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广州七月二十三日电（记者蔡敏婕）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日前经优先审评审批通道，正式批准创新一类药物奥普雷顿片上市。此款药物系国内首度获准应用于治疗1型发作性睡病的食欲素受体激动剂，适应对象涵盖年满十六岁的青少年群体及成人1型发作性睡病患者。该药物的问世，为相关患者群体增添了新的治疗路径。

发作性睡病属于一种慢性且极为少见的神经系统疾患，依据病理特征可细分为1型和2型两类亚型。此罕见病症最突出的临床表现，在于患者面临难以克制的嗜睡冲动——无论置身于交谈、进餐还是其他日常情境中，都可能骤然陷入短暂睡眠状态。这是一种全天候的睡眠调节紊乱，且1型患者往往还会在无预警情况下遭遇猝倒发作，其根本诱因在于下丘脑区域负责平衡睡眠与觉醒信号的食欲素神经元发生退化，进而导致睡眠-觉醒周期的稳定性遭受破坏。

除了典型的日间过度思睡，患者还可能经历反复出现的猝倒现象——即在情绪剧烈起伏时，肌肉张力会突然丧失；夜间睡眠则常呈破碎化趋势，伴随睡眠麻痹或入睡前幻觉等困扰；随着病程演进，注意力涣散及认知机能减退亦可能持续显现。值得一提的是，发作性睡病已被收录于我国《第二批罕见病目录》之中。然而，尽管其被界定为罕见病，但由于公众对这一疾病的认知仍显不足，加之临床诊断工具受限，患者从初次出现症状直至获得明确诊断，平均需要跨越十年以上的漫长时间。

在我们的日常饮食中，有些食物表面看起来完好无损，实则暗藏健康威胁。很多人本着节约的原则，将发霉的面包、发芽的土豆乃至长毛的水果稍加处理便继续食用，却不知这样的做法可能埋下食物中毒的隐患。在此，我们为您盘点7种看似无害却潜藏风险的常见食物，请您务必留意，切勿因小失大，也别忘了分享给家中长辈。

首先，坚果类食品值得高度警惕，尤其是存放不当的坚果。它们不仅容易氧化产生令人不悦的哈喇味，影响口感与营养价值，其氧化分解产物还可能刺激胃肠道，诱发炎症。更严重的是，受潮霉变的坚果可能滋生黄曲霉菌，产生黄曲霉毒素——这是一种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类致癌物的剧毒物质，其毒性强度是砒霜的68倍，且在高达280℃的温度下仍难以破坏。若是苦杏仁，危险更为直接，其所含氢苷在体内可分解为氢氰酸，仅需食用20至60粒便可能引发中毒。因此，一旦坚果出现苦味或哈喇味，应立即丢弃并漱口。选购时，建议优先选择小包装产品，开封后密封存放于避光阴凉处，以减少霉变风险。

其次，泡发过久的木耳也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隐形杀手”。许多人误以为泡得久木耳更厚实，实则泡发时间过长极易滋生米酵菌酸。这种由椰毒伯克氏菌产生的毒素耐热性极强，且无臭无味，即使污染也难以察觉。它在26℃的温暖环境下繁殖最为活跃，因此夏季是高发季节。米酵菌酸主要攻击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摄入1毫克即可能致命，致死率超过40%。以往中毒案例中，泡发时间多超过24小时，若控制在数小时内则风险较低。研究显示，散装木耳更易携带产毒菌株，而在25℃以上环境中泡发，毒素生成速度会显著加快。建议选购正规包装产品，泡发前彻底清洗，时间控制在4小时以内，温度尽量低于25℃，最好冷藏泡发，中途换水1至2次。若发现木耳发黏或有异味，务必丢弃；如需隔夜，应密封冷藏并于次日尽快食用。

土豆也是家庭常备食材，但发芽或变绿的土豆切不可食用。正常情况下，土豆中龙葵素含量仅为5至10毫克每100克，但一旦发芽或表皮变绿，毒素含量会急剧攀升，芽眼周围和绿色部位每100克可高达500毫克。误食后，轻则出现咽喉灼热、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胃肠炎症状，重则可能导致呼吸困难、昏迷甚至死亡。一次性摄入50克已变青发芽的土豆（约含200毫克龙葵素）即可引发中毒。购买时宜挑选表皮光滑、色泽正常的土豆，储存时放置于阴凉干燥通风处，温度不超过10℃，避免阳光直射，以延缓发芽。若土豆已发芽或变绿，最好整颗弃用。此外，未成熟的青番茄同样含有龙葵素，也不建议食用。

瓜果发苦的现象也值得警惕，不少人常以“苦味能败火”为由勉强食用，实则大错特错。瓠瓜、丝瓜、西葫芦、黄瓜等本身不苦的葫芦科瓜类一旦变苦，多因产生了葫芦素——一种热稳定性强的毒素，即使高温烹饪也难以分解。这种毒素会攻击神经系统，引发头晕、呕吐、腹痛，严重时甚至导致器官衰竭。湖南等多个省份的疾控中心已在其官网发布提醒，呼吁公众重视苦味瓜的中毒风险。选购瓜果时，应注意观察表皮有无异常斑点或腐烂痕迹，选择完整无磕碰的产品。一旦发现本不该苦的瓜果出现苦味，务必果断丢弃，切莫心存侥幸。

腐烂或发霉的蔬果同样不能“削掉坏的部分继续吃”。即使去除腐烂部位，看似完好的部分也可能已被细菌和霉菌渗透，产生亚硝酸盐、霉菌毒素等有害物质。例如，腐烂生姜会释放毒性强烈的黄樟素，少量摄入即可损伤肝细胞，影响肝脏功能。实验表明，发霉蔬菜的亚硝酸盐含量可达到未发霉时的2倍，长期食用会影响血液的氧气运输功能，导致皮肤发蓝、贫血等问题。因此，蔬菜应现买现吃，避免久存，一旦发现部分腐烂，最好整颗丢弃，勿食用剩余部分。

红心甘蔗也暗藏危机，其红色并非含糖量高的标志，而是霉变的结果。每年2至4月，随着气温回升，甘蔗易被节菱孢霉菌污染，产生3-硝基丙酸，形成“红心”。这是一种强烈的神经毒素，可损伤中枢神经系统，潜伏期短则数分钟、长则数小时。初期症状表现为恶心、呕吐、腹痛等消化紊乱，随后可能出现头晕、头痛、视力模糊，严重时甚至呼吸衰竭致死。目前尚无特效解毒剂，只能对症治疗。购买甘蔗时，要留意切面颜色，若发现红心或散发酒糟味，切勿购买。若整根甘蔗啃食时发现异常，应立即弃置，其他看似正常的部位也最好不食，因为毒素可能已渗透扩散。

最后，死蟹同样不可食用，尤其是河蟹。这类杂食性水生动物以腐烂食物为食，体内携带大量细菌。一旦死亡，细菌会迅速繁殖，并分解蛋白质产生组胺等生物胺类物质。组胺毒性较强，即便烹饪也无法完全消除。实验显示，在20℃环境下，3小时和12小时后组胺含量分别可达到6.3毫克和7.4毫克每100克，而8毫克即可引发轻微中毒，100毫克则会造成严重中毒。食用死蟹可能导致过敏性中毒，出现皮疹、瘙痒、呼吸困难等症状，严重时甚至引发过敏性休克，危及生命。购买时务必选择鲜活螃蟹，切勿因价格便宜而购买死蟹。若烹饪前发现螃蟹已死亡数小时，应果断放弃。

以上这些看似无碍却隐患丛生的食物，您是否也曾不慎食用过？请立即停止此类行为，并将这篇文章转发至家庭群聊，提醒亲朋好友共同守护饮食安全。

北京7月17日电(记者赵方园)在近日召开的“第一届胃癌围术期免疫治疗创新大会”上，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琳透露，到2030年总体癌症五年生存率达到46.6%的战略目标，胃癌领域的进展将不再成为短板。这一表态令在场与会者备受鼓舞。

放眼各类恶性肿瘤，乳腺癌的五年生存率已突破90%，血液肿瘤亦超过50%，而胃癌的生存数据长期徘徊在较低区间。根据国家癌症中心最新统计，我国每年新增胃癌病例逾35万，在全部恶性肿瘤中高居第五位；每年因胃癌离世的患者超过26万，位列恶性肿瘤死因第三。令人忧虑的是，绝大多数患者在初诊时便已进入中晚期阶段，超过七成的确诊病例一经发现即处于进展期，即便接受了根治性手术，术后复发概率仍高达40%至70%。

对于可切除的胃癌病例，根治性手术始终是核心治疗路径。然而，手术仅能移除肉眼可见的肿瘤组织，体内潜藏的微小病灶却可能埋下日后复发的隐患。正因如此，围术期治疗愈发受到临床关注——这种覆盖手术前后的系统性治疗策略，既可在术前促使肿瘤缩小，又能在术后清除残余风险，从而为患者争取最大的治愈可能。

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国内胃癌临床实践多以国际指南为蓝本。“十多年前，我们的治疗方案几乎完全照搬国际标准，缺乏基于中国患者特征的循证研究。但中国胃癌患者占全球总数的45%以上——我们不能永远甘做‘跟随者’。”沈琳如是说。北京大学国际医院陈凛教授亦强调：“胃癌在我国属高发恶性肿瘤，近年来该领域治疗革新与临床突破令人振奋。然而，进展期胃癌术后的复发转移率依旧居高不下，挑战依然严峻。”

这一局面在今年迎来转折点。今年6月，在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上，沈琳公布了名为ASTRUM-006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III期多中心研究结果，相关成果同步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柳叶刀》。最新一版《CSCO胃癌诊疗指南(2026版)》也已将这一创新方案收录其中。依托ASTRUM-006的突破性发现，斯鲁利单抗于今年6月在中国获批胃癌围术期适应症，由此成为全球首个且唯一获此适应症批准的抗PD-1单抗药物。

沈琳解释，该研究采用了“术前联合用药、术后维持治疗”的革新策略——术前以免疫联合化疗实施新辅助治疗，术后则改用免疫单药进行辅助治疗，真正实现了“去化疗”目标。“这一成果让术后‘去化疗’从愿景变为现实：患者的生存质量显著提升，治愈希望也随之增大。”

此次突破填补了中国胃癌围术期免疫治疗缺乏本土化高级别循证证据的空白，同时也标志着胃癌治疗理念的深刻转型。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梁寒教授指出：“2026年，中国胃癌围术期治疗正式跨入免疫治疗时代——从单纯手术到围术期化疗，再到免疫联合治疗，五年生存率有望实现质的飞跃。随着围术期新适应症的获批，期盼免疫治疗能够规范落地，切实推动局部进展期胃癌的诊疗水平提升，为‘健康中国2030’目标的实现添砖加瓦。”

嬉水消暑、骤雨积水，均可能潜藏致命危机，溺水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一种风险。伴随盛夏高温与汛期水量增大，溺水事件的发生频率显著攀升。

为有效遏制溺水悲剧的频发，公众亟需强化急救素养，系统掌握科学规范的溺水急救方法，在紧急关头做到冷静应对、精准施救。那么，面对溺水者，我们究竟该如何正确采取行动？首先，有必要厘清“溺水”的基本概念。

从医学角度看，溺水是指因液体进入气道而引发呼吸障碍的病理过程，可细分为非致命性淹溺与致命性淹溺两类。若淹溺者被成功救起、呼吸得以恢复，则被界定为非致命性淹溺；反之，若因淹溺直接或间接导致死亡，则属于致命性淹溺。简言之，界定标准在于是否发生死亡——存活即非致命，死亡即为致命。

美国野外医学会对此作出进一步阐释：“当人体气道完全没入液面之下（即淹没状态），或水花溅至面部（即浸湿状态）时，均可引起呼吸功能受损。然而，若将淹没与浸湿统摄于同一概念框架内，则易与大量针对冷水浸泡的救援与生存研究相混淆——后者更侧重于低体温症的应对，而非溺水本身。”通俗而言，人体完全沉入水中方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溺水；仅身体浸于水中、面部保持于水面之上，虽可能引发一定程度的呼吸障碍，却不能与溺水划等号。

溺水发生初期，人体会本能地屏住呼吸，此阶段内溺水者不断将水吞咽入胃。随着屏气时间的延续，机体逐渐陷入缺氧状态。此时，反射性喉痉挛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水分进入肺部，但呼吸需求终将压倒一切，水仍会被吸入气道深处。研究显示，多数成年溺水者肺内液体量约为150毫升，这一容量（相当于每公斤体重2.2毫升）足以诱发严重的全身性缺氧反应。

不论肺内积水多少，亦不论吸入的是海水抑或淡水，在临床视角下，诸类情形并无本质区别——它们的共同病理基础均为缺氧。因此，若能及时逆转缺氧状态，便有望阻止心搏骤停的演进。不少溺水者在心跳停止前，会因低氧血症出现明显的心动过缓，此时通过有效通气纠正缺氧，对于挽救生命具有决定性意义。

当前，关于溺水的权威指导主要源自美国野外医学会及国内专家共识类文件，下文将据此梳理各项指南中的救治精要。溺水急救可划分为水下复苏与水上复苏两大环节，后者亦常被称为初期复苏。

溺水造成的主要生理损伤源于缺氧，故快速逆转缺氧是复苏工作的核心靶点。水中复苏即指在水环境中为溺水者实施通气支持，但胸外按压则不适用于水下操作——在水中，施救者与被救者均难以完成有效按压，故此类尝试应坚决杜绝。仅当施救者经过充分专业培训、具备相应技术能力及装备保障，能够在水下安全高效地执行通气操作时，才可考虑实施水下通气。

谈及水上复苏，许多人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往往是“控水”这一概念。然而，对溺水者施以倒挂、拍背、按压腹部等控水手段的做法，实为不妥之举。

水上复苏应遵循心肺复苏与气道优先的双重原则。在初期复苏阶段，若忽视气道管理，持续缺氧将大大降低患者存活几率；此外，不当的人工呼吸手法可能延误救治时机，并诱发胃胀气、增加肺部误吸风险。因此，施救者应将焦点置于建立并维持畅通气道之上，同时尽量给予最高浓度的氧气，若有条件，可借助机械设备辅助患者呼吸。

对于非专业施救人员而言，若未经培训、无法或不愿实施人工呼吸，单纯的胸外按压仍不失为值得推荐的替代选择。但需特别强调，在溺水复苏中，仅靠胸外按压可能不足以挽救患者生命——这一策略仅适用于未具备专业技能的普通施救者。而专业救援人员则应优先处理气道、呼吸及正压通气：先检查溺水者意识与呼吸状态，使其平卧于坚硬地面，采取仰头抬颏法确保气道畅通，随后实施5次人工呼吸，继以30次胸外按压，再行2次人工呼吸，如此循环交替推进。

鉴于氧气在缺氧救治中的关键作用，即便在缺乏专业设备的条件下，若能获取任何形式的供氧装置，如便携式氧气瓶或氧气袋等，对患者生存均具有重大意义。复苏过程中，建议自始至终以最高浓度供氧。

自动体外除颤器（AED）虽为临床常见救治设备，但需明确：虽然缺氧是溺水者死亡的主因，长时间低氧血症亦可能引发心脏损伤，且溺水者心律变化常由心动过速逐步过渡至心动过缓乃至停搏，然而室颤在溺水人群中的发生率不足10%。因此，AED的应用应置于人工呼吸与胸外按压之后，前两者才是溺水急救的首选策略。

关于腹部冲击法，即所谓的控水法，无论在2014、2019还是2024年版的美国野外医学会指南中，均未被推荐用于溺水救援。海姆立克博士本人亦曾一度倡导在溺水者中推行该法，其初衷是认为必须先从气道清除吸入水分方能保证有效通气。诚然，少量水吸入肺部可能引发肺不张等并发症，但在急救现场，真正亟待解决的通常是水阻塞气道所致的缺氧问题。此时贸然使用腹部冲击法，反而可能延误通气时机、延长缺氧时间。

因此，在溺水复苏过程中，应通过规范吸引技术清除上气道内水分及呕吐物，而非依赖腹部冲击法。此外，复温同样不容忽视——溺水多伴随重度体温流失，这直接影响患者的生存率与神经系统恢复质量。然而现实操作中，复温往往被施救者忽略。

文末附上国内外主流指南对溺水急救措施的推荐汇总表，供读者学习对照。至此，溺水基础知识及核心急救技术已悉数呈现。相信各位已清晰认识到，面对溺水者时施救的正确路径，同时也应意识到，民间流传的控水法并未获得医学界认可。溺水救治的第一要义，始终是畅通气道、保障氧气供给。一言以蔽之：在水中有能力时给予通气支持，在岸上则遵循气道通畅、人工呼吸、胸外按压的A-B-C顺序稳步推进；若条件受限，切勿将宝贵时间耗费在寻找除颤器或清除分泌物等次要环节上，更不可迷信所谓控水法。永远铭记——复温对于溺水者同样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