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赵强:为何说澳门是(景德镇申遗的“海丝密码”?)
7月29日澳门电 题:澳门何以成为解码景德镇申遗的“海上丝路密钥”?——独家对话故宫博物院太和学者赵强 中新社记者 郑嘉伟
7月25日,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正式跻身《世界遗产名录》。故宫博物院太和学者、澳门文物保护专家赵强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栏目独家专访时指出,此次申遗的成功,不仅让中国古代对外贸易中“丝、茶、瓷”三大文化载体在世界遗产版图上实现了圆满拼合,更以生动笔触勾勒出一幅中国手工业与早期全球化浪潮深度交融的历史长卷。在他看来,澳门作为16至17世纪串联中国内陆制造体系与全球远洋航线的关键贸易枢纽,正是展现景德镇遗产世界意义、解读中国瓷器环球传播脉络不可或缺的“海上丝路密码”。以下为访谈实录摘要:
中新社记者:为何将澳门视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海上丝路密码”?
赵强:澳门既是历史上景德镇瓷器迈向世界的流转驿站,更是今日理解、诠释其普世价值的关键文化场域。“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完整呈现了从原料开采、燃料供应到烧制成型的全产业链条,核心回应的是“瓷器如何被制造”这一命题。然而,若要满足世界遗产的评判标准——证明其对于人类价值观互通以及全球“中国风”审美潮流塑造的深远影响,景德镇就必须向世人阐明:它的器物究竟如何跨越重洋,成为早期全球化进程中的核心物质载体。
景德镇深处江西内陆,其庞大的产出能力若想转化为跨越大洋的文明对话与文化交流,势必要依靠一个能够无缝衔接全球供应链的离岸中转节点。澳门既非瓷器产地,也非唯一的外销口岸——漳州月港与广州同样扮演过重要角色——但它恰恰是西方远洋航路与东亚近海航路交汇的枢纽之地,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将景德镇的内陆生产体系成功嫁接到欧洲、日本乃至美洲的广阔市场。倘若缺少澳门这一“接驳口”,景德镇瓷器的全球传播链条便将缺失最直观的流转证据。
中新社记者:在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中,澳门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
赵强:自1557年葡萄牙人获准在澳门定居之后,这里便逐步崛起为中国华南沿海举足轻重的国际贸易中转港。与明代隆庆年间开海后兴起的漳州月港民间海商体系、以及广州以官方管控为核心的传统外贸模式相较,澳门依托葡萄牙商人的长期扎根、外贸仓储设施以及成熟的远洋贸易网络,成功跃升为连接中国生产端与全球消费端的关键纽带,并开辟出三条辐射全球的远洋贸易主干通道,深刻重塑了中国瓷器外销的整体格局。
这三条航线具体为:其一,欧亚主通道——从澳门启程,途经印度果阿,终抵葡萄牙里斯本。景德镇瓷器自澳门装船出发,穿越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绕行好望角,源源不绝地输入欧洲,最终步入王室与贵族的珍奇柜及宫廷瓷器厅;其二,东亚枢纽线——澳门与日本长崎直航,顺应了彼时日本茶道界及上层社会对青花瓷的热切追捧,景德镇瓷器经由澳门大量转口至日本,直接激发了17世纪初有田窑等本土陶瓷产业的萌芽;其三,跨太平洋线——澳门至菲律宾马尼拉,再越洋抵达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澳门凭借其华南沿海信息与物资集散中心的优势,深度融入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体系,使景德镇瓷器远销至美洲新大陆。
在这张纵横交错的全球航线网络中,来自美洲与日本的白银经由多元海上贸易渠道持续涌入中国,而景德镇庞大的瓷器产能则借由澳门等海上贸易节点进入环球供应链,由此形成了白银与瓷器双向流转的全球交换格局。
中新社记者:从贸易体量观之,月港与广州同为明代举足轻重的对外港口,澳门在这一全球贸易版图中的不可替代性究竟体现在何处?
赵强:澳门的独特价值核心在于“转换”二字。第一重是空间层面的转换——景德镇窑场烧制的器物,经由昌江、鄱阳湖、赣江汇入长江水系,再抵达东南沿海,由澳门接入印度洋贸易体系,从而由内陆手工业品蜕变为全球流通商品。
第二重是文化层面的转换——自16世纪50年代起,葡萄牙、日本、东南亚及欧洲各国商人汇聚澳门,罗明坚、利玛窦等耶稣会士亦以此为进入中国内陆的基地,欧洲铜版画与宗教图像由此渗透到晚明的视觉环境之中。明代万历至崇祯年间出产的克拉克瓷,虽仍以中国传统的散点透视为根基,但其开光布局与边饰层次已明显融入了全球市场的审美逻辑。澳门虽未让中国瓷绘立即转向西方绘画语言,却为中西视觉资源的交汇与融合提供了开放包容的场域,为清三代外销瓷及广彩中“中西合璧”装饰体系的成型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重是意义层面的转换——瓷器流入欧洲后成为贵族珍藏,抵达日本后推动有田窑对中国克拉克瓷器造型与纹饰体系的竞相模仿,进入美洲后又为当地社会重新定义并赋予其新的用途,甚至被改制为佩饰。器物在流通、典藏、仿制与再演绎的循环中,逐渐超越“中国出口货”的单一标签,升华为世界物质文化交流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新社记者:澳门为景德镇瓷器的世界性传播提供了哪些实证“物证”?
赵强:2010年至2012年间,联合考古团队在澳门圣保禄学院遗址东侧展开系统发掘,发现了一处规模宏大的竖井式圆形坑遗迹,深达约9.9米。坑内出土了大量明末清初的陶瓷残片,其中涵盖了丰富的外销瓷与克拉克瓷品类。经科学检测与比对分析,此处出土的克拉克瓷多数为江西景德镇民窑产品,这为澳门作为海上丝路关键中转港的地位提供了坚实的考古佐证。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遗址中还出土了带有象首形流部的克拉克瓷“军持”。这类兼具特殊宗教与文化属性的器物现身于圣保禄学院遗址,表明中国瓷器贸易网络不仅贯通了不同地域的市场,也跨越了宗教与族群的屏障,生动展现了16至17世纪海上贸易体系中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图景。
时至今日,圣保禄学院遗址的重要遗存——大三巴牌坊上,仍可见双手合十的圣母像浮雕,既传达着天主教祈祷与庇佑的寓意,也与澳门港口城市的航海文化遥相呼应,见证了海上贸易、宗教传播与中国物资流通在此交汇的厚重历史。
中新社记者:应当如何理解澳门作为“海上丝路密码”的当代意涵?
赵强:历史上的澳门,是中国通向世界的桥梁,助力景德镇瓷器循着海洋航线走向全球;而今日的澳门,则借助博物馆馆藏、学术探索与数字传播,让这些跨越海洋的文明记忆重新焕发光彩。
近年来,澳门城市大学克拉克瓷展区的设立、“千年瓷都·莲通天下”主题展览的举办,以及“海通镜鉴:16至19世纪中葡文化交流展”等一系列文化实践,正将数百年前的贸易航路转化为当代文明互鉴的沟通纽带。
景德镇申遗的成功,开启了重新审视中国陶瓷文明全球传播历程的新篇章。从景德镇千年窑火孕育的创造伟力,到澳门海洋网络的传播与链接,“景德镇—澳门—世界”这一文明链条,让每一件瓷器背后的交流故事从历史档案、考古发掘和学术论著走向公众视野。“瓷都”象征着中国陶瓷文明持续创新的不竭活力,澳门则见证了中华文化融入世界交流体系的开放胸襟,二者的交汇共同注解了“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的深邃哲理。
赵强,管理学博士(DBA)、艺术学博士,澳门特区政府科技发展基金资助博士后,研究员。故宫博物院太和学者、沈阳故宫博物院文物征集专家组成员,荣膺故宫“景仁榜”题名捐献者。现任澳门文物保护学会理事长,其传略已入编《中国当代文博专家志》。目前受聘为吉林大学艺术学院兼职教授、吉林艺术学院客座教授、广州大学客座研究员,任教于澳门城市大学与澳门理工大学,担任研究生导师。自2010年起,在中央电视台及各省市电视台鉴宝类节目中担任专家,并出任香港凤凰卫视《投资收藏》栏目市场评论人。已出版《中国艺术品收藏鉴赏百科》等专业著作18部,近年来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身份在SSCI、A&HCl、SCI及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熬夜到什么程度会有《猝死风险?医》生划出6条警戒线
熬夜,看似只是将清醒的时间向后推移,实则是在以一种隐秘而危险的方式透支生命。许多人只盯着熬夜带来的黑眼圈和白天困倦,却全然不知,它正悄然将身体推向一场可能无法挽回的危机。
熬夜离猝死究竟有多远?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脑血管病科副主任医师霍晓川指出,熬夜本身通常并不会成为猝死的直接导火索,但它的存在,却会让猝死的概率被急剧放大,如同在悬崖边行走,稍有不慎便会坠落。
若连续三天以上,每晚的睡眠不足四个小时,相当于让心脏以超负荷的节奏连续运转七十二小时而不停歇。每搏动一次,心肌细胞就要经历一次收缩与舒张带来的摩擦与损耗。在正常的睡眠状态下,心肌细胞能够获得约四成的修复机会,而一旦身体处于严重缺觉的境地,这种修复便近乎停滞。研究发现,在如此极端的条件下,心肌的耗氧量会攀升至正常水平的三倍,血管发生痉挛的概率更是会激增至平时的五倍之多。
另一种更为常见却同样危险的情形是,长期性的睡眠不足。若连续两周以上,每天的睡眠时长都不到六小时,即便偶尔穿插补觉,也难以弥补损伤。这种模式会使心血管系统始终处于一种慢性应激的紧绷状态,血管内壁功能受损,为日后血栓等致命性疾病的形成悄然埋下祸根。
长期熬夜所引发的慢性炎症、血压起伏不定以及血液呈现高凝状态,这些恰恰是脑梗死与脑出血发作的独立且关键的风险推手。
熬夜之后,心肌会处于相对脆弱的阶段。此时若贸然前往健身房进行高强度锻炼,猝死的风险将大大增加。更为稳妥的做法,是选择散步或进行温和的拉伸活动。同时,熬夜后必须时刻留意身体的细微变化,一旦察觉任何不适,切莫拖延,应立即赴医院就诊。
在熬夜期间,饮食与饮品的选择也至关重要。浓茶、咖啡及能量饮料会强力刺激交感神经,使心率和血压进一步攀升,加重心脏的负担;而油炸烧烤、高糖甜点等高脂高糖食物,则会使血液变得黏稠,减缓流速,为血栓的形成创造温床,这些都应被严格禁止。
还有一个常被忽视的细节:连续数小时静坐不动,会导致下肢血液循环不畅,血液黏稠度上升,极易在下肢形成血栓。一旦血栓脱落并随血液游走至肺部,便会引发致命的肺栓塞。
熬夜后立即泡热水澡或蒸桑拿,同样暗藏危机。熬夜使血管处于收缩状态,突然遭遇高温会急剧扩张,导致血压大幅波动,这极有可能诱发脑出血。
需要特别警惕的是,猝死从来不是单一因素所致,而是“睡眠剥夺”与其他诱因,如情绪激动、高脂饮食或潜在基础疾病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熬夜之后,务必避免多重危险因素的叠加,以防意外被触发。
与其过分纠结于熬夜的时长,不如更多地关注身体最直接的感受。医生提醒,当以下危险信号出现时,就意味着身体正在发出最后的求救,必须尽快就医或立刻呼叫急救:
频发的、令人不安的心慌心悸,心跳节奏忽快忽慢,可能是心律失常的征兆;出现胸闷、胸痛,并伴有向肩背放射的疼痛感,有可能是心绞痛或急性心肌梗死的信号;不明原因地冒出冷汗、气短喘憋、呼吸困难,多提示急性心衰或肺栓塞的可能;突发炸裂样或撕裂样的剧烈头痛,伴随恶心呕吐、视物模糊,需高度警惕高血压危象、脑出血或蛛网膜下腔出血;单侧肢体麻木无力、口角歪斜、言语含糊不清,则可能是急性脑梗死的表现。
即便没有走到猝死这般极端的地步,长期熬夜也是众多慢性疾病背后的隐形“催化剂”。
它可导致血压居高不下,难以控制。交感神经长期处于兴奋状态,外周血管持续收缩,血压便随之持续升高。临床上不少高血压患者,即便同时服用三种降压药,血压依旧不理想,其潜在的根源或许正是常年熬夜的习惯。
熬夜还会扰乱皮质醇、生长激素等升糖激素的正常昼夜节律,同时降低胰岛素的敏感性,为2型糖尿病及代谢综合征的发生大开方便之门。加之熬夜时人们往往偏好高热量零食和含糖饮料,这更进一步增加了罹患糖尿病甚至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的风险。
睡眠,是大脑清除代谢废物、巩固情绪记忆的关键时段。长期被剥夺睡眠,会损害前额叶皮层功能,让人情绪失控、易怒悲观,严重时甚至诱发精神障碍。同时,熬夜打乱了“脑-肠轴”的正常运转以及消化酶的分泌节律,容易引发胃食管反流、消化性溃疡及非酒精性脂肪肝等消化系统疾病。
更令人忧心的是,长期熬夜或昼夜节律紊乱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2A类致癌因素。熬夜使褪黑素分泌减少,破坏免疫防御系统,阻碍DNA的自我修复,并促进慢性炎症的形成,这些机制都会叠加起来增加患癌风险。
此外,睡眠紊乱既是抑郁症的高危诱因,也是抑郁发作时常见的典型症状。长期熬夜会直接推高抑郁和焦虑的风险,而对于已患有抑郁症的人群,则会明显加重病情。研究显示,长期熬夜或睡眠不足,抑郁的发病风险可提升二至四倍;入睡晚、睡眠碎片化的人群,出现焦虑和情绪低落的概率也显著更高。
当然,在生活中熬夜有时难以完全避免。那么,如何运用科学手段将伤害降到最低?医生给出了几点实用建议:
即便熬夜后大脑仍处于兴奋状态而难以入睡,也建议尽量躺在床上休息。因为平卧时,人体代谢会自然减缓,这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身体过度透支。
熬夜后洗个热水澡是个不错的选择,既能缓解疲劳,又有助于快速进入深睡眠状态。若实在没有大段的时间用于补觉,不妨利用午间小憩片刻,哪怕只有十分钟,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熬夜后的早餐营养补充尤为关键。应尽量选择富含B族维生素和蛋白质的低热量食物,如藕粉、低脂牛奶泡麦片、绿色蔬菜和水果等,同时要少吃高糖、高盐及油炸类食品。
由于脂肪的积累多发生在夜间,如果夜间工作时确实感到饥饿,可少量进食一些清淡的食物;若并不饿,则最好管住嘴,什么都不吃。
在白天补觉后精力恢复的情况下,可以进行适量运动。上班期间,也别忘了每隔半小时起身活动一下筋骨。此外,八段锦、太极拳这类舒缓平和的运动,对于缓解疲劳、调养身心同样大有裨益。
中新健康|T细胞《淋巴瘤为何更凶险?诊断又》难在哪里?专家详解
北京7月10日电(记者 赵方园)7月7日,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前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因癌症离世,终年55岁,令人唏嘘。这一悲痛消息引发社会广泛聚焦,同时使一种鲜少被公众了解的罕见恶性肿瘤——淋巴瘤,浮出水面,成为舆论关注的新议题。
根据社交平台上流传的一份疑似其本人亲笔撰写的病情记录,高善文于一年多前罹患外周T细胞淋巴瘤,2025年1月出现早期症状,同年12月经确诊为T细胞淋巴瘤Ⅳ期,后续病理检查进一步明确其亚型为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病理科主任医师高子芬在接受采访时介绍,淋巴瘤可发生在人体除指甲与毛发之外的任何部位,其临床表现变幻莫测,患者常因身体不适而前往不同专科进行检查——鼻塞可能求诊于耳鼻喉科,腹痛或至消化科,发热则往往首选感染科——很难在初期将病因与淋巴瘤联系在一起。高善文的经历亦是如此,他辗转近一年的时间,历经多次检查与咨询,最终通过活检病理被确诊为该亚型淋巴瘤,属于成熟外周T细胞淋巴瘤的一种,该类型恶性程度高、病情进展极为迅速。
淋巴瘤虽属相对“小众”的肿瘤类别,但却是所有恶性肿瘤中诊断难度最大的类型之一。事实上,淋巴瘤的命名有别于其他实体肿瘤——一旦确诊即为恶性,良性的病变则被称作增生或反应性增生。北京大学国际医院血液科淋巴瘤亚专业副主任医师张梅香指出,淋巴瘤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中的发病率位居榜首,“大众口中常说的淋巴瘤,绝大多数是指B细胞淋巴瘤,这占据了淋巴瘤的相当比例;而T细胞淋巴瘤则相对罕见,显得更为‘小众’。”
T细胞是免疫系统中执行攻击病毒及异常细胞任务的“精锐部队”,当这些T细胞发生恶性转化、异常增殖时,便演化为T细胞淋巴瘤。高子芬进一步解释说,高善文所患的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在东方人群中更为常见,其诊断难度极高,临床上误诊率居高不下。她提到,淋巴瘤细胞本质上是淋巴细胞正常演化过程中某一特定阶段的形态改变,但若其结构异常、分布区域错位,免疫表型出现紊乱,便可能意味着进入肿瘤阶段。更为棘手的是,在某些感染或免疫功能紊乱的情形下,淋巴细胞同样可能呈现相似形态变化,使得鉴别诊断雪上加霜。因此,淋巴瘤的最终确诊必须依赖于临床表现,并结合流式细胞学、克隆性分析等辅助手段进行综合研判。
高子芬感慨道,业内流传着这样一句玩笑——好好的一个病理大夫,碰上淋巴瘤就“毁了”。这是因为淋巴瘤诊断需要与时俱进的知识体系、深厚的专业积淀和全面的信息整合能力,真正能游刃有余做好这一工作的专家凤毛麟角。根据淋巴瘤之家发布的《2019中国淋巴瘤患者生存状况白皮书》,在近5000例受访患者中,约43%曾遭遇误诊,究其根源,正是淋巴瘤病理复杂、亚型多达近百种、临床表现不特异,且诊断必须依赖病灶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
高子芬强调,具体亚型的鉴别直接引导临床医生进行病情分层和治疗方案的抉择,更关系到患者未来疾病走向的预估。她介绍,淋巴瘤确诊必须借助病理检查,多数病例采用空心针穿刺获取小样本,经显微镜观察细胞形态与组织结构后形成初步判断,最终诊断还需辅以其他检测。若怀疑恶性,应通过免疫组化、克隆性分析、基因检测等手段,进一步辨别究竟是B淋巴细胞还是T淋巴细胞来源,明确具体亚型,并探寻是否存在可供靶向治疗的基因突变。鉴于诊断之艰难,高子芬建议,疑难病例应争取多家医疗中心联合会诊,待明确诊断后再启动治疗;若送检样本不足以支撑确诊,建议重新取非腹股沟肿大淋巴结(短径超过1.5厘米),切开固定于10%中性福尔马林液中送检,必要时同步送流式检测。
张梅香特别提醒公众,对于原因不明的淋巴结肿大务必保持高度警觉。“并非所有淋巴结肿大都意味着淋巴瘤,但若发现颈部、锁骨上或腋窝区域出现包块,应尽快寻求血液科医生帮助进行鉴别。”她给出一个简易的判别方法:“通常按压时若有明显痛感,大多为炎症性病变;但如果淋巴结不痛不痒、质地较硬,触感如鼻尖般的韧度,就要高度警惕恶性可能。若淋巴结呈进行性肿大,经消炎治疗后反而继续增大,更是警示信号。”
在医学上,淋巴瘤有一组经典的全身性症状,被称为“B症状”。高子芬提示,若出现原因不明的发热(体温约38摄氏度)、盗汗、体重无故下降或无明显痛感的肿块,应立即前往血液科或淋巴瘤专科就诊。张梅香补充道,直系亲属中有淋巴瘤病史者,患病风险略高于普通人群,但淋巴瘤并不属于遗传性疾病,并无明确的直接遗传规律,仅存在“遗传易感性”倾向。
针对不同人群,张梅香建议采取差异化的体检策略:40岁以上人群应每年进行一次全面体检;有家族史、免疫缺陷病史或长期接触射线的高危人群,则每半年检查一次。常规项目涵盖血常规、超声以及内科和外科的触诊。她同时强调日常自我检查的重要性,建议公众养成习惯,经常触摸颈部、腋下及腹股沟区域,留意是否出现异常包块。
据国家癌症中心2022年数据,我国每年新发淋巴瘤病例约8.5万例,死亡约4.1万例,且发病率呈逐年攀升之势。高子芬分析,这一上升趋势并非单纯反映患者数量骤增,也与检测技术改进和公众认知提升密切相关,更多早期患者因此获得确诊。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淋巴瘤疾病谱与欧美国家存在明显差异,由于EB病毒感染率更高,T细胞和NK细胞淋巴瘤的发病率相对较高。张梅香从多方面剖析原因:一是遗传易感性,不同人种的基因多态性各异;二是环境因素,亚洲地区EB病毒高发,该病毒与NK/T细胞淋巴瘤的发生密切相关;三是生活方式,长期接触农药、化学染料、有机溶剂等,或吸烟、酗酒、高脂饮食及长期精神紧张,都可能增加患病风险。
近二十年来,淋巴瘤诊疗水平取得长足进展,患者治愈率显著提升。相较于其他恶性肿瘤,淋巴瘤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均有明显改善。目前临床治疗手段多元化,除传统放化疗、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外,小分子靶向药物、双特异性抗体、CAR-T细胞免疫治疗等创新策略已得到广泛应用。然而,不同类型淋巴瘤在治疗难度与手段上差异显著。张梅香坦言:“外周T细胞淋巴瘤病情进展快、恶性程度高,对常规化疗的响应并不理想。”当前针对T细胞淋巴瘤的研究进展相对滞后于B细胞淋巴瘤,临床可选的方案也远未成熟。
这一差距在CAR-T疗法的应用上尤为突出。根据公开信息,高善文曾发布医疗进展,提及一项以CD7为靶点的CAR-T疗法Ⅱ期临床试验。CAR-T治疗的本质是利用改造后的T细胞精准攻击肿瘤,然而T细胞淋巴瘤的肿瘤细胞恰恰源自T细胞——治疗需以“T细胞”对抗“坏掉的T细胞”,极易陷入“敌我不分”的困境。正因如此,CAR-T在T细胞淋巴瘤领域的研发难度远超B细胞淋巴瘤等疾病,至今尚未完全成熟。
尽管如此,T细胞淋巴瘤患者并非束手无策。根据《淋巴结外周T细胞淋巴瘤诊断与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25年版)》,大多数T细胞淋巴瘤的一线治疗通常以CHOP方案为核心——该方案可理解为几种化疗药物加一种激素类药物的联合疗法。高子芬表示,“我们曾遇到过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患者,虽经历复发,却存活了十五六年;五年即可视为临床治愈。”她同时强调,淋巴瘤诊疗需要多学科协作,而患者的信念同样至关重要:“信心本身会影响机体抵抗力,心态乐观、积极配合治疗,往往预后更佳。”
张梅香表示,随着基础研究不断深化,新的治疗手段也在持续拓展。她透露,目前已有针对T细胞淋巴瘤的新药问世,针对T细胞表面分子的抗体疗法正在临床研究中,未来有望像B细胞淋巴瘤一样,实现精准靶向的抗体治疗策略。
东西问丨赵强:为何说澳门是(景德镇申遗的“海丝密码”?)7月29日澳门电题:澳门何以成为解码景德镇申遗的“海上丝路密钥”?——独家对话故宫博物院太和学者赵强中新社记者郑嘉伟7月25日,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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