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能源局于7月30日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电力司副司长刘明阳在发布会上透露，自7月份起，受台风“巴威”“美莎克”“红霞”以及强对流天气的接连冲击，浙江、广西、广东等省份的部分输配电线路出现停运情况，累计导致超过800万户家庭用电中断，其中仅台风因素就波及616余万户。面对灾情，电力行业未雨绸缪，提前调配应急物资并集结抢修力量，灾后第一时间投入复电工作，将保障民生用电置于首位。以浙江电网为例，其成功实现了81%受“巴威”影响的停电用户在4小时内恢复供电。截至目前，全行业已累计动员6.8万余人次、2.6万余台次车辆设备参与抢修，受灾用户的供电已全面恢复。

刘明阳进一步指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今年主汛期的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台风、洪涝、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正进入高发阶段。为此，电力行业将秉持底线思维与极限思维，围绕三大核心任务扎实推进，以确保汛期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供应的可靠性。首先，强化电力行业的防汛工作，通过完善汛情信息研判与预警机制，建立健全灾前水电站大坝预警和工程作业队伍疏散等灾害应对协同体系。同时，针对跨区输电通道的地质灾害易发段、主力电厂核心生产设施及水电站大坝关键部件，开展全方位、拉网式的隐患巡查。此外，还将加强对重点关注的84座水电站运行状态和流域汛情的严密监测，严格执行水库防洪调度指令，筑牢水电站大坝安全运行的坚固防线。

其次，着力做好迎峰度夏期间的电网安全风险管控。近期，台风灾害与高温天气交替出现，极端气候条件对主力电源出力和跨区输电通道的运行造成直接影响，加之“极热无风”和“晚峰无光”等现象的叠加效应，部分地区可能面临电力供应紧张的局面。为此，全行业将动态跟踪并科学研判极端气象的发展趋势，优化电网运行方式，足额落实备用容量，并对地质灾害区的关键输电通道、低洼地带的枢纽变电站等重要设施实施特巡特护，以从容应对电力保供中的各类风险挑战，确保电网在复杂环境下的稳定运行。

炎炎夏日，一种风味独特的美食再次成为网络热议的焦点——生腌。这股热潮席卷而来，却让人心生警惕。

在潮汕、顺德等沿海地区，生腌一直是当地人的心头好。鲜嫩的虾蟹、肥美的贝类，经过简单的腌制，便能激发出令人惊艳的口感与风味。近年来，借助短视频平台的传播效应，这道传统美食迅速风靡全国，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热潮。

然而，热度背后，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浮出水面：生腌海鲜真的安全吗？究竟能不能放心享用？

所谓生腌，核心在于“生食腌制”。制作过程中，新鲜食材配以白酒、生抽、大蒜、小米辣等调料，根据个人喜好还可加入柠檬汁或芥末酱，随后直接食用。由于通常冷藏保存，生腌口感清凉，酸辣开胃，在酷暑时节尤为受人青睐。

生腌之所以让人欲罢不能，恰在于它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原始鲜味。许多食客对这道“人间毒药”情有独钟，仿佛一经尝试便难以回头。坊间甚至有“吃生腌只有零次和无数次的区别”的说法。

尽管生腌能够锁住食材的鲜美本味，但随之而来的安全隐患同样不可小觑。

有人或许会说：白酒、芥末、盐分不都能杀菌吗？可惜，这些手段根本无法彻底消灭病菌和寄生虫。

以白酒为例，即便选用高度酒，多数也仅在50多度左右，距离有效杀菌所需的70%至75%浓度仍有不小差距。更值得警惕的是，即便是75%的医用消毒酒精，也并非万能——诺如病毒、乙肝病毒等对酒精就有一定的抵抗能力。

更何况，海鲜中潜藏的不仅是细菌和病毒，还有更为棘手的寄生虫。2001年至2004年间，卫生部在全国27个省市开展的第二次寄生虫病现状调查显示，华支睾吸虫（即肝吸虫）是我国感染率最高的寄生虫之一，常见于醉虾和淡水鱼生中。全国平均感染率为2.4%，而偏爱生腌的广东省，这一数字竟高达16.42%。

即便经过严格处理和腌制，生腌食品的安全性仍无法得到百分之百的保障。有人可能会说：我从小吃到大，怎么也没事？事实上，寄生虫引发的健康问题可能潜伏数十年之久。

仍以肝吸虫为例，超过100种淡水鱼可携带此类寄生虫，其中以草鱼、花鲢、鳙鱼等鲤科鱼类为主。肝吸虫可在人体内存活15至25年。轻度感染时，症状可能极为轻微，甚至与常见疾病相似，极易被忽视。然而，感染较重时，则可能导致食欲减退、腹泻、发热等症状，严重者甚至会引发胆梗阻、肝硬化、黄疸乃至胆管癌。2009年，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已将华支睾吸虫列为一类致癌性寄生虫感染。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为此发出呼吁：在有生食鱼虾习惯的地区，应摒弃不良饮食习惯，坚决不吃生鱼、生虾及未煮熟的鱼虾。

也有人认为，淡水鱼寄生虫多，海鱼生活在高盐海水中，应该没问题吧？事实并非如此。海水中的寄生虫种类多达上千种，常见的异尖线虫便经常出现在鲳鱼、鳕鱼、墨鱼、带鱼、黄花鱼等海鱼体内。感染此类寄生虫后，症状可能在几小时内显现，也可能延迟至一周左右，轻则肠胃不适，重则剧烈腹痛、持续腹泻、呕吐、胃溃疡，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能造成胃部穿孔。

除了寄生虫，生腌食品还潜藏着细菌和病毒的威胁。由于未经高温烹饪，其中的病原体难以被完全消灭。世界卫生组织明确提醒，未经充分加热的生食或半生食食品可能携带致病菌，对人体健康构成风险。

每年夏季，随着大排档的兴旺和生腌美食的流行，水产品的消费量显著增加。生腌或未完全熟透的海鲜中，可能含有副溶血性弧菌、创伤弧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这些病原体进入人体后，轻则引起腹泻、腹胀、呕吐、恶心，重则可能导致菌血症，甚至危及生命。食源性病毒方面，诺如病毒和甲型肝炎病毒较为常见，贝类等海鲜容易受水体污染影响，而高度白酒对这两种病毒几乎无能为力。

正因如此，夏季沿海地区因食用海鲜而就医的患者数量明显攀升。以山东省日照市某三甲医院的数据为例，食源性疾病患者在6至9月间就诊最为集中，其中主要致病原因为诺如病毒（9.53%）、副溶血性弧菌（8.54%）和沙门氏菌（1.91%），而这些大多与海产品密切相关。

此外，经常食用生腌还可能对健康产生长期影响。贝类和淡水鱼中富含硫胺素酶，这种物质会分解维生素B1，长期摄入生腌食品可能导致维生素B1缺乏，进而引发“脚气病”。需要澄清的是，此“脚气病”并非人们常说的足癣，而是以神经系统和循环系统症状为主要表现的疾病，包括神志淡漠、精神恍惚、反应迟钝，甚至肢体感觉和运动障碍，部分患者还可能出现心脏方面的问题。同时，未经加热变性的生蛋白结构不利于人体吸收，无形中增加了消化系统的负担。

那么，如何才能安心享用海鲜呢？以下几点不容忽视：首先，务必通过正规渠道购买新鲜食材。大型超市和规范化市场的水产通常会定期抽检，安全性更有保障。海鲜的新鲜程度不仅影响口感，更直接关系到食用安全。某些青皮红肉鱼类若不新鲜，会产生有毒的组胺，摄入过量可引起头晕、头痛、呕吐等中毒反应。

世界卫生组织在《食品安全五大要点》中明确指出：食物必须彻底做熟，尤其是肉类、禽类、蛋类及海产品。适当的烹调可杀灭几乎所有微生物，研究证实，食物中心温度达到70℃即可确保安全食用。

因此，烹饪时务必保证充分加热。若食材较厚或不易熟透，应适当延长烹调时间。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追求的难道仅仅是一时的味蕾刺激吗？生腌海鲜虽魅力无穷，但餐桌上的安全与健康，才是我们最应当珍视的底线。

一边是欧洲消费者掀起“抢购潮”争相入手中国制造的空调，另一边布鲁塞尔却以“产能过剩”为利刃，接连对中国新能源汽车、风电设备及跨境电商挥舞限制大棒。难道出口规模扩大就意味着“产能过剩”？这一概念究竟应作何诠释？

本月28日，商务部发布了篇幅达万字的官方文件，系统阐明中方对于所谓“产能过剩”议题的严正立场。这份文件并非意在唇枪舌战，而是旨在厘清真相、拨开迷雾。

近期，欧盟方面动作频频，不仅针对中国电动汽车发起反补贴调查并加征惩罚性关税，还依据《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风电企业展开深度审查，而这些举措的借口几乎无一例外地指向“产能过剩”四字。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也早在此前便以类似理由对中国启动了301条款调查。

究竟何为“产能过剩”？事实上，世贸组织协定中并未对此给出明确定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亦坦言，这是一个需要结合宏观经济背景才能把握的“复杂概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能总是处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循环波动之中，失衡恰恰是常态。“产能过剩”并非一个整体的贸易关系，由于各细分产业领域的差异性，是否真正存在过剩，实难一概而论。

有人断言“出口多即是产能过剩”，然而这一逻辑显然经不起推敲。回望历史，英国工业产出曾占全球总量的22.9%，美国更一度飙升至44.7%，德国与日本亦长期维持着巨额贸易顺差。放眼当下，欧盟自身的汽车贸易顺差高达922亿美元，药品顺差更是达到2146亿美元；美国芯片产量的八成供出口，波音公司三分之二的飞机销往海外市场。若按此逻辑推理，这些经济体岂非都要自我检讨？显而易见，出口繁荣是国际分工与比较优势的自然产物，绝非“产能过剩”的佐证。

另有一种论调声称“补贴必然引发产能过剩”，这同样是偷换概念之举。美国《通胀削减法》计划投入7500亿美元巨额补贴，欧盟也拟在2021至2030年间提供超过1.44万亿欧元的补助。补贴本身并非罪过，各国均在使用此类工具，关键在于是否公平。中国的补贴主要集中于研发环节与技术攻关领域，且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2025年，外资企业在中国出口顺差中占比达16%，同样从中获益。

那么，中国自身的产能是否真的过剩？数据给出了明确答案。2025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4%，处于合理运行区间；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重约为3.7%，亦在国际公认的健康范围之内。

尽管事实如此清晰，欧盟仍不断推出新的对华保护主义措施，涉及风电、跨境电商、并购审查等多个维度，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面对这一态势，商务部发言人明确表示：切莫以产能问题为幌子，行保护主义之实。中国发展带来的应当是“机遇”，而非“冲击”。反观“中国空调热销欧洲”这一鲜活案例，恰恰印证了中国产品具备真实而强劲的市场需求。某些国家炒作“产能过剩”话题，其深层动机无非是为自身产业转型迟缓、创新能力薄弱及就业焦虑加剧等现实困境寻找替罪羊。

然而，筑起高墙、设置壁垒，真的能化解这些难题吗？欧洲央行自身测算结果已给出了回答：若欧盟自中国进口增加10%，其整体进口价格便能下降1.6%。

归根结底——吹灭他人的灯，并不能使自己更加明亮；阻挡他人的路，最终只会困住自己的脚步。保护主义之途不通，合作共赢方为正道。

近日，在第十四届芝加哥大学医学中心与同济大学附属蓝十字脑科医院携手举办的神经医学国际高峰论坛上，一份关于复发性颅内动脉瘤治疗的前沿学术报告引发广泛关注。《中国未破裂颅内动脉瘤临床管理指南(2024版)》披露，35至75岁成人群体中，未破裂颅内动脉瘤的患病比例约为7%。此类动脉瘤一旦破裂，后果不堪设想——可能导致偏瘫、失语、昏迷乃至植物人状态，致残率和致死率均处于极高水平。正因如此，如何为复发病例量身定制既安全又持久的干预策略，始终是神经介入学界持续热议的核心命题，也是蓝生脑科旗下上海蓝十字脑科医院着力攻克的重点攻关方向。

在论坛上，上海卒中学会神经内科分会委员、蓝十字脑科医院王贵平博士以《血流导向装置在复发性颅内动脉瘤治疗中的应用》为题作了学术演讲，聚焦二次治疗中的决策瓶颈与技术抉择，系统阐述了复发性及复杂性颅内动脉瘤血流导向治疗的要点与规范。王贵平指出，动脉瘤在接受血管内治疗后，部分患者仍面临瘤颈残留、弹簧圈压缩或瘤腔再度显影等复发现象。他比喻道，传统介入手段的核心逻辑是“填塞”，但复发风险相对较高；而二次干预好比修补一件已打过补丁的衣物，既要修复新的破损，又不能损及原有补丁，操作之难远非初次手术可比。

当前，针对复发性动脉瘤的主流治疗选项包括显微外科夹闭、再次弹簧圈栓塞、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及血流导向装置植入等。相较于传统路径，血流导向装置通过重塑载瘤动脉的血流动力学、促进瘤内血栓形成及血管内皮重建，为复杂宽颈及复发性动脉瘤开辟了一条别开生面的新思路。其核心价值在于实现从“填塞”到“重建”的理念跃升。通俗而言，血流导向装置植入后横跨于动脉瘤的开口处，宛如在脆弱的血管壁上加装了一层内衬。有了这层屏障，血流不再直接冲击瘤壁，瘤内血液逐渐停滞并凝结成血栓，最终促成瘤颈的生物性封闭，从源头上显著降低复发概率。

二次介入手术往往伴随着操作空间受限和影像干扰显著等棘手的挑战，因此必须依据个体化血管解剖特征进行细致评估与分层决策。王贵平在报告中分享了两例复发性动脉瘤分层精准治疗的实战案例——一例采用单纯血流导向实现血管重建，另一例则结合栓塞与血流导向进行分层干预，生动展现了该技术的临床优势。第一例为破裂宽颈后交通动脉瘤，在弹簧圈栓塞术后一年出现复发，二次治疗选择单纯植入血流导向装置，成功完成血管解剖重建。第二例为左侧大脑中动脉巨大血栓性动脉瘤，同样在弹簧圈栓塞术后一年复发，采用“再次弹簧圈栓塞+血流导向装置植入”的联合方案，术后分支血流保持通畅。

这两例患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初次治疗均采用了弹簧圈栓塞手段，这也印证了复杂性颅内动脉瘤单纯依赖填塞疗法存在复发的可能。相比之下，血流导向装置促使动脉瘤自然闭塞，完成了从被动填充瘤腔到主动重建载瘤动脉的质变，为二次干预提供了更安全、更持久的解决之道。王贵平强调，在已经存在弹簧圈或支架的血管内再度植入血流导向装置，既要确保新装置充分贴壁，又不能破坏旧有器械，堪称“在螺蛳壳里做道场”。术中可能遭遇三大难题：显微结构遮挡导致支架展开不全、导丝意外穿入“网眼”、新旧器械互相缠结，概括起来就是“看不清、走错路、理还乱”。针对这些痛点，他提出了标准化应对策略：对于原有器械干扰X线透视的情况，可将球囊后扩张作为常规的“双重保险”；若微导丝误入原支架网眼，则需跟进中间导管实时验证“正道”；至于新旧器械的缠结与锚定，务必精准定位、一步到位，尽量减少推拉调整的频率。

在报告交流环节，中外专家围绕复发性病例的治疗时机、适应证选择及围手术期管理等多个维度展开了深入探讨。与会者一致认为，血流导向装置的临床推广必须建立在精准病例评估、规范操作流程及长期随访管理的基础上。尤其对于曾接受弹簧圈栓塞的患者，更应依据个体化血管解剖特征制定分层干预方案，以确保疗效最大化。

医学技术的每一次迭代，终极指向始终是患者的生命安全和健康福祉。王贵平博士的学术分享不仅是对前沿临床技术的深度探讨，也彰显了医院在脑血管病精准介入领域的扎实实力。展望未来，蓝生脑科旗下医院将继续深耕脑病诊疗技术的创新与升级，持续将医学成果转化为可及、安全、普惠的医疗服务，让更广泛的脑病患者从中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