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再度将“稳定房地产市场”列为政策焦点。这是继今年4月会议提出“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后，高层在短短半年内第二次明确释放“稳楼市”信号。

为何“稳楼市”频频进入决策视野？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分析指出，房地产行业产业链条长、辐射效应广，市场深度调整会经由上下游产业传导至就业领域，乃至影响宏观经济整体运行。此前有评述称，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导致财富效应弱化，居民消费行为趋于保守。稳住楼市，正是为了阻断资产价格下行对消费信心造成的负向循环。

今年以来的房地产市场，“筑底”与“分化”交织并存。根据机构统计，上半年全国二手房网签面积同比增长10.2%，而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11.6%，核心城市已现企稳苗头。自3月起，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环比连续四个月上涨。中指研究院数据表明，7月以来重点城市新房和二手房成交规模同比均呈小幅攀升，但部分三四线城市仍处于调整通道。有观点认为，新房市场有望在“十五五”中期逐步走出底部区间。

“稳楼市”的政策路径亦在悄然生变。以往调控多聚焦于房贷利率调整、限购优化等需求端工具，而今年以来供需两侧协同发力的趋势愈发明显，其中一项显著特征是供给侧主动收缩。李宇嘉表示，今年房地产新开工及批售规模仅约为销售规模的一半；同时，各地不再一味扩张供地，而是在控制土地出让总量的基础上，着力提升片区配套成熟度。上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和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等指标的回落，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各地主动控制增量的策略，这也是市场加速迈向供求平衡的积极信号。

与此同时，通过推进“好房子”建设提升产品品质，以及加快老旧小区、城中村、危旧房改造等举措，政策正精准对接当前尚未被充分满足的多元住房需求。

更深层次看，“稳楼市”的指向在于驱动行业转型。据统计，上半年二手房在新房与二手房交易总量中的占比达到50.4%，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18个省（区、市）的二手住宅交易面积已超越新建商品住宅。随着二手房交易占比历史性突破半数，中国楼市正全面步入存量主导时代。未来的“稳定”并非简单维持房价或成交规模，而是在消化存量库存的同时，推动房地产角色从“开发商”向“运营商”转换。

在北京市房山区，一场关于“隐形雇主”与劳动权益的司法前沿交锋引发关注。部分企业利用合同名称的巧妙转换、管理链条的层层嵌套，试图将劳动关系的责任“甩锅”给模糊地带。面对这样的隐蔽用工现象，劳动者是否还能有效维权？近日，房山区人民法院举行了一场专题新闻通报会，聚焦隐蔽用工类劳动争议的审理现状，并发布了典型案例。据《工人日报》报道，近年来该院受理的相关案件多集中在即时配送、网约出行、快递物流等新兴业态。

新闻发言人指出，一些用人单位通过缔结五花八门的协议、构建多级用工框架，将本应属于劳动法的雇佣关系精心装扮成承揽、外包或合作等民事法律关系，使得劳动者在维权之初便陷入迷茫——究竟谁是真正的雇主？该向谁主张权利？对此，法院坚持实质性审查原则，重点探究用人单位是否对劳动者实施了支配性的劳动管理。从审判结果来看，确认劳动关系或判定企业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的情形占据主流。

在发布会上，燕山人民法庭庭长针对这批典型案例，剖析了隐蔽用工的常见“套路”，并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引。

第一类情形被形象地称为“自己管人、外包发钱”。2023年3月，暴某经某快递站点工作人员安排，以快递公司员工名义注册了外卖平台APP，从此担任骑手。公司为他配发了电动车和统一工装，日常调度与考勤均由公司负责，但双方既未签署劳动合同，也未缴纳社会保险。一次配送途中的车祸，让工伤认定陷入争议。暴某于2024年2月离职后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劳动关系。

法院调查发现，快递公司与一家管理公司签有《业务外包合同》，外包费用由佣金、管理服务费、税费及返费等构成，其中管理服务费竟为零元。暴某通过平台接单，报酬由管理公司代发，但资金源头却指向快递公司。在平台显示中，暴某的身份明确为快递公司员工。法院认为，暴某所从事的配送工作属于快递公司的业务范畴，站点站长通过微信群对其进行了实质性的工作监督和考勤管理，双方关系表现出强烈的人格从属性。至于管理公司发放报酬，证据表明其仅代发工资。合同对价低、履行过程异常，明显有规避劳动关系、转嫁经营风险的嫌疑，该风险不应由劳动者承担。据此，法院认定暴某与管理公司之间不存在实质管理关系，快递公司以《业务外包合同》为由否认劳动关系的抗辩不被采纳，最终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法官提示，法律不会容忍借“自己管人、外包发钱”之名行规避法定责任之实。用人单位若企图以此逃避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或承担工伤赔偿等义务，不仅徒劳无功，反而可能招致更重的法律后果和赔偿负担。

第二类情形则是“以承揽合同行用工之实”。自2021年7月起，于某在某配送站担任骑手，为A公司提供商超商品配送服务。2023年底，A公司撤出该站点，由B公司接手，于某随之被解绑并与B公司绑定，由此与A公司产生劳动争议。于某坚称自己是A公司员工，而A公司则主张双方为承揽关系，出示了《项目转包协议》，声称于某系以个体工商户身份承包配送业务，工资经由第三方平台支付。

法院审理后认定，双方均具备法定劳动关系主体资格，于某的配送工作构成A公司业务的一部分。虽然工资按单量计算，但A公司对骑手进行排班、控制接单量，甚至单独派单，显然实施了管理行为。据此，法院判定双方符合事实劳动关系成立条件，确认劳动关系存在。

法官提醒，用人单位通过要求劳动者签署承揽或合作协议来“去劳动关系化”，在司法实践中难逃穿透式审查。只要用工实质符合劳动关系特征，即使披着承揽协议的外衣，也会被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

第三类情形为“名为外包实为派遣”。李某与甲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被安排至乙公司担任销售员。甲、乙两公司间有《劳务外包合作协议》，约定甲公司派驻人员从事营销项目。因乙公司将李某退回，甲公司随即以严重违反制度为由解除合同。李某申请仲裁后起诉甲公司。

法院指出，尽管李某与甲公司签有合同，但其在乙公司工作场所接受乙公司的管理、指挥，且工资、福利由乙公司确认和结算，这暴露出两公司间是典型的假外包、真派遣关系。乙公司作为用工单位，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按约定程序处罚并退回李某，因此其以违纪为由退回的行为缺乏依据。甲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盲目依赖退回决定解除劳动关系，于法不合，最终被判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

法官建议，企业必须厘清外包与派遣的界限，不可借外包协议掩盖真实用工关系。用工单位退回劳动者后，派遣单位应独立审查解除条件，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决定，而不能机械跟随用工单位的“退回”指令。

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简称浙大二院）的门诊大厅里，66岁的华贯丹身着一件醒目的红马甲，每逢周三便雷打不动地出现在这里，投身志愿服务已达十四个春秋。对她而言，这里不仅是工作场所，更是无数老年患者踏入医院大门后遇到的第一份温暖依靠。

“很多上了年纪的病人面对智能手机常常手足无措，预约时段看不清，自助设备的操作更是一头雾水。还有一些从乡下惴惴不安赶来求医的老人，往往还没见到医生，就先被这些繁复的流程拦在了外面。”华贯丹这样描述她每天目睹的场景。

当下，医疗体系正全面拥抱数字化浪潮，线上挂号、自助预约、扫码签到等智能手段无疑让就医变得高效便捷。然而，这些本应带来便利的技术，却在无形中筑起了一道令众多老年人难以跨越的“数字高墙”。

或许正是因为对同龄人那份茫然与无措感同身受，华贯丹十余年来始终坚守在门诊最前沿，以银发之龄服务银发群体，用细腻的同理心和十足的耐心，为老年病患开辟出一条温暖顺畅的就医之路。“每周三我清晨7时45分到岗，一直忙碌到下午四点。不过平日里只要医院志愿者人手不足，我也会随叫随到。”她坦言，当初投身志愿服务的初衷，不过是退休后不愿虚度光阴，想趁着身体尚健，多为他人尽一份心力。

在她看来，医院里的志愿服务绝非简简单单的指路答疑，它需要扎实的专业功底和过硬的应急本领。“医院会定期组织培训，像糖尿病识别、低血糖应急处理、急救操作流程，还有院内的紧急响应代码，这些知识我们都得熟练掌握。”长期扎根门诊一线，华贯丹早已对老年患者的就医习惯了如指掌，也由此摸索出一套专为长者量身打造的暖心服务模式。

“老年人接受新鲜事物确实需要更多时间，但接触多了会发现，他们每个人的心态也各不相同。有的老人愿意尝试学习自助挂号，我就会陪着他们，一步一步慢慢教；也有的实在学不会、或者压根不想学的，我便耐着性子反复叮嘱，尽力帮他们办妥一切。”华贯丹说，对待老人，最要紧的就是多一分包容，多一分等待。

除了日常导诊和协助长者使用智能设备外，扎实的专业训练还让她多次在门诊突发的紧急状况中从容应对。今年年初的一个清晨，距正式上岗还有二十来分钟，院区里突然传来急促的呼救声——一位患者晕倒在地，不省人事。“当时我刚好就在旁边，来不及多想，立刻按下应急按钮，触发院内的999急救预警。”华贯丹回忆道，警报一响，安保人员迅速联动，医护人员也闻声飞奔而至。与此同时，她冷静地疏导周边人群、清空急救通道，为抢救争取了宝贵时间。短短几分钟内，患者便被顺利转运至急诊接受救治。

十四年如一日的一线值守，细致入微的观察加上日积月累的专业沉淀，让她总能在危急关头稳住局面。除此之外，她还主动承担起带教新志愿者的工作，悉心帮助大家熟悉院区布局和就诊流程。

在门诊大厅里，像华贯丹这样的银发志愿者不在少数。黄依雯和程爱武两人的志愿服务生涯都已走过十五年，累计服务时长超过4000小时。“病人一句发自内心的感谢，就是我最大的慰藉。”今年73岁的黄依雯坦言，这份工作虽然没有报酬，但患者的认可和助人带来的快乐，是任何物质回报都无法比拟的精神满足。如今，她打算再坚持两年，完成自己的“第二次退休”。

58岁的程爱武则表示，家人的全力支持是她坚持公益之路的最大底气。“我丈夫本身就是医务人员，特别理解看病的难处，一直都很支持我。孩子从小跟着我一起参与志愿服务，耳濡目染间也早早懂得了乐于助人的道理。”

十多年来的坚守，日复一日地答疑引路、帮扶照料，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处处洋溢着细小而温暖的善意。这群银发志愿者的默默付出，依托于浙大二院“广济之舟”志愿服务联盟这一平台。作为浙江省内首家医院志愿服务联盟，经过十五年的深耕细作，目前联盟注册志愿者已超过7500名，累计服务时长突破66.2万小时，惠及患者达2707万人次。

当前，人口老龄化与医疗数字化转型相互交织，老年群体在就医时面临的数字鸿沟与陌生焦虑，已成为普遍的社会民生问题。而这群志愿者以“银发助银发”的独特互助模式，凭借同龄人之间的同理心、岁月积淀出的耐心以及多年不变的坚守，恰如其分地填补了数字化医疗中的人文空白，也让那些原本冰冷的智能流程，多了一丝触手可及的人间温情。

“每个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社会发展太快了，不让老年人被这个时代遗忘，需要我们每个人都伸出援手。”华贯丹如是说。

7月22日，世界脑健康日当天，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精神（心理）科副主任魏钦令向记者发出健康警示：倘若每日沉浸于短视频超过两小时，人脑或将遭受器质性伤害，其中最为直接的后果便是注意力水平的断崖式滑坡——中老年群体若长期重度依赖，则会加速认知功能老化，记忆力持续受损，甚至助推轻度痴呆向更严重阶段演变。魏钦令指出，时长适中、内容精炼的视频或可带来短暂放松、补充信息，但无法自控的沉浸式消费，将从神经结构、认知表现、记忆系统、情绪管理乃至睡眠节律等多元维度，持续侵蚀大脑健康，其中青少年与老年人群体所承受的风险尤为突出。

伴随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深，以及短视频对数字化生活的深度渗透，脑健康危机早已突破年龄界线，贯穿全生命周期：从失眠引发的脑损伤、认知能力滑坡，到青少年大脑发育受损、孤独症干预难题，再到脑卒中后的康复障碍，各类脑健康问题正日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健康议题。

短视频缘何令人沉迷到难以自拔？魏钦令从神经科学角度给出解释：其根本在于精准嵌合了大脑的奖励机制。多巴胺系统的失衡是成瘾形成的核心枢纽。短视频以15至60秒的高频反转和永无止境的推送模式，塑造出一种典型的“可变奖励机制”，持续促使大脑大量释放多巴胺——其分泌速率可达阅读、运动等常规愉悦活动的三至五倍之多。长此以往，大脑多巴胺受体逐渐脱敏，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事物便再也无法唤起愉悦感，进而形成“越刷越空虚，越空虚越要刷”的恶性循环。

过度刷视频所带来的最直观冲击，便是注意力的急剧退化。魏钦令形容道：“读书、听课、构思方案不到五分钟便走神，对低刺激、慢节奏的内容毫无耐受性，学习与工作的效率也随之不断下滑。”与此同时，情绪调控能力亦会受到波及，焦虑与抑郁的风险攀升。若还习惯在入睡前刷视频，更是对大脑造成双重打击——长期睡眠缺乏将加速脑组织萎缩，加重脑雾现象，并引发情绪失控。

然而，魏钦令亦提醒公众不必全盘否定短视频的价值。倘若每日使用时间能控制在30分钟以内，并对内容加以筛选，适度观看反而可为大脑带来正面刺激。例如，科普知识類短视频能够迅速补充常识储备；舒缓治愈型内容则有助于短暂降低压力水平；手工艺术类视频可轻度激发创造性思维；而亲友间的日常分享，亦能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人际联结，缓解孤独情绪。

对处于大脑发育关键窗口期的10至16岁青少年，魏钦令尤为忧心。研究显示，青春期若长期沉溺短视频，两年后其言语记忆与空间注意力将明显受损。由于前额叶皮层仍在发育过程中，高频刺激将直接干扰自控能力与逻辑思维的正常成型，极易导致延迟满足能力缺失，使青少年难以静心投入长期学习任务。与此同时，睡眠与情绪的双重受损，亦将进一步波及学业表现与人格塑造。

为守护大脑健康，魏钦令提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操作性指引。在时长管理方面，成年人每日娱乐性短视频总时长不宜超过60分钟，单次持续观看则不应超过15分钟；12至18岁的青少年每日上限为30分钟，且睡前1小时内应严禁刷屏；而12岁以下的儿童，则建议单次观看不超过10分钟，以免对尚在发育的大脑造成不可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