经治疗康复后，从一个人数仅四百多人的QQ群起步，将患者组织发展至注册用户超过十六万。这些年，让他印象最深的患者有两类：紧急危重症患者和复发难治患者；而这些患者打听最多的治疗方式，便是“同情CAR-T”。

CAR-T是一种免疫细胞疗法，对部分复发难治的淋巴瘤和白血病亚型有“奇效”。目前国内已有六款CAR-T产品获批上市，部分产品和适应症的患者十年生存率可超过五成。但CAR-T定价普遍在百万至一百三十万元之间，且未纳入医保，普通家庭根本无力承担。据顾洪飞介绍，此前国内许多顶尖血液病中心通过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IIT），患者仅需十几万元便可获得“同情CAR-T”治疗，而这种治疗挽救了大量危重、复发、难治患者的生命。

顾洪飞表示，2026年5月1日，国务院颁布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818号令”）正式实施。出于对细胞基因治疗安全性和规范性的考量，以往相对宽松的同情用药通道迎来严格管控。多数医院因合规考量，不再轻易开展此类项目。患者想尝试非商业CAR-T疗法，只能参加正规备案的临床试验。“同情CAR-T”的通道中断，令一批“夹在中间”的患者陷入绝境。

在儿童白血病病友社群“暖白儿童”中，就有一批复发难治、亟待CAR-T治疗的患者。今年2月，华阳九岁的儿子确诊T淋巴母细胞白血病。历经五个疗程化疗，孩子的微小残留病灶（MRD）指标始终卡在0.4%，无法清零。这是一个评估白血病疗效的关键指标：MRD越低，骨髓移植后的复发风险越低；降至0.01%以下才算完全缓解，达到移植标准。“肿瘤细胞没有被彻底清除。如果MRD没转阴就强行移植，医生说基本就是百分之百复发。”华阳做过十年神经外科医生，他比一般家长更清楚，“化疗这条路，基本已经走到头了。”

他查阅了大量资料，也咨询了同行，“像这种情况最合适的就是CAR-T。”但不幸的是，儿子所患白血病对应的CD7靶点CAR-T产品尚未上市，仍在临床试验阶段。华阳听说，以前类似患儿可以通过“同情CAR-T”清除残留、桥接移植，如今这条路已然封闭。而正规的CD7 CAR-T临床试验，“要求MRD必须大于5%或骨髓不缓解才能入组。我们这种残留0.4但还没到复发标准的情况，恰好卡在中间。孩子的身体能撑多久？我不知道。”

刘方十二岁的女儿同样被CD7靶点CAR-T试验的条件困住。今年春节，女儿确诊T淋巴母细胞淋巴瘤，三个月化疗后便复发。“医生说已经耐药了，预后很差。如果能通过CAR-T实现完全缓解，再桥接移植，长期存活的机会将大大提升。”但此前化疗引发了脑血栓、脑出血，所有正规临床试验都将女儿拒之门外。刘方坦言，他们了解同情CAR-T治疗的风险，但比起强行移植后“百分之百复发”，他宁愿选择前者。“这不是一道选择题。一个是可能活，一个是肯定活不了。临床试验是免费的，我们用不上。我只想要一个合法的机会，哪怕自费，哪怕签免责协议，能不能有一条审批通道？给孩子一线生机？”

药企不敢做“好事”

当患者求药无门时，一个自然的疑问浮现：那些手里握着新药的药企，为什么不愿意把药物交给这些走投无路的人？“不是药企冷血，而是制度没有兜底。在没有明确法律框架的情况下，谁也不敢贸然把未上市的药物拿出去使用。”国内某头部药企工作人员李彬坦言。2017年，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拓展性同情使用临床试验用药物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对适用对象、申请审批程序均做了详细规定。2019年修订的《药品管理法》第二十三条，也确立了同情用药的上位法框架。然而，整整九年过去，那份征求意见稿始终没有变成正式文件。

在李彬看来，对药企而言，同情用药面临两大难题。首先是责任风险。正规临床试验入组的患者，有完备的保险保障——治疗费、不良反应治疗费，甚至死亡赔偿，均由申办方和保险公司承担。但同情用药的患者往往处于疾病晚期、合并症众多，一旦发生严重不良事件甚至死亡，责任归属如何厘清？赵宏曾与药企交流过，对方的顾虑非常现实。“不能排除这样一种情况——申请时患者信誓旦旦‘所有后果我都愿意承担’，真出了不良后果，反过来起诉公司。一旦引发媒体关注，对新药临床研究推进和上市审评都会产生不利影响。”赵宏认为，药企想做善事，却不太敢做善事。

其次是成本与收费的悖论。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试验用药不得收费。李彬觉得这条规定是一把双刃剑。“完全没有经济回报，还要承担风险，企业参与的驱动力从何而来？”他查阅过美国FDA的法规，允许企业收取同情用药的相关成本费用，至少能收回成本。但在国内，如果允许收费，企业又担心暴露真实成本，影响未来的商业化竞争。除了风险与成本，制度落地还有更具体的堵点。赵宏举例道：“比如，病人的分级管理：病情危重到什么程度可以申请？由谁来决定？哪一级医疗机构有资格？伦理委员会设在三甲医院还是县级医院？药品使用后的不良反应如何上报？疗效如何评估？”赵宏认为，这些细则都需要明确。落地之后，从药企到医生再到患者，才能获得法律保障。

据赵宏介绍，药品研发有“三个10”的说法——10%的成功率、10亿美金的投入、10年的周期。在这漫长的流程中，患者等不起。同情用药制度缺位的直接后果，是催生了庞大而危险的灰色产业链。赵宏在调研中发现，从早期的印度仿制药，到后来的地下原料药，甚至还有黑中介拿淀粉灌装胶囊冒充药品。患者为了活命，只能拿自己的身体去试错。

以今年一款名为Daraxonrasib（研发代号RMC-6236）的胰腺癌新药为例，它已成为无数患者的“救星”。素有“癌王”之称的胰腺癌迎来治疗突破——其III期临床数据显示，该药可将患者生存期几乎翻倍，死亡风险降低60%。不过，此药尚未正式上市，美国患者可通过同情用药渠道申请。在国内社交媒体上，已有部分药商声称可以“搞到此药”。《锋面》记者以患者家属身份咨询其中一位，对方表示可以代为申请美国同情用药，药费十几万元人民币/月，另收三千元服务费。更“实惠”的方案是，他推荐记者使用“北京某生物原料实验室”生产的国产原料药，“纯度99.6%，患者吃一个月指标都下降”，月均药费三万四千元，并向记者展示了一张患者用药后“效果良好”的证明报告。

“使用‘原料药’事实上已经涉嫌违法了，原则上我们医生当然不鼓励，但当一个人没有其他选择的时候，你劝不住。”赵宏说。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赵宏提交了一份关于加快完善拓展性同情用药制度的提案。目前，这份提案已进入全国政协的重点提案序列。

在赵宏的设想中，中国的同情用药制度应有自己的特色，最好是在已有该新药临床试验的中心来落地执行。“医生用过这个药，知道有没有输液反应、需不需要预处理，患者放心，药企也放心。”“拓展性同情用药不仅造福患者，也能助力企业研发。”赵宏强调，“对于那些被临床试验排除在外的晚期患者，他们的最佳治疗方案是什么？医生想知道，药企也想知道。如果同情用药制度能覆盖这部分人群，收集真实世界数据，对药物未来的临床应用会有更全面的认知，同时实现‘救急一人’与‘造福万人’的双赢。”

然而，制度的落地需要各方协同。作为企业方，李彬同样期待一份具有中国特色的细则出台。他建议允许企业按成本的一定比例收费，政府同时给予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明确各方责任、明确费用分担、明确风险处置。有了这些，药企才敢参与。”在制度之外，顾洪飞认为，还有一个群体的呼声不应被忽视——那些在灰色地带挣扎自救的患者和家属。他特别强调，同情用药的审批流程必须充分考虑患者的急迫性。走到最后一线的病人，生命窗口往往极短。“如果让他们等待层层审批、等待盖章、等待一个月才开一次的伦理委员会审议，等到的时候，命也没了。流程应该为生命让路。”在危重症面前，时间不是成本，时间就是生命本身。

他希望有一天，申请同情用药的流程能够真正清晰、可及，让患者觉得“这个药是我需要的”，而且我知道该怎么申请，也有信心走完流程；多中心能够铺开，让患者就近申请，不必拖着病弱之躯千里迢迢奔赴北上广。“同情用药制度，本质上不是在赋予患者某种特权，而是给那些走到悬崖边上的人，一个合法抓住绳索的机会。”赵宏说。（应受访者要求，叶明、华阳、王丽、李彬为化名）来源：央视网微信公众号

今年初的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28岁的王云逸（化名）为了图省事，踩着一双洞洞鞋出了门。她万万没想到，这一平常举动竟酿成一场意外——在跨越路边停车桩时，她一脚踏空，脚踝猛地扭伤，当场便无法站立。被120急救送往医院后，诊断结果令人心惊：三踝骨折。如今她的右脚踝内埋着13根钢钉，这些异物要等到明年手术时才能取出。

王云逸家住广州，类似她的遭遇并非个例。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创伤骨科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足踝外科学组副组长徐海林透露，每逢夏季，因为穿洞洞鞋或拖鞋导致崴脚的患者在他门诊中屡见不鲜。他解释，这类鞋履通常太过宽松，无法牢牢贴合脚部，行走时鞋与脚之间容易出现“脱节”，进而埋下隐患。“在家里或平坦地面上穿也许没什么大碍，可一旦下台阶、走凹凸不平的路，或是碰上下雨天，崴脚的风险便骤然攀升。”徐海林补充道。

在社交媒体上，不少网友纷纷晒出自己穿洞洞鞋崴脚的惨痛经历，而拖鞋以及近年来风靡年轻人的勃肯鞋同样被列为“崴脚重灾区”。这些鞋子的共同短板在于对脚踝缺乏足够的支撑力，尤其是那些厚底、带有“踩屎感”的软底洞洞鞋，更是让脚踝在行走时更加摇摆不定，成为意外的高发源头。

据徐海林介绍，崴脚后的损伤程度可划分为三个等级。其中，最严重的三度损伤约占所有崴脚案例的10%。他观察到，如今门诊中三度损伤的患者似乎越来越多，“这可能与运动损伤人数的增加有关。”这类损伤往往让人寸步难行，韧带多半已完全撕裂，少数情况下还会伴随骨折。第二天，伤处常会出现大面积淤青。不过，他特别指出：“理论上，这种程度的损伤也未必非得手术。如果伤后能及时就医干预，比如佩戴合适的护踝或助行靴，将关节固定在正确位置，韧带有望逐步恢复原有的紧张度。”

谈及崴脚后的应急处理，徐海林总结为广为人知的RICE原则：R代表休息（Rest），强调崴脚后必须立刻停下动作，“要顺势休息，千万别咬牙忍痛继续走路，否则恢复周期会被大大拉长。”I代表冰敷（Ice），他指出冰敷越早越好，“越早冰敷，肿胀就越轻。肿胀的核心原因是出血，冰敷能让血管遇冷收缩，从而减少出血量。”C代表加压（Compression），即借助绷带等工具对伤处施加压力，帮助止血、减轻肿胀，但压力须恰到好处，过紧或过松都不可取，这需要一定的专业技巧。E代表抬高（Elevate），将受伤部位垫高有助于促进血液回流，缓解出血和水肿。

最后，徐海林特别提醒，冰敷时温度应控制在10℃至15℃之间，切勿直接拿薄包装的冰袋或冰冻矿泉水瓶贴在皮肤上，否则可能引发冻伤。他建议，在冰冻物外面裹上一条毛巾再敷，方能既安全又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