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再度将“稳定房地产市场”列为政策焦点。这是继今年4月会议提出“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后，高层在短短半年内第二次明确释放“稳楼市”信号。

为何“稳楼市”频频进入决策视野？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分析指出，房地产行业产业链条长、辐射效应广，市场深度调整会经由上下游产业传导至就业领域，乃至影响宏观经济整体运行。此前有评述称，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导致财富效应弱化，居民消费行为趋于保守。稳住楼市，正是为了阻断资产价格下行对消费信心造成的负向循环。

今年以来的房地产市场，“筑底”与“分化”交织并存。根据机构统计，上半年全国二手房网签面积同比增长10.2%，而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11.6%，核心城市已现企稳苗头。自3月起，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环比连续四个月上涨。中指研究院数据表明，7月以来重点城市新房和二手房成交规模同比均呈小幅攀升，但部分三四线城市仍处于调整通道。有观点认为，新房市场有望在“十五五”中期逐步走出底部区间。

“稳楼市”的政策路径亦在悄然生变。以往调控多聚焦于房贷利率调整、限购优化等需求端工具，而今年以来供需两侧协同发力的趋势愈发明显，其中一项显著特征是供给侧主动收缩。李宇嘉表示，今年房地产新开工及批售规模仅约为销售规模的一半；同时，各地不再一味扩张供地，而是在控制土地出让总量的基础上，着力提升片区配套成熟度。上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和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等指标的回落，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各地主动控制增量的策略，这也是市场加速迈向供求平衡的积极信号。

与此同时，通过推进“好房子”建设提升产品品质，以及加快老旧小区、城中村、危旧房改造等举措，政策正精准对接当前尚未被充分满足的多元住房需求。

更深层次看，“稳楼市”的指向在于驱动行业转型。据统计，上半年二手房在新房与二手房交易总量中的占比达到50.4%，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18个省（区、市）的二手住宅交易面积已超越新建商品住宅。随着二手房交易占比历史性突破半数，中国楼市正全面步入存量主导时代。未来的“稳定”并非简单维持房价或成交规模，而是在消化存量库存的同时，推动房地产角色从“开发商”向“运营商”转换。

打开手机应用，输入药品名称，完成支付后静候快递小哥送药上门……线上购药的便捷性毋庸置疑，然而其背后潜藏的“一键秒出方”“审核走过场”等乱象，却为公众用药安全埋下了不容忽视的隐患。据记者亲测发现，当下不少平台对部分处方药的购买几乎毫无门槛。（见7月14日《法治日报》）

处方药绝非寻常消费品，其合理使用必须建立在确切的医疗诊断和真实病情之上。但现实却是，不少网络平台所谓的“智能问诊”不过是“走马观花式的形式问诊”：用户只需轻点几项选项，系统随即自动生成药方；药师审方环节要么缺位，要么形同虚设，甚至有平台从上传处方到支付完成全程仅耗时5秒，全程无任何真人药师过目把关。这种“动动手指即可开方”的虚假医疗模式，不仅直接违背了《药品管理法》所确立的“先方后药”核心原则，更令患者深陷不可预估的用药风险之中。与此同时，部分本应面向慢性病患者的“长处方”医保药品，也被不法分子利用虚假申报等手段套取，严重危及医保基金的正常运转。

“秒开方”现象的蔓延，其根源在于平台逐利本性与监管步伐的脱节。部分网络平台为了冲刺交易规模、笼络用户流量，在处方核验、药方开具等关键环节的技术设计上大开方便之门，甚至对虚构病症、绕过审核等违规操作采取默许态度；而基层监管部门人手有限，跨区域协查困难重重，致使大量违规行为难以被及时捕获和严肃处理。

令人欣慰的是，监管层面正在加速发力。不久前，国家药监局正式出台《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对商家资质、销售流程、信息展示、平台责任等多个维度提出了系统而详尽的要求。相较于2025年9月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正式版《指南》的约束力明显增强，全文多处原先使用的“鼓励”“建议”等柔性措辞，已替换为“不得”“应当”等硬性规定。例如，明确要求处方审核必须由执业药师本人完成，严禁以人工智能取代人工审方，其他岗位人员亦不得越俎代庖。

应当承认，这一系列举措必将有力推动网售处方药迈向规范化轨道，然而制度的落地生根还需依靠强有力的执行保障。比如，加快构建处方信息共享机制，推广视频问诊、人脸核验等科技手段，确保“人、方、药”三者精准对应；对违规平台实行“黑名单”管理，做到该罚的绝不手软、该停的绝不姑息。与此同时，广大患者也应增强用药安全意识，不因“低价”“速达”等噱头而盲目下单，尤其对减肥药、精神类药物等高风险处方药，更需提高警惕，谨慎对待。唯有平台尽责、监管从严、消费者协同监督，多方形成合力，方能真正堵住“秒开方”这一危害安全的漏洞。

网购药品的安全底线，绝不能为速度所让路，这既是互联网医疗应有的行业样貌，更是不可逾越的基本准绳。

据国家文物局官方微信平台消息，该局日前正式发布《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该规划指出，文物作为无法复制、无法替代的珍贵资源，深刻印证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血脉。为有力推动文物事业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特制定本规划。

规划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落实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坚持文物工作基本方针与具体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始终将保护置于核心位置，着力增强文物保护综合效能，深入挖掘并高效运用文物的多元价值，统筹协调文物保护利用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为铸就文化强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贡献力量。

规划明确，到2030年，要构建起完善的文物系统性保护与统一监管督察体系，文物保存状况不断向好，考古工作在实证中华文明历史方面的作用得到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加广泛惠及公众，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显著增强，文物工作的价值感召力与国际影响力实现大幅跃升。

在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机制方面，规划提出，要依托法治推进文物保护，统筹强化文物实体资源与数字资源管理，促进文物保护跨部门协作与区域协同。具体措施包括：夯实文物保护法治根基，制定中长期文物立法规划，协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制定，修订相关实施条例和管理办法，推动地方性法规规章完善，加强文物法学研究，普及文物保护法；健全文物资源调查管理体系，完成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建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完善认定公布和名录动态更新机制，遴选第九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强化“四有”工作及未定级文物保护基础，开展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加强民间收藏文物管理服务，健全国家文物鉴定体系，落实国有文物资源资产报告制度；强化文物保护空间管控，完成不可移动文物资源“一张图”和省级以上文保单位“两线”矢量化数据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系统，利用卫星遥感、无人机等技术定期监测，推进地下文物埋藏区和水下文物保护区划定，全面落实“先考古、后出让”和“先调查、后建设”制度，加强历史文化资源富集区保护；优化文物数据管理应用，建设国家文物资源大数据库，整合现有数据平台，完善数据管理制度和标准体系，建立跨部门跨区域共享机制；深化文物保护协同，发挥不可移动文物主体作用，协同推进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的保护管理，建立古镇古街“白名单”机制，推广保护利用示范样板，推动文物与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周边环境整体保护，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文物保护，加强援疆援藏工作，协同公布各类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在加强文物安全监管督察方面，规划强调预防为主、重点治理，强化执法督察、责任落实与安全管理，健全安全长效机制。具体措施包括：深化文物督察和行政执法，协同开展文化遗产保护督察，依法查处违法案件，实施卫星遥感执法监测，推动全流程闭环管理，规范执法行为，畅通“12359”举报平台等监督渠道；完善文物安全责任体系，压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鼓励多种方式加大投入，履行部门监管责任，提升文博单位安全保卫和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进安全责任人公示，宣传“文物安全守护人”；强化文物安全风险防控，完善风险识别评估制度，出台隐患判定标准，配置安全防护设施，加强行业安全生产监管，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和消防培训演练；实施常态化联防联控，发挥部际联席会议作用，联合打击文物犯罪，用好被盗文物信息平台，依法严惩各类犯罪，推动行刑衔接，在重点区域设立派出所或警务室，开展联合巡查。

在实施文物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战略方面，规划将创新视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着力提升文物科技赋能水平，推进人才队伍扩优提质。具体措施包括：加强技术攻关和研发应用，聚焦原位无损检测、病害监测、本体修复、考古调查测绘等关键技术及装备研发，深化基础研究揭示病害机理，开展技术应用示范形成系统方案；加快标准化数智化建设，完善急需标准，研制检验检测关键标准，制定国际标准，建设文物图像知识图谱，加强人工智能在防灾减灾、安全监管等领域的应用；完善科技创新体系，促进多学科交叉研究，培育重点实验室和技术创新中心，建设国家文化遗产科技创新中心，推动科研基地扩容增效，支持联合实验室建设，发挥国际科技合作平台作用；健全教育培养体系，推动学科建设，支持高校设置相关专业，优化职业教育结构，建设联合研究生院，试点人才培养模式，建强网络学院，加大基层培训力度，实施国际交流项目；优化人才发展机制，建设人才梯队，实施考古人才振兴计划和青年支持行动，完善职业技能培训与等级认定机制，举办技能大赛，宣传“全国文物大工匠”，完善保障机制，推动基层机构建设。

在强化文物古迹保护管理方面，规划坚持保护第一、最小干预原则，分级分类统筹施策，维护文物古迹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具体措施包括：加强文物建筑保护管理，实施“中国营造”计划，开展研究性保护工程，推进首都功能核心区和央属文物保护，编制细分类型管理制度，制定未定级文物建筑修缮政策，实施彩票公益金支持项目；提升石窟石刻保护水平，建成区域中心，推广“以大带小”模式，实施中小石窟系统保护工程，公布第二批古代名碑名刻名录，规范数字化工作，建设河西走廊文化遗产线路和川渝石窟寺国家遗址公园；加强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和保护管理，推进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三星堆-金沙遗址申遗，培育预备项目，规范跨省联合申遗，实施保护提升专项行动，支持敦煌研究院建设；统筹预防性和抢救性保护，实施预防性保护项目，加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完善应急预案和技术导则，强化部门协作，建设灾情数据库，完善气候变化应对机制；推进文物保护工程改革，优化管理制度，强化专业人员主导，实施质量提升行动，健全技术监督体系，提高审批效率，规范资质管理，完善报告制度，建设研究机构，试点建立工程队伍和物料储备场所，设立实训基地，推广“文物+非遗”模式。

在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方面，规划要求完善考古管理体系和学科体系，统筹考古研究与阐释、遗址保护与发展，深化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具体措施包括：深化考古研究，聚焦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重大问题，实施“考古中国”项目和夏商文明研究工程，控量提质主动性发掘，加强长江文明溯源研究，推进区域性专题性项目，完善边疆布局，加强资料档案管理，完成重点报告出版；优化基本建设考古，有序开展国家重大工程等考古工作，推动历史文化名城完成考古资源统一底图规划，健全协作机制，加强勘探管理，建好探掘工队伍；加强遗址保护利用，规范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优化布局，推进核心遗址和都城遗址保护，加强边疆遗产展示，统筹古遗址墓葬保护，加强出土文物阐释，规范展示设施和研学活动；强化考古工作基础支撑，完善机构建设制度，加强重点机构建设，提升学术科研和国际合作水平，建设科技考古实验室和科研平台，支持标本库房建设，提升技术装备标准化水平。

在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革命文物方面，规划强调服务大局、资政育人，健全保护格局和管理体系，提升传承弘扬效能。具体措施包括：加强革命文物系统保护，保护反映革命史、党史、新中国史等文物，提升各类遗址遗迹保护水平，加强新中国成立以来文物保护，开展市县全域保护试点，实施维修和修复计划，制定技术导则，提升工程质量，改善保管条件；提质革命文物整体展示，构建主题鲜明的纪念馆体系，提升展陈水平，形成以“四史”等为主题的展陈矩阵，举办主题活动季，推出精品展览，开展“共和国印记”活动，编制展示导则，建好用好协同研究中心；拓展革命文物教育效能，制定纪念馆开放导则，优化讲解服务，增强服务可及性，支持建设教育营地，讲好革命文物背后的故事和精神。

在推进博物馆高质量发展方面，规划提出控制增量、优化布局，释放活力、直达基层，统筹推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博物馆发展。具体措施包括：完善博物馆管理制度，制定建设标准，规范设立退出管理，优化免费开放政策，提升补助资金效益，完善定级评估制度，建立质量管理体系，深化国有博物馆改革；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建好中央地方共建重点博物馆，健全对口帮扶机制，坚持“大带小、上带下、东带西”，加大帮扶力度，支持中小博物馆和非国有博物馆发展，盘活基层资源，加强边疆和民族地区博物馆建设；构建藏品保护管理体系，健全安全管理制度，规范建账出入库和盘库清点，推进定级建档备案，强化动态监管，加强病害调查和评估，实施保护修复计划，加强环境监测和日常养护，深化数字化保护和资源共享；提升博物馆公共服务质效，策划精品展览，推动资源共享和馆际交流，鼓励借展、联合策展、巡展和线上展览，推动资源直达基层，优化预约机制，规范讲解和研学管理，完善分众化服务，深化馆校合作，推动资源融入教育。

在优化社会文物管理服务方面，规划要求规范管理、创新服务，加强文物流通领域诚信建设，提升鉴定服务水平，满足人民群众收藏鉴赏需求。具体措施包括：深化文物市场综合治理，健全流通经营管理制度，完善市场准入退出、公平竞争和信用建设机制，加快自贸区集聚发展和交易中心建设，规范引导网络交易发展，创新事中事后监管，健全执法协同机制；提升文物鉴定服务能力，完善鉴定机构管理，加强鉴定人才培养，规范鉴定行为，提升服务质量，为公众提供便捷的鉴定服务。

德国权威公共卫生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于7月30日公布的一份报告揭示，截至本月19日，该国今年因高温导致的死亡人数估计攀升至9800人，这一数字已然超越了自2016年以来任何一个完整年份的同期统计。这份来自柏林的消息指出，高温致死的规模在今年夏季呈现出异常严峻的态势。

根据该研究所披露的数据，今年6月下旬，德国广大地区遭遇了持续多日的极端炎热天气，多地的气温逼近40摄氏度大关，甚至有个别站点记录到了超过41摄氏度的极端值。值得注意的是，本年度逾半数的高温相关死亡案例均集中在这轮热浪肆虐期间，凸显出此次极端气候事件的巨大冲击力。

从受影响人群的结构来看，老年人群体承受了最为沉重的打击，其中85岁及以上的高龄者所占比例高居榜首。这一现象反映出老年人在面对极端高温时更为脆弱的生理状况与适应能力不足。

罗伯特·科赫研究所进一步解释称，高温本身鲜少被直接认定为致死原因。在绝大多数情形下，死亡发生是高温环境与个体已有的心血管系统疾病、肺部功能障碍或肾脏病变等慢性健康问题相互交织、共同触发的结果。正因如此，高温通常不会被列入官方死亡证明上的直接死因栏目。研究机构还强调，这些高温相关死亡人数的数据，是借助统计模型与方法对人口健康数据进行推算所得，而非基于直接的临床诊断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