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保山7月31日电(陆希成) “云南保山盛产的世界级精品咖啡叫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几乎不假思索——“保山小粒咖啡”。7月31日，参加“世界同框 幸会保山·2026海外媒体记者保山行”的19名媒体人，分别来自缅甸、越南、老挝和孟加拉国，他们在一次轻松的分享会上回味了为期五天的行程，言辞间满是赞赏与共鸣。

这些媒体人即将启程回国之际，由中共保山市委宣传部指导、保山市对外传播交流中心主办的分享会在腾冲市举行。

“作为祖籍腾冲的华侨后代，走进和顺古镇，我内心涌起许多触动。”缅甸《金凤凰报》副总编辑梁玉华(May Thet Tun)提到，和顺图书馆至今珍藏着大量海外华侨华人捐赠的书籍和史料，先辈们远渡重洋却始终心系故土的情感印记，被一代代人细心地守护下来。

与此同时，咖啡产品的多元创新以及永子制作技艺的活态延续，也令她印象深刻。“保山不仅留住了历史，还赋予传统以新的生命力。”

老挝《人民报》记者Chanthamaitry Thepsimeuang沿途尝到了两种难忘的滋味：一杯酸苦和谐的小粒咖啡，以及龙陵人巧思加工的石斛。“在我的认知里，石斛原本只是观赏植物，没想到现在能制成茶饮、药材和酒，甚至以鲜花形式出售。”

越南自媒体博主冯氏苍对位于龙陵县龙江乡的崖边咖啡店情有独钟。这家店由两名返乡青年创办。

“一份真诚的热情，加上实实在在的政策支持，就能让年轻人愿意留在故乡开创事业。”她说，这对青年的经历让她意识到，中国的发展机遇并不局限于大城市。

“若有求知的愿望，哪怕远赴中国也在所不惜。”首次造访中国的孟加拉国RTV电视台高级记者Md Abdur Rahman Badal引用了一句本国谚语来总结此行。他分享道，这次旅程让他看到了地方特色产业如何实现价值延伸、政策如何推动乡村进步，以及百年古镇如何在保护中寻求发展。

中共保山市委宣传部官员赵建文感慨，四国媒体人跨越山川相聚一堂，以专业的视角记录地区发展、以真诚的镜头定格自然美景，全方位、多维度展示了保山在生态文明、乡村振兴、产业升级和对外开放上的生动实践，内容扎实、成果突出、意义重大。他期待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延续媒体间的交流，增进彼此理解，让更多海外人士看到真实而鲜活的保山。

7月27日至31日期间，四国媒体人先后走访了隆阳区、龙陵县和腾冲市：他们见证了咖啡豆如何变身挂耳、冻干和速溶产品；探究了石斛如何衍生出茶、药和酒的新价值；聆听了返乡青年如何凭一腔热忱和政策的支撑创业圆梦；目睹了天然矿料经过熔炼和滴制，化作一颗颗质地坚硬、色泽润泽的永子棋子；还品味了百年侨乡古镇如何用规范管理守住文化根脉，再借文旅融合焕发新气象。

保山地处中国西南边陲，曾为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与缅甸山水相依。得天独厚的立体气候孕育出优质的小粒咖啡、石斛等特色物产。近年来，当地致力于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升级、促进农文旅融合，并深耕澜湄合作，不断深化与周边国家的媒体交流与人文互动。

当天的分享会结束后，四国媒体人在祝福卡上写下了各自的期许并互相赠送。文字虽各不相同，但所写的都是情谊，所盼的都是重逢。(完)

国家疾控局近日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传来警示：伴随暑期来临，蚊虫等病媒生物进入繁殖活跃期，人员流动亦显著增加，病媒生物传染病的潜在暴发风险正持续攀升。席晶晶，国家疾控局新闻发言人兼综合司副司长，在介绍近期重点传染病疫情态势时指出，全国范围内呼吸道传染病目前总体维持在较低流行水平，但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病原体仍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活跃迹象；新冠病毒疫情同样处于低位运行状态。与此同时，南方部分省份面临登革热及基孔肯雅热聚集性疫情的现实威胁，防控形势不容乐观。

依据《病媒生物综合管理技术规范》的界定，所谓病媒生物，乃是指借助生物性或机械性途径，将病原体自传染源或周边环境传递至人体的各类生物，其典型代表包括蚊虫与蜱虫等。

针对科技日报记者的提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详细阐释道，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作为一种急性传染病，其主要传播路径正是蜱虫叮咬。他强调，这一疾病完全具备可防可控的特性，只要做好防蜱叮咬措施，并秉持早发现、早就医的原则，便能有效阻断感染，降低重症发生率并遏制疾病扩散。李建东进一步建议，若民众在被蜱虫叮咬后的两周内，出现体温攀升至38℃以上、周身乏力、食欲减退、恶心呕吐乃至血小板计数下降等症状，务必即刻前往医疗机构就诊。他还特别提醒户外活动爱好者，外出时应穿着浅色长袖衣裤，此举有助于及时发现附着于衣物的蜱虫；徒步时尽量行走于步道中央，主动避开草丛区域；返家后需对身体进行细致检查，而若能在两小时内完成淋浴，则可大幅削减蜱传疾病的罹患风险。

夏季特有的高温与多雨气候，客观上为登革热及基孔肯雅热的传播媒介——蚊虫的滋生繁衍创造了温床。李建东对此表示，蚊媒密度预计将在全年中达到峰值水平。他同时警示，暑期跨境及跨区域旅游热潮迭起，由境外输入或省际传播所引发的登革热、基孔肯雅热疫情风险正与日俱增。

为积极应对上述潜在威胁，国家疾控局已联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共同制定并发布了《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热防控方案（2026年版）》，旨在推动蚊媒传染病实现多病同治，坚持对“两热”开展同步监测、同步检测与同步防控的协同策略。值得一提的是，自2026年4月1日始，基孔肯雅热已被正式纳入我国乙类传染病管理体系。李建东透露，各地正依据相关法规，持续强化多源监测数据的深度分析与风险研判，坚持联防联控机制，通过多部门通力协作，及时甄别并阻断输入性疫情；同时，对于已发生本地传播的地区，将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并迅速部署蚊媒监测与综合控制行动。

在绍兴市上虞区小越街道胜桥村的卫生室内，一位生于1998年的年轻医者许震涛正用当地方言耐心叮嘱年长的于奶奶：“您的肺部结节，我已经请上虞人民医院的专家线上看过了，转诊通道也已安排妥当，明天直接去就行，无需重新排队检查。”他一边说话，一边熟练地在医共体数字化系统中录入转诊信息。这位深居古村的年轻医生，正是浙江县域医共体人才管理创新模式的一个生动侧影。

自2025年伊始，浙江正式启动了一项聚焦医疗卫生人才“县乡村一体化”管理的改革新探索，围绕编制、招聘、使用、保障、医保五个维度推出系统化举措，11个试点县市区同步推进，旨在打破长久以来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在行政管理、资源分配及服务供给层面各自为政的固有格局。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医学人才正在书写扎根基层、向上成长的崭新篇章，而千万乡村居民也在自家门口真切感受到了优质医疗资源带来的温暖与保障。

许震涛本是桐乡人，远赴河南攻读医学，2020年加入上虞小越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完成规范化培训后，得益于一体化改革中“县编乡用、村岗统筹”的创新机制，他于去年正式入驻胜桥村卫生室。初来乍到，这位年轻人也曾遭遇冷落——村民更信赖行医多年的老村医，感冒骨痛也习惯往乡镇卫生院跑。方言生疏、临床经验尚浅，成为他必须跨越的两道难关。为此，他利用闲暇时间主动与村民攀谈，努力将专业术语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日常话语。

“不少老人同时服用多种降压降糖药物，常常分不清功效，重复用药的风险不小。”除了日常门诊，许震涛坚持上门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测量血糖、更换敷料。如今，村民们都亲切地唤他“许医生”。面对肺部结节、心脑血管高危病例，他便通过医共体平台请区级专家远程会诊，并一键启动双向转诊流程，为患者免去了反复奔波、重复检查的辛劳。

在改革实施前，基层医疗机构“留人难”是普遍难题。而一体化改革从根本机制入手，全省统一推行“编制一体化”，将县域内所有医疗编制统一收归医共体总院进行统筹调配，基层医生因此获得了县级医院职工身份，待遇、晋升与进修机会均纳入统一管理体系。

新老村医的平稳交替、青年才俊扎根乡野，正是招聘与使用一体化政策落地见效的真实写照。浙江省统一打造的“浙医聘”招聘平台，打破了县域引才的地域限制，2025年11个试点县的190个岗位吸引了3400余人报名，为乡村持续输送着年轻的医疗力量。

在绍兴市上虞人民医院，1995年出生的神经内科医师丁娜正忙着接诊。去年，她通过医共体的竞聘机制，从丰惠镇中心卫生院成功上转至区级医院工作。“医院为我们安排了副主任医师担任一对一导师，指导我们规范处理冠心病、房颤抗凝、老年高血压个体化用药等专科问题。”丁娜坦言，“以前在基层主要面对全科患者，诊疗相对宽泛，如今我们逐步掌握了慢病合并用药的实操难点，希望学成后能将标准化诊疗流程带回乡镇，整体提升基层的专科处置水平。”

一体化改革正搭建起一条双向流动的完整通道：每三年一轮的全员岗位竞聘，为40周岁以下基层医务人员开辟了上转总院试岗的“直通车”；区级专家下沉基层，则可获得职称晋升的硬性加分，同时配套完善的保障机制。

在上虞医共体，这样的双向流动已成常态。当地还推出了“4+1”全专复合培养模式，新招录的医学人才先完成专科深耕，再下沉基层全科轮岗，定向补强心内科、内分泌等基层急需学科，从源头上培养适配县乡村三级的复合型医师。

“双向轮岗、全专融合”的实践，正是浙江“五个一体化”改革落地的一个缩影。如今，全省11个试点县市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地将省级政策转化为各具特色的改革方案。杭州淳安整合全县23家基层医疗机构的编制，归入两大医共体，推行“淳医筑基”人才培养计划，224名医务人员实现双向流动，基层诊疗人次同比上升3.9%；宁波余姚加大财政激励力度，人才流失率降至0.42%；衢州开化创新“6+4+X”绩效薪酬体系，为偏远村卫生室每年发放特岗补贴，基层人才外流同比减少41.7%。

基层，如今已不再是医务工作者职业生涯的“终点站”，而是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历练之地。浙江此次改革跳出了单一补贴、短期下沉的传统路径，以系统性制度重塑县域医疗人才生态，带来了三重深刻转变。

在人才层面，浙江实现了从“固定定岗”到“全域活水”的转变。如今，多地竞聘上岗、双向轮岗已成常态，青年医师愿意扎根基层，基层骨干也有机会进修提升，基层医生队伍的年龄结构不断优化，新生代正成为基层健康服务的中坚力量。

在服务层面，从“基础兜底”升级为“同质诊疗”。县级专科技术、三甲医院培训资源持续下沉，村卫生室能够规范管理慢性病，乡镇卫生院具备脑卒中初筛与康复护理能力，居民无需长途跋涉前往市区大医院，在家门口即可享受标准化的医疗服务。

在治理层面，从“重治疗”转向“防、治、康、管一体化”。基层医生不仅是诊疗医师，更是居民专属的健康管家，全面打通了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链条。

一年多来，这场覆盖县域医疗全链条的人才制度改革，正在浙江城乡之间落地生根。从村落里默默坚守的青年医生，到乡镇卫生院坐诊的区级专科医师，再到各地各具特色的创新探索，无数医务工作者的职业发展之路被拓宽，民众的就医获得感也在不断提升。

浙江以“投资于人”的远见卓识，借助制度力量弥合城乡医疗资源鸿沟，走出了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县域医共体人才治理新路径。随着改革的持续深化，优质均衡的基层医疗服务将不断向乡村末梢延伸，让每个人都能在家门口稳稳地握住一份健康保障。

北京7月10日电（记者 赵方园）7月7日，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前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因癌症离世，终年55岁，令人唏嘘。这一悲痛消息引发社会广泛聚焦，同时使一种鲜少被公众了解的罕见恶性肿瘤——淋巴瘤，浮出水面，成为舆论关注的新议题。

根据社交平台上流传的一份疑似其本人亲笔撰写的病情记录，高善文于一年多前罹患外周T细胞淋巴瘤，2025年1月出现早期症状，同年12月经确诊为T细胞淋巴瘤Ⅳ期，后续病理检查进一步明确其亚型为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病理科主任医师高子芬在接受采访时介绍，淋巴瘤可发生在人体除指甲与毛发之外的任何部位，其临床表现变幻莫测，患者常因身体不适而前往不同专科进行检查——鼻塞可能求诊于耳鼻喉科，腹痛或至消化科，发热则往往首选感染科——很难在初期将病因与淋巴瘤联系在一起。高善文的经历亦是如此，他辗转近一年的时间，历经多次检查与咨询，最终通过活检病理被确诊为该亚型淋巴瘤，属于成熟外周T细胞淋巴瘤的一种，该类型恶性程度高、病情进展极为迅速。

淋巴瘤虽属相对“小众”的肿瘤类别，但却是所有恶性肿瘤中诊断难度最大的类型之一。事实上，淋巴瘤的命名有别于其他实体肿瘤——一旦确诊即为恶性，良性的病变则被称作增生或反应性增生。北京大学国际医院血液科淋巴瘤亚专业副主任医师张梅香指出，淋巴瘤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中的发病率位居榜首，“大众口中常说的淋巴瘤，绝大多数是指B细胞淋巴瘤，这占据了淋巴瘤的相当比例；而T细胞淋巴瘤则相对罕见，显得更为‘小众’。”

T细胞是免疫系统中执行攻击病毒及异常细胞任务的“精锐部队”，当这些T细胞发生恶性转化、异常增殖时，便演化为T细胞淋巴瘤。高子芬进一步解释说，高善文所患的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在东方人群中更为常见，其诊断难度极高，临床上误诊率居高不下。她提到，淋巴瘤细胞本质上是淋巴细胞正常演化过程中某一特定阶段的形态改变，但若其结构异常、分布区域错位，免疫表型出现紊乱，便可能意味着进入肿瘤阶段。更为棘手的是，在某些感染或免疫功能紊乱的情形下，淋巴细胞同样可能呈现相似形态变化，使得鉴别诊断雪上加霜。因此，淋巴瘤的最终确诊必须依赖于临床表现，并结合流式细胞学、克隆性分析等辅助手段进行综合研判。

高子芬感慨道，业内流传着这样一句玩笑——好好的一个病理大夫，碰上淋巴瘤就“毁了”。这是因为淋巴瘤诊断需要与时俱进的知识体系、深厚的专业积淀和全面的信息整合能力，真正能游刃有余做好这一工作的专家凤毛麟角。根据淋巴瘤之家发布的《2019中国淋巴瘤患者生存状况白皮书》，在近5000例受访患者中，约43%曾遭遇误诊，究其根源，正是淋巴瘤病理复杂、亚型多达近百种、临床表现不特异，且诊断必须依赖病灶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

高子芬强调，具体亚型的鉴别直接引导临床医生进行病情分层和治疗方案的抉择，更关系到患者未来疾病走向的预估。她介绍，淋巴瘤确诊必须借助病理检查，多数病例采用空心针穿刺获取小样本，经显微镜观察细胞形态与组织结构后形成初步判断，最终诊断还需辅以其他检测。若怀疑恶性，应通过免疫组化、克隆性分析、基因检测等手段，进一步辨别究竟是B淋巴细胞还是T淋巴细胞来源，明确具体亚型，并探寻是否存在可供靶向治疗的基因突变。鉴于诊断之艰难，高子芬建议，疑难病例应争取多家医疗中心联合会诊，待明确诊断后再启动治疗；若送检样本不足以支撑确诊，建议重新取非腹股沟肿大淋巴结（短径超过1.5厘米），切开固定于10%中性福尔马林液中送检，必要时同步送流式检测。

张梅香特别提醒公众，对于原因不明的淋巴结肿大务必保持高度警觉。“并非所有淋巴结肿大都意味着淋巴瘤，但若发现颈部、锁骨上或腋窝区域出现包块，应尽快寻求血液科医生帮助进行鉴别。”她给出一个简易的判别方法：“通常按压时若有明显痛感，大多为炎症性病变；但如果淋巴结不痛不痒、质地较硬，触感如鼻尖般的韧度，就要高度警惕恶性可能。若淋巴结呈进行性肿大，经消炎治疗后反而继续增大，更是警示信号。”

在医学上，淋巴瘤有一组经典的全身性症状，被称为“B症状”。高子芬提示，若出现原因不明的发热（体温约38摄氏度）、盗汗、体重无故下降或无明显痛感的肿块，应立即前往血液科或淋巴瘤专科就诊。张梅香补充道，直系亲属中有淋巴瘤病史者，患病风险略高于普通人群，但淋巴瘤并不属于遗传性疾病，并无明确的直接遗传规律，仅存在“遗传易感性”倾向。

针对不同人群，张梅香建议采取差异化的体检策略：40岁以上人群应每年进行一次全面体检；有家族史、免疫缺陷病史或长期接触射线的高危人群，则每半年检查一次。常规项目涵盖血常规、超声以及内科和外科的触诊。她同时强调日常自我检查的重要性，建议公众养成习惯，经常触摸颈部、腋下及腹股沟区域，留意是否出现异常包块。

据国家癌症中心2022年数据，我国每年新发淋巴瘤病例约8.5万例，死亡约4.1万例，且发病率呈逐年攀升之势。高子芬分析，这一上升趋势并非单纯反映患者数量骤增，也与检测技术改进和公众认知提升密切相关，更多早期患者因此获得确诊。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淋巴瘤疾病谱与欧美国家存在明显差异，由于EB病毒感染率更高，T细胞和NK细胞淋巴瘤的发病率相对较高。张梅香从多方面剖析原因：一是遗传易感性，不同人种的基因多态性各异；二是环境因素，亚洲地区EB病毒高发，该病毒与NK/T细胞淋巴瘤的发生密切相关；三是生活方式，长期接触农药、化学染料、有机溶剂等，或吸烟、酗酒、高脂饮食及长期精神紧张，都可能增加患病风险。

近二十年来，淋巴瘤诊疗水平取得长足进展，患者治愈率显著提升。相较于其他恶性肿瘤，淋巴瘤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均有明显改善。目前临床治疗手段多元化，除传统放化疗、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外，小分子靶向药物、双特异性抗体、CAR-T细胞免疫治疗等创新策略已得到广泛应用。然而，不同类型淋巴瘤在治疗难度与手段上差异显著。张梅香坦言：“外周T细胞淋巴瘤病情进展快、恶性程度高，对常规化疗的响应并不理想。”当前针对T细胞淋巴瘤的研究进展相对滞后于B细胞淋巴瘤，临床可选的方案也远未成熟。

这一差距在CAR-T疗法的应用上尤为突出。根据公开信息，高善文曾发布医疗进展，提及一项以CD7为靶点的CAR-T疗法Ⅱ期临床试验。CAR-T治疗的本质是利用改造后的T细胞精准攻击肿瘤，然而T细胞淋巴瘤的肿瘤细胞恰恰源自T细胞——治疗需以“T细胞”对抗“坏掉的T细胞”，极易陷入“敌我不分”的困境。正因如此，CAR-T在T细胞淋巴瘤领域的研发难度远超B细胞淋巴瘤等疾病，至今尚未完全成熟。

尽管如此，T细胞淋巴瘤患者并非束手无策。根据《淋巴结外周T细胞淋巴瘤诊断与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25年版）》，大多数T细胞淋巴瘤的一线治疗通常以CHOP方案为核心——该方案可理解为几种化疗药物加一种激素类药物的联合疗法。高子芬表示，“我们曾遇到过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患者，虽经历复发，却存活了十五六年；五年即可视为临床治愈。”她同时强调，淋巴瘤诊疗需要多学科协作，而患者的信念同样至关重要：“信心本身会影响机体抵抗力，心态乐观、积极配合治疗，往往预后更佳。”

张梅香表示，随着基础研究不断深化，新的治疗手段也在持续拓展。她透露，目前已有针对T细胞淋巴瘤的新药问世，针对T细胞表面分子的抗体疗法正在临床研究中，未来有望像B细胞淋巴瘤一样，实现精准靶向的抗体治疗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