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九日清晨，拉萨市墨竹工卡县门巴乡卫生院二楼走廊里，前来求医的群众络绎不绝，人声鼎沸。怀抱幼童的年轻母亲、手拄拐杖的银发长者，在诊室内外或站或坐，摩肩接踵，场面热闹非常。

五十三岁的当地藏民索朗旺艰难地从人群中挤出身来，手中紧握着刚刚领取的免费药品。“主要是嗓子疼、胃也不舒服，”他用略带生涩的普通话回应着记者的询问，黝黑的面庞上漾开一抹憨厚而质朴的笑意。

就在当日，参加2026年“同心·共铸中国心”西藏拉萨、青藏铁路沿线公益活动的近百位医疗专家，正持续在墨竹工卡县开展义诊服务。这支医疗队的专业阵容颇为强大，覆盖了呼吸科、泌尿科、骨科、康复科、口腔科、妇科、中医科等多个学科领域。

在此之前，已有一批专家先行抵达西藏巨龙铜业有限公司。在矿区的医务室里，北京市中能建医院副院长马大凯正细致地为矿工们检查关节。这位从医超过二十年、专攻骨科与疼痛治疗的资深医师，对高原特有的关节问题有着深刻体会。“高海拔环境对关节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寒凉侵袭和风湿困扰上，尤其是膝部、肩颈等部位。”他一边轻轻按压矿工的肩膀，一边语重心长地叮嘱，“首要任务就是做好保暖，这是重中之重。”

四十五岁的矿工孙永锋，从新疆调至西藏负责信息自动化工作，长期被肩颈酸痛所困扰。“能感觉到医生诊断很精准，一下子就说到了点子上。”

在另一间诊室里，清华大学玉泉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倪敏讷正为矿工们进行肺功能检测。她此前曾在四川甘孜州炉霍县为群众义诊，此次更是特意将那台便携式肺功能检测仪带上了高原。“高海拔地区严重缺氧，结核、支气管扩张等呼吸系统疾病患者相对较多，”倪敏讷坦言，“此前在下基层时，我发现不少卫生院购置的设备竟闲置蒙尘。我们此行最想留下的，其实是规范的操作技术，要让这些硬件设施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

与倪敏讷同行的，还有一位年轻的“90后”医师刘当知。谈起这几年的变化，他感慨颇多：“如今乡镇一级、村级卫生院的面貌焕然一新，基础设施建设得很完善，基本医疗设备也都一应俱全。”他表示，这次来的另一个目的，是采集一些临床数据带回做分析比对，“希望能为当地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医疗建议。”

值得一提的是，包括倪敏讷、刘当知在内的许多义诊医生，此行是专程从北京乘坐火车进藏的。近四十个小时的漫长旅程，对他们而言并不轻松。“火车翻越唐古拉山那晚，我几乎整夜都被憋醒，那一刻才真正体会到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夜间的痛苦。”倪敏讷回忆道。而刘当知则对列车抵达格尔木后更换牵引机车的一幕记忆犹新——从那个节点起，列车正式驶入高海拔路段，车厢内开始全面供氧。

今年恰逢青藏铁路全线通车二十周年。这条绵延1956公里的“天路”，二十年间累计运送旅客已达1.04亿人次。在这条钢铁巨龙之上，像倪敏讷、刘当知这样的医务工作者年复一年跨越千里，将优质的医疗资源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雪域高原的寻常百姓身边。“能多看一个病人就多看一个，”倪敏讷语气坚定，“好不容易来一趟，总想着多干些实实在在的好事。”

连日来，江苏部分地区最高温已冲破40℃，众多家庭选择让孩子留在室内“躲高温”，一股主打“居家助力长高”的短视频风潮随之在各大社交平台蔓延开来。“一年蹿高十厘米”“四式动作助力快速拔高”“骨骺线未闭合皆可锻炼”……诸如此类的宣传语密集刷屏，吸引了不少家长的目光。

然而，成效真能如此立竿见影？重庆市医师协会运动医学医师分会会长陈光兴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运动确实对身高发育有正向作用，但“一年猛长10厘米”的说法缺乏扎实的科学支撑，公众切勿被“速效”式的营销话术所裹挟。他直言：“运动只是帮助健康长高的助推器，绝不是什么‘增高神药’。那些号称‘追高10厘米’的效果，很可能孩子原本就能自然长到9厘米。”陈光兴进一步解释，运动并不能突破由遗传所框定的身高上限，也无法保证额外多长几厘米，但合理锻炼有助于优化成长环境、充分激发个体生长潜能。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5至17岁的儿童青少年每日应累计至少60分钟中高强度身体活动，而每周至少3天需安排较高强度并涉及肌肉和骨骼强化的运动内容。

实际上，青少年身高的增长自有其节奏，年增长5至10厘米属正常轨迹，所谓“追高”并非单靠某项运动便能一蹴而就。陈光兴提醒，6至14岁是儿童骨骼发育的关键窗口期，此阶段生长板尚未闭合，科学运动干预有助于挖掘身高潜力；而一旦年满18岁，生长板趋于闭合，再想依靠锻炼长高便极为困难。目前网上流传的“长高操”多由跳跃、拉伸类动作组成，适度练习有助于刺激生长激素分泌、提升睡眠质量，但若执念于“速成猛长”，反而可能滋生健康风险。

暑期高温之下，青少年在室内时间明显增多，一些居家运动小游戏确实值得尝试。例如模仿动物行走、头顶沙包行进、障碍闯关等，有助于锻炼孩子的协调性、平衡感与动作掌控力。但陈光兴特别提示，这类游戏对心肺耐力、骨骼肌肉发育和热量消耗的促进效果相对有限，无法替代跑步、跳跃等中高强度锻炼。尤其值得警惕的是，部分居家游戏包含“鸭子步”这样长时间深屈膝的动作，膝关节负荷较大，不宜反复长距离进行，建议每次控制在10至20秒，并安排充分间歇。若孩子已有膝前疼痛或下肢力线异常，更应规避此类动作。

那暑期究竟该如何科学动起来？陈光兴建议，可将室内协调训练与户外中高强度活动有机结合：白天在室内进行2至3次、每次10至15分钟的障碍闯关或接球游戏；待清晨或傍晚气温稍降，再进行快走、跑跳、跳绳、骑车或球类运动，使全天累计运动量逐步逼近60分钟。其中，纵向类运动对促进身高最为有效，跳绳、摸高、篮球等动作能够对骨骼生长形成良性刺激。

陈光兴最后强调，没有任何一项运动能确保孩子突破遗传身高。只要坚持规律锻炼、均衡膳食和充足睡眠，孩子便能在健康轨道上稳步“拔节”。

伴随着高温与降水交织的季节到来，蚊子进入了繁殖与活动的高峰期，登革热、基孔肯雅热等经由蚊虫叮咬传播的疾病，其感染风险正悄然攀升。那么，哪些户外或室内的角落最容易成为蚊子的藏身之所？频繁被叮咬是否真与血型存在关联？我们又能采取哪些科学手段，有效防范这些蚊媒传染病的滋生与扩散呢？

疾控机构指出，白纹伊蚊作为登革热、基孔肯雅热等疾病的主要传播媒介，尤为偏好于小型静止积水中完成产卵过程。这些积水可能隐匿于家中的水培植物容器、拖把桶、未及时丢弃的一次性餐具中；而在户外，水池、树洞、落叶堆、防雨塑料棚的褶皱处、地下车库的排水沟以及露天堆放的各类垃圾，同样都是蚊子繁衍后代的“温床”。

清除积水，便成了居家防蚊的首要屏障。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醒，花盆托盘、废旧轮胎、水桶、花瓶、空调接水盘、易拉罐等物品，皆是蚊子产卵的常见场所。他建议，应定期翻盆倒罐，将家中及周边的各类积水容器彻底清理；暂时不用的瓶罐需倒扣存放；水培植物则须每周至少换水一次，并同步清洗植物根部，以去除潜在的虫卵。

从疾控部门的监测数据来看，今年蚊虫密度较往年仍维持在较高水平。例如，广东部分地区蚊媒监测指数已攀升至“非常活跃”级别；而北方多地因入夏以来降雨频繁，高温日数增多，也进一步加速了蚊虫的繁殖进程。针对这一态势，广东等高风险地区已组织社区、物业及志愿者力量，开展全域积水清整行动，并建立蚊虫滋生点位的台账动态管控机制，力求从源头上切断蚊虫的繁殖链条。广州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袁俊透露，除清除滋生地外，他们还加大了对成蚊栖息区域的监测与处置力度。

袁俊进一步解释，成蚊的栖息地多集中于灌木丛、树荫下、空置房、杂物堆以及家具角落等阴暗潮湿之处。他建议公众尽量避免在这些区域附近长时间停留，同时要加强对这些场所的清理与灭蚊工作。若必须经过此类地带，务必做好个人防护。近年来，当地正积极探索更为科学且实用的新型防控手段，如借助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技术构建智能化监测平台，并推广使用对环境更为友好的生物制剂。此外，蚊媒监测电子地图也已上线，市民可随时查询周边区域的蚊媒动态。

关于“招蚊子”的说法，生活中总有人认为某些血型更受蚊子偏爱，而婴幼儿似乎也更容易被叮咬。对此，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制所研究员周小洁解释，蚊子搜寻目标时，主要依赖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和皮肤代谢物所散发的气味进行定位。因此，新陈代谢旺盛的婴幼儿、孕妇，或是出汗多、体味较大的人群，自然更容易成为蚊子的“目标”。

衣着的选择同样可能影响蚊子的偏好。由于蚊子具有趋暗的习性，穿着深色服装的人或许更容易吸引蚊子的注意。周小洁强调，目前科学研究并未发现蚊子会挑剔血型的证据。蚊子归根结底是依据人体的气味来挑选“猎物”，比如汗液气味、化妆品香气、代谢产物，乃至不同的生理年龄阶段，都会对蚊子的引诱率产生差异。

在选用驱蚊产品时，科学选择至关重要。市面上以避蚊胺和驱蚊酯为主要成分的驱蚊喷雾、花露水等外用产品，应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加以区分。避蚊胺适用于2月龄以上人群，浓度低于10%的产品可用于儿童，而10%至30%的高浓度产品仅适合健康成年人，在户外或蚊虫叮咬高风险场景下可选用高浓度版本。驱蚊酯则适用于6月龄以上人群及孕妇。天然植物提取类产品，如以柠檬桉油、香茅、艾草等植物精油为原料的产品，刺激性相对较小，但有效防护时间较短，防护范围有限，驱蚊能力也相对较弱。需特别注意的是，以柠檬桉油为原料的产品禁止用于2岁以下的婴幼儿。

按照市场监管部门的规定，所有驱蚊产品均须标注毒性等级，消费者应优先选择微毒或低毒产品。若某款产品宣称“纯植物零农药”或“灭蚊率100%”，则多为夸大其词的虚假宣传，消费者需谨慎对待。

针对儿童使用驱蚊产品，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制协会秘书长王文龙给出了具体建议：只需少量均匀喷洒即可。对于儿童而言，应尽量避免涂抹于手部，以防其通过触摸其他物品，将驱蚊剂或杀虫剂带入口中。面部涂抹时，则须避开嘴部和鼻腔区域。

7月29日澳门电 题：澳门何以成为解码景德镇申遗的“海上丝路密钥”？——独家对话故宫博物院太和学者赵强 中新社记者 郑嘉伟

7月25日，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正式跻身《世界遗产名录》。故宫博物院太和学者、澳门文物保护专家赵强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栏目独家专访时指出，此次申遗的成功，不仅让中国古代对外贸易中“丝、茶、瓷”三大文化载体在世界遗产版图上实现了圆满拼合，更以生动笔触勾勒出一幅中国手工业与早期全球化浪潮深度交融的历史长卷。在他看来，澳门作为16至17世纪串联中国内陆制造体系与全球远洋航线的关键贸易枢纽，正是展现景德镇遗产世界意义、解读中国瓷器环球传播脉络不可或缺的“海上丝路密码”。以下为访谈实录摘要：

中新社记者：为何将澳门视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海上丝路密码”？

赵强：澳门既是历史上景德镇瓷器迈向世界的流转驿站，更是今日理解、诠释其普世价值的关键文化场域。“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完整呈现了从原料开采、燃料供应到烧制成型的全产业链条，核心回应的是“瓷器如何被制造”这一命题。然而，若要满足世界遗产的评判标准——证明其对于人类价值观互通以及全球“中国风”审美潮流塑造的深远影响，景德镇就必须向世人阐明：它的器物究竟如何跨越重洋，成为早期全球化进程中的核心物质载体。

景德镇深处江西内陆，其庞大的产出能力若想转化为跨越大洋的文明对话与文化交流，势必要依靠一个能够无缝衔接全球供应链的离岸中转节点。澳门既非瓷器产地，也非唯一的外销口岸——漳州月港与广州同样扮演过重要角色——但它恰恰是西方远洋航路与东亚近海航路交汇的枢纽之地，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将景德镇的内陆生产体系成功嫁接到欧洲、日本乃至美洲的广阔市场。倘若缺少澳门这一“接驳口”，景德镇瓷器的全球传播链条便将缺失最直观的流转证据。

中新社记者：在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中，澳门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

赵强：自1557年葡萄牙人获准在澳门定居之后，这里便逐步崛起为中国华南沿海举足轻重的国际贸易中转港。与明代隆庆年间开海后兴起的漳州月港民间海商体系、以及广州以官方管控为核心的传统外贸模式相较，澳门依托葡萄牙商人的长期扎根、外贸仓储设施以及成熟的远洋贸易网络，成功跃升为连接中国生产端与全球消费端的关键纽带，并开辟出三条辐射全球的远洋贸易主干通道，深刻重塑了中国瓷器外销的整体格局。

这三条航线具体为：其一，欧亚主通道——从澳门启程，途经印度果阿，终抵葡萄牙里斯本。景德镇瓷器自澳门装船出发，穿越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绕行好望角，源源不绝地输入欧洲，最终步入王室与贵族的珍奇柜及宫廷瓷器厅；其二，东亚枢纽线——澳门与日本长崎直航，顺应了彼时日本茶道界及上层社会对青花瓷的热切追捧，景德镇瓷器经由澳门大量转口至日本，直接激发了17世纪初有田窑等本土陶瓷产业的萌芽；其三，跨太平洋线——澳门至菲律宾马尼拉，再越洋抵达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澳门凭借其华南沿海信息与物资集散中心的优势，深度融入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体系，使景德镇瓷器远销至美洲新大陆。

在这张纵横交错的全球航线网络中，来自美洲与日本的白银经由多元海上贸易渠道持续涌入中国，而景德镇庞大的瓷器产能则借由澳门等海上贸易节点进入环球供应链，由此形成了白银与瓷器双向流转的全球交换格局。

中新社记者：从贸易体量观之，月港与广州同为明代举足轻重的对外港口，澳门在这一全球贸易版图中的不可替代性究竟体现在何处？

赵强：澳门的独特价值核心在于“转换”二字。第一重是空间层面的转换——景德镇窑场烧制的器物，经由昌江、鄱阳湖、赣江汇入长江水系，再抵达东南沿海，由澳门接入印度洋贸易体系，从而由内陆手工业品蜕变为全球流通商品。

第二重是文化层面的转换——自16世纪50年代起，葡萄牙、日本、东南亚及欧洲各国商人汇聚澳门，罗明坚、利玛窦等耶稣会士亦以此为进入中国内陆的基地，欧洲铜版画与宗教图像由此渗透到晚明的视觉环境之中。明代万历至崇祯年间出产的克拉克瓷，虽仍以中国传统的散点透视为根基，但其开光布局与边饰层次已明显融入了全球市场的审美逻辑。澳门虽未让中国瓷绘立即转向西方绘画语言，却为中西视觉资源的交汇与融合提供了开放包容的场域，为清三代外销瓷及广彩中“中西合璧”装饰体系的成型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重是意义层面的转换——瓷器流入欧洲后成为贵族珍藏，抵达日本后推动有田窑对中国克拉克瓷器造型与纹饰体系的竞相模仿，进入美洲后又为当地社会重新定义并赋予其新的用途，甚至被改制为佩饰。器物在流通、典藏、仿制与再演绎的循环中，逐渐超越“中国出口货”的单一标签，升华为世界物质文化交流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新社记者：澳门为景德镇瓷器的世界性传播提供了哪些实证“物证”？

赵强：2010年至2012年间，联合考古团队在澳门圣保禄学院遗址东侧展开系统发掘，发现了一处规模宏大的竖井式圆形坑遗迹，深达约9.9米。坑内出土了大量明末清初的陶瓷残片，其中涵盖了丰富的外销瓷与克拉克瓷品类。经科学检测与比对分析，此处出土的克拉克瓷多数为江西景德镇民窑产品，这为澳门作为海上丝路关键中转港的地位提供了坚实的考古佐证。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遗址中还出土了带有象首形流部的克拉克瓷“军持”。这类兼具特殊宗教与文化属性的器物现身于圣保禄学院遗址，表明中国瓷器贸易网络不仅贯通了不同地域的市场，也跨越了宗教与族群的屏障，生动展现了16至17世纪海上贸易体系中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图景。

时至今日，圣保禄学院遗址的重要遗存——大三巴牌坊上，仍可见双手合十的圣母像浮雕，既传达着天主教祈祷与庇佑的寓意，也与澳门港口城市的航海文化遥相呼应，见证了海上贸易、宗教传播与中国物资流通在此交汇的厚重历史。

中新社记者：应当如何理解澳门作为“海上丝路密码”的当代意涵？

赵强：历史上的澳门，是中国通向世界的桥梁，助力景德镇瓷器循着海洋航线走向全球；而今日的澳门，则借助博物馆馆藏、学术探索与数字传播，让这些跨越海洋的文明记忆重新焕发光彩。

近年来，澳门城市大学克拉克瓷展区的设立、“千年瓷都·莲通天下”主题展览的举办，以及“海通镜鉴：16至19世纪中葡文化交流展”等一系列文化实践，正将数百年前的贸易航路转化为当代文明互鉴的沟通纽带。

景德镇申遗的成功，开启了重新审视中国陶瓷文明全球传播历程的新篇章。从景德镇千年窑火孕育的创造伟力，到澳门海洋网络的传播与链接，“景德镇—澳门—世界”这一文明链条，让每一件瓷器背后的交流故事从历史档案、考古发掘和学术论著走向公众视野。“瓷都”象征着中国陶瓷文明持续创新的不竭活力，澳门则见证了中华文化融入世界交流体系的开放胸襟，二者的交汇共同注解了“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的深邃哲理。

赵强，管理学博士(DBA)、艺术学博士，澳门特区政府科技发展基金资助博士后，研究员。故宫博物院太和学者、沈阳故宫博物院文物征集专家组成员，荣膺故宫“景仁榜”题名捐献者。现任澳门文物保护学会理事长，其传略已入编《中国当代文博专家志》。目前受聘为吉林大学艺术学院兼职教授、吉林艺术学院客座教授、广州大学客座研究员，任教于澳门城市大学与澳门理工大学，担任研究生导师。自2010年起，在中央电视台及各省市电视台鉴宝类节目中担任专家，并出任香港凤凰卫视《投资收藏》栏目市场评论人。已出版《中国艺术品收藏鉴赏百科》等专业著作18部，近年来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身份在SSCI、A&HCl、SCI及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