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时节，气温居高不下，人们衣着轻薄，肌肤大面积暴露在外，日常活动中的小磕碰在所难免，伤口流血的情况时有发生。此时，掌握科学的伤口处理方式显得尤为关键。不少人习惯用酒精或碘酒对伤口进行消毒，然而这种看似常规的操作，不仅具有较强的刺激性，反而可能延缓创面的愈合进程。那么，哪些情况下应当避免使用酒精？碘伏、双氧水、紫药水等常见的家庭消毒产品又该如何正确选用？伤口清理的正确步骤是什么？国家应急广播特邀应急总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孟昌，为您一一解答，厘清误区。

孟昌指出，浓度为75%的医用酒精，其适用对象仅限于完整且无破损的皮肤表面，而不得用于破损伤口、较深创面或口腔黏膜等敏感区域。究其原因，酒精的强烈刺激性不单会造成伤口明显刺痛，更会不加区分地破坏新生组织，从而拖慢愈合节奏。尤其需要警惕的是，老年人与儿童的皮肤屏障相对薄弱，酒精更容易渗透进机体，从而诱发过敏反应或皮肤干裂。此外，酒精还能经皮肤被吸收，引起身体不适，故对这一群体而言，通常不主张将酒精用作常规消毒手段。

白酒或烈酒能否充当消毒剂？答案是否定的。白酒的主要成分虽为乙醇，但其浓度参差不齐，多数位于38%至60%区间，且可能混入多种杂质，难以达到有效杀菌浓度，故不推荐用于医疗范畴。另一方面，若酒精浓度超过75%，反而会使细菌表面的蛋白质迅速凝固，形成一层致密保护膜，阻碍酒精继续渗透，杀菌成效因此大打折扣。因此，消毒时应选用70%至75%浓度的医用酒精。

酒精的使用还需警惕喷洒风险。专家强调，酒精不可进行大面积喷洒，尤其是在夏季或密闭空间里。每次取用后应立即封闭容器，切勿让其敞口存放。由于酒精燃点偏低，遇火或受热极易燃烧，当空气中酒精蒸气浓度达到3.3%时，仅凭衣物静电、电蚊拍操作乃至有人吸烟，都可能引发爆炸事故。

在众多消毒剂中，碘伏因刺激性极小、杀菌谱范围广，可直接应用于伤口，目前被视为家庭日常处理外伤的首选方案。无论是擦伤、割伤、抓伤，还是小面积轻度烧烫伤等各类浅表破损，均可借助碘伏进行消毒。不过使用碘伏时须谨记：严禁与红药水（汞溴红）同时或先后使用，因两者相遇会生成有毒的碘化汞，腐蚀皮肤并可能导致汞中毒；亦不建议与双氧水混合，以免相互抵消消毒效果，加重局部刺激；对于大面积深度创面，则不宜自行长期使用，以防碘元素过量吸收。

双氧水，即过氧化氢，依靠氧化作用发挥杀菌功效，同时还能松动脓液及坏死组织，具有辅助清创功能。它通常适用于污染较深或存在厌氧菌风险的伤口，例如深而窄的刺伤，仅作短暂冲洗之需。孟昌特别提醒，双氧水严禁接触眼睛或深入体腔，家庭使用仅限3%的医用浓度，过高浓度会灼伤皮肤与黏膜。对于表浅的小伤口，也不建议使用双氧水，因其会破坏创面新生的肉芽组织，反令愈合进程受阻。

红药水（汞溴红溶液）与紫药水（甲紫溶液）虽具备一定杀菌能力，但效果有限且潜藏安全隐患，现已不再推荐作为常规选择。红药水务必避免用于大面积伤口、深度创伤及黏膜部位，以防汞中毒；孕妇及婴幼儿则完全禁用。紫药水则不可用于化脓性伤口，因其促使表面快速结痂，将脓液封闭在内部，导致感染向深层蔓延，反而加重病情。

孟昌进一步提示，夏日高温高湿，细菌繁殖活跃，伤口易被汗水浸渍，或受灰尘与泥土污染。若处理不及时或方式不当，轻则红肿化脓，重则可引发全身性感染，故须根据情况区别对待：若伤口较浅且周围洁净，直接涂抹碘伏即可；若伤口周边沾染污物，应先用生理盐水清洗周围区域，再以碘伏消毒；若伤口较深、出血不止，或可见发白发黄的组织、存在异物或感染隐患，则应立即赴医院寻求专业处理。

国家应急广播郑重提醒，各类消毒剂适用场景各有侧重，切勿再盲目用酒精处理破皮伤口。依据伤情选择恰当的消毒用品，规范操作外伤处置流程，方能有效保护皮肤、远离感染风险。

身体不适家中却无药可用，这曾经令无数人头疼不已。然而在信息技术日臻成熟的当下，这一难题似乎已不再棘手——只要在手机上轻点几下，药品便能由骑手送货上门。

近年来，线上医药零售的版图持续扩张，市场规模呈现出惊人的增长态势。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国内药品网络零售总额已然突破八百亿元大关。打开应用软件、检索所需药品、完成在线支付、等待快递送达……这种“指尖购药”的便利性毋庸置疑，甚至连受到严格管制的处方药也未能例外。然而，便利背后潜藏的隐忧不容忽视，诸如“闪电开方”“形式化审核”等违规现象，正悄然威胁着广大患者的用药安全。

针对这一乱象，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综合司于2026年5月正式发布了《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下称《指南》），围绕处方药线上零售的各个关键节点，明确提出了“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等多项规范化销售要求，将药品安全保障的主体责任贯穿于全流程、覆盖至每一环节。随着政策体系的日趋完善和监管部门执法力度的持续强化，网络售药环境已逐步走向规范，在牢牢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满足了公众对便捷购药的现实需求。不过，《法治日报》记者近日实地体验后发现，仍有部分处方药能够在互联网上轻而易举地获取，处方药的线上销售管理尚有进一步完善的余地。

一款原本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物，因在网络上被传具有“神奇”的减脂效果，意外走红，成为不少爱美女性追捧的对象。家住北京市丰台区的杨蕊便是其中之一，她最近又一次在某线上平台购入数支该药品，却遭到丈夫的“截留”。其丈夫感到困惑且不满：“这是处方药，有关部门早前已公开警示过，没有对应疾病的健康人群若擅自服用，将面临极大的副作用风险，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损害。”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本该受到严格管控的处方药品，为何在互联网上竟能如此随随便便地买到手？

带着同样的疑问，记者亲自打开了某款提供线上售药功能的应用软件，尝试购买该款处方药。在输入药品名称后，页面上以醒目的绿色字体标注了“处方药”字样，点击购买按钮，系统随即要求进行实名认证，并需勾选线下确诊的相关疾病。值得注意的是，平台所给出的确诊疾病选项中赫然列有该药的适应证——2型糖尿病，消费者甚至无需自行填写病史，仅需在预设选项中轻轻勾选即可完成操作。实名认证流程结束后，页面自动跳转至医生在线开方对话框。一位显示已通过平台“实人认证”的执业医师，在未曾询问任何病情细节的情况下，瞬间便“秒开”出一份标明2型糖尿病的电子处方。紧接着，系统便进入付款环节，支付完成后，消费者只需在家中静候处方药送上门来。

从选药到结算，整个流程前后不过一分钟，可谓“高效”至极。一个完全不患有相应疾病的普通消费者，竟能毫无阻碍地获取处方并顺利买到处方药，这显然使人对处方审核的真实性、有效性与安全性产生严重质疑。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治研究与创新转化中心主任邓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处方药相较于普通药品具有显著特殊性，倘若网络购药渠道缺乏规范，极易诱发一系列连锁问题。邓勇进一步分析道：其一，处方药的使用必须严格遵循对症施治的基本原则，患者须谨遵医嘱，随意购买不仅容易造成误诊误治，还可能诱发药物过敏、脏器受损等突发状况；缺少专业用药指导的情况下，患者自行增减剂量、混合服用多种药物，也可能使毒副作用叠加，对身体健康构成严重威胁。其二，部分平台所采取的“先选药、后补方”模式，从根本上颠倒了“先诊断、后开药”的医疗逻辑，极易导致虚假处方的流转难以监管，扰乱正常的诊疗秩序与监管体系。此外，某些含有特殊成分的处方药在网络渠道被随意出售，存在被滥用的潜在风险，尤其增加了未成年人误服的可能性，进而滋生违法问题和社会安全隐患。

网售处方药管理失范的现状，已然引发了主管部门的高度关注。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坦言，结合日常监测与专项检查所掌握的情况来看，部分药品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及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存在合规管理制度不健全、合规运行机制不完善等突出问题，尤其是违规销售处方药的现象依然屡禁不止。

多位受访律师向记者表示，当前部分平台所呈现出的“无实质问诊”“系统自动匹配病症即迅速开方”等操作模式，不仅埋下用药安全方面的重大隐患，更已触碰法律红线。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郭昊一分析认为，依据医师法的相关规定，执业医师通过互联网提供医疗卫生服务，其范围仅限于“部分常见病、慢性病的复诊”。鉴于处方药通常具备严格的适应证与禁忌证，若医生在未能全面掌握患者既往病史、用药经历，亦未开展必要体格检查的情形下便草率开具处方，实质上已逾越“复诊”边界，涉嫌违规开展线上首诊。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孔嘉琦则补充指出，若执业医师未切实履行实质问诊义务便轻率开方，明显违反诊疗规范；倘若患者因服用此类随意开具的处方药而遭受健康损害，则可能构成医疗损害侵权。若因执业医师严重疏忽或极端不负责任，致使就诊人死亡或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甚至可能构成医疗事故罪，须承担相应刑事责任。

孔嘉琦进一步阐释，遭受损害的患者可依据民法典相关条款，要求开具处方的执业医师承担赔偿责任。若药品经营企业在明知处方缺乏完整诊疗记录的情况下仍予以调配发药，并与执业医师共同造成损害后果，则属于共同侵权人，应当与开方医师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孔嘉琦还强调，处方药事关消费者生命健康，若平台对医生违规开方的行为属于“已知或应知”其不符合保障人身安全之要求，却未能及时采取暂停该医生接诊权限、健全处方审核机制等必要举措，那么依据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平台同样需要与医生共同承担连带责任。

为更好规范处方药的线上销售、强化用药安全管理，《指南》已就网售处方药所涉问诊、开方、审方等全链条环节作出了细致规范，同时划定了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必须确保处方审核工作由执业药师亲自把关、不得由其他岗位人员或人工智能程序替代执行等多项行为红线。在此基础上，《指南》还鼓励平台建立在线监测预警机制，重点关注含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药品、含精神药品复方制剂以及其他具有药物滥用风险的药品的异常销售动态，并构建相应的阻断机制。

郭昊一指出，《指南》本身虽不能单独作为行政处罚的直接法律依据，但其作为药品管理法、《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等上位法规的配套细化标准，已成为监管部门判断平台、药品网络零售企业以及执业药师是否履行法定义务、认定其主观过错程度的核心参照尺度。各相关主体若违反《指南》中的相应规定，依然会被依据上位法追究相应责任。

“网络购药，安全始终是不可突破的底线。”邓勇强调，唯有依靠多方协同共治，方能在购药便利与用药安全之间取得平衡。他认为，平台应当严格对照《指南》要求，对入驻药店及医护人员的资质进行严格核验，坚决清退“挂证”人员；同时，重构在线问诊流程，落实实名认证与病史上传制度，严禁人工智能全权代开代审处方，处方终审必须由执业药师人工完成；系统还需对高风险药品订单进行智能预警，杜绝以营销手段诱导处方药消费的行为。

对于入驻平台的医师而言，同样亟须规范线上诊疗行为，全面询问患者病情、过敏史及在服药物，切实履行用药告知义务，明确交代禁忌事项、不良反应及复查要求，坚决拒绝依据购药需求“反向开方”，对不合理处方予以直接驳回。

在监管维度上，应推动卫生健康、药品监管及医疗机构之间的数据互联互通，搭建全国统一的电子处方流转平台，通过核验线下就诊记录从源头上杜绝虚假处方的产生；要依托大数据技术开展常态化线上巡查，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并建立黑名单制度；还应完善覆盖全链条的药品追溯体系，细化各方法定责任清单，切实落实连带追责机制。

在行业层面，则应按照订单数量合理配置在岗执业药师，取消以开单量为主的考核方式，转而将处方合理性与用药服务质量作为核心评价指标，并增设长期用药咨询服务，切实提升药学服务水准。

面对顽固的体重问题，当下越来越多的求美者把目光投向了药物减重路径。被誉为“躺瘦神器”的注射型减肥针，凭借便捷的使用方式和引人注目的瘦身效果，正迅速取代传统的节食与运动方案，悄然成为众多减重人群追逐的热门选择。然而，这股热潮的背后暗藏隐忧——不少跳过医院专业评估、私自网购针剂自行注射的消费者，纷纷遭遇了恶心、呕吐等身体不适，严重者甚至无法正常生活，更有极端案例出现急性胰腺炎、胆囊病变等情况。这些所谓的减肥针真是人人皆宜的“万能钥匙”吗？其潜在风险究竟有多大？停药之后体重是否会卷土重来？

事实上，目前国内已有多款减重注射针剂获批上市，但无一例外均属于处方药范畴。这类药物的核心成分是胰高血糖素样肽-1，一种人体肠道天然分泌的肠促胰素，其主要功能在于降低血糖、抑制食欲等。尽管市面上已有超过六款基于此机制的减重针剂获得国家批准，但它们针对的作用靶点、适宜人群及减重力度各有侧重，然而恶心、腹泻、呕吐、便秘、消化不良、疲乏、低血糖、腹痛等副作用却普遍存在。需要强调的是，这些不良反应并非个体差异所致，而是药物本身的药理机制使然。

国家卫生健康委在《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中明确指出，所有胰高血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类减肥针均为处方药，具备严格的适应证和禁忌证要求，必须经医生对个体身体指标进行专业评估后方可使用。违规购买、盲目注射的行为，本身便埋藏着巨大的健康风险。对于体重正常的人群而言，强行借助药物让身体进入“节能模式”，其所付出的代价远超预期收益。此外，还有几类特定人群绝对不可触碰此类药物。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陈玲强调，以下几类人群应坚决避免使用：其一，有甲状腺髓样癌既往病史或家族史者，以及患有多发性内分泌腺瘤2型或其家族史的人群；其二，曾罹患胰腺炎或反复发作胰腺炎，以及患有严重胃肠道疾病的人士；其三，妊娠期及哺乳期女性，因目前缺乏该类药物的安全性数据，不宜贸然尝试；其四，严重肝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其用药安全性无法得到充分保障。

关于停药后体重反弹的疑问，国内外医学界针对当前流行的几款减肥针进行了大量深入研究，结果一致表明，“打一次永久瘦”的理想并不存在，绝大多数使用者停药后都会面临不同程度的体重回升。这一现象背后的机制值得关注。国内临床数据显示，停药半年内，80%至90%的个体体重将逐步恢复至用药前水平，同时此前因减重而改善的血糖、血压等代谢指标也会随之逆转。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内分泌科主任方毅分析指出，减肥针如同一个外接的调控装置，持续对机体的能量平衡系统施加影响。一旦药物撤除，饱腹感消失，饥饿感便重新浮现，从而促进进食量或摄食频率的增加，整体能量摄入随之攀升。与此同时，体重下降后机体经历代谢适应过程，静息状态下的能量消耗反而减少。一边是摄食量上升，一边是能量消耗下降，最终形成能量正平衡，体重便不可避免地快速反弹。

值得警惕的是，许多未经医生评估便自行用药的人群，在体重急速下降后同样未经专业指导便草率停药，随后又因反弹再度注射，陷入反复用药、反复反弹的恶性循环。这种体重剧烈波动的模式对机体造成深远影响——脂肪量持续减少的同时，体脂率却反而上升，最终可能导致代谢损伤，部分人甚至出现情绪波动和心理焦虑等症状。

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尹晓提醒，当体重达到理想标准后，必须在医生指导下逐步减少剂量直至完全停药，以帮助身体适应新的体重平衡点。无论是用药期间还是停药之后，坚持健康的心理行为模式调整都至关重要，这涵盖饮食结构、运动习惯、睡眠质量及情绪压力管理等方面。药物仅仅是减重强化阶段的辅助工具，其价值在于为建立健康生活习惯提供一个黄金窗口期。而停药后能否持续执行结构化的生活方式调整，恰恰是决定体重反弹速度与程度的关键因素。

归根结底，减重之路并无一劳永逸的捷径可循，最终仍需依托健康的饮食与运动习惯作为坚实基石。将药物带来的饱腹感转化为长久的饮食自觉，逐步减少精制糖、油炸食品及精加工主食的摄入，增加优质蛋白、粗粮与绿叶蔬菜的比例，稳定每日热量缺口，同时主动提升基础代谢水平，方能在追求理想体重的过程中收获持久且健康的成果。

中新网7月30日电 根据“中社部信息宣传中心”微信公众平台发布的消息，自2026年以来，全国各地及各相关职能部门持续加力，深入整治各类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中的乱象问题，严肃查处了一批涉及违规、违纪乃至违法的案件。为强化警示教育效果、发挥震慑作用，现选择7起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向社会公开通报。

首例案件涉及山西省四川商会，其内部治理混乱问题突出。调查发现，该商会未在合理期限内完成换届，长期不按章程召集理事会会议；会长陈某某已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却在履职中行为失范、任意作为，违规对监事会成员及会员作出“开除”决定；同时，该会拒绝接受上级监管及工作指导，情节严重；党组织呈现软弱涣散状态，对重大事项的政治把关和监督职责未能落实。2026年5月，陈某某被免去会长职务，并进入全省性行业协会商会负责人不适宜任职名单；党支部书记谢某某被责令辞职；其余问题线索已移交相关部门进一步处理。

第二起典型案例聚焦吉林省大米协会，该协会理事会逾期未换届且拒不配合监督检查。经查，该协会理事会自2013年6月起一直未进行换届，在册会员大量流失，理事会实质上空转，长期处于瘫痪状态；既无固定办公场所，也无专职工作人员，未按章程开展任何常规活动，内部管理极其薄弱，运行机制严重失灵。此外，该协会在2019年至2021年间缺席年度检查，2022年年度检查结果被评定为“不合格”，2023年提交虚假材料参与年度检查，而2024年和2025年则索性未参加。2026年5月，相关部门依法对该协会作出吊销登记证书的行政处罚。

第三起案例为江西省爆破器材行业协会，其行为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及《禁止垄断协议暂行规定》。调查显示，该协会组织省内民爆企业签署《省际民爆物品市场秩序维护公约》及其细则，共同约定“控产保价”、限制跨省销售数量、设定最低售价，并建立黑名单和诚信保证金制度，这些举措构成垄断协议行为。2026年3月，有关执法部门依法责令其改正违法行为，并处以30万元罚款；同时，对参与协议的两家企业分别罚款20万元。

第四起案件涉及重庆市咖啡行业协会，该协会内部管理混乱，且未按规定接受监督检查。调查表明，该协会长期漠视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法规，党组织建设薄弱，决策机制缺失，自2019年11月成立起从未进行换届，内部管理制度完全流于形式，组织运营失控失序。该协会2021年和2022年未参加年度检查，2023年和2024年年度检查结果均为“不合格”，2025年又缺席年度检查。2026年3月，相关部门依法吊销其登记证书。

第五起案例涉及原“西藏自治区美容美发保健化妆品协会”，该协会被撤销登记后仍不执行决定，非法设立“西藏自治区美容美发协会”继续活动。经查，原协会被依法撤销后，其法人资格已终止，但相关人员拒不遵循法律程序，未经登记擅自成立简化名称的“西藏自治区美容美发协会”，并通过“一址双牌”手段混淆公众视听，非法开展活动。2026年6月，有关部门依法取缔该非法组织，明令停止一切活动，并对实际负责人进行了约谈。

第六起案例为宁夏餐饮饭店协会存在超职数配备负责人的问题。调查显示，2025年4月，该协会在未经行业管理部门审核的情况下，直接向登记管理机关报审29名负责人候选人，并召开会员代表大会违规选举出83名负责人。2026年1月，又擅自修改年会方案，增设增补副会长议程，违规增选8名副会长。2026年2月，相关部门依法对该协会处以停止活动三个月的行政处罚，并对自治区商务厅、民政厅以及协会内9名相关人员启动责任追究程序。同年4月，协会党支部书记王某某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并被免去书记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