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日（15日）起，本年度三伏天正式拉开帷幕，将持续至8月23日结束，总时长四十天。这意味着全国即将迈入酷暑巅峰期，各地纷纷进入“炙烤”状态，热浪层层席卷，令人难耐。面对持续飙高的气温，医学专家发出警示：务必高度防范热射病的潜在致命威胁。

热射病，医学上常称重症中暑，是高温相关急症中极为凶险的类型。医生解释，其成因在于人体长时间暴露于高温高湿环境下，体温调节机制失去平衡，产热远超散热，致使核心体温急剧上升，继而引发皮肤灼热、意识紊乱乃至多器官功能损伤，堪称一种致命性急症。

安阳市中医院急诊科主任李战炜指出，该病典型症状通常表现为体温骤升、意识昏迷及汗液停滞。易发群体则涵盖老年人群、婴幼儿、体虚羸弱者、长期受慢性病困扰的患者，亦包括在高温无风环境中作业、密闭暴晒场所工作者，以及特殊体质或从事高轻度体力劳动的人群。

专家强调，对抗热射病，预防才是首要策略。在酷暑时节，应尽可能规避在烈日下长时间暴露活动，及时补充水分及电解质，着装宜选透气性强的轻薄衣物，并确保居室通风与降温措施到位。一旦出现体温异常升高或神志模糊等危急信号，必须即刻寻求医疗救助。

李战炜进一步补充急救要点：首要任务是将患者迅速转移至阴凉处，同步拨打120急救电话。在救护人员抵达前，应实施物理降温措施，密切监测体温变化，并评估患者的意识状态。若遇神志不清者，需确保呼吸道畅通无阻，谨防分泌物引发窒息，为后续救治赢得宝贵时间。

中新社杭州7月17日电（曹丹）要从2000公斤长春花干叶中才能萃取出1克长春碱，这种广泛应用于临床的抗癌药，因天然来源中含量极低，长期以来供应局面始终不稳定。然而，来自浙江大学生物工程研究所的连佳长团队，携手加拿大新布伦瑞克大学的曲洋团队及西湖大学的王雅婕团队，于17日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一项突破性成果，成功破解了长春碱人工合成中产量受限的难题，使得其直接前体长春质碱在酵母体系中的产量攀升至164.9毫克/升，较以往水平提高了近千倍。

长春碱的体内合成宛如一场跨越细胞多个隔室的精巧“接力赛”。其代谢途径横贯细胞核、内质网、液泡和细胞质等多个功能区域，每一步中间产物都需在不同“车间”间逐站转运。只是，绝大多数中间物往往在转运途中便遭遇降解，难以持久存续。突破性的转机，正源于一次深度跨学科的合作碰撞。连佳长团队与深耕植物生化领域的曲洋团队、专攻蛋白工程的王雅婕团队联手攻坚，发现当名为CAD2的基因被“静默”后，长春碱的产量骤降至原先的十分之一。进一步探究揭示，CAD2所编码的蛋白质——被团队命名为VinBLAST，恰如一座“分子桥梁”，将一度被核膜隔离的两道反应步骤紧密衔接，使中间产物一经合成即可迅速传递。更令人瞩目的是，VinBLAST还能令下游酶的催化效率激增24倍，在双重机制的协同作用下，最终实现产量千倍跃升。

值得注意的是，VinBLAST所作用的代谢节点，正是700余种单萜吲哚生物碱共有的“母核”路径，且该蛋白在植物界表现出极高的保守性，烟草、葡萄等远缘物种中的同源蛋白同样具备效用，这无疑为天然药物的微生物合成送上了一把“万能钥匙”。目前，团队已与相关机构建立合作，正加快推动长春碱及其他生物碱的规模化制备攻关进程。（完）

7月29日澳门电 题：澳门何以成为解码景德镇申遗的“海上丝路密钥”？——独家对话故宫博物院太和学者赵强 中新社记者 郑嘉伟

7月25日，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正式跻身《世界遗产名录》。故宫博物院太和学者、澳门文物保护专家赵强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栏目独家专访时指出，此次申遗的成功，不仅让中国古代对外贸易中“丝、茶、瓷”三大文化载体在世界遗产版图上实现了圆满拼合，更以生动笔触勾勒出一幅中国手工业与早期全球化浪潮深度交融的历史长卷。在他看来，澳门作为16至17世纪串联中国内陆制造体系与全球远洋航线的关键贸易枢纽，正是展现景德镇遗产世界意义、解读中国瓷器环球传播脉络不可或缺的“海上丝路密码”。以下为访谈实录摘要：

中新社记者：为何将澳门视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海上丝路密码”？

赵强：澳门既是历史上景德镇瓷器迈向世界的流转驿站，更是今日理解、诠释其普世价值的关键文化场域。“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完整呈现了从原料开采、燃料供应到烧制成型的全产业链条，核心回应的是“瓷器如何被制造”这一命题。然而，若要满足世界遗产的评判标准——证明其对于人类价值观互通以及全球“中国风”审美潮流塑造的深远影响，景德镇就必须向世人阐明：它的器物究竟如何跨越重洋，成为早期全球化进程中的核心物质载体。

景德镇深处江西内陆，其庞大的产出能力若想转化为跨越大洋的文明对话与文化交流，势必要依靠一个能够无缝衔接全球供应链的离岸中转节点。澳门既非瓷器产地，也非唯一的外销口岸——漳州月港与广州同样扮演过重要角色——但它恰恰是西方远洋航路与东亚近海航路交汇的枢纽之地，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将景德镇的内陆生产体系成功嫁接到欧洲、日本乃至美洲的广阔市场。倘若缺少澳门这一“接驳口”，景德镇瓷器的全球传播链条便将缺失最直观的流转证据。

中新社记者：在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中，澳门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

赵强：自1557年葡萄牙人获准在澳门定居之后，这里便逐步崛起为中国华南沿海举足轻重的国际贸易中转港。与明代隆庆年间开海后兴起的漳州月港民间海商体系、以及广州以官方管控为核心的传统外贸模式相较，澳门依托葡萄牙商人的长期扎根、外贸仓储设施以及成熟的远洋贸易网络，成功跃升为连接中国生产端与全球消费端的关键纽带，并开辟出三条辐射全球的远洋贸易主干通道，深刻重塑了中国瓷器外销的整体格局。

这三条航线具体为：其一，欧亚主通道——从澳门启程，途经印度果阿，终抵葡萄牙里斯本。景德镇瓷器自澳门装船出发，穿越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绕行好望角，源源不绝地输入欧洲，最终步入王室与贵族的珍奇柜及宫廷瓷器厅；其二，东亚枢纽线——澳门与日本长崎直航，顺应了彼时日本茶道界及上层社会对青花瓷的热切追捧，景德镇瓷器经由澳门大量转口至日本，直接激发了17世纪初有田窑等本土陶瓷产业的萌芽；其三，跨太平洋线——澳门至菲律宾马尼拉，再越洋抵达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澳门凭借其华南沿海信息与物资集散中心的优势，深度融入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体系，使景德镇瓷器远销至美洲新大陆。

在这张纵横交错的全球航线网络中，来自美洲与日本的白银经由多元海上贸易渠道持续涌入中国，而景德镇庞大的瓷器产能则借由澳门等海上贸易节点进入环球供应链，由此形成了白银与瓷器双向流转的全球交换格局。

中新社记者：从贸易体量观之，月港与广州同为明代举足轻重的对外港口，澳门在这一全球贸易版图中的不可替代性究竟体现在何处？

赵强：澳门的独特价值核心在于“转换”二字。第一重是空间层面的转换——景德镇窑场烧制的器物，经由昌江、鄱阳湖、赣江汇入长江水系，再抵达东南沿海，由澳门接入印度洋贸易体系，从而由内陆手工业品蜕变为全球流通商品。

第二重是文化层面的转换——自16世纪50年代起，葡萄牙、日本、东南亚及欧洲各国商人汇聚澳门，罗明坚、利玛窦等耶稣会士亦以此为进入中国内陆的基地，欧洲铜版画与宗教图像由此渗透到晚明的视觉环境之中。明代万历至崇祯年间出产的克拉克瓷，虽仍以中国传统的散点透视为根基，但其开光布局与边饰层次已明显融入了全球市场的审美逻辑。澳门虽未让中国瓷绘立即转向西方绘画语言，却为中西视觉资源的交汇与融合提供了开放包容的场域，为清三代外销瓷及广彩中“中西合璧”装饰体系的成型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重是意义层面的转换——瓷器流入欧洲后成为贵族珍藏，抵达日本后推动有田窑对中国克拉克瓷器造型与纹饰体系的竞相模仿，进入美洲后又为当地社会重新定义并赋予其新的用途，甚至被改制为佩饰。器物在流通、典藏、仿制与再演绎的循环中，逐渐超越“中国出口货”的单一标签，升华为世界物质文化交流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新社记者：澳门为景德镇瓷器的世界性传播提供了哪些实证“物证”？

赵强：2010年至2012年间，联合考古团队在澳门圣保禄学院遗址东侧展开系统发掘，发现了一处规模宏大的竖井式圆形坑遗迹，深达约9.9米。坑内出土了大量明末清初的陶瓷残片，其中涵盖了丰富的外销瓷与克拉克瓷品类。经科学检测与比对分析，此处出土的克拉克瓷多数为江西景德镇民窑产品，这为澳门作为海上丝路关键中转港的地位提供了坚实的考古佐证。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遗址中还出土了带有象首形流部的克拉克瓷“军持”。这类兼具特殊宗教与文化属性的器物现身于圣保禄学院遗址，表明中国瓷器贸易网络不仅贯通了不同地域的市场，也跨越了宗教与族群的屏障，生动展现了16至17世纪海上贸易体系中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图景。

时至今日，圣保禄学院遗址的重要遗存——大三巴牌坊上，仍可见双手合十的圣母像浮雕，既传达着天主教祈祷与庇佑的寓意，也与澳门港口城市的航海文化遥相呼应，见证了海上贸易、宗教传播与中国物资流通在此交汇的厚重历史。

中新社记者：应当如何理解澳门作为“海上丝路密码”的当代意涵？

赵强：历史上的澳门，是中国通向世界的桥梁，助力景德镇瓷器循着海洋航线走向全球；而今日的澳门，则借助博物馆馆藏、学术探索与数字传播，让这些跨越海洋的文明记忆重新焕发光彩。

近年来，澳门城市大学克拉克瓷展区的设立、“千年瓷都·莲通天下”主题展览的举办，以及“海通镜鉴：16至19世纪中葡文化交流展”等一系列文化实践，正将数百年前的贸易航路转化为当代文明互鉴的沟通纽带。

景德镇申遗的成功，开启了重新审视中国陶瓷文明全球传播历程的新篇章。从景德镇千年窑火孕育的创造伟力，到澳门海洋网络的传播与链接，“景德镇—澳门—世界”这一文明链条，让每一件瓷器背后的交流故事从历史档案、考古发掘和学术论著走向公众视野。“瓷都”象征着中国陶瓷文明持续创新的不竭活力，澳门则见证了中华文化融入世界交流体系的开放胸襟，二者的交汇共同注解了“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的深邃哲理。

赵强，管理学博士(DBA)、艺术学博士，澳门特区政府科技发展基金资助博士后，研究员。故宫博物院太和学者、沈阳故宫博物院文物征集专家组成员，荣膺故宫“景仁榜”题名捐献者。现任澳门文物保护学会理事长，其传略已入编《中国当代文博专家志》。目前受聘为吉林大学艺术学院兼职教授、吉林艺术学院客座教授、广州大学客座研究员，任教于澳门城市大学与澳门理工大学，担任研究生导师。自2010年起，在中央电视台及各省市电视台鉴宝类节目中担任专家，并出任香港凤凰卫视《投资收藏》栏目市场评论人。已出版《中国艺术品收藏鉴赏百科》等专业著作18部，近年来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身份在SSCI、A&HCl、SCI及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今年以来，香港新股发行市场呈现出一片火热景象。根据Wind数据统计，截至7月27日，港股年内共完成100宗首次公开募股，这一数字较去年同期激增92.31%；而IPO募集资金总额则达到约2723.39亿港元，同比增幅高达111.26%。值得关注的是，在这批新股中，有31家企业此前已登陆A股市场，它们贡献的首发募资规模达1736.10亿港元，占年内港股IPO总募资额的六成左右。

瑞银全球投资银行部副主席及亚洲企业客户部联席主管李镇国在接受《证券日报》采访时指出：“得益于新股市场强劲的动能支撑，预计2026年香港IPO市场将继续维持活跃态势。”这一乐观预期背后，是科技企业扮演了绝对主导角色。

纵观年内整体表现，港股IPO在发行数量和融资规模上均较去年实现显著跃升，呈现出鲜明的结构性特征——硬科技定调明确，大型“A+H”股则成为领军力量。从上市板块分布看，这100家发行主体中，主板占据98席，创业板（GEM）仅有2家。若以募资规模衡量，共有4只新股募资额突破百亿港元大关，分别为立讯精密、胜宏科技、牧原股份和东鹏饮料；而募资达到50亿港元及以上的新股数量则扩大至19只。

行业维度上，年内港股新增上市公司主要集中于硬件、半导体、软件等科技赛道，这些企业的募资占比接近七成。具体而言，按照Wind行业分类统计，硬件设备行业有21家企业成功上市，募资总额约1047.50亿港元，占比约为38.5%；半导体行业则有14家企业登陆港股，募资约522.06亿港元，占比19.2%；软件服务行业共15家企业挂牌，募资约279.94亿港元，占比10.3%。上述三类行业合计50家企业，IPO募资总额约1849.50亿港元，占全部募资额比重约七成。

科技企业对年内港股融资的引领作用由此可见一斑。以半导体领域为例，澜起科技、晶合集成、壁仞科技、兆易创新、豪威集团等公司，业务覆盖存储接口芯片、晶圆制造、AI算力芯片及图像传感器等多个关键环节，构筑起完整的半导体产业链条。

与此同时，尚未实现盈利的生物科技新股年内也有11只亮相，合计首发募集资金128.83亿港元，这些企业均依照第18A章生物科技企业规则完成上市，为港股市场注入了创新药及医疗器械领域的新鲜血液。此外，同股不同权架构的公司也迎来集中上市潮，Momenta、MINIMAX、商米科技等5家公司均于年内登陆港交所。

值得注意的是，IPO募资额低于10亿港元的公司则多来自机械零部件、细分医药、建筑材料、可选消费等传统领域，它们同样构成了年内港股新股的重要生力军。

“并非只有龙头企业才能觅得上市良机，成长型、专业化的中小发行人同样能抓住合适的窗口期。”汇生国际资本有限公司总裁黄立冲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一次成功的IPO并不以高发行价或大规模融资为唯一追求，更关键的是上市之后能够保持充沛的成交量、获得长线资金的持续加持，并具备实施再融资的能力。

基石投资者的积极参与也为港股IPO的顺利推进提供了坚实保障。年初至今，100只新股中有83只成功引入基石投资者，参与认购的基石投资者累计数量高达916家（未进行去重处理），同比增幅接近279%。进一步数据显示，基石投资者累计认购金额约1125亿港元，占IPO募资总额的四成左右，且其投资偏好明显倾向于“A+H”股或高成长赛道的新股，诸如立讯精密、东鹏饮料、三环集团、澜起科技等项目均受到追捧。

在国际长线资金配置方面，主权财富基金在港股IPO基石投资者中的地位愈发突出。今年以来，新加坡政府投资（GIC）、淡马锡、阿布扎比投资局（ADIA）、卡塔尔投资局等机构频频出手，多次现身于不同IPO项目的基石投资者名单之中。瑞银、富达、摩根大通、施罗德等知名长线资管机构亦积极布局新股项目的基石投资配置。此外，澳大利亚养老金基金NGS Super Pty Limited也参与了爱芯元智等项目的基石认购。

高盛亚洲（除日本外）股票资本市场主管王亚军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今年参与香港IPO的投资者覆盖面更为广泛，全球长线基金数量显著增多，整体投资质量亦有所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