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炎夏日，一种风味独特的美食再次成为网络热议的焦点——生腌。这股热潮席卷而来，却让人心生警惕。

在潮汕、顺德等沿海地区，生腌一直是当地人的心头好。鲜嫩的虾蟹、肥美的贝类，经过简单的腌制，便能激发出令人惊艳的口感与风味。近年来，借助短视频平台的传播效应，这道传统美食迅速风靡全国，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热潮。

然而，热度背后，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浮出水面：生腌海鲜真的安全吗？究竟能不能放心享用？

所谓生腌，核心在于“生食腌制”。制作过程中，新鲜食材配以白酒、生抽、大蒜、小米辣等调料，根据个人喜好还可加入柠檬汁或芥末酱，随后直接食用。由于通常冷藏保存，生腌口感清凉，酸辣开胃，在酷暑时节尤为受人青睐。

生腌之所以让人欲罢不能，恰在于它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原始鲜味。许多食客对这道“人间毒药”情有独钟，仿佛一经尝试便难以回头。坊间甚至有“吃生腌只有零次和无数次的区别”的说法。

尽管生腌能够锁住食材的鲜美本味，但随之而来的安全隐患同样不可小觑。

有人或许会说：白酒、芥末、盐分不都能杀菌吗？可惜，这些手段根本无法彻底消灭病菌和寄生虫。

以白酒为例，即便选用高度酒，多数也仅在50多度左右，距离有效杀菌所需的70%至75%浓度仍有不小差距。更值得警惕的是，即便是75%的医用消毒酒精，也并非万能——诺如病毒、乙肝病毒等对酒精就有一定的抵抗能力。

更何况，海鲜中潜藏的不仅是细菌和病毒，还有更为棘手的寄生虫。2001年至2004年间，卫生部在全国27个省市开展的第二次寄生虫病现状调查显示，华支睾吸虫（即肝吸虫）是我国感染率最高的寄生虫之一，常见于醉虾和淡水鱼生中。全国平均感染率为2.4%，而偏爱生腌的广东省，这一数字竟高达16.42%。

即便经过严格处理和腌制，生腌食品的安全性仍无法得到百分之百的保障。有人可能会说：我从小吃到大，怎么也没事？事实上，寄生虫引发的健康问题可能潜伏数十年之久。

仍以肝吸虫为例，超过100种淡水鱼可携带此类寄生虫，其中以草鱼、花鲢、鳙鱼等鲤科鱼类为主。肝吸虫可在人体内存活15至25年。轻度感染时，症状可能极为轻微，甚至与常见疾病相似，极易被忽视。然而，感染较重时，则可能导致食欲减退、腹泻、发热等症状，严重者甚至会引发胆梗阻、肝硬化、黄疸乃至胆管癌。2009年，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已将华支睾吸虫列为一类致癌性寄生虫感染。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为此发出呼吁：在有生食鱼虾习惯的地区，应摒弃不良饮食习惯，坚决不吃生鱼、生虾及未煮熟的鱼虾。

也有人认为，淡水鱼寄生虫多，海鱼生活在高盐海水中，应该没问题吧？事实并非如此。海水中的寄生虫种类多达上千种，常见的异尖线虫便经常出现在鲳鱼、鳕鱼、墨鱼、带鱼、黄花鱼等海鱼体内。感染此类寄生虫后，症状可能在几小时内显现，也可能延迟至一周左右，轻则肠胃不适，重则剧烈腹痛、持续腹泻、呕吐、胃溃疡，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能造成胃部穿孔。

除了寄生虫，生腌食品还潜藏着细菌和病毒的威胁。由于未经高温烹饪，其中的病原体难以被完全消灭。世界卫生组织明确提醒，未经充分加热的生食或半生食食品可能携带致病菌，对人体健康构成风险。

每年夏季，随着大排档的兴旺和生腌美食的流行，水产品的消费量显著增加。生腌或未完全熟透的海鲜中，可能含有副溶血性弧菌、创伤弧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这些病原体进入人体后，轻则引起腹泻、腹胀、呕吐、恶心，重则可能导致菌血症，甚至危及生命。食源性病毒方面，诺如病毒和甲型肝炎病毒较为常见，贝类等海鲜容易受水体污染影响，而高度白酒对这两种病毒几乎无能为力。

正因如此，夏季沿海地区因食用海鲜而就医的患者数量明显攀升。以山东省日照市某三甲医院的数据为例，食源性疾病患者在6至9月间就诊最为集中，其中主要致病原因为诺如病毒（9.53%）、副溶血性弧菌（8.54%）和沙门氏菌（1.91%），而这些大多与海产品密切相关。

此外，经常食用生腌还可能对健康产生长期影响。贝类和淡水鱼中富含硫胺素酶，这种物质会分解维生素B1，长期摄入生腌食品可能导致维生素B1缺乏，进而引发“脚气病”。需要澄清的是，此“脚气病”并非人们常说的足癣，而是以神经系统和循环系统症状为主要表现的疾病，包括神志淡漠、精神恍惚、反应迟钝，甚至肢体感觉和运动障碍，部分患者还可能出现心脏方面的问题。同时，未经加热变性的生蛋白结构不利于人体吸收，无形中增加了消化系统的负担。

那么，如何才能安心享用海鲜呢？以下几点不容忽视：首先，务必通过正规渠道购买新鲜食材。大型超市和规范化市场的水产通常会定期抽检，安全性更有保障。海鲜的新鲜程度不仅影响口感，更直接关系到食用安全。某些青皮红肉鱼类若不新鲜，会产生有毒的组胺，摄入过量可引起头晕、头痛、呕吐等中毒反应。

世界卫生组织在《食品安全五大要点》中明确指出：食物必须彻底做熟，尤其是肉类、禽类、蛋类及海产品。适当的烹调可杀灭几乎所有微生物，研究证实，食物中心温度达到70℃即可确保安全食用。

因此，烹饪时务必保证充分加热。若食材较厚或不易熟透，应适当延长烹调时间。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追求的难道仅仅是一时的味蕾刺激吗？生腌海鲜虽魅力无穷，但餐桌上的安全与健康，才是我们最应当珍视的底线。

7月30日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上空接连响起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急促的防空警报声随即划破夜空。据乌通社最新消息，这一突发状况令当地居民陷入紧张戒备状态。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援引乌克兰空军方面的通报称，俄军导弹正朝多个目标方向高速逼近，其中包括基辅、第聂伯罗以及克里沃伊罗格等重要城市，防空系统已进入全面应对状态。

截至发稿时，具体受损情况仍在评估之中，相关部门已展开紧急行动以应对潜在威胁。此次袭击事件再度引发国际社会对地区局势升级的密切关注。

广州7月28日电 (记者 蔡敏婕)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结直肠外科五区副主任蔡泽荣日前指出，尽管结直肠癌发病率居高不下且早期多无明显征兆，但它是少数能够有效预防和治愈的消化道恶性肿瘤。从息肉发展为肠癌，通常需历经五至十年，这一漫长过程为早筛早治创造了难得的干预契机。

那么，哪些人容易罹患结直肠癌？预防该病的关键举措究竟是什么？长期排便异常是否与肠癌存在关联？蔡泽荣直言：“不少人偶尔感到肠胃不适，却因饮食睡眠如常、无明显异常，加之家族中无患病史，便误以为肠癌遥不可及，这种认知实则潜藏巨大风险。”

他解释说，绝大多数结直肠癌源于肠道内原本无害的腺瘤性息肉。这些微小的赘生物在悄无声息间逐步演化，往往经历五至十年的漫长积累方成癌变。蔡泽荣形容道：“这一进程迟缓，犹如一根缓缓燃烧的引线，恰恰为医学干预留出了关键时间窗。”若能在息肉阶段借助肠镜及时摘除，则基本可杜绝癌变可能；反之，一旦错失良机，息肉可能进展为高级别上皮内瘤变，进而穿透肠黏膜屏障，演化为恶性肿瘤，届时治疗难度与预后将天差地别。

依据《结直肠癌筛查与早诊早治指南方案(2024年版)》，高危人群的界定主要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年龄因素首当其冲：40岁被视为重要分界点，此后肠癌发病率呈陡峭上升态势。年过四旬却从未接受过肠镜检查的人，事实上已跨入“高危群体”之列。家族史同样不容忽视：若父母或亲兄弟姐妹等一级亲属曾患肠癌或肠道腺瘤，其本人患病风险较常人高出二至三倍甚至更多。

此外，个人病史与生活方式亦构成关键要素。既往查出肠息肉者，表明其肠道环境易滋生赘生物，即便手术摘除，未来仍可能在别处复发；长期罹患慢性溃疡性结肠炎者，肠黏膜在反复的炎症刺激与修复过程中，更易发生基因突变而走向癌变。而不良生活习惯更是肠癌的重要推手。

蔡泽荣将肠癌形象地称为“吃出来的病”和“懒出来的病”。饮食结构失衡——红肉与加工肉制品摄入过量，而蔬果、全谷物及膳食纤维严重不足——是重要诱因。充足的膳食纤维如同肠道“清道夫”，能裹挟毒素并促进蠕动，加速有害物质排出体外。与此同时，久坐少动、缺乏锻炼、吸烟酗酒以及肥胖等因素，均与肠癌发病密切相关。相反，增加膳食纤维摄取、坚持运动、偏好鱼肉禽肉等白肉，并适度补充钙质与维生素D，则能显著降低患病概率。

在众多筛查手段中，肠镜检查被公认为预防结直肠癌最核心、最有效的方法，堪称名副其实的“金标准”。蔡泽荣介绍，肠镜是一根配备高清摄像头的柔性软管，医生可借此直接探入大肠，细致观察每一寸肠道黏膜。无论是平坦的黏膜表面还是隆起的息肉，都难以逃脱这台“火眼金睛”的洞察。

按照指南建议，对于无症状、无高危因素的普通人群，应于40岁时进行结直肠癌风险评估，并在45岁前完成首次肠镜检查。而高危人群的筛查起始年龄则需再提前五至十年。

值得注意的是，单纯的便秘或腹泻本身并不会直接“憋”出肠癌。多数情况下，这些症状是肠易激综合征等功能性胃肠紊乱的表现，与结直肠癌并无明确的直接因果关联。然而，排便习惯的显著改变却需格外警惕。蔡泽荣提醒：“若原本规律的排便节奏（如每日一次）在近几个月突然转为严重便秘，或是便秘与腹泻交替出现，甚至出现大便变细如牙膏、便中带血等异常，这很可能提示肠道内已生长肿瘤，压迫或堵塞了肠管。”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肿瘤靶向治疗手段日益普及，骨质疏松症患者与肿瘤骨转移人群长期依赖护骨类及抗肿瘤药物的情况已十分常见。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些药物会显著削弱颌骨组织的修复再生能力。一旦此类患者接受拔牙、种植牙等口腔侵入性治疗，极有可能诱发颌骨长期裸露、组织溃烂乃至坏死，医学上称为药物相关性颌骨坏死。尽管这一病症在临床中的发生率并不算高，但其病理过程顽固、治疗难度极大，成为口腔科、骨科与肿瘤科三大学科携手应对的棘手难题。

颌骨作为全身骨代谢最为旺盛的区域，其牙槽骨处于持续更新状态，血供极为丰富，同时它也是全身唯一容易发生药物性骨坏死的骨骼结构。目前医学界普遍认同四大机制可干扰颌骨的自愈能力：破骨细胞功能受抑、创面处新生血管生成受阻、口腔菌群持续侵袭，以及联合使用两类高危药物时造成的骨吸收抑制与血管再生障碍相互叠加。

药物相关性颌骨坏死的好发人群可明确划分为两大类别，同时也是日常门诊中最容易被忽视用药史的患者群体。其一是中老年骨质疏松患者，长期通过口服或注射抗骨吸收药物来延缓骨质流失；其二是伴有骨转移的恶性肿瘤患者，涵盖乳腺癌、肺癌、结直肠癌及多发性骨髓瘤等癌种，通常需借助骨保护剂及抗血管生成靶向药物来控制骨破坏进程。上述人群一旦接受口腔手术，颌骨坏死的发生风险将骤然攀升。

当然，并非每一种牙科操作都会触发病变。临床数据显示，约六成病例源于拔牙操作，牙周手术占比15%，种植牙手术约占10%；而根管治疗、充填修复、常规洁牙等不涉及牙槽骨损伤的治疗几乎不会诱发颌骨坏死。这为临床决策界定了清晰范围：服药人群应优先选择保守性牙科处理，尽最大可能规避有创性骨手术。

诱发颌骨坏死的高危药物可分为抗骨吸收类与抗血管生成类，二者机制各异，若联合应用则会使风险成倍上升。抗骨吸收药物通过抑制破骨细胞活性来减少骨骼破坏，骨质疏松及肿瘤骨转移患者均广泛应用。该类药物使用时长及给药途径直接左右风险高低：静脉用药的威胁显著高于口服，且用药周期越长、累积剂量越大，发病概率便越高。抗血管生成靶向药多用于晚期实体瘤的治疗，旨在阻断病灶新生血管，但其同样会切断口腔创面的血液供给，使软组织难以覆盖裸露骨面，即便是微小创伤也无法顺利愈合。

要想在口腔治疗需求与颌骨坏死风险之间取得平衡，仅凭口腔科医师一己之力远远不够，必须构建起涵盖口腔科、内分泌科、骨科及肿瘤科的多学科协作诊疗体系。风险评估应围绕三大核心维度展开。第一，全面梳理用药史：就诊时患者须精准陈述药物名称、用药目的、给药途径及持续时间，切忌笼统表述为“打过骨针”或“吃过钙片”。肿瘤患者用药剂量较大、常合并放化疗，整体风险显著高于骨质疏松人群。第二，系统评估全身基础状况：排查血糖水平、免疫功能及营养状态等因素，长期化疗或使用激素者创面愈合能力明显下降，需提前调整全身基础条件。第三，完善口腔影像学与临床检查：重点筛查龋齿、牙周炎、残根、根尖炎症等感染病灶，尽早消除所有潜在口腔感染源，从源头减少术后感染诱发坏死的可能性。

依据患者是否已开始高危药物治疗，临床将分阶段拟定牙科手术方案，并实施差异化安全诊疗路径。对于尚未用药者，最佳策略为先完成口腔预处理，包括洁牙、龋齿充填、拔除无保留价值的残根、处理重度牙周疾病，待全部创面软组织愈合2至4周后，再启动骨保护或靶向治疗，此举可直接降低逾50%的发病风险。而对于已经长期用药且确需接受口腔手术的患者，停药方案因药物种类而异：口服双膦酸盐可暂停3至6个月；静脉双膦酸盐因半衰期极为漫长，不建议贸然停药；地舒单抗在停药3至4个月后血药浓度显著下降，骨代谢得以部分恢复，手术安全性相应提高。

需要特别强调，是否停药、停药时长等关键决策，必须由开具处方的肿瘤科或内分泌科医生裁定，切勿自行做主。擅自停药可能诱发椎体病理性骨折、脊髓压迫、高钙血症等严重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若遭遇急性间隙感染或颌骨骨折等紧急状况，无法等待停药窗口期，医生将全程采取微创操作，减少软组织翻瓣、保护局部血运，术后严密缝合以封闭骨面，延长抗生素使用时间，并实施长期随访监测。

若术后超过4周创口仍不愈合，须高度警惕药物相关性颌骨坏死的可能。治疗并不追求一刀切式处理，临床采取阶梯式分层方案，依据病情轻重对症施策，多学科协作全方位保障患者安全。轻症患者以保守治疗为主，所有患者均需落实日常基础护理：使用氯己定漱口水抑制细菌，以双氧水定期冲洗裸露骨面，减少口腔菌群的持续损害；若出现红肿流脓，遵医嘱服用抗生素，同时补充维生素以改善局部血液循环；此外还需调控血糖、增强营养、提升免疫力，并在肿瘤科或内分泌科指导下调整高危药物，严禁自行停药。

若保守护理后仍反复肿痛、炎性肉芽组织增生，则需行微创清创术。医生仅清除松动的坏死颌骨碎片，尽量保留健康骨组织，术后严密缝合黏膜或转瓣覆盖创面，延长抗感染疗程，并定期复诊观察恢复进展。对于存在大面积死骨、皮肤瘘管乃至颌骨骨折的重症患者，则需实施外科手术，切除病变骨段，必要时移植骨组织修复缺损。高压氧治疗可作辅助手段，提升颌骨血氧供应，促进创面愈合。

药物相关性颌骨坏死具有明确的早期预警征象，包括术后超过4周创口不愈、牙龈反复肿痛、口腔内可见黄白色裸露死骨、持续口臭或流脓等，一旦出现上述表现须立即就医复诊。日常防控的核心原则清晰明确：用药前完成全面口腔预检；用药期间优先选择充填、根管治疗、活动义齿等保守手段，尽量避免拔牙及种植；确需有创手术时，严格遵循多学科医生制定的个体化方案；平日注重口腔卫生维护，每半年定期进行口腔复查，最大限度减少局部慢性炎症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