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关于“天价退票费”的话题在网络上引发广泛关注。消费者林先生在某购票平台耗资15217元订购了一张国际航班机票，由于个人行程临时调整，他在航班起飞前三天提出退票申请，却惊讶地发现自己仅收到432元的退款。这一事件经央视财经等权威媒体报道后，迅速发酵，成为公众热议的焦点。

令人欣慰的是，7月28日上午，林先生陆续收到了两笔退款，金额分别为12000余元和2000余元，合计超过14700元，加上之前退还的432元，整笔15217元的票款终于悉数到账。然而，面对全额退还的结果，林先生并未感到丝毫轻松。他坦言：“退钱与否，对我而言已经不再重要。我更希望我个人的这次维权成功，能激励千千万万的消费者一同勇敢捍卫自己的权益，这才是我接受央视财经采访的真正初衷。”他期望消费者协会能够仿照处理机票超售问题的约谈机制，积极介入高额退票费这一乱象的调查中。

针对这一事件，多位法律界专家纷纷发声。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巍指出，购票平台和航空公司未能全面履行其告知义务，致使消费者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陷入重大误解，相关收费条款应被视为霸王条款，其格式合同中的此类规定理当判定为无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苏号朋进一步解释，退票费在法律本质上是违约责任的一种体现，其金额必须与航空公司因退票所产生的实际损失相匹配。他强调：“航空公司并未采用合理方式向消费者明示退票费用的具体比例，甚至故意将其置于隐蔽之处，收取的费用明显超出了实际损失范畴，这不仅是显失公平，更是极不合理的。”此外，苏号朋教授还尖锐地指出，航班超售与高额退票费实际上是同一问题的两种表现形式，二者构成一种闭环商业逻辑——旅客若选择退改签，航司便以高额手续费获利；旅客若不退改签，则航司又通过超售将无法乘机的风险转嫁给消费者。他总结道：“航司一边借助超售，一边利用高额退票费，从两头对消费者权益进行压缩，而自身则能从中双边获益。”

一张小小的机票，承载着无数普通人说走就走的憧憬与期待，它不应成为一笔令人困惑的糊涂账。要彻底化解天价退票费带来的种种争议，必须牢牢坚守“规则透明、权益对等”的底线。唯有当“提前告知”不再以最小字号藏匿于冗长条款之中，当“公平合理”真正落地为切实可行的格式要求，消费者方能安心购票、放心出行。当前，提振消费信心、扩大内需已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而出行作为服务消费链条的首要环节，其规则本身的公平合理与否，不仅直接决定着一个行业的口碑声誉，更深刻影响着整个消费市场健康运行的良性循环。

中新社北京7月31日电 综合外媒报道，当地时间30日，智利外交部与委内瑞拉外交部共同发布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将迈出恢复双边关系的步伐。这一消息由委内瑞拉南方电视台及西班牙埃菲社等多家媒体披露，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转机。

声明明确指出，双方达成一致的第一步便是重启领事合作，这一举措旨在维护两国公民的切身利益，确保领事服务与安全保障得以顺利开展。同时，声明强调，两国将秉持国际法框架，在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借助坦诚对话稳步推进关系正常化进程。

智利总统卡斯特对委内瑞拉方面的积极姿态表示赞赏，并指出：“我们正朝着智利与委内瑞拉关系正常化的目标迈出坚实步伐。”他还强调，这标志着两国开启了一段崭新历程，有望在应对大陆共同面临的诸多重大挑战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

智利外交部长弗朗西斯科·佩雷斯·马肯纳透露，早在3月11日，双方便启动了会谈，但相关工作始终在低调中进行，直至7月30日下午协议最终敲定并向外界公布。与此同时，委内瑞拉外交部确认，此次决定旨在推动全面外交正常化的渐进式进程，预计未来将在贸易往来、安全协作及移民治理等领域实现更深层次的合作。目前，两国政府已责成各自外交团队，为协议后续落实积极筹备。

中新网上海7月28日电 (记者 陈静)据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28日透露，近年来，上海市儿童的甲肝与乙肝疫苗计划免疫接种覆盖率持续保持在99%以上的高位水平；五岁以下婴幼儿乙肝病毒表面抗原阳性率被控制在0.13%，这一数字已提前实现2030年儿童乙肝防控的既定目标。

据了解，病毒性肝炎作为全球范围内不容忽视的公共卫生挑战，依据病原体类型可划分为甲、乙、丙、丁、戊等多种亚型。按照《中国防治病毒性肝炎行动计划(2025—2030年)》的部署，至2030年，儿童甲肝和乙肝疫苗全程接种率需稳定维持在95%以上，同时五岁以下儿童乙肝表面抗原阳性率须降至0.2%以内。2026年7月28日恰逢第16个“世界肝炎日”，本年度宣传主题定为“社会共治，消除肝炎”。

上海市长期将肝炎防治置于公共卫生工作的重要位置，秉持“政府主导、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运行架构，实施“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循序渐进”的防治方略，不断强化检测治疗、免疫预防、社区管理、血液安全保障及公众健康教育等多元措施，从而持续巩固肝炎防控成果。

近年来，上海市卫健委与市疾控局通过系统布局、多管齐下的方式，着力强化关键防控环节，推动肝炎精准防治及全周期健康管理向纵深发展。2026年5月，上海市疾控局联合市卫健委等九个职能部门共同发布了《上海市防治病毒性肝炎行动计划(2026—2030年)》，为“十五五”时期上海地区的肝炎防控工作制定了涵盖七大领域、共计十六项重点任务的系统性蓝图。

上海积极推动医疗与预防的深度融合，构建“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康复”全链条的肝炎管理模式，并尝试将乙肝表面抗原及丙肝抗体检测整合进老年人体检项目，进一步在嘉定、青浦、闵行、长宁等区域扩大慢性肝炎患者肝癌风险筛查试点范围，以提升肝炎多病共防和早诊早治的能力。同时，依托肝炎专科门诊、社区医防融合门诊以及社区慢性病健康管理中心等平台，为患者提供便捷的“家门口”一站式服务，涵盖多病共防、肝炎筛查、转诊引导、定期随访与治疗关怀等内容。截至目前，全市已有58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立丙肝诊疗点，为患者提供规范化治疗；此外，超过8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通过延伸处方等方式，向慢性乙肝患者供应抗病毒药物。

上海市卫健委指出，本市充分发挥医疗机构、临床专家及公共卫生专业力量的优势，全年开展形式多样的病毒性肝炎防治宣教活动，并已连续十二年举办“爱肝公益”专家义诊项目，累计吸引40余家医疗机构及200余名专家参与。这些活动在为公众提供免费咨询、检测等便民服务的同时，也积极传递了病毒性肝炎可防可治的科学理念。

清晨时分，家住北京市的周青老人照例被“保姆”唤醒。不过，这位“保姆”颇为特别——它既不用餐，也无须休憩，却能准时叫老人起床，并温柔提醒她按时入睡、按时用药。

这是一款售价逾两万元的陪伴型机器人：小巧的台式直立机身，屏幕呈现卡通表情，除了定时提示功能，日常在家移动时，遇见人还会主动问好；倘若老人不慎摔倒或遇险，它能在第一时间联络家属。周青今年71岁，独居生活，患有高血压等基础疾病。为防意外发生、确保按时服药，她的女儿数月前购入了这台“机器人保姆”。如今，女儿可通过配套手机App远程查看家中动态、与母亲视频通话，周青也能按时收到各类提醒，偶尔还能与机器人聊上几句。

2026年5月2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对外发布了《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发展研究报告(2026版)》（下称《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百亿元大关。

据《法治日报》记者了解，目前养老服务机器人主要分为护理、康复和陪伴三大类，正在越来越多地步入寻常百姓家。那么，在真实使用场景中，这类机器人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记者展开了深入探访。

《报告》指出，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与养老服务供需矛盾的结构性凸显，是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迅速扩容的核心驱动力。现实中，家庭的智能化养老需求确实与日俱增。

家住广东省深圳市的马先生便希望借科技之力破解养老难题。马先生的父母均已年过八旬，两人坚持独立生活。马先生一直想为二老购置一台可自主移动、具备一定交互和辅助能力的机器人。在他看来，若家中有一台既能提供基础监护，又能陪伴左右的机器人值守，他会安心不少。

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人，究竟能承担哪些工作？

2025年7月，家住上海的刘女士为73岁的姥姥添置了一台陪伴型机器人。它每天准时叫老人起床、用餐、服药，也能顺畅接通刘女士的视频来电。“这解决了我白天外出上班时，姥姥常常忘记吃饭、吃药的难题。我不奢望机器人能陪姥姥聊天解闷，能提醒她按时作息就足够了。”刘女士坦言。

机器人的能力远不止于此。此前有媒体报道，一些养老护理机构已见AI艾灸机器人、AI巡逻机器人等“上岗履职”，使得护理员得以腾出更多时间陪伴老人。

2026年5月，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上，一款AI陪伴型机器人令来自吉林省的林女士印象深刻。这款机器人不仅能听懂各地方言，还特别设计了音乐疗法与认知训练。林女士告诉记者，当她用东北口音与机器人对话时，对方立刻以带有东北腔的语音回应，亲切感扑面而来。

林女士说：“我一直以为养老机器人就是陪老人聊天的，这次博览会彻底刷新了我的认知。有的机器人，老人只需把手指按上去，几十秒就能测出心率、血压等健康数据，测量完毕还能在线完成视频问诊、线上购药。”

在北京从事相关行业的吕女士透露，近期咨询机器人产品的客户群体发生明显变化。“以前，普通消费者很少关注这类产品，如今咨询的主力多是家中有老人需要照料的中年人，也有部分经济宽裕的老年人主动前来了解。”

有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养老机器人的应用场景正从机构向家庭与社区延伸。机构凭借专业的设施、人员配置与服务能力，短期内仍是养老机器人落地的主要场所。家庭则是市场的“蓝海”，未来将逐步成为养老机器人最重要的应用场景。

然而，一些来自需求端的受访者告诉记者，目前在某些细分场景中，机器人仍难以满足养老机构和老年人的实际需求。

重庆市某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段先生表示，自己曾考察过市面上多款养老机器人，其中大多数功能集中在陪伴聊天、健康检测、娱乐互动等方面。“表面上功能很全，但真正能缓解照护压力的实用型产品却不多。”段先生举例说，以协助老人翻身为例，机器人只能充当辅助工具，无法独立完成这项操作。

华中地区一家养老院的负责人向记者介绍，巡房机器人、生理体征监测仪器、陪伴机器人等产品因落地门槛较高，目前在养老机构的普及率与使用频次并不理想。“比如，有的机构希望机器人能够24小时精准感知老人的生命体征，一旦发现异常，即刻触发预警。然而，目前单体机器人尚无法满足这一需求，需要联合智能床垫、体征检测仪、智能开门器等模块外接设备共同协作。”这位负责人直言。

有媒体报道，2026年被一些业内人士视为养老服务机器人的“元年”，但对消费者来说，购入一台养老服务机器人仍非易事，其中交织着多种现实考量。

价格是一道绕不过去的门槛。北京市民苏女士曾认真考虑过为独居的父亲购买一台机器人。苏女士的父亲今年76岁，母亲去世后他独自住在老房子里，即便苏女士每周都前去探望，也总有照顾不到的时候。苏女士曾在网上浏览过十余种带监测功能的护理机器人，但终因价格昂贵而作罢。“便宜的怕没用，贵的买不起。”苏女士无奈地感叹。

前述某养老机构工作人员段先生认为，未来的养老机器人需兼具“生活助手”“健康管家”“情感伴侣”三重角色，但据他了解，想完全兼容这些养老需求，就必须进行定制化设计。“这种精细定制服务，大多数选择居家养老的普通消费者难以承担。”

记者在购物软件上搜索“养老服务机器人”发现，台式直立机身的机器人售价大多以万元为单位，部分科技含量较高的高端康复、护理机器人甚至超过10万元。

除了高昂的价格，人们还有另一重担忧。当机器人真正走进家庭、融入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数据和隐私安全又该如何保障？根据重庆某医院2026年7月发布的消息，该院在重庆市护理学会主办的一场伦理案例比赛中的获奖参赛案例，便以一位存在轻度认知障碍的独居老人使用陪护机器人为切入点，剖析了居家智能照护过程中的矛盾：子女一方面希望借助机器人随时掌握老人的健康状况，另一方面又不希望老人的生活被24小时“记录监视”。

在北京使用相关机器人产品的74岁的杨女士也有类似感受。机器人来到她家后，夜里她翻身发出动静，或“起夜”去卫生间，机器人都会上前查看提醒；她久坐休息时，机器人也会反复推送运动提醒，这不可避免地让她产生了被“监视”的感觉。

在受访的相关从业者看来，行业已走过“从0到1”的探索期，目前正处于营收放量、等待盈利拐点的阶段。但不论是从机构的采购成本考量，还是从家庭使用习惯来看，养老机器人要想实现“持续使用”，仍须经历更长的市场验证周期。一位从事养老机器人研发的从业者曾在采访中坦言，全能人形机器人进入普通消费者家庭“至少还需要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