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天津7月9日电（记者 孙玲玲）一场聚焦大健康产业前沿的盛会，第十七届津台投资合作洽谈会的核心环节——京津冀台大健康产业交流会，于8日在天津拉开帷幕。来自京津冀及台湾地区的生物医药专家、健康照护领域翘楚及企业界代表，共计120余人汇聚一堂，就医养融合、银发经济及智慧医疗等热点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与思想交锋。

当前，大陆正稳步推进“十五五”规划部署，全力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与此同时，台湾地区历经数十年发展，在精细化医疗管理及长期照护领域沉淀了丰硕成果。此番两岸四地业界精英的齐聚，恰为双方在大健康版图上互鉴经验、探寻合作提供了生动注脚。

谈及两岸医养体系的各自优势，两岸企业家峰会生物科技与健康照护产业合作推进小组大陆方面副召集人表示，台湾在基层健康管理上独具匠心，尤其是“专案师”制度的推行，为病患配备专属个案管理者，实现了从医院到家庭的无缝对接，且该体系已融入健保网络，有效串联起大型医院与社区诊所。他坦言：“大陆虽已将病案管理下沉至社区卫生中心，但在诸多细节及‘最后一公里’的服务落实上，双方仍有巨大的交流潜力与合作空间。”在他看来，随着大陆老龄化进程加速，医养结合已成为两岸共同面对的课题，彼此的经验与教训均可互为镜鉴。

台湾方面副召集人则指出，台湾在医疗技术、全民健保体系、安养照顾的精细化管理及预防医学推广方面，积累了数十年的宝贵实战经验。她强调，两岸社会不约而同地面临着人口高龄化、慢性病管理需求激增以及AI与医疗数字化转型等挑战，这既是时代赋予的命题，更是双方携手共进的重大机遇。

当大陆的AI热潮与台湾的长照经验相遇，互补效应显而易见。大陆方面副召集人认为，健康产业已被纳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的重点方向，两岸在医疗器械，特别是便民入户类设备上，合作空间极为广阔。台湾方面副召集人补充道，大陆拥有全球领先的数字经济、庞大的内需市场、蓬勃的产业生态及强有力的政策支撑。她倡议，双方应合力推动智慧医疗发展，将AI技术与远距医疗、智慧照护深度融合，落地至社区与家庭，并依托基层康养经验，在社区养老及人才培训上构建常态化协作机制。

作为台资企业代表，合富医疗集团负责人在会上分享了其参与大陆“医疗强基”的实践成果。他透露，该集团已与国家卫健委能力建设与继续教育中心达成协议，助力各地专家参与国家级课题研究，京津冀地区已有近30家医院积极响应。这些课题不仅涵盖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还引入了源自台湾的远程教学与信息科技，广泛服务于基层医疗场景。他表示，两岸四地常态化的交流机制，有望催生更多市场机遇与合作硕果。

此次交流会为何花落天津？与会嘉宾给出了答案。大陆方面副召集人分析，天津作为直辖市，在工业化进程、旅游资源及科技创新方面拥有北方地区的独特优势。台湾方面副召集人则盛赞天津在生物医药和现代中医药领域取得的显著成就，称其为“两岸深化大健康合作的最佳沃土”。

天津市滨海新区政协有关负责人向台商详细推介了新区的产业优势。她介绍，区内不仅布局了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等国家级创新平台，还集聚了康希诺等行业领军企业，已构建起覆盖基础科研、中试孵化、量产制造、临床应用及康养服务的全链条生物医药产业体系。新区持续推出专项扶持政策，全方位支持两岸大健康合作项目的落地、技术转化与市场拓展。

与会台商代表普遍认为，天津凭借港口、交通、人才等多重优势，成为台资企业布局北方市场的理想选择。此次交流会为台湾生物医药及医疗康养领域的企业与人才来津投资兴业搭建了坚实桥梁。以交流凝聚共识，以对接促进合作，两岸大健康产业的“新蓝海”正于天津徐徐展开其壮阔图景。（完）

伴随着高温与降水交织的季节到来，蚊子进入了繁殖与活动的高峰期，登革热、基孔肯雅热等经由蚊虫叮咬传播的疾病，其感染风险正悄然攀升。那么，哪些户外或室内的角落最容易成为蚊子的藏身之所？频繁被叮咬是否真与血型存在关联？我们又能采取哪些科学手段，有效防范这些蚊媒传染病的滋生与扩散呢？

疾控机构指出，白纹伊蚊作为登革热、基孔肯雅热等疾病的主要传播媒介，尤为偏好于小型静止积水中完成产卵过程。这些积水可能隐匿于家中的水培植物容器、拖把桶、未及时丢弃的一次性餐具中；而在户外，水池、树洞、落叶堆、防雨塑料棚的褶皱处、地下车库的排水沟以及露天堆放的各类垃圾，同样都是蚊子繁衍后代的“温床”。

清除积水，便成了居家防蚊的首要屏障。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醒，花盆托盘、废旧轮胎、水桶、花瓶、空调接水盘、易拉罐等物品，皆是蚊子产卵的常见场所。他建议，应定期翻盆倒罐，将家中及周边的各类积水容器彻底清理；暂时不用的瓶罐需倒扣存放；水培植物则须每周至少换水一次，并同步清洗植物根部，以去除潜在的虫卵。

从疾控部门的监测数据来看，今年蚊虫密度较往年仍维持在较高水平。例如，广东部分地区蚊媒监测指数已攀升至“非常活跃”级别；而北方多地因入夏以来降雨频繁，高温日数增多，也进一步加速了蚊虫的繁殖进程。针对这一态势，广东等高风险地区已组织社区、物业及志愿者力量，开展全域积水清整行动，并建立蚊虫滋生点位的台账动态管控机制，力求从源头上切断蚊虫的繁殖链条。广州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袁俊透露，除清除滋生地外，他们还加大了对成蚊栖息区域的监测与处置力度。

袁俊进一步解释，成蚊的栖息地多集中于灌木丛、树荫下、空置房、杂物堆以及家具角落等阴暗潮湿之处。他建议公众尽量避免在这些区域附近长时间停留，同时要加强对这些场所的清理与灭蚊工作。若必须经过此类地带，务必做好个人防护。近年来，当地正积极探索更为科学且实用的新型防控手段，如借助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技术构建智能化监测平台，并推广使用对环境更为友好的生物制剂。此外，蚊媒监测电子地图也已上线，市民可随时查询周边区域的蚊媒动态。

关于“招蚊子”的说法，生活中总有人认为某些血型更受蚊子偏爱，而婴幼儿似乎也更容易被叮咬。对此，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制所研究员周小洁解释，蚊子搜寻目标时，主要依赖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和皮肤代谢物所散发的气味进行定位。因此，新陈代谢旺盛的婴幼儿、孕妇，或是出汗多、体味较大的人群，自然更容易成为蚊子的“目标”。

衣着的选择同样可能影响蚊子的偏好。由于蚊子具有趋暗的习性，穿着深色服装的人或许更容易吸引蚊子的注意。周小洁强调，目前科学研究并未发现蚊子会挑剔血型的证据。蚊子归根结底是依据人体的气味来挑选“猎物”，比如汗液气味、化妆品香气、代谢产物，乃至不同的生理年龄阶段，都会对蚊子的引诱率产生差异。

在选用驱蚊产品时，科学选择至关重要。市面上以避蚊胺和驱蚊酯为主要成分的驱蚊喷雾、花露水等外用产品，应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加以区分。避蚊胺适用于2月龄以上人群，浓度低于10%的产品可用于儿童，而10%至30%的高浓度产品仅适合健康成年人，在户外或蚊虫叮咬高风险场景下可选用高浓度版本。驱蚊酯则适用于6月龄以上人群及孕妇。天然植物提取类产品，如以柠檬桉油、香茅、艾草等植物精油为原料的产品，刺激性相对较小，但有效防护时间较短，防护范围有限，驱蚊能力也相对较弱。需特别注意的是，以柠檬桉油为原料的产品禁止用于2岁以下的婴幼儿。

按照市场监管部门的规定，所有驱蚊产品均须标注毒性等级，消费者应优先选择微毒或低毒产品。若某款产品宣称“纯植物零农药”或“灭蚊率100%”，则多为夸大其词的虚假宣传，消费者需谨慎对待。

针对儿童使用驱蚊产品，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制协会秘书长王文龙给出了具体建议：只需少量均匀喷洒即可。对于儿童而言，应尽量避免涂抹于手部，以防其通过触摸其他物品，将驱蚊剂或杀虫剂带入口中。面部涂抹时，则须避开嘴部和鼻腔区域。

北京7月10日电（记者 赵方园）7月7日，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前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因癌症离世，终年55岁，令人唏嘘。这一悲痛消息引发社会广泛聚焦，同时使一种鲜少被公众了解的罕见恶性肿瘤——淋巴瘤，浮出水面，成为舆论关注的新议题。

根据社交平台上流传的一份疑似其本人亲笔撰写的病情记录，高善文于一年多前罹患外周T细胞淋巴瘤，2025年1月出现早期症状，同年12月经确诊为T细胞淋巴瘤Ⅳ期，后续病理检查进一步明确其亚型为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病理科主任医师高子芬在接受采访时介绍，淋巴瘤可发生在人体除指甲与毛发之外的任何部位，其临床表现变幻莫测，患者常因身体不适而前往不同专科进行检查——鼻塞可能求诊于耳鼻喉科，腹痛或至消化科，发热则往往首选感染科——很难在初期将病因与淋巴瘤联系在一起。高善文的经历亦是如此，他辗转近一年的时间，历经多次检查与咨询，最终通过活检病理被确诊为该亚型淋巴瘤，属于成熟外周T细胞淋巴瘤的一种，该类型恶性程度高、病情进展极为迅速。

淋巴瘤虽属相对“小众”的肿瘤类别，但却是所有恶性肿瘤中诊断难度最大的类型之一。事实上，淋巴瘤的命名有别于其他实体肿瘤——一旦确诊即为恶性，良性的病变则被称作增生或反应性增生。北京大学国际医院血液科淋巴瘤亚专业副主任医师张梅香指出，淋巴瘤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中的发病率位居榜首，“大众口中常说的淋巴瘤，绝大多数是指B细胞淋巴瘤，这占据了淋巴瘤的相当比例；而T细胞淋巴瘤则相对罕见，显得更为‘小众’。”

T细胞是免疫系统中执行攻击病毒及异常细胞任务的“精锐部队”，当这些T细胞发生恶性转化、异常增殖时，便演化为T细胞淋巴瘤。高子芬进一步解释说，高善文所患的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在东方人群中更为常见，其诊断难度极高，临床上误诊率居高不下。她提到，淋巴瘤细胞本质上是淋巴细胞正常演化过程中某一特定阶段的形态改变，但若其结构异常、分布区域错位，免疫表型出现紊乱，便可能意味着进入肿瘤阶段。更为棘手的是，在某些感染或免疫功能紊乱的情形下，淋巴细胞同样可能呈现相似形态变化，使得鉴别诊断雪上加霜。因此，淋巴瘤的最终确诊必须依赖于临床表现，并结合流式细胞学、克隆性分析等辅助手段进行综合研判。

高子芬感慨道，业内流传着这样一句玩笑——好好的一个病理大夫，碰上淋巴瘤就“毁了”。这是因为淋巴瘤诊断需要与时俱进的知识体系、深厚的专业积淀和全面的信息整合能力，真正能游刃有余做好这一工作的专家凤毛麟角。根据淋巴瘤之家发布的《2019中国淋巴瘤患者生存状况白皮书》，在近5000例受访患者中，约43%曾遭遇误诊，究其根源，正是淋巴瘤病理复杂、亚型多达近百种、临床表现不特异，且诊断必须依赖病灶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

高子芬强调，具体亚型的鉴别直接引导临床医生进行病情分层和治疗方案的抉择，更关系到患者未来疾病走向的预估。她介绍，淋巴瘤确诊必须借助病理检查，多数病例采用空心针穿刺获取小样本，经显微镜观察细胞形态与组织结构后形成初步判断，最终诊断还需辅以其他检测。若怀疑恶性，应通过免疫组化、克隆性分析、基因检测等手段，进一步辨别究竟是B淋巴细胞还是T淋巴细胞来源，明确具体亚型，并探寻是否存在可供靶向治疗的基因突变。鉴于诊断之艰难，高子芬建议，疑难病例应争取多家医疗中心联合会诊，待明确诊断后再启动治疗；若送检样本不足以支撑确诊，建议重新取非腹股沟肿大淋巴结（短径超过1.5厘米），切开固定于10%中性福尔马林液中送检，必要时同步送流式检测。

张梅香特别提醒公众，对于原因不明的淋巴结肿大务必保持高度警觉。“并非所有淋巴结肿大都意味着淋巴瘤，但若发现颈部、锁骨上或腋窝区域出现包块，应尽快寻求血液科医生帮助进行鉴别。”她给出一个简易的判别方法：“通常按压时若有明显痛感，大多为炎症性病变；但如果淋巴结不痛不痒、质地较硬，触感如鼻尖般的韧度，就要高度警惕恶性可能。若淋巴结呈进行性肿大，经消炎治疗后反而继续增大，更是警示信号。”

在医学上，淋巴瘤有一组经典的全身性症状，被称为“B症状”。高子芬提示，若出现原因不明的发热（体温约38摄氏度）、盗汗、体重无故下降或无明显痛感的肿块，应立即前往血液科或淋巴瘤专科就诊。张梅香补充道，直系亲属中有淋巴瘤病史者，患病风险略高于普通人群，但淋巴瘤并不属于遗传性疾病，并无明确的直接遗传规律，仅存在“遗传易感性”倾向。

针对不同人群，张梅香建议采取差异化的体检策略：40岁以上人群应每年进行一次全面体检；有家族史、免疫缺陷病史或长期接触射线的高危人群，则每半年检查一次。常规项目涵盖血常规、超声以及内科和外科的触诊。她同时强调日常自我检查的重要性，建议公众养成习惯，经常触摸颈部、腋下及腹股沟区域，留意是否出现异常包块。

据国家癌症中心2022年数据，我国每年新发淋巴瘤病例约8.5万例，死亡约4.1万例，且发病率呈逐年攀升之势。高子芬分析，这一上升趋势并非单纯反映患者数量骤增，也与检测技术改进和公众认知提升密切相关，更多早期患者因此获得确诊。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淋巴瘤疾病谱与欧美国家存在明显差异，由于EB病毒感染率更高，T细胞和NK细胞淋巴瘤的发病率相对较高。张梅香从多方面剖析原因：一是遗传易感性，不同人种的基因多态性各异；二是环境因素，亚洲地区EB病毒高发，该病毒与NK/T细胞淋巴瘤的发生密切相关；三是生活方式，长期接触农药、化学染料、有机溶剂等，或吸烟、酗酒、高脂饮食及长期精神紧张，都可能增加患病风险。

近二十年来，淋巴瘤诊疗水平取得长足进展，患者治愈率显著提升。相较于其他恶性肿瘤，淋巴瘤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均有明显改善。目前临床治疗手段多元化，除传统放化疗、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外，小分子靶向药物、双特异性抗体、CAR-T细胞免疫治疗等创新策略已得到广泛应用。然而，不同类型淋巴瘤在治疗难度与手段上差异显著。张梅香坦言：“外周T细胞淋巴瘤病情进展快、恶性程度高，对常规化疗的响应并不理想。”当前针对T细胞淋巴瘤的研究进展相对滞后于B细胞淋巴瘤，临床可选的方案也远未成熟。

这一差距在CAR-T疗法的应用上尤为突出。根据公开信息，高善文曾发布医疗进展，提及一项以CD7为靶点的CAR-T疗法Ⅱ期临床试验。CAR-T治疗的本质是利用改造后的T细胞精准攻击肿瘤，然而T细胞淋巴瘤的肿瘤细胞恰恰源自T细胞——治疗需以“T细胞”对抗“坏掉的T细胞”，极易陷入“敌我不分”的困境。正因如此，CAR-T在T细胞淋巴瘤领域的研发难度远超B细胞淋巴瘤等疾病，至今尚未完全成熟。

尽管如此，T细胞淋巴瘤患者并非束手无策。根据《淋巴结外周T细胞淋巴瘤诊断与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25年版）》，大多数T细胞淋巴瘤的一线治疗通常以CHOP方案为核心——该方案可理解为几种化疗药物加一种激素类药物的联合疗法。高子芬表示，“我们曾遇到过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患者，虽经历复发，却存活了十五六年；五年即可视为临床治愈。”她同时强调，淋巴瘤诊疗需要多学科协作，而患者的信念同样至关重要：“信心本身会影响机体抵抗力，心态乐观、积极配合治疗，往往预后更佳。”

张梅香表示，随着基础研究不断深化，新的治疗手段也在持续拓展。她透露，目前已有针对T细胞淋巴瘤的新药问世，针对T细胞表面分子的抗体疗法正在临床研究中，未来有望像B细胞淋巴瘤一样，实现精准靶向的抗体治疗策略。

国家中医药局今日正式公之于众了《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下称《规划》），这份文件对接下来五年的中医药事业作出了周详擘画。该规划清晰界定了“十五五”阶段全方位推进中医药发展的指导思想、战略蓝图与量化目标。依照规划愿景，至2030年，一个覆盖民众全生命周期且普惠全民的中医药服务体系将更为完善，中医药在攻克重大疾病领域将实现里程碑式跨越，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得到显著跃升，基础科研实力大幅增进，中药产业的创新活力与竞争力空前壮大，中医药文化及其全球影响力亦将迈入新层级，最终达成人人皆可享有中医药福祉的宏伟目标。

为何此时启动这项规划的编制？规划中有哪些关键布局值得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与国家中医药局的有关负责人就此接受了媒体采访，并作出详尽解读。回望“十四五”期间，中医药在传承与创新的双轮驱动下取得了一系列亮眼成就，积极融入健康中国、科技强国、乡村振兴等国家宏观战略，并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医药各领域呈现齐头并进之势，高效优质的服务体系构建步伐明显提速，防病治病效能持续攀升。截至2025年，全国中医类医疗机构年诊疗量已高达18.2亿人次，每千人口所拥有的公立中医医院床位数增至0.82张，县级中医医疗机构实现了基本全覆盖，更有96.26%的二级及以上公立综合医院设立了中医临床科室。

至2025年末，中医药在防治重大疑难疾病研究上收获了丰硕成果，人才培育被纳入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的总体布局，中药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得到强化，注册分类体系愈发科学，药材品质稳步提升。同时，中医药文化的创新性转化与创造性发展持续推进，公民的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攀升至28.1%。中医药亦积极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进程中取得了新突破。当前，“十五五”时期正是夯实社会主义现代化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节点，我国发展所面临的内外环境日趋复杂，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趋势加深，多重疾病威胁与多样化健康影响因素相互交织，民众对多层次健康服务的渴求愈发迫切。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国家中医药局与国家发展改革委通力协作，联合编制完成了这一规划。《规划》的出台与落地，将有力凝聚各部门及地方党委政府共同推进中医药振兴的合力，充分调动地方与社会各界的积极性，确保重点任务与重大政策举措得到有效执行，使中医药发展的红利更广泛地惠泽人民群众。谈及《规划》编制的基本考量，负责人指出，首要在于锚定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要求，补齐短板、放大优势、破除瓶颈，确保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为中国特色卫生健康发展道路增添新的内涵。其次，注重发挥中医药在防病治病中的独特优势，紧扣提升临床疗效这一核心，彰显中西医相互补充、协调发展的显著特点，聚焦重大疑难疾病开展中西医协同攻关，并在分级诊疗接续服务中充分释放中医药的特色潜能。

第三，强化科技创新引领作用，围绕“说明白、讲清楚中医药疗效”这一命题，突出基础研究与经典传承，强化有组织科研攻关，借助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挖掘和传承中医药宝库的精华，加速其创新步伐。第四，致力于完善中医药政策机制，依托深化公立医院改革、促进生物医药发展等国务院协调机制，探索符合中医药特点的医保支付方式与新药审评审批制度，走出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传统医药发展路径。第五，统筹发展与安全，坚持先立后破，精心谋划打基础、利长远、求突破的重大工程。同时，树牢底线思维，强化中医医疗服务监管与行风建设，加强正面宣传引导，以“祛邪扶正”之姿营造风清气正的发展生态。

针对“十五五”中医药发展的具体目标，《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将更加健全，重大疾病防治取得新突破，基层服务实现提质升级，基础研究能力大幅跃升，中药产业创新创造力显著增强，中医药文化与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整体振兴迈上新台阶，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成为现实。所谓“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意指全社会共同参与中医药事业，依托15分钟医疗服务圈，构筑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全链条，且可及、可获得、可负担的中医药服务网络。早在2016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便首次提出到2020年实现人人基本享有中医药服务的目标。此番重申与深化，既体现了新时代党和国家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的战略导向，也是保障人民健康权益的民生承诺，更是发挥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双重资源优势、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健康发展道路的生动实践，为破解医改这一世界性难题提供了中国智慧与方案。

在主要发展指标的设置上，《规划》统筹考量了指标与目标、重点任务的衔接与引领，充分反映新时期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注重人力与服务等资源要素的可持续增长，从资源、服务、文化、开放等维度提出了十项指标。具体而言，对标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设置了千人口中医类别执业医师数；为提升服务能力，设定了公立中医医院中医医师比例、中医类总诊疗人次占比等，而不再设置机构数、床位数等规模扩张型指标；为促进中西医结合，提出了综合医院中医临床科室比例、各级妇幼保健机构中医临床科室设置比例；为夯实基层根基，列入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人员配置、适宜技术提供及服务量等；同时，为强化健康促进与国际化，设定了居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中医药国际标准新增数等指标。

关于重点任务的部署，《规划》全面覆盖了医疗、科研、人才、产业、文化、开放等关键领域，确立了十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其一，完善高质量中医药服务体系，具体包括优化服务资源布局、强化重点人群服务保障、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其二，提升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能力，涵盖提升临床诊疗、应急救治、疾病预防与健康促进、康复护理以及中药药事服务等五大举措；其三，推动中西医结合高质量发展，从提升服务能力与完善政策两方面发力；其四，建设高质量人才队伍，涉及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加强队伍建设、完善发展机制；其五，推进传承与创新，重点加强基础研究及经典传承、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建设高层次科技平台；其六，推进现代化中药产业与健康服务，包括加强资源保护利用、提升中药材产业水平、增强制造能力、壮大健康服务新业态；其七，推动中医药文化繁荣；其八，扩大开放发展，积极参与全球卫生治理、深化国际交流互鉴；其九，加速数智化赋能与标准化建设，强化数字化智能化应用及标准化高质量发展；其十，深化改革与治理，促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联动，加强法治建设与行业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