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勐腊教育”官方微信公众号7月29日发布的消息，云南省勐腊县教育体育局当日就近期媒体广泛关注的县第二中学教师教育不当事件作出正式回应。通报明确指出，经全面核查，该事件发生在5月27日，相关事实得到确认。针对涉事教师，教育体育局已决定给予其记过处分，并面向全县范围进行通报批评，同时责令涉事学校开展系统性整改工作。此外，当地教育主管部门还专门组建了专项工作组，以此次事件为切入点，对全县各学校及教师队伍的管理机制进行全面排查，旨在深入查找并堵塞漏洞，推动整体管理水平的提升。

截至目前，当事双方已就相关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并签署和解协议，事件后续处理工作已基本完成，各项善后措施均已妥善落实。

展望未来，勐腊县教育体育局计划进一步加大师德师风建设力度，通过持续深化专项整治行动，规范教师日常教育行为，并着力拓宽监督举报渠道，以确保教育环境的健康有序发展。

北京7月17日电(记者赵方园)在近日召开的“第一届胃癌围术期免疫治疗创新大会”上，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琳透露，到2030年总体癌症五年生存率达到46.6%的战略目标，胃癌领域的进展将不再成为短板。这一表态令在场与会者备受鼓舞。

放眼各类恶性肿瘤，乳腺癌的五年生存率已突破90%，血液肿瘤亦超过50%，而胃癌的生存数据长期徘徊在较低区间。根据国家癌症中心最新统计，我国每年新增胃癌病例逾35万，在全部恶性肿瘤中高居第五位；每年因胃癌离世的患者超过26万，位列恶性肿瘤死因第三。令人忧虑的是，绝大多数患者在初诊时便已进入中晚期阶段，超过七成的确诊病例一经发现即处于进展期，即便接受了根治性手术，术后复发概率仍高达40%至70%。

对于可切除的胃癌病例，根治性手术始终是核心治疗路径。然而，手术仅能移除肉眼可见的肿瘤组织，体内潜藏的微小病灶却可能埋下日后复发的隐患。正因如此，围术期治疗愈发受到临床关注——这种覆盖手术前后的系统性治疗策略，既可在术前促使肿瘤缩小，又能在术后清除残余风险，从而为患者争取最大的治愈可能。

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国内胃癌临床实践多以国际指南为蓝本。“十多年前，我们的治疗方案几乎完全照搬国际标准，缺乏基于中国患者特征的循证研究。但中国胃癌患者占全球总数的45%以上——我们不能永远甘做‘跟随者’。”沈琳如是说。北京大学国际医院陈凛教授亦强调：“胃癌在我国属高发恶性肿瘤，近年来该领域治疗革新与临床突破令人振奋。然而，进展期胃癌术后的复发转移率依旧居高不下，挑战依然严峻。”

这一局面在今年迎来转折点。今年6月，在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上，沈琳公布了名为ASTRUM-006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III期多中心研究结果，相关成果同步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柳叶刀》。最新一版《CSCO胃癌诊疗指南(2026版)》也已将这一创新方案收录其中。依托ASTRUM-006的突破性发现，斯鲁利单抗于今年6月在中国获批胃癌围术期适应症，由此成为全球首个且唯一获此适应症批准的抗PD-1单抗药物。

沈琳解释，该研究采用了“术前联合用药、术后维持治疗”的革新策略——术前以免疫联合化疗实施新辅助治疗，术后则改用免疫单药进行辅助治疗，真正实现了“去化疗”目标。“这一成果让术后‘去化疗’从愿景变为现实：患者的生存质量显著提升，治愈希望也随之增大。”

此次突破填补了中国胃癌围术期免疫治疗缺乏本土化高级别循证证据的空白，同时也标志着胃癌治疗理念的深刻转型。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梁寒教授指出：“2026年，中国胃癌围术期治疗正式跨入免疫治疗时代——从单纯手术到围术期化疗，再到免疫联合治疗，五年生存率有望实现质的飞跃。随着围术期新适应症的获批，期盼免疫治疗能够规范落地，切实推动局部进展期胃癌的诊疗水平提升，为‘健康中国2030’目标的实现添砖加瓦。”

一则医学病例日前登上社交平台热搜，引发广泛关注：一位常年以生腌淡水鱼为食的陈先生，因胆道结石住院接受手术，医生竟在其结石表面发现一条长达7毫米的活体肝吸虫。眼下正值暑期出游高峰，医学专家发出警示——南方地区备受追捧的生腌淡水鱼、醉虾醉蟹、凉拌螺肉等风味佳肴，暗藏着不容忽视的健康隐患，即食源性寄生虫感染。若出现相关不适症状，务必主动向医生说明旅居和饮食经历，并及时接受寄生虫筛查。

肝吸虫，学名华支睾吸虫，是我国分布范围最广、感染人数最多、危害最为隐匿的食源性寄生虫之一。其成虫形态纤细修长，呈淡黄褐色，外形酷似葵花籽，寄居在人体肝脏的各级胆管内，依靠胆管黏膜分泌物维持生存与繁殖。

人体不过是肝吸虫的“终末宿主”，其繁复的生命周期包含三个关键阶段：虫卵随感染者的粪便排出，进入河流或池塘后，先行侵入淡水螺体内完成初步发育；随后，成熟的尾蚴脱离螺体，穿入草鱼、鲤鱼、麦穗鱼及淡水虾等水产的肌肉和皮下组织，形成具有感染性的囊蚴——这是威胁人体的核心环节；当人生食或半生食携带囊蚴的淡水鱼虾后，囊蚴进入消化道，穿透肠壁，经由门静脉系统抵达肝脏胆管，大约一个月即可蜕变为成虫，并开始持续排卵。

肝吸虫成虫可在人体内寄居长达10至30年，对肝胆系统造成持续、缓慢且隐蔽的损害。感染初期往往缺乏剧烈疼痛或急性症状，但经年累月之下，肝胆功能将被逐步侵蚀殆尽。

就新闻中的案例而言，患者体内的肝吸虫附着在胆道结石表面，这表明虫体和虫卵已成为结石形成的核心因素。这是一例典型的长期慢性重度感染：多年间频繁摄入生腌淡水鱼，大量囊蚴不断入侵体内，虫体、虫卵与炎症渗出物长期积聚，最终催生胆管结石，而寄生虫随结石共生，持续引发炎症损伤。

结合临床经验观察，暑期出行中，高风险饮食行为主要可归纳为三类。其一，特色生食：例如鱼生、生腌虾、生腌鱼、盐水浸泡的淡水鱼等。其二，半生不熟的烹饪方式：涮火锅时仅将鱼片涮烫数秒，清蒸淡水鱼火候欠缺，或烧烤淡水鱼虾时外层焦脆而内部仍生。其三，辅助食材风险：用生鱼榨汁，或制作生鱼粥时鱼肉仅经简单滚烫处理。

值得警惕的是，肝吸虫囊蚴生命力极为顽强，即便用高浓度白酒、食醋或芥末浸泡数小时，也无法将其杀灭。仅靠蘸料短时接触，完全达不到杀虫目的，充其量只能掩盖腥味，毫无防护功效。少量摄入囊蚴时，人体可能处于隐性感染状态，无明显不适，但虫体长期滞留在肝胆系统中，会悄然损伤胆管；若反复多次食用，虫体负荷将不断累积，数年后可能逐步发展为胆管增厚或结石形成。

那么，生食海鱼就绝对安全吗？事实并非如此。海鱼同样可能携带异尖线虫或受到细菌污染，生食亦可诱发急性胃肠道绞痛、呕吐等症状。因此，无论淡水鱼还是海鱼，生食均伴随着不可忽视的健康风险。

肝吸虫病的临床表现颇为复杂多样，其病程通常可分为几个阶段。在轻度或隐匿期，体内仅有少量虫体寄生，无特异性急性症状，可能出现持续性乏力、午后上腹隐胀、食欲减退、厌食油腻、偶发轻微恶心等表现，临床上极易被误诊为慢性胃炎或疲劳综合征。多数患者甚至毫无异样感，仅在体检时发现肝功能轻度异常。

急性期一般出现在感染后2至4周。若一次性摄入大量囊蚴，虫体发育对胆管的刺激将引发全身过敏反应与胆道炎症同时爆发，症状表现为持续性发热、右上腹持续性刺痛或胀痛、肝脏肿大伴压痛、皮肤和巩膜轻度黄染。抽血化验可见嗜酸性粒细胞显著升高，这是寄生虫感染的标志性指标。

进入慢性或晚期阶段，虫体在数十年间持续刺激胆管黏膜，最终诱发器质性病变：反复发作的胆管炎、胆结石、肝内胆管壁增厚逐渐演变为胆汁性肝硬化，甚至发展为胆管癌。儿童若长期感染，将妨碍肝脏的消化代谢与营养吸收功能，导致身高体重发育迟缓，智力发育也可能受到轻微波及。

并非所有感染肝吸虫者都会呈现明显临床症状，但以下几类高危人群需格外提高警觉。短期高危人群主要指暑期前往两广、福建、湖南、江西等肝吸虫流行地区，食用了生腌或鱼生的游客，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群体。长期高危人群则包括常年网购淡水生鲜、习惯性生食淡水水产的人士，以及南方水乡的本地居民。基础病高危人群涵盖患有胆结石、慢性胆囊炎或有过胆道手术（包括胆囊切除）经历者。不少人误以为切除胆囊就能杜绝肝吸虫病，实则肝吸虫主要寄生于肝内胆管，胆囊摘除并不能阻断其在胆道系统中的寄生。

肝吸虫囊蚴进入人体后，需历经约4周方能发育成熟并持续排卵，因此，在生食淡水鱼虾满4周后，是进行筛查的理想时间节点。若短期内出现发热、腹痛、黄疸等急性症状，则无需等待时间窗口，应立即前往急诊就医。凡有明确旅游生食经历者，无论有无症状，均建议在4周时进行筛查。

筛查手段主要有三种。首先是粪便集卵检查，建议连续3天留取粪便送检，因虫卵排放具有间歇性，单次检测容易漏诊。其次是血清抗体检测，即肝吸虫IgG抗体检测，仅适用于初筛，无法区分现症感染与既往感染，若呈阳性，还需辅以粪便集卵检查加以确诊。最后是腹部B超，可观察肝内胆管是否增宽、管壁是否增厚，或呈现特征性的“双轨征”（虫体刺激胆管壁增厚所致），部分患者还能发现胆管内泥沙样结石或微小虫体回声。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怀疑感染肝吸虫者切勿自行服用驱虫药。吡喹酮虽是临床一线驱虫特效药，但绝不能作为预防性药物擅自使用。该药可能引发一系列不良反应，如头晕头痛、恶心呕吐、心慌心悸、皮肤瘙痒过敏等，重度过敏者甚至会出现皮疹和喉头水肿。此外，孕期全阶段及哺乳期女性，以及严重肝肾功能衰竭、严重心律失常患者，均禁用此药。

对于确诊或高度疑似肝吸虫感染的患者，应由医生依据虫体负荷和肝胆损伤程度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通常为单剂或短程治疗，治愈率较高），并规范服药。需要明确的是，治疗肝吸虫不会产生终身免疫抗体，即便体内虫体被彻底清除，再次生食携带囊蚴的淡水鱼虾，依然会面临二次感染的威胁。

在某些情况下，肝吸虫感染可能引发急症，必须高度警惕。若在生食淡水鱼虾后，同时出现以下症状中的两种或以上，则高度提示急性梗阻性胆管炎：持续寒战高热、全身皮肤和巩膜黄染、右上腹剧烈绞痛、恶心呕吐无法进食。此时应立即就医，延误治疗可能导致感染性休克、化脓性胆管炎等危及生命的严重后果。

暑期南方之行，既要尽享美食，又需守住安全底线，务必牢记以下六条饮食“防虫”准则。第一，管住嘴：在肝吸虫流行区内，坚决不食用未经煮熟的淡水鱼虾。第二，生熟分开：若在民宿自行烹饪，应严格区分生食与熟食的处理流程；条件有限时，切过生鱼的刀具和砧板须彻底清洗消毒后方可接触熟食或水果。处理完水产品后，务必用肥皂和流水洗手，防止手上残留的囊蚴入口。第三，主动告知：返程后若出现乏力、腹痛、黄疸等症状，就医时务必主动向医生说明南方旅居史和饮食史。第四，同行共查：全家若共同食用了生腌或鱼生，无论大人儿童有无不适，建议返程后同步进行寄生虫筛查。儿童脏器娇嫩，感染后的损伤更加隐蔽。第五，注意时间窗：生食后2至4周可能出现急性期表现，1至2个月内若有不明原因的肝胆不适，均需及时回顾饮食经历。第六，定期随访：确诊肝吸虫感染并完成驱虫治疗者，治疗结束1个月后需复查粪便虫卵及肝脏B超，确认驱虫是否彻底、胆管损伤有无恢复。

除了肝吸虫，在南方湿热环境中，还有数种食源性寄生虫也常常借特色美食之机“偷袭”游客，同样不可小觑。肺吸虫主要藏身于淡水溪蟹和东北蝲蛄体内，囊蚴分布于蟹肉和蟹钳之中。典型临床表现为反复咳嗽、咳出铁锈色似烂桃样的血痰、持续性胸痛，极易被误诊为肺结核。虫体还可穿透人体组织游走，在皮下形成无痛性滑动结节，甚至侵入中枢神经系统，引发反复头痛、癫痫抽搐。需要强调的是，白酒浸泡无法杀灭肺吸虫囊蚴，必须经高温彻底烹熟方可食用。

广州管圆线虫则藏匿于福寿螺、田螺和非洲大蜗牛体内，典型症状为剧烈“电钻样”头痛、颈部僵硬、喷射性呕吐、持续发热，重症患者可出现意识模糊乃至昏迷。福寿螺是高危载体，切勿食用凉拌或爆炒未熟的螺肉。姜片虫附着于菱角、荸荠（马蹄）、莲藕等水生植物表面，典型表现包括慢性腹痛、反复腹泻、面部四肢浮肿、缺铁性贫血，儿童重度感染会导致消瘦和生长迟缓。水生植物最好削皮或煮熟后食用，切勿用牙齿啃咬外皮。

2025年12月，上海一家三甲医院重症监护室的医生叶明，做出了一次与毕生医学信念背道而驰的选择。他乔装潜入一个充斥药贩子与“托儿”的病友交流群，潜伏了整整半个月，最终花费逾万元，向一位素不相识的药商购入二十天剂量的“抗肿瘤原料药”。所谓原料药，指药品中最核心的有效成分，既无辅料调配，也未经任何加工流程，更遑论正规批文。叶明比谁都清楚——这粉末纯度堪忧、制造工艺不明，甚至可能只是一团毫无药效的淀粉。然而，他已然没有退路。

他的母亲于2023年初被确诊为胃癌晚期，且伴随罕见的ALK基因突变。化疗未能奏效，靶向药物接连耐药，免疫治疗引发超进展，多脏器功能相继衰竭……国内所能提供的常规治疗手段全部失效，连临床试验也将她拒之门外。“一代、二代、三代靶向药均告失败，唯一的希望只剩下第四代。”身为医者，叶明能够调取的信息远超普通家属。他翻遍国内外文献，查到一款名为NVL-655的四代ALK靶向药正在美国开展临床试验。数据令人振奋：即便针对已对三代靶向药耐药的群体，有效率仍达五成。然而，该药既未在美国正式上市，更遑论进入中国市场。

于是，他开始钻研美国的同情用药机制。在美国，当某些危重患者已穷尽常规治疗手段，却又不符合参加新药试验的资格时，可向药企提出“同情用药”申请，有机会提前使用那些仍处于试验阶段、尚未获批上市的新药。他用英文撰写函件，附上母亲完整的病历与基因检测报告，发给制药公司。一周后，回复如期而至——先是程式化的关怀与慰问，紧接着是冰冷的拒绝：“本公司在中国未开展同情用药业务，无法提供药品。”

“明明有药，有效率五成，或许还能争取两三年的时光，可偏偏就是拿不到。”望着病榻上因幽门梗阻痛得蜷缩翻滚的母亲，这位见惯生死的ICU医生再也顾不得职业操守，向药贩子购入了NVL-655原料药。“无路可走的时候，狗急了尚且跳墙。”用药三天后，母亲呕吐减少，疼痛缓解，精神明显好转，甚至能进食了。叶明以为奇迹将至。然而两周过去，症状如潮水般卷土重来，病情急转直下，不久后，母亲在家中离世。

“那药确实为母亲争取了至少二十天的生命，也极大减轻了她的痛苦。可是，那是原料药，并非正规药品——精度不足，工艺粗糙，况且用药时母亲已处于多脏器衰竭、幽门梗阻的状态，药物根本无法被有效吸收。”叶明惋惜地说，“太晚了。”

在中国，像叶明母亲这样求药无门的危重症患者，何止千万。常规治疗失败之后，他们被临床试验的大门拒之门外，又卡在同情用药制度的夹缝之中，只能在绝望中摸索出一条条灰色的、危险的野路子。

被拒之门外的“不完美患者”

赵宏每天都要面对这样的病人。他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主任医师，专注肝癌、胰腺癌、胆管癌——这些癌种恶性度极高，预后极差。常规治疗失败后，二线治疗的有效率不足一成，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仅有三四个月。而那些尚在临床试验阶段、未获批上市的新药，便成了这些患者最后的救命稻草。

作为国内顶尖肿瘤医院的医生，赵宏手中握有多个新药临床试验项目，每日慕名而来的患者络绎不绝，但真正能如愿入组的却寥寥无几。“一上午门诊五六十名患者，大约只有五六人可以考虑纳入临床研究，最终能成功入组的，可能也就两三个。”赵宏解释，临床试验的入组门槛极其严苛。为了控制变量、获得“干净”的数据，以证明药物在特定人群中的有效性，药企和科研机构需要的是“完美患者”——年龄合适、无严重合并症、身体状况良好、既往治疗史有限。

然而，真实的肿瘤世界里，更多的是“不完美的患者”。山东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科主治医生张欣，对这种无力感习以为常。“在我们这样的地市级医院，临床试验项目凤毛麟角，绝大多数被省级或区域性龙头三甲医院垄断。患者想入组，只能自己去大医院挂号、排队。”她发现，许多肺癌患者历经一二线治疗失败后，身体已是千疮百孔，PS评分（体力状况评分）极差，根本达不到临床试验的门槛。

身处辽宁抚顺的乳腺癌晚期患者王丽，正被困在类似的僵局里。自2025年1月发现乳房肿块以来，她接受了化疗和靶向药曲妥珠单抗的治疗。“效果尚可，但心脏承受不住，心跳飙到每分钟150次，还伴有绞痛。”副作用过于严重，她被迫停药。她早就听说过临床试验。“有位癌症晚期转移的同学进过组，用了新药效果特别好。”她也想去碰碰运气。在网上辗转联系了沈阳某三甲医院的一位教授，对方看了影像资料后说可以入组。她满心欢喜，岂料等待期间的一场感冒，让她被彻底排除在外。

此后，她再也没能触到临床试验的门槛。“普通医生不管入组事宜，主任的号要一两个月才能挂上。”半年间，她接触了不下二十位医药代表，对方起初满口应承，最终要么说名额已满，要么推荐一些毫无科学依据的“野鸡项目”。她还遇到过推销一万七千元一盒来历不明“进口药”的骗子。“说实话，我现在很焦急。我是晚期，时间不多了。才四十八岁，孩子还小，我想活下去。”

这样的绝望，叶明也曾深切体会。二三线靶向药全部失效后，他带着母亲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附近租了房子，开始逐一筛选临床试验，试图尝试新药。筛选了一两个月，没有一个项目匹配。“她病得太重了，又有免疫副反应的病史，许多新药含有免疫成分，他们不敢收。”最终，他只能陪母亲回了家。

面对这样“无药可用”又入不了组的患者，赵宏能做的实在有限。“有的病人当场就哭了，家属陪着掉泪，问我：‘医生，难道我们只能等死吗？’我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说再看看后面有没有其他研究项目。”

相较于求药无门的绝望，对某些血液肿瘤患者而言，眼看曾经可行的道路突然被堵死，或许是另一种残忍的折磨。顾洪飞是患者组织“淋巴瘤之家”的创始人。2010年他确诊霍奇金淋巴瘤，经治疗康复后，从一个人数仅四百多人的QQ群起步，将患者组织发展至注册用户超过十六万。这些年，让他印象最深的患者有两类：紧急危重症患者和复发难治患者；而这些患者打听最多的治疗方式，便是“同情CAR-T”。

CAR-T是一种免疫细胞疗法，对部分复发难治的淋巴瘤和白血病亚型有“奇效”。目前国内已有六款CAR-T产品获批上市，部分产品和适应症的患者十年生存率可超过五成。但CAR-T定价普遍在百万至一百三十万元之间，且未纳入医保，普通家庭根本无力承担。据顾洪飞介绍，此前国内许多顶尖血液病中心通过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IIT），患者仅需十几万元便可获得“同情CAR-T”治疗，而这种治疗挽救了大量危重、复发、难治患者的生命。

顾洪飞表示，2026年5月1日，国务院颁布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818号令”）正式实施。出于对细胞基因治疗安全性和规范性的考量，以往相对宽松的同情用药通道迎来严格管控。多数医院因合规考量，不再轻易开展此类项目。患者想尝试非商业CAR-T疗法，只能参加正规备案的临床试验。“同情CAR-T”的通道中断，令一批“夹在中间”的患者陷入绝境。

在儿童白血病病友社群“暖白儿童”中，就有一批复发难治、亟待CAR-T治疗的患者。今年2月，华阳九岁的儿子确诊T淋巴母细胞白血病。历经五个疗程化疗，孩子的微小残留病灶（MRD）指标始终卡在0.4%，无法清零。这是一个评估白血病疗效的关键指标：MRD越低，骨髓移植后的复发风险越低；降至0.01%以下才算完全缓解，达到移植标准。“肿瘤细胞没有被彻底清除。如果MRD没转阴就强行移植，医生说基本就是百分之百复发。”华阳做过十年神经外科医生，他比一般家长更清楚，“化疗这条路，基本已经走到头了。”

他查阅了大量资料，也咨询了同行，“像这种情况最合适的就是CAR-T。”但不幸的是，儿子所患白血病对应的CD7靶点CAR-T产品尚未上市，仍在临床试验阶段。华阳听说，以前类似患儿可以通过“同情CAR-T”清除残留、桥接移植，如今这条路已然封闭。而正规的CD7 CAR-T临床试验，“要求MRD必须大于5%或骨髓不缓解才能入组。我们这种残留0.4但还没到复发标准的情况，恰好卡在中间。孩子的身体能撑多久？我不知道。”

刘方十二岁的女儿同样被CD7靶点CAR-T试验的条件困住。今年春节，女儿确诊T淋巴母细胞淋巴瘤，三个月化疗后便复发。“医生说已经耐药了，预后很差。如果能通过CAR-T实现完全缓解，再桥接移植，长期存活的机会将大大提升。”但此前化疗引发了脑血栓、脑出血，所有正规临床试验都将女儿拒之门外。刘方坦言，他们了解同情CAR-T治疗的风险，但比起强行移植后“百分之百复发”，他宁愿选择前者。“这不是一道选择题。一个是可能活，一个是肯定活不了。临床试验是免费的，我们用不上。我只想要一个合法的机会，哪怕自费，哪怕签免责协议，能不能有一条审批通道？给孩子一线生机？”

药企不敢做“好事”

当患者求药无门时，一个自然的疑问浮现：那些手里握着新药的药企，为什么不愿意把药物交给这些走投无路的人？“不是药企冷血，而是制度没有兜底。在没有明确法律框架的情况下，谁也不敢贸然把未上市的药物拿出去使用。”国内某头部药企工作人员李彬坦言。2017年，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拓展性同情使用临床试验用药物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对适用对象、申请审批程序均做了详细规定。2019年修订的《药品管理法》第二十三条，也确立了同情用药的上位法框架。然而，整整九年过去，那份征求意见稿始终没有变成正式文件。

在李彬看来，对药企而言，同情用药面临两大难题。首先是责任风险。正规临床试验入组的患者，有完备的保险保障——治疗费、不良反应治疗费，甚至死亡赔偿，均由申办方和保险公司承担。但同情用药的患者往往处于疾病晚期、合并症众多，一旦发生严重不良事件甚至死亡，责任归属如何厘清？赵宏曾与药企交流过，对方的顾虑非常现实。“不能排除这样一种情况——申请时患者信誓旦旦‘所有后果我都愿意承担’，真出了不良后果，反过来起诉公司。一旦引发媒体关注，对新药临床研究推进和上市审评都会产生不利影响。”赵宏认为，药企想做善事，却不太敢做善事。

其次是成本与收费的悖论。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试验用药不得收费。李彬觉得这条规定是一把双刃剑。“完全没有经济回报，还要承担风险，企业参与的驱动力从何而来？”他查阅过美国FDA的法规，允许企业收取同情用药的相关成本费用，至少能收回成本。但在国内，如果允许收费，企业又担心暴露真实成本，影响未来的商业化竞争。除了风险与成本，制度落地还有更具体的堵点。赵宏举例道：“比如，病人的分级管理：病情危重到什么程度可以申请？由谁来决定？哪一级医疗机构有资格？伦理委员会设在三甲医院还是县级医院？药品使用后的不良反应如何上报？疗效如何评估？”赵宏认为，这些细则都需要明确。落地之后，从药企到医生再到患者，才能获得法律保障。

据赵宏介绍，药品研发有“三个10”的说法——10%的成功率、10亿美金的投入、10年的周期。在这漫长的流程中，患者等不起。同情用药制度缺位的直接后果，是催生了庞大而危险的灰色产业链。赵宏在调研中发现，从早期的印度仿制药，到后来的地下原料药，甚至还有黑中介拿淀粉灌装胶囊冒充药品。患者为了活命，只能拿自己的身体去试错。

以今年一款名为Daraxonrasib（研发代号RMC-6236）的胰腺癌新药为例，它已成为无数患者的“救星”。素有“癌王”之称的胰腺癌迎来治疗突破——其III期临床数据显示，该药可将患者生存期几乎翻倍，死亡风险降低60%。不过，此药尚未正式上市，美国患者可通过同情用药渠道申请。在国内社交媒体上，已有部分药商声称可以“搞到此药”。《锋面》记者以患者家属身份咨询其中一位，对方表示可以代为申请美国同情用药，药费十几万元人民币/月，另收三千元服务费。更“实惠”的方案是，他推荐记者使用“北京某生物原料实验室”生产的国产原料药，“纯度99.6%，患者吃一个月指标都下降”，月均药费三万四千元，并向记者展示了一张患者用药后“效果良好”的证明报告。

“使用‘原料药’事实上已经涉嫌违法了，原则上我们医生当然不鼓励，但当一个人没有其他选择的时候，你劝不住。”赵宏说。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赵宏提交了一份关于加快完善拓展性同情用药制度的提案。目前，这份提案已进入全国政协的重点提案序列。

在赵宏的设想中，中国的同情用药制度应有自己的特色，最好是在已有该新药临床试验的中心来落地执行。“医生用过这个药，知道有没有输液反应、需不需要预处理，患者放心，药企也放心。”“拓展性同情用药不仅造福患者，也能助力企业研发。”赵宏强调，“对于那些被临床试验排除在外的晚期患者，他们的最佳治疗方案是什么？医生想知道，药企也想知道。如果同情用药制度能覆盖这部分人群，收集真实世界数据，对药物未来的临床应用会有更全面的认知，同时实现‘救急一人’与‘造福万人’的双赢。”

然而，制度的落地需要各方协同。作为企业方，李彬同样期待一份具有中国特色的细则出台。他建议允许企业按成本的一定比例收费，政府同时给予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明确各方责任、明确费用分担、明确风险处置。有了这些，药企才敢参与。”在制度之外，顾洪飞认为，还有一个群体的呼声不应被忽视——那些在灰色地带挣扎自救的患者和家属。他特别强调，同情用药的审批流程必须充分考虑患者的急迫性。走到最后一线的病人，生命窗口往往极短。“如果让他们等待层层审批、等待盖章、等待一个月才开一次的伦理委员会审议，等到的时候，命也没了。流程应该为生命让路。”在危重症面前，时间不是成本，时间就是生命本身。

他希望有一天，申请同情用药的流程能够真正清晰、可及，让患者觉得“这个药是我需要的”，而且我知道该怎么申请，也有信心走完流程；多中心能够铺开，让患者就近申请，不必拖着病弱之躯千里迢迢奔赴北上广。“同情用药制度，本质上不是在赋予患者某种特权，而是给那些走到悬崖边上的人，一个合法抓住绳索的机会。”赵宏说。（应受访者要求，叶明、华阳、王丽、李彬为化名）来源：央视网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