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7月16日专电（记者朱虹）《新英格兰医学杂志》16日在线刊发了一项来自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的重要临床成果，由于波教授与田进伟教授领衔的团队，基于大规模临床数据，为罹患冠状动脉多支病变并接受支架植入的冠心病患者，提出了一套全新的抗血小板治疗策略，被业内视为源自中国的创新用药方案。

在全球范围内，心血管疾病始终高居致死病因榜首。最新发布的《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5概要》揭示了一个令人警醒的数据——大约每五例死亡案例中，就有两例与心血管问题直接相关。针对这一严峻形势，于波教授团队多年来一直聚焦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中高危斑块的演变机制及其临床结局的转化研究。于波教授指出，在需要接受支架治疗的冠心病群体中，约半数患者存在冠状动脉多支病变，这类患者体内往往伴有更为广泛且不稳定的斑块负荷。即便成功施行了血运重建并辅以规范的药物干预，其心血管不良事件复发风险依旧高企。因此，如何有效改善这一高危人群的远期预后，已成为当前心血管临床实践中的一项重大课题。

术后抗血小板治疗被公认为支架植入后预防血栓性缺血事件的关键一环。为探索更优策略，研究团队精心设计并实施了DAPT-MVD研究，从最初的方案构思、多轮专家论证，到多中心团队的组建以及最终成果的揭晓，前后历时整整八年。该研究覆盖全国22个省份的97家临床试验机构，共招募了8250名冠状动脉多支病变患者。最终的数据分析表明，相较于单用阿司匹林，持续使用氯吡格雷联合阿司匹林长达12个月的治疗方案，能够将包括心血管源性死亡、非致死性心肌梗死及非致死性卒中等在内的主要不良心脑血管事件发生概率显著降低18%，并且不会伴随大出血风险的上升。

据悉，DAPT-MVD研究系全球首个专门针对冠状动脉多支病变患者病情稳定后抗血小板策略展开的大型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其研究结论无疑为这一类高风险患者群体的抗栓治疗优化，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循证医学新指引。

一桩尘封逾十七年的香港国际机场偷渡贪污案，于7月29日迎来最终落幕。一名前国泰航空地勤人员，在弃保潜逃超过十五年后主动返港，最终被法庭定罪判刑，为这段漫长的法律追诉画上句点。

现年45岁的被告徐英杰，早年担任国泰航空客户服务主任，于2009年卷入机场协助偷渡的贪污案件，同年8月遭廉政公署拘捕。然而在案件调查过程中，徐英杰于保释期间突然销声匿迹，自此隐匿行踪长达十余年，裁判法院随即对其发出拘捕令。直至2025年7月，这名潜逃多年的被告主动回港，随即被廉署重新起诉，案件得以重启审理。

根据案情披露，2008年9月至2009年8月间，徐英杰利用其值机柜台的职务之便，与两名国泰航空地勤人员联手，与偷运人蛇集团勾结合作。三人专门为集团安排的非法出境旅客（即俗称的“人蛇”，指无合法出境资格、企图偷渡的人员）加速办理登机手续，并事先查阅航空系统资料、预警安检审查，巧妙规避机场监管的漏洞。被告按每位旅客1000至2000港元的标准收取贿款，整个运作期间累计获得利益达1.8万港元。

7月29日，徐英杰在香港区域法院出庭应讯，当庭承认四项代理人串谋接受利益罪名，相关行为违反《防止贿赂条例》第9(1)(a)条及《刑事罪行条例》第159A条。暂委法官祁士伟宣判，判处其20个月监禁，并须向国泰航空全额归还涉案的1.8万港元贿款。

值得关注的是，本案其余四名涉案人员——包括两名地勤及两名偷渡集团成员，早在2011年2月就已被判处14至20个月不等的监禁。唯独被告长期潜逃在外，试图逃避法律制裁。然而，弃保潜逃终究无法逃脱法网，时隔十余年，正义依然如期而至，法律的严惩终究没有缺席。

中新网7月30日电 来自民政部门户网站的消息称，民政部办公厅与国家文物局办公室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旨在推动行政区划历史文化及地名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走向实体化与制度化轨道。依据民政部和国家文物局的统一规划与部署，两部门共同决定启动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工作。通知明确提出，拟在全国范围内甄选约15个首批试点地区，原则上以市（地、州、盟）为基本单位，对于基础条件尤为突出的县级行政单位亦可纳入候选范围。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及文物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政局、文旅局，以及北京、天津、上海市地名行政主管部门：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及区划地名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推动行政区划历史文化和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具体化、常态化，根据民政部与国家文物局的总体部署，现决定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工作，并就相关事项作出如下安排：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秉持工作推进有序、认定依据充分、保护措施扎实、传承成效显著的原则，鼓励具备条件的地区立足自身实际，围绕区划地名文物的普查、认定、公布、保护及开发利用等环节积极创新、勇于探索，加快构建完备的工作机制，为全面加强区划地名文物名录体系建设及文物活化利用，积累一批可供复制、便于推广的典型经验与成熟模式。

试点工作周期原则上设定为一年，核心任务涵盖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协同推进普查，科学实施认定。紧密结合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以本辖区内的不可移动文物目录为数据基础，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及领域专家对文物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进行深入研判，以《区划地名不可移动文物提示类别》（详见附件1）为参照依据，强化理论指导，厘清区划地名文物的认定边界、认定标准及认定流程，筛选并认定一批能够如实反映本地区或相应区域行政区划地名沿革脉络与演进轨迹的文物资源。

其二，建立名录体系，规范有序公布。在科学认定的前提之下，依照既定程序编制本地区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名录内容须涵盖文物名称、地理位置、形成年代、保存状况、保护级别、责任管理机构（或个人）以及所承载的区划地名历史文化信息等核心要素。同时，制定名录公示与发布的操作规程，由民政部门（地名行政主管部门）与文物部门协同配合，共同完成名录的公示及面向社会的发布工作。

其三，强化保护传承，推动创新利用。始终坚守"保护优先、传承为本"的核心理念，鼓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探索多样化的保护传承与创新利用路径，通过跨界融合、品牌联名等多种方式，深度挖掘并生动诠释文物背后蕴藏的价值内涵，让文物发声、让历史说话、让文化彰显，系统阐发并广泛宣传行政区划历史文化和地名文化遗产中所蕴含的思想理念与文化精髓，充分发挥其在维护国家统一、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促进民族团结等方面的标志性作用。

其四，健全制度框架，完善长效机制。各试点地区应结合本地实情，不断丰富创新实践，将行之有效的举措与有益经验转化为制度化成果。民政部门（地名行政主管部门）与文物部门要主动强化与其他相关部门的沟通衔接，积极推动建立多部门协同参与的工作机制，构建统筹保护与传承、兼顾研究与利用的系统性工作架构，力促区划地名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步入常态化、长效化发展轨道。

本次计划在全国范围内遴选首批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地区约15个，原则上以市（地、州、盟）为申报单元，对于基础条件格外优异的县级单位也可纳入。

（一）试点申报环节。遵循自愿申报与优中选优的原则，由省级民政部门会同同级文物部门统一组织申报工作。有意参与试点的地区须满足以下条件：民政部门（地名行政主管部门）与文物部门已建立起相应的协作机制，沟通渠道畅通高效，工作推进扎实有力；具备区划地名属性的文物资源底蕴较为丰富，且具有切实可行的开发利用潜力；已具备良好的行政区划历史文化和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工作基础与社会氛围。原则上，各省（区、市）申报数量不得超过2个（须标注优先顺序），并于2026年9月1日之前将《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地区申报表》（详见附件2）报送至民政部区划地名司及国家文物局文物古迹司。

（二）试点确定环节。民政部将联合国家文物局严格履行审查、论证、比选及报批等必要程序后，正式对外公布试点名单。

（三）组织实施环节。经确定的试点地区，其民政部门（地名行政主管部门）与文物部门须共同开展研究部署，明确工作思路、细化试点方案。具备条件的地区可采取边试验、边总结、边推广的推进方式，并及时向上级反馈经验与做法。

（四）总结推广环节。试点工作启动满一年后，民政部将会同国家文物局对试点成效进行全面评估，围绕四项核心任务提炼形成典型经验与创新做法，从中筛选出指导意义突出、实施成效明显的案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试点地区民政部门（地名行政主管部门）与文物部门应切实履行组织协调职责，积极争取党委和政府的重视与支持，严格把控工作进度与质量，确保试点工作有序推进；同时要提高政治站位，密切协作配合，形成同题共答的工作合力；坚持实效导向，科学谋划、精心部署，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倾向，切实避免给基层增加额外负担。

（二）加强统筹指导。民政部与国家文物局将加大对试点地区的业务指导力度。省级民政部门（地名行政主管部门）和文物部门应充分发挥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加强对本地区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的整体统筹，持续加大对试点工作的扶持力度，积极协助试点地区协调和整合各类资源要素。

（三）发挥典型示范效应。各试点地区要深入挖掘历史文化资源禀赋，在先试先行的实践过程中，既要突出本地区的特色亮点，又要注重总结提炼规律性认识；既要发挥既有优势拓展工作成效，更要针对难点堵点问题深化专项研究，切实发挥典型引路和示范带动的积极作用。

附件：1.区划地名不可移动文物提示类别
2.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地区申报表

民政部办公厅 国家文物局办公室

清晨时分，家住北京市的周青老人照例被“保姆”唤醒。不过，这位“保姆”颇为特别——它既不用餐，也无须休憩，却能准时叫老人起床，并温柔提醒她按时入睡、按时用药。

这是一款售价逾两万元的陪伴型机器人：小巧的台式直立机身，屏幕呈现卡通表情，除了定时提示功能，日常在家移动时，遇见人还会主动问好；倘若老人不慎摔倒或遇险，它能在第一时间联络家属。周青今年71岁，独居生活，患有高血压等基础疾病。为防意外发生、确保按时服药，她的女儿数月前购入了这台“机器人保姆”。如今，女儿可通过配套手机App远程查看家中动态、与母亲视频通话，周青也能按时收到各类提醒，偶尔还能与机器人聊上几句。

2026年5月2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对外发布了《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发展研究报告(2026版)》（下称《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百亿元大关。

据《法治日报》记者了解，目前养老服务机器人主要分为护理、康复和陪伴三大类，正在越来越多地步入寻常百姓家。那么，在真实使用场景中，这类机器人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记者展开了深入探访。

《报告》指出，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与养老服务供需矛盾的结构性凸显，是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迅速扩容的核心驱动力。现实中，家庭的智能化养老需求确实与日俱增。

家住广东省深圳市的马先生便希望借科技之力破解养老难题。马先生的父母均已年过八旬，两人坚持独立生活。马先生一直想为二老购置一台可自主移动、具备一定交互和辅助能力的机器人。在他看来，若家中有一台既能提供基础监护，又能陪伴左右的机器人值守，他会安心不少。

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人，究竟能承担哪些工作？

2025年7月，家住上海的刘女士为73岁的姥姥添置了一台陪伴型机器人。它每天准时叫老人起床、用餐、服药，也能顺畅接通刘女士的视频来电。“这解决了我白天外出上班时，姥姥常常忘记吃饭、吃药的难题。我不奢望机器人能陪姥姥聊天解闷，能提醒她按时作息就足够了。”刘女士坦言。

机器人的能力远不止于此。此前有媒体报道，一些养老护理机构已见AI艾灸机器人、AI巡逻机器人等“上岗履职”，使得护理员得以腾出更多时间陪伴老人。

2026年5月，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上，一款AI陪伴型机器人令来自吉林省的林女士印象深刻。这款机器人不仅能听懂各地方言，还特别设计了音乐疗法与认知训练。林女士告诉记者，当她用东北口音与机器人对话时，对方立刻以带有东北腔的语音回应，亲切感扑面而来。

林女士说：“我一直以为养老机器人就是陪老人聊天的，这次博览会彻底刷新了我的认知。有的机器人，老人只需把手指按上去，几十秒就能测出心率、血压等健康数据，测量完毕还能在线完成视频问诊、线上购药。”

在北京从事相关行业的吕女士透露，近期咨询机器人产品的客户群体发生明显变化。“以前，普通消费者很少关注这类产品，如今咨询的主力多是家中有老人需要照料的中年人，也有部分经济宽裕的老年人主动前来了解。”

有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养老机器人的应用场景正从机构向家庭与社区延伸。机构凭借专业的设施、人员配置与服务能力，短期内仍是养老机器人落地的主要场所。家庭则是市场的“蓝海”，未来将逐步成为养老机器人最重要的应用场景。

然而，一些来自需求端的受访者告诉记者，目前在某些细分场景中，机器人仍难以满足养老机构和老年人的实际需求。

重庆市某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段先生表示，自己曾考察过市面上多款养老机器人，其中大多数功能集中在陪伴聊天、健康检测、娱乐互动等方面。“表面上功能很全，但真正能缓解照护压力的实用型产品却不多。”段先生举例说，以协助老人翻身为例，机器人只能充当辅助工具，无法独立完成这项操作。

华中地区一家养老院的负责人向记者介绍，巡房机器人、生理体征监测仪器、陪伴机器人等产品因落地门槛较高，目前在养老机构的普及率与使用频次并不理想。“比如，有的机构希望机器人能够24小时精准感知老人的生命体征，一旦发现异常，即刻触发预警。然而，目前单体机器人尚无法满足这一需求，需要联合智能床垫、体征检测仪、智能开门器等模块外接设备共同协作。”这位负责人直言。

有媒体报道，2026年被一些业内人士视为养老服务机器人的“元年”，但对消费者来说，购入一台养老服务机器人仍非易事，其中交织着多种现实考量。

价格是一道绕不过去的门槛。北京市民苏女士曾认真考虑过为独居的父亲购买一台机器人。苏女士的父亲今年76岁，母亲去世后他独自住在老房子里，即便苏女士每周都前去探望，也总有照顾不到的时候。苏女士曾在网上浏览过十余种带监测功能的护理机器人，但终因价格昂贵而作罢。“便宜的怕没用，贵的买不起。”苏女士无奈地感叹。

前述某养老机构工作人员段先生认为，未来的养老机器人需兼具“生活助手”“健康管家”“情感伴侣”三重角色，但据他了解，想完全兼容这些养老需求，就必须进行定制化设计。“这种精细定制服务，大多数选择居家养老的普通消费者难以承担。”

记者在购物软件上搜索“养老服务机器人”发现，台式直立机身的机器人售价大多以万元为单位，部分科技含量较高的高端康复、护理机器人甚至超过10万元。

除了高昂的价格，人们还有另一重担忧。当机器人真正走进家庭、融入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数据和隐私安全又该如何保障？根据重庆某医院2026年7月发布的消息，该院在重庆市护理学会主办的一场伦理案例比赛中的获奖参赛案例，便以一位存在轻度认知障碍的独居老人使用陪护机器人为切入点，剖析了居家智能照护过程中的矛盾：子女一方面希望借助机器人随时掌握老人的健康状况，另一方面又不希望老人的生活被24小时“记录监视”。

在北京使用相关机器人产品的74岁的杨女士也有类似感受。机器人来到她家后，夜里她翻身发出动静，或“起夜”去卫生间，机器人都会上前查看提醒；她久坐休息时，机器人也会反复推送运动提醒，这不可避免地让她产生了被“监视”的感觉。

在受访的相关从业者看来，行业已走过“从0到1”的探索期，目前正处于营收放量、等待盈利拐点的阶段。但不论是从机构的采购成本考量，还是从家庭使用习惯来看，养老机器人要想实现“持续使用”，仍须经历更长的市场验证周期。一位从事养老机器人研发的从业者曾在采访中坦言，全能人形机器人进入普通消费者家庭“至少还需要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