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报讯（记者王迎霞）在神经系统疾病的临床诊断中，脑脊液细胞学检测堪称一把关键的“金钥匙”，而我国在相关高端设备领域有望实现自主创新的重大突破。记者近日从宁夏回族自治区科技厅了解到，由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王振海教授团队携手杭州智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研制的“脑脊液细胞形态自动分析仪”，或将彻底扭转国外品牌在高端病理诊断装备上的长期主导地位。

脑脊液中的细胞不仅数量稀少，而且形态变幻多端，尤其是疾病状态下，其形态变化呈现出显著的个体差异，这使得常规用于血液、骨髓或尿液样本的细胞分析设备根本无法胜任这一检测任务。放眼当下，国内绝大多数医疗机构依旧依赖人工操作光学显微镜进行肉眼判读，加之专业脑脊液检验人才的匮乏，真正具备完整检测能力的机构仅局限于少数三甲医院。这种现状，无疑给神经系统疾病的早发现、早诊断以及治疗策略的制定带来了重重阻碍。

面对临床上的迫切需求，王振海团队扎根一线，潜心钻研十余载。早在2012年，团队便启动了脑脊液细胞识别分析系统的基础探索；2016年，借助宁夏科技重点研发专项的支持，着手构建标准化脑脊液细胞特征数据库，并同步推进智能识别系统的研发；2020年，经宁夏回族自治区科技厅批复，宁夏神经系统疾病诊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挂牌成立，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对识别系统进行了进一步优化升级。进入2022年，这一项目成功入选自治区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专项，第一代工程样机正式问世，标志着核心技术已迈入产业化转化的关键节点。此后，研发团队持续精进，不断迭代优化，直至2025年6月6日，由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牵头，联合河北、重庆、广东等地的多家三甲医院，正式启动了多中心临床测试，全力推动技术从实验室迈向临床应用的新阶段。

中新社东京7月29日电 题：旅日侨胞驰援熊本震区：只想为救灾出份力

中新社记者 朱晨曦

28日下午，日本熊本县遭遇7.1级强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29日的记者会上透露，此次地震已造成13人遇难。与此同时，熊本县内大量民宅坍塌、基础设施损毁，交通系统陷入严重瘫痪。

地震当晚，来自福冈县的旅日华侨、日本T&K株式会社社长华思林便驾驶满载救援物资的车辆，火速奔赴震中附近的宇城市展开援助行动。华思林向中新社记者回忆道，前往灾区的路途异常艰险，滚石散布、树干横倒，多处路段通行受阻。他们紧跟在消防车后方，穿越数段高危地带，最终在当晚21时左右抵达受灾区域。

宇城市是此次地震中熊本县震感最强烈的区域之一。按照日本气象厅的烈度划分标准——从“0”到“7”共分10个等级，包括“5弱、5强、6弱、6强”等细分级别——宇城市与冰川町观测到的最高烈度均达到“7”级。

当前，熊本县余震仍接连不断。加之当地正值盛夏高温，未来数日许多区域气温将持续突破35摄氏度。高温与断电的双重夹击，令灾区民众的生存处境愈发艰难。

华思林介绍，他们此次携带了饮用水、纸尿裤、生活用品以及发电机等物资，每一件都是经过精心考量的。“因为我亲历过地震，所以深知第一时间最缺的是什么。”他说，地震发生后，大量市民仓皇逃生，几乎来不及携带任何随身物品。尤其是有婴幼儿的家庭，不少父母只抱着孩子就冲进了避难所，连纸尿裤都顾不上拿。

据华思林透露，他们将600片纸尿裤和300多瓶两升装饮用水，分发给了宇城市一处避难中心的大约250户家庭。

“当我们把纸尿裤递到一位年轻母亲手中时，她的眼眶瞬间泛红，不停地说着感谢。那一刻我真正感受到，一包纸尿裤、一瓶清水，或许就是灾难之中最及时也最温暖的慰藉。”华思林动情地说。

华思林祖籍福建福州，2016年便在熊本设立了分公司，与这片土地结下深厚情缘。当年熊本发生7.3级强震后，他也曾积极参与救援。经历过那场灾难的他深知，地震之后随之而来的火灾、瓦斯爆炸以及持续余震，往往才是最致命的威胁。

日本气象厅指出，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即断层相互挤压并发生相对滑动所引发的地震类型。此前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同样属于此类。截至目前，熊本境内已观测到有感余震逾百次。日本地震专家警告，本次地震与2016年那场灾害的机制高度相似，后续仍需高度警惕余震风险。

华思林还提到，熊本县八代市的老旧建筑相对集中，日式传统房屋多用瓦片铺顶，结构负重较大，在地震中极易坍塌。他公司一位客户的母亲就住在八代市，其居所因地震倒塌，华思林受客户委托，专程驱车前往八代市将老人安全接回福冈。

“希望灾区能早日恢复日常。哪怕再微小的力量，汇聚起来也能成为划破黑夜的光芒。”华思林如是说。(完)

北京7月31日电 民政部今日披露，该部携手其他四个中央部门近期共同发布了一项新规，正式启动针对全国婚介市场的专项治理工作。这项行动将延续到2027年初，其间重点打击七种乱象，包括但不限于服务登记环节的违法行为、不实广告宣传、利用“托儿”进行的欺骗行径、合同条款中的违规操作、价格收取的无序状态、对核心资料审核敷衍了事，以及个人信息遭非法流出或过度使用等情形。

在北京市房山区，一场关于“隐形雇主”与劳动权益的司法前沿交锋引发关注。部分企业利用合同名称的巧妙转换、管理链条的层层嵌套，试图将劳动关系的责任“甩锅”给模糊地带。面对这样的隐蔽用工现象，劳动者是否还能有效维权？近日，房山区人民法院举行了一场专题新闻通报会，聚焦隐蔽用工类劳动争议的审理现状，并发布了典型案例。据《工人日报》报道，近年来该院受理的相关案件多集中在即时配送、网约出行、快递物流等新兴业态。

新闻发言人指出，一些用人单位通过缔结五花八门的协议、构建多级用工框架，将本应属于劳动法的雇佣关系精心装扮成承揽、外包或合作等民事法律关系，使得劳动者在维权之初便陷入迷茫——究竟谁是真正的雇主？该向谁主张权利？对此，法院坚持实质性审查原则，重点探究用人单位是否对劳动者实施了支配性的劳动管理。从审判结果来看，确认劳动关系或判定企业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的情形占据主流。

在发布会上，燕山人民法庭庭长针对这批典型案例，剖析了隐蔽用工的常见“套路”，并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引。

第一类情形被形象地称为“自己管人、外包发钱”。2023年3月，暴某经某快递站点工作人员安排，以快递公司员工名义注册了外卖平台APP，从此担任骑手。公司为他配发了电动车和统一工装，日常调度与考勤均由公司负责，但双方既未签署劳动合同，也未缴纳社会保险。一次配送途中的车祸，让工伤认定陷入争议。暴某于2024年2月离职后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劳动关系。

法院调查发现，快递公司与一家管理公司签有《业务外包合同》，外包费用由佣金、管理服务费、税费及返费等构成，其中管理服务费竟为零元。暴某通过平台接单，报酬由管理公司代发，但资金源头却指向快递公司。在平台显示中，暴某的身份明确为快递公司员工。法院认为，暴某所从事的配送工作属于快递公司的业务范畴，站点站长通过微信群对其进行了实质性的工作监督和考勤管理，双方关系表现出强烈的人格从属性。至于管理公司发放报酬，证据表明其仅代发工资。合同对价低、履行过程异常，明显有规避劳动关系、转嫁经营风险的嫌疑，该风险不应由劳动者承担。据此，法院认定暴某与管理公司之间不存在实质管理关系，快递公司以《业务外包合同》为由否认劳动关系的抗辩不被采纳，最终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法官提示，法律不会容忍借“自己管人、外包发钱”之名行规避法定责任之实。用人单位若企图以此逃避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或承担工伤赔偿等义务，不仅徒劳无功，反而可能招致更重的法律后果和赔偿负担。

第二类情形则是“以承揽合同行用工之实”。自2021年7月起，于某在某配送站担任骑手，为A公司提供商超商品配送服务。2023年底，A公司撤出该站点，由B公司接手，于某随之被解绑并与B公司绑定，由此与A公司产生劳动争议。于某坚称自己是A公司员工，而A公司则主张双方为承揽关系，出示了《项目转包协议》，声称于某系以个体工商户身份承包配送业务，工资经由第三方平台支付。

法院审理后认定，双方均具备法定劳动关系主体资格，于某的配送工作构成A公司业务的一部分。虽然工资按单量计算，但A公司对骑手进行排班、控制接单量，甚至单独派单，显然实施了管理行为。据此，法院判定双方符合事实劳动关系成立条件，确认劳动关系存在。

法官提醒，用人单位通过要求劳动者签署承揽或合作协议来“去劳动关系化”，在司法实践中难逃穿透式审查。只要用工实质符合劳动关系特征，即使披着承揽协议的外衣，也会被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

第三类情形为“名为外包实为派遣”。李某与甲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被安排至乙公司担任销售员。甲、乙两公司间有《劳务外包合作协议》，约定甲公司派驻人员从事营销项目。因乙公司将李某退回，甲公司随即以严重违反制度为由解除合同。李某申请仲裁后起诉甲公司。

法院指出，尽管李某与甲公司签有合同，但其在乙公司工作场所接受乙公司的管理、指挥，且工资、福利由乙公司确认和结算，这暴露出两公司间是典型的假外包、真派遣关系。乙公司作为用工单位，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按约定程序处罚并退回李某，因此其以违纪为由退回的行为缺乏依据。甲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盲目依赖退回决定解除劳动关系，于法不合，最终被判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

法官建议，企业必须厘清外包与派遣的界限，不可借外包协议掩盖真实用工关系。用工单位退回劳动者后，派遣单位应独立审查解除条件，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决定，而不能机械跟随用工单位的“退回”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