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达成理想的瘦身目标，如今不少人倾向于借助药物手段来干预体重管理。那些被冠以“躺瘦神器”之名的减肥针，凭借简单的注射流程和令人瞩目的减重成效，已然取代传统的节食与运动方式，迅速跃升为众多减重者心中的首选方案。

然而，许多未经医院专业评估便自行网购并注射的人，却遭遇了恶心、呕吐等不适症状，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干扰，个别案例甚至诱发急性胰腺炎、胆囊病变等严重健康问题。这类减肥针究竟是否适合所有人？其潜在副作用有哪些？停药后会不会遭遇体重反弹？这些问题亟待厘清。

目前，多款减重注射针剂已获准上市，但无一例外均为处方药。胰高血糖素样肽-1本是人体肠道内天然分泌的一种肠促胰素，核心功能在于降低血糖并抑制食欲。以此为依托，国内获批用于临床减重的针剂已逾六款。尽管不同药剂在靶点设定、适用对象及减重强度上各有差异，但恶心、腹泻、呕吐、便秘、消化不良、乏力、低血糖及腹痛等常见不良反应却普遍存在——这并非个体差异所致，而是药物作用机制的内在必然。

依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这类胰高血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减重针均属处方药范畴，拥有严格的适应症与禁忌症界限，唯有经医生全面评估身体指标后方可启用。违规私自采购、盲目跟风注射，本身便潜藏着巨大的健康风险。对于体重正常者而言，强行借助药物让身体陷入“节能状态”，其付出远超所获；此外，还有几类特定人群应严格避用。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陈玲明确指出：首先，有甲状腺髓样癌既往病史或家族史，以及多发性内分泌腺瘤2型病史或家族史者应坚决排除。其次，曾患胰腺炎或反复发作胰腺炎，以及伴有严重胃肠道疾病的人群，同样不宜使用。第三，妊娠期及哺乳期女性因缺乏用药安全性证据，也不应轻易尝试。第四，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其用药安全性无法得到保障，故不建议采用。

切勿盲目迷信减肥针的神奇效果。国内外医学界针对当下流行的几款药物开展了广泛研究，结果表明并不存在“一针瘦终身”的奇迹，绝大多数人在停药后均会遭遇不同程度的体重回升。为何停药即反弹？其机制何在？对机体又会带来何种影响？

国内临床数据显示，停药半年内，高达80%至90%的个体体重将逐渐恢复至用药前状态，且原本伴随体重下降而改善的血糖、血压等代谢指标亦会逆转回退。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内分泌科主任方毅解释称，减肥针犹如体外调控器，持续向机体的能量平衡系统施压。一旦停药，饱腹感消失而饥饿感重现，摄食量与进食频率随之增加，能量摄入相应攀升。与此同时，体重下降后机体产生代谢适应，静息能量消耗趋于减少。一边摄入增多，一边消耗降低，能量正平衡迅速形成，体重反弹便不可避免。

减重绝非单纯依赖药物所能达成。许多未经医生评估便自行用药者，在体重快速下滑后草率停药，待反弹再度打针，周而复始陷入恶性循环。这种体重的剧烈波动对机体伤害深远：脂肪量递减而体脂率反增，最终引发代谢损伤，甚至导致情绪波动、心理焦虑等问题。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尹晓强调，体重达标后需在医生指导下逐步减量并停药，以帮助身体适应新的平衡点。无论用药期间还是停药之后，都应坚持健康的心理行为模式，涵盖饮食、运动、睡眠及情绪压力管理。药物仅是减重强化期的辅助手段，为建立持久的生活习惯变革提供黄金窗口。能否坚持结构化的生活方式调整，将直接决定体重反弹的速度与幅度。

减重之道绝非一蹴而就的捷径，终究需要科学饮食与规律运动作为坚实根基。将药物带来的饱腹感转化为长期饮食习惯，远离精制糖、油炸食品及精加工主食，增加优质蛋白、粗粮与绿叶菜摄入，稳定每日热量缺口，并主动提升基础代谢水平，方为可持续的健康之道。

中新社广州七月二十三日电（记者蔡敏婕）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日前经优先审评审批通道，正式批准创新一类药物奥普雷顿片上市。此款药物系国内首度获准应用于治疗1型发作性睡病的食欲素受体激动剂，适应对象涵盖年满十六岁的青少年群体及成人1型发作性睡病患者。该药物的问世，为相关患者群体增添了新的治疗路径。

发作性睡病属于一种慢性且极为少见的神经系统疾患，依据病理特征可细分为1型和2型两类亚型。此罕见病症最突出的临床表现，在于患者面临难以克制的嗜睡冲动——无论置身于交谈、进餐还是其他日常情境中，都可能骤然陷入短暂睡眠状态。这是一种全天候的睡眠调节紊乱，且1型患者往往还会在无预警情况下遭遇猝倒发作，其根本诱因在于下丘脑区域负责平衡睡眠与觉醒信号的食欲素神经元发生退化，进而导致睡眠-觉醒周期的稳定性遭受破坏。

除了典型的日间过度思睡，患者还可能经历反复出现的猝倒现象——即在情绪剧烈起伏时，肌肉张力会突然丧失；夜间睡眠则常呈破碎化趋势，伴随睡眠麻痹或入睡前幻觉等困扰；随着病程演进，注意力涣散及认知机能减退亦可能持续显现。值得一提的是，发作性睡病已被收录于我国《第二批罕见病目录》之中。然而，尽管其被界定为罕见病，但由于公众对这一疾病的认知仍显不足，加之临床诊断工具受限，患者从初次出现症状直至获得明确诊断，平均需要跨越十年以上的漫长时间。

这已是记者再度踏入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的大门。回望2021年，彼时这里展示的核心成果，还是令人耳目一新的曲面屏技术，以及能够监测心电、体温等生命指标的柔性贴片。然而，仅仅数载光阴流转，人工智能的浪潮便为这一技术带来了全新的机遇——用“电子皮肤”为机器人补上具身智能中缺失的“感知拼图”。

“大语言模型之所以能突飞猛进，靠的是互联网在过去数十年间积累起来的海量语料。但在具身智能的领域里，物理世界中感性的经验，与人工智能所能理解的语言体系之间，仍横亘着一道深深的鸿沟。”30日，该院具身智能数据采集训练中心主任陈毅豪对记者表示，具身智能若要跨越“能走能动”的层面，进入“能干活”的境界，离不开规模庞大且品质优良的真实机交互数据。而现阶段，模型的训练多依赖视频和运动轨迹，缺少触觉反馈的人形机器人，始终带着感知的“盲区”。

试想，拾起一块棱角分明的石头、一颗圆润的葡萄、一枚易碎的鸡蛋，所需的力量与角度各具玄机。而在传统机器人的操作逻辑中，这些维度并不存在。正因如此，鸡蛋被捏碎、石头却抓握不住的现象屡见不鲜。由此，在应用场景中赋予机器人“力学感知”的能力，便显得至关重要。

为解决这一痛点，柔电院依托自主研发的柔性集成器件制备技术，成功研制出柔性触觉感知末端。该器件凭借超薄、柔韧、可拉伸的特性，如同“电子皮肤”般完美贴合于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任意曲面，能实时捕捉压力、温度、纹理等多维信息，并结合力控算法（力反馈频率达1kHz，分辨率达2%），可完成从轻柔拾取脆弱物品（2N）到牢牢夹持重物（100N）的无缝精细调节，同时支持滑动自动补偿与主动报警功能，真正实现了“像手一般感知与应变”。这一突破，以较低的成本获取了高精度的物理交互数据，成功破解了具身智能在真实世界中的“感知盲区”，为其智能化进程按下了加速键。

如何让机器人学会人的叠衣习惯？如何在五颜六色、形态各异的袜子堆中精准配对、整理收纳？在采访现场，记者看到数据采集员们佩戴着采集设备，在各种场景中悉心记录下感知的力学经验，供人工智能学习借鉴。鼓鼓囊囊的膨化食品袋、软硬度迥异的塑料瓶和易拉罐——一位采集员正训练机械手从满目琳琅的货架上，以各不相同的力道取下商品。这套具身智能应用的目标，是让机器人在超市、仓库等场景中实现自动取物。在更广阔的生产生活图景里，机器人若要真正踏入物理世界，就必须将“电子皮肤”的制造能力，转化为具身感知的数据能力。

依托国家级柔性集成器件制造中试平台，柔电院全力攻关柔性触觉感知末端的规模化制备工艺，率先达成了“电子皮肤”的量产能力，并践行了“制造中试赋能数据中试”的模式创新。通过在工业具身智能实训中心的机器人身上大规模部署“电子皮肤”，该院目前已经实现月产1000只智能感知夹爪的稳定交付与装机，为数据积累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物理交互入口。这种“硬件量产+数据反哺”的双轮驱动模式，确立了稳定可靠的感知数据源标准，为柔性触觉感知末端走向标准化、市场化、规模化奠定了扎实基础，真正依靠工程化实力加快推动具身智能落地生根。

“打个比方，未来机器人具身感知能力成熟到能够投入实际应用，可能要积累共计一亿小时的训练数据，可如今全球感知数据的总和也不过区区的几万小时。具身智能的成熟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训练数据的厚度。而如何感知，则需要人类一步步‘教会’机器人。”在陈毅豪的构想中，未来各行各业的从业者都可以配备“电子皮肤”硬件，边工作边实时回传操作数据，既不影响本职任务，又能通过数据训练得到一份额外收入，实现一举两得。

值得一提的是，具身智能采集员和训练师已列入人社部职业目录。截至目前，柔电院首批240台机器人已投入使用，300多位数据采集员已全部到岗并完成培训，今年以来累计完成2万小时的数据采集工作。该院还在嘉兴布局了3条具身智能工业示范线，与省内50多家企业达成合作意向，近三年来累计引进50余家柔性电子上下游配套企业，为本地新材料、智能装备等主导产业注入了全新动能。

北京7月10日电（记者 赵方园）7月7日，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前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因癌症离世，终年55岁，令人唏嘘。这一悲痛消息引发社会广泛聚焦，同时使一种鲜少被公众了解的罕见恶性肿瘤——淋巴瘤，浮出水面，成为舆论关注的新议题。

根据社交平台上流传的一份疑似其本人亲笔撰写的病情记录，高善文于一年多前罹患外周T细胞淋巴瘤，2025年1月出现早期症状，同年12月经确诊为T细胞淋巴瘤Ⅳ期，后续病理检查进一步明确其亚型为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病理科主任医师高子芬在接受采访时介绍，淋巴瘤可发生在人体除指甲与毛发之外的任何部位，其临床表现变幻莫测，患者常因身体不适而前往不同专科进行检查——鼻塞可能求诊于耳鼻喉科，腹痛或至消化科，发热则往往首选感染科——很难在初期将病因与淋巴瘤联系在一起。高善文的经历亦是如此，他辗转近一年的时间，历经多次检查与咨询，最终通过活检病理被确诊为该亚型淋巴瘤，属于成熟外周T细胞淋巴瘤的一种，该类型恶性程度高、病情进展极为迅速。

淋巴瘤虽属相对“小众”的肿瘤类别，但却是所有恶性肿瘤中诊断难度最大的类型之一。事实上，淋巴瘤的命名有别于其他实体肿瘤——一旦确诊即为恶性，良性的病变则被称作增生或反应性增生。北京大学国际医院血液科淋巴瘤亚专业副主任医师张梅香指出，淋巴瘤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中的发病率位居榜首，“大众口中常说的淋巴瘤，绝大多数是指B细胞淋巴瘤，这占据了淋巴瘤的相当比例；而T细胞淋巴瘤则相对罕见，显得更为‘小众’。”

T细胞是免疫系统中执行攻击病毒及异常细胞任务的“精锐部队”，当这些T细胞发生恶性转化、异常增殖时，便演化为T细胞淋巴瘤。高子芬进一步解释说，高善文所患的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在东方人群中更为常见，其诊断难度极高，临床上误诊率居高不下。她提到，淋巴瘤细胞本质上是淋巴细胞正常演化过程中某一特定阶段的形态改变，但若其结构异常、分布区域错位，免疫表型出现紊乱，便可能意味着进入肿瘤阶段。更为棘手的是，在某些感染或免疫功能紊乱的情形下，淋巴细胞同样可能呈现相似形态变化，使得鉴别诊断雪上加霜。因此，淋巴瘤的最终确诊必须依赖于临床表现，并结合流式细胞学、克隆性分析等辅助手段进行综合研判。

高子芬感慨道，业内流传着这样一句玩笑——好好的一个病理大夫，碰上淋巴瘤就“毁了”。这是因为淋巴瘤诊断需要与时俱进的知识体系、深厚的专业积淀和全面的信息整合能力，真正能游刃有余做好这一工作的专家凤毛麟角。根据淋巴瘤之家发布的《2019中国淋巴瘤患者生存状况白皮书》，在近5000例受访患者中，约43%曾遭遇误诊，究其根源，正是淋巴瘤病理复杂、亚型多达近百种、临床表现不特异，且诊断必须依赖病灶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

高子芬强调，具体亚型的鉴别直接引导临床医生进行病情分层和治疗方案的抉择，更关系到患者未来疾病走向的预估。她介绍，淋巴瘤确诊必须借助病理检查，多数病例采用空心针穿刺获取小样本，经显微镜观察细胞形态与组织结构后形成初步判断，最终诊断还需辅以其他检测。若怀疑恶性，应通过免疫组化、克隆性分析、基因检测等手段，进一步辨别究竟是B淋巴细胞还是T淋巴细胞来源，明确具体亚型，并探寻是否存在可供靶向治疗的基因突变。鉴于诊断之艰难，高子芬建议，疑难病例应争取多家医疗中心联合会诊，待明确诊断后再启动治疗；若送检样本不足以支撑确诊，建议重新取非腹股沟肿大淋巴结（短径超过1.5厘米），切开固定于10%中性福尔马林液中送检，必要时同步送流式检测。

张梅香特别提醒公众，对于原因不明的淋巴结肿大务必保持高度警觉。“并非所有淋巴结肿大都意味着淋巴瘤，但若发现颈部、锁骨上或腋窝区域出现包块，应尽快寻求血液科医生帮助进行鉴别。”她给出一个简易的判别方法：“通常按压时若有明显痛感，大多为炎症性病变；但如果淋巴结不痛不痒、质地较硬，触感如鼻尖般的韧度，就要高度警惕恶性可能。若淋巴结呈进行性肿大，经消炎治疗后反而继续增大，更是警示信号。”

在医学上，淋巴瘤有一组经典的全身性症状，被称为“B症状”。高子芬提示，若出现原因不明的发热（体温约38摄氏度）、盗汗、体重无故下降或无明显痛感的肿块，应立即前往血液科或淋巴瘤专科就诊。张梅香补充道，直系亲属中有淋巴瘤病史者，患病风险略高于普通人群，但淋巴瘤并不属于遗传性疾病，并无明确的直接遗传规律，仅存在“遗传易感性”倾向。

针对不同人群，张梅香建议采取差异化的体检策略：40岁以上人群应每年进行一次全面体检；有家族史、免疫缺陷病史或长期接触射线的高危人群，则每半年检查一次。常规项目涵盖血常规、超声以及内科和外科的触诊。她同时强调日常自我检查的重要性，建议公众养成习惯，经常触摸颈部、腋下及腹股沟区域，留意是否出现异常包块。

据国家癌症中心2022年数据，我国每年新发淋巴瘤病例约8.5万例，死亡约4.1万例，且发病率呈逐年攀升之势。高子芬分析，这一上升趋势并非单纯反映患者数量骤增，也与检测技术改进和公众认知提升密切相关，更多早期患者因此获得确诊。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淋巴瘤疾病谱与欧美国家存在明显差异，由于EB病毒感染率更高，T细胞和NK细胞淋巴瘤的发病率相对较高。张梅香从多方面剖析原因：一是遗传易感性，不同人种的基因多态性各异；二是环境因素，亚洲地区EB病毒高发，该病毒与NK/T细胞淋巴瘤的发生密切相关；三是生活方式，长期接触农药、化学染料、有机溶剂等，或吸烟、酗酒、高脂饮食及长期精神紧张，都可能增加患病风险。

近二十年来，淋巴瘤诊疗水平取得长足进展，患者治愈率显著提升。相较于其他恶性肿瘤，淋巴瘤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均有明显改善。目前临床治疗手段多元化，除传统放化疗、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外，小分子靶向药物、双特异性抗体、CAR-T细胞免疫治疗等创新策略已得到广泛应用。然而，不同类型淋巴瘤在治疗难度与手段上差异显著。张梅香坦言：“外周T细胞淋巴瘤病情进展快、恶性程度高，对常规化疗的响应并不理想。”当前针对T细胞淋巴瘤的研究进展相对滞后于B细胞淋巴瘤，临床可选的方案也远未成熟。

这一差距在CAR-T疗法的应用上尤为突出。根据公开信息，高善文曾发布医疗进展，提及一项以CD7为靶点的CAR-T疗法Ⅱ期临床试验。CAR-T治疗的本质是利用改造后的T细胞精准攻击肿瘤，然而T细胞淋巴瘤的肿瘤细胞恰恰源自T细胞——治疗需以“T细胞”对抗“坏掉的T细胞”，极易陷入“敌我不分”的困境。正因如此，CAR-T在T细胞淋巴瘤领域的研发难度远超B细胞淋巴瘤等疾病，至今尚未完全成熟。

尽管如此，T细胞淋巴瘤患者并非束手无策。根据《淋巴结外周T细胞淋巴瘤诊断与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25年版）》，大多数T细胞淋巴瘤的一线治疗通常以CHOP方案为核心——该方案可理解为几种化疗药物加一种激素类药物的联合疗法。高子芬表示，“我们曾遇到过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患者，虽经历复发，却存活了十五六年；五年即可视为临床治愈。”她同时强调，淋巴瘤诊疗需要多学科协作，而患者的信念同样至关重要：“信心本身会影响机体抵抗力，心态乐观、积极配合治疗，往往预后更佳。”

张梅香表示，随着基础研究不断深化，新的治疗手段也在持续拓展。她透露，目前已有针对T细胞淋巴瘤的新药问世，针对T细胞表面分子的抗体疗法正在临床研究中，未来有望像B细胞淋巴瘤一样，实现精准靶向的抗体治疗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