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7月23日晚，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虹、邓煜摘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该奖项，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菲尔兹奖中收获两枚奖章。

　　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4位，以奖励当年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是国际数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

　　两位获奖者曾就读于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以下简称“北大数院”)。一届双奖，带给中国数学哪些思考？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北大数院原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继平。

　　历史突破，鼓舞人心

　　记者：王虹和邓煜双双荣获菲尔兹奖，放在中国数学发展史中来看，这次突破意味着什么？对中国科研界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张继平：这是中国数学的历史性突破，具有里程碑意义。

　　从历史上看，从大陆走出去或在本土成长起来的数学家，曾取得过很大的成绩，有的甚至做出了顶级的重要成果。比如上世纪50年代，吴文俊先生在拓扑学取得了重大突破，应该说就是菲尔兹奖量级的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获奖，令人遗憾。

　　改革开放以来，大家都憋着一股劲，想尽最大努力做出重要成果，为世界数学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的确有一些成果走到了世界最前沿，像哥德巴赫猜想研究、冯康先生的有限元方法、廖山涛先生在微分动力系统领域的工作等等。但能不能得奖，因素很多。我们一直有一种感受，就是必须做出更大的成绩，让别人无话可说。

　　这一次，王虹与合作者证明了困扰数学界逾百年的三维挂谷猜想，邓煜与合作者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关键突破，这些都是数学研究上的重大进展，得到了全世界数学界的公认。能得菲尔兹奖，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两人同时获奖，全世界也没有几个国家能做到，这给整个华人数学界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它证明，只要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做最前沿、最重要的研究，我们完全可以取得比别人更大的成绩。

　　记者：王虹和邓煜同为2007年北大新生：王虹经高考进入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大二转入数学科学学院；邓煜高中时期获得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保送北大。他们的成长路径不同，最终都拿到菲尔兹奖，这对我国基础人才的培养有什么启发？该如何让更多的王虹和邓煜涌现出来？

　　张继平：数学研究需要天赋，但更重要的还是后天的努力。艰苦的磨炼和努力，是取得重要成就的唯一途径。想靠天赋走捷径，是没法取得真正成绩的。

　　王虹从地空学院转到数院，在北大的四年极其用功，特别有定力。这种坚持和刻苦的品质，值得广大同学学习。

　　邓煜是奥赛金牌得主，无疑非常聪明。他也是非常刻苦的——他付出的努力超过了常人，这一点被很多人忽视了。他在北大两年扎实学习基础课，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获奖后他自己也肯定了这一点。

　　要让更多的王虹和邓煜涌现出来，选拔人才的渠道应该更宽一些。过去除了奥林匹克竞赛这条路，中学生直接升入大学的途径很少。现在国家放宽了政策，允许从中学选拔人才直接进入大学，这是很好的举措。不拘一格选才、因材施教育人，本来就是中国教育思想中非常重要的经验。但目前选才的渠道还不够宽，参与的面还不够广，像从中学选拔数学人才，不应仅限于一两所大学，国内排前十几名的大学数学院，都应该允许试点。渠道多了，就更容易发现和培养出更多杰出人才。

　　群星闪耀，因材施教

　　记者：1998年到2008年，您担任北大数院院长。数院1999级到2001级本科生被称为“黄金一代”，后来的2007至2010级也有“白金一代”或“新黄金一代”的说法。这些称呼从何而来？

　　张继平：“黄金一代”的叫法，不是我们自己提的。1998年前后，我们有一个判断，觉得学生从入学到做出惊人成绩大概需要10到15年，而1999、2000、2001这几级的学生成长得比预想还快。到2010年前后，张伟、恽之玮、朱歆文等人已经在国际数学舞台脱颖而出，拿了不少奖项。普林斯顿大学的张寿武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张伟、袁新意、恽之玮、朱歆文……他们可以对数学作出划时代的贡献。”这几届里有六七个人特别强，走到了世界数学最前沿，他们被称为中国数学的“黄金一代”，我一直认为他们的研究工作是菲尔兹奖量级的。

　　后来邓煜、王虹、苏炜杰、唐云清、余越和孙鑫等一批2007级的学生取得了新的杰出成就，又有人称他们为“白金一代”或“新黄金一代”。其实，标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能给大家鼓励和启示，让更多人沉下心来，脚踏实地做研究。

　　记者：从“黄金一代”到“白金一代”，人才成批涌现，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有哪些宝贵经验值得借鉴？

　　张继平：1998年，北大数院提出，用10到15年建成世界一流数学学科。为此，我和主管教学的副院长郑志明院士一起制定并实施了北大数学“黄金一代”培养方案，推出了一系列举措，总结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是发扬北大数学学院几十年来的育人传统。比如北大数学1954级，学生来源广、程度参差不齐，但在时任系主任段学复和江泽涵、程民德、丁石孙等先生的努力下，那一级培养出了7位两院院士和许多重要人才，我们称之为“1954级的辉煌”。我做院长时，就是要好好学习和继承发扬这种扎扎实实培养学生的传统。

　　第二，创新培养模式，推动课程和教材改革。我们首先延续了北大数院建立之初提出的“3+5”培养模式，即前3学期不分专业，夯实通用数学基础，后5个学期自由选择细分方向，给予学生充分选择权。同时，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和学生要求，不断总结，改进完善。从2003年起，“3+5”模式进一步改进为“4+4”模式，并放开名额控制，允许三年级学生在修完学院某一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与学分的前提下，一年时间内在院内调换专业、自由选择毕业出口。我们还大规模加强课程体系改革和教材建设，删减过时过难的内容，打造了北大数学“黄皮书”系列教材，现在这套教材已经成为全国高校数学的经典教学参考书。

　　第三，因材施教，激发主动成长。我们特别强调“独立生活、独立学习、独立思考”。以低年级讨论班为抓手，从自愿报名的学生中选拔，组成两个班，每个班不超过30人，我和郑志明各带一个。讨论班既让学生了解数学理论来源和国际前沿，也重点锻炼学生的组织能力和协作精神。同学们后来自发组织小组讨论班，自己管理本科生阅览室，王虹等人就常去那里自习。关键的一点是，我们不贴标签，参加讨论班的学生没有任何特殊待遇，所有普通学生要学的课程他们必须学好，扎扎实实地全面成长。

　　第四，增强师资力量，营造宽松自由、国际化的学习和研究环境。我们持续引进大批海内外一流学者，如田刚、鄂维南、许进超等，他们每年回北大开设1—3个月短期课程、讲座等，拓宽学生视野；邀请30多位包括菲尔兹奖、沃尔夫奖得主在内的数学大师来访、作前沿报告，促进学生与国际顶级数学家的交流。这些举措成系统地坚持了多年，人才成批涌现也就水到渠成了。

　　沉心静气，再攀新峰

　　记者：王虹和邓煜获奖后，中国数学在当前国际数学格局中处于什么位置？

　　张继平：过去，中国数学是长期追赶，如今在部分领域已经实现并跑甚至领跑，今后几年仍会保持这种态势。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们还需要迈入一个更高的新阶段。

　　放眼世界数学的发展，一个数学强国要在数学的国际前沿产出一批重大研究成果和理论突破，还要拥有一批国际公认的数学大师，建立起数学领域的前沿学派，开拓全新数学理论、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引领世界数学的发展，吸引一批人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前进。这次拿到大奖，意味着我们在现有理论体系内做出了顶级工作，但我们的原创理论还在培育阶段，在建立前沿学派上仍需继续努力。

　　这些年，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持续加大对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支持力度，特别是教育、科技、人才一起抓，给我们创造了非常好的环境和条件，这也正是我们不断追赶并实现突破的底气所在。

　　记者：中国距离在本土完成菲尔兹奖级的成果还有多远？为此我们需要付出哪些努力？

　　张继平：我个人很有信心。从王虹、邓煜2007年进入北大算起，到现在差不多20年。我认为，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恐怕不一定再用20年，我们就能从本土培养出菲尔兹奖获得者，登上世界数学的最高舞台。

　　立足本土培养顶级数学家，我们已经迈出了很好的步伐。包括北大在内的国内很多顶尖高校，都有一批45岁左右甚至更年轻的数学家，已经走到了国际研究的最前沿，有的还是领跑者。我相信，在他们的培养下，学生在国内完成研究生阶段学习，然后取得顶级成果，是完全可期的。

　　人才不断成长，需要科研环境的持续改善。首先体现在育人理念的更新上，国内一流高校都应制定具有本校特色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案。同时，数学是最国际化的学科，全世界研究相同的问题、得出相同的结论，特别需要相互学习和合作，否则很难取得顶级突破。因此，我们要更坚定地推进国际合作与交流，坚持“请进来、走出去”，搭建高水平科研平台，支撑顶尖数学家的全链条自主培养，为青年人才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

　　尤其需要正视的是，学界目前仍存在“唯帽子”“唯论文”的问题，“以刊评文评人”的心态根深蒂固。我们应该引导大家沉下心来做真正能改变学科、引领学科的一流工作，扶持那些心无旁骛深耕重大难题和创新的青年科研人员。我也常常和青年学者说，职称、待遇、头衔应当是做出真正一流成果之后自然到来的结果，不必本末倒置，去追逐各类帽子。

　　记者：这次获奖在国内引起了很大反响，社会上也有各种声音。您如何看待外界的这些议论？对于数学界的同行和青年学生，您有什么样的期待和寄语？

　　张继平：获奖消息传来后，数学界非常振奋，同时难免有各种各样的议论。但是对一个数学家、一位老师、一名青年学生而言，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地学习、教学、搞科研，才是我们能做而且能做好的事情。对于社会上的舆论，大家可以去了解，但不必太在意。关键是要脚踏实地，做出更好的成绩，这才是对学校和国家最好的回报。

　　这些年，我总和年轻人说，要沉下心来，别人怎么样评价是别人的事，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是自己的事，完全可以做得更好。要做得更好，就必须吃更多的苦，流更多的汗。没有那么多精力顾及杂事，要做的就是教好学生、上好课、做好科研，这样我们才能扎扎实实一步一步往前走。

　　我们已经并将继续总结我们在杰出人才自主培养全链条每个环节的经验和弱项，进一步改进理念，注重细节，把因材施教、不拘一格培养人才做得更好。我们在强化自主培养全链条的同时，要坚决摈弃封闭自守。杰出人才的培养需要一个宽松自由、开放、国际化的环境，一切有利于创新人才培养的举措都应当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

　　王虹、邓煜获得菲尔兹奖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希望大家继续努力，用我们自己的行动，创造中国数学更辉煌的明天。

国家能源局于7月30日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电力司副司长刘明阳在发布会上透露，自7月份起，受台风“巴威”“美莎克”“红霞”以及强对流天气的接连冲击，浙江、广西、广东等省份的部分输配电线路出现停运情况，累计导致超过800万户家庭用电中断，其中仅台风因素就波及616余万户。面对灾情，电力行业未雨绸缪，提前调配应急物资并集结抢修力量，灾后第一时间投入复电工作，将保障民生用电置于首位。以浙江电网为例，其成功实现了81%受“巴威”影响的停电用户在4小时内恢复供电。截至目前，全行业已累计动员6.8万余人次、2.6万余台次车辆设备参与抢修，受灾用户的供电已全面恢复。

刘明阳进一步指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今年主汛期的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台风、洪涝、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正进入高发阶段。为此，电力行业将秉持底线思维与极限思维，围绕三大核心任务扎实推进，以确保汛期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供应的可靠性。首先，强化电力行业的防汛工作，通过完善汛情信息研判与预警机制，建立健全灾前水电站大坝预警和工程作业队伍疏散等灾害应对协同体系。同时，针对跨区输电通道的地质灾害易发段、主力电厂核心生产设施及水电站大坝关键部件，开展全方位、拉网式的隐患巡查。此外，还将加强对重点关注的84座水电站运行状态和流域汛情的严密监测，严格执行水库防洪调度指令，筑牢水电站大坝安全运行的坚固防线。

其次，着力做好迎峰度夏期间的电网安全风险管控。近期，台风灾害与高温天气交替出现，极端气候条件对主力电源出力和跨区输电通道的运行造成直接影响，加之“极热无风”和“晚峰无光”等现象的叠加效应，部分地区可能面临电力供应紧张的局面。为此，全行业将动态跟踪并科学研判极端气象的发展趋势，优化电网运行方式，足额落实备用容量，并对地质灾害区的关键输电通道、低洼地带的枢纽变电站等重要设施实施特巡特护，以从容应对电力保供中的各类风险挑战，确保电网在复杂环境下的稳定运行。

许多人误以为糖尿病是中老年人的“专利”，然而，现实却给了我们一记响亮的警钟——如今，糖尿病高危人群的筛查门槛已经大幅下调，从原来的40岁直接提前到了35岁。不少正值青壮年的上班族，在例行体检中意外发现血糖亮起红灯。那么，为什么35岁会成为控糖的关键节点？长期伏案不动又为何会让血糖悄然攀升？

以往，人们普遍认为糖尿病离年轻人很远，但最新的医学指南彻底颠覆了这一认知。无论是美国的糖尿病权威机构，还是我国刚发布的《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2024版）》，都不约而同地将高危人群的筛查年龄线从40岁拉低至35岁。这一变化背后，隐藏着三个不容忽视的身体真相。

首先，人体的肌肉量从30岁起便以每年约1%的速度悄然流失。肌肉，这个被称作“天然降糖器官”的组织，恰恰是消耗血糖的主力军。当肌肉日渐减少，身体处理糖分的能力也随之减弱，胰岛不得不超负荷运转，长此以往，负担愈发沉重。

其次，步入35岁后，身体的代谢代偿能力明显走上下坡路，胰岛β细胞所承受的压力急剧攀升。更令人警惕的是，长期处于轻微高血糖状态会形成一种“代谢记忆”——即便日后血糖水平回归正常，早年高血糖对血管和脏器造成的隐性损伤，依然会如影随形，持续发酵。

第三，现代生活方式堪称血糖升高的“助推器”。35岁左右的中青年群体，绝大多数是办公室里的“久坐族”，日均静坐时间轻松超过8小时。这种静态生活模式极易诱发胰岛素敏感性下降，成为血糖超标的罪魁祸首。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你尚未跨过35岁的门槛，只要符合以下任意一条标准，也应将定期血糖检测提上日程：体型肥胖超重（男性腰围≥90厘米，女性≥85厘米）；直系亲属中有糖尿病患者，或孕期出现过血糖异常、分娩过4公斤以上巨大儿；长期久坐、缺乏户外锻炼，且酷爱含糖饮料和高糖点心；已患有高血压、高血脂或动脉硬化；女性患有多囊卵巢综合征、颈部或腋下出现黑棘皮征，或长期服用激素类药物。

说到久坐，很多人不解：坐着不动，怎么就会让血糖失控呢？其实道理并不复杂。当肌肉收缩时，体内的葡萄糖转运通道会被激活，血液中的糖分得以被运进肌肉消耗掉。可一旦长期静坐，肌肉全程处于“休眠”状态，转运通道随之关闭，糖分只能滞留在血液中，血糖自然水涨船高。

不过，久坐带来的伤害也分轻重。偶尔一个下午的连续静坐，仅仅引发暂时性的血糖升高，这属于可逆的功能性损伤。此时只要起身走动两分钟，或做上几组深蹲，血糖便能明显回落。然而，若将久坐变成日复一日的习惯，胰腺功能将被不断透支，胰岛β细胞一旦发生永久性损伤，演变为真正的2型糖尿病，由此引发的眼底病变、肾脏损伤等器质性病变便难以复原，患者将不得不终身与血糖管理为伴。

久坐的危害远不止于血糖。从代谢层面看，它催生腹型肥胖和血脂紊乱，诱发代谢综合征；从心脑血管角度说，它减缓下肢血流、抬高血栓风险，加速动脉硬化，增加高血压、冠心病和脑卒中的患病几率；对骨骼肌肉系统而言，久坐还会导致臀肌无力、腰膝代偿性劳损、颈腰椎病变，甚至提前引骨质疏松。

面对这些隐患，专家给出了一剂“解药”——伤害虽在，但可逆转，关键在于打破“连续久坐”的魔咒。首当其冲的原则是：每坐30分钟，务必活动2分钟。久坐会使肌肉代谢陷入停滞，负责运送葡萄糖的“搬运工”GLUT4活性降低，血糖随之堆积。研究证实，每隔半小时起身走动、深蹲、踮脚或靠墙站立两分钟，便能显著压低血糖峰值，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工作间隙站着接电话、去茶水间溜达一圈，这些不起眼的微运动，都能发挥意想不到的效果。

其次，不妨将“站立”和“爬楼”融入日常点滴。不必专门抽时间去健身房，只需改变几个生活小习惯，就能让能量消耗悄然增加。比如，有条件的话备一张升降桌，接电话时站着、回消息时坐着，遵循“坐30分钟动2分钟”的节奏，既降糖又护腰。再如，四层以内的楼层坚决不乘电梯——这是最简单易行的有氧补偿，上下班或午休时爬爬楼梯，能有效激活臀腿肌肉，帮胰岛素“干活”。此外，缴费也别只动动手指，水电煤气账单、信用卡还款，不妨亲自跑一趟超市或营业厅，这趟“出门办事”的旅程本身就是难得的身体活动。

如果你自觉性不够，还可以给自己“制造”一些非出门不可的理由。养只宠物狗，早晚各遛一圈；没养宠物的话，就定个规矩——晚饭后下楼扔垃圾、取快递，顺便在小区快走两圈。别忘了，家务也是运动。下班回家别急着瘫进沙发，做饭、洗碗、拖地、整理房间，这些家务活能调动全身肌肉，远比坐着刷手机有益得多。

不过，专家特别提醒：“碎片化止损”针对的只是早期可逆的功能性损伤。若持续久坐已导致β细胞受损，病情发展成真正的糖尿病，那就成了“弄假成真”，不可逆转了。所以，千万别等到身体亮起红灯才想起运动。从现在起，每坐30分钟就起身活动一次，这便是对胰岛最好的呵护。

将控糖战线提前到35岁，长远来看收益可观。一方面，减轻胰腺负荷、保护胰岛功能，部分早期血糖异常人群完全可以通过生活方式干预稳住血糖，免去长期服药的困扰。另一方面，这能大幅降低心肌梗死、脑卒中、糖尿病眼底病变和糖尿病肾病等并发症的发病风险，同时规避后期慢性病并发症带来的高昂治疗成本。

35岁起，高危人群务必定期检查血糖——肥胖者、有家族史者、久坐族及代谢异常者尤其需要警惕。久坐引发的胰岛素抵抗，正是中青年血糖悄然超标的头号隐形元凶。记住三个原则：定时起身，每坐30分钟活动2分钟；拒绝懒惰，四层以内走楼梯、水电费出门交；坐站交替，接电话站着、回消息坐着，为腰椎减负。今天的“可逆损伤”，就是明天的“后悔药”。别等胰岛“累垮”了才想起运动，从下一次起身开始，给身体减减负吧。

近日，一则关于“天价退票费”的话题在网络上引发广泛关注。消费者林先生在某购票平台耗资15217元订购了一张国际航班机票，由于个人行程临时调整，他在航班起飞前三天提出退票申请，却惊讶地发现自己仅收到432元的退款。这一事件经央视财经等权威媒体报道后，迅速发酵，成为公众热议的焦点。

令人欣慰的是，7月28日上午，林先生陆续收到了两笔退款，金额分别为12000余元和2000余元，合计超过14700元，加上之前退还的432元，整笔15217元的票款终于悉数到账。然而，面对全额退还的结果，林先生并未感到丝毫轻松。他坦言：“退钱与否，对我而言已经不再重要。我更希望我个人的这次维权成功，能激励千千万万的消费者一同勇敢捍卫自己的权益，这才是我接受央视财经采访的真正初衷。”他期望消费者协会能够仿照处理机票超售问题的约谈机制，积极介入高额退票费这一乱象的调查中。

针对这一事件，多位法律界专家纷纷发声。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巍指出，购票平台和航空公司未能全面履行其告知义务，致使消费者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陷入重大误解，相关收费条款应被视为霸王条款，其格式合同中的此类规定理当判定为无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苏号朋进一步解释，退票费在法律本质上是违约责任的一种体现，其金额必须与航空公司因退票所产生的实际损失相匹配。他强调：“航空公司并未采用合理方式向消费者明示退票费用的具体比例，甚至故意将其置于隐蔽之处，收取的费用明显超出了实际损失范畴，这不仅是显失公平，更是极不合理的。”此外，苏号朋教授还尖锐地指出，航班超售与高额退票费实际上是同一问题的两种表现形式，二者构成一种闭环商业逻辑——旅客若选择退改签，航司便以高额手续费获利；旅客若不退改签，则航司又通过超售将无法乘机的风险转嫁给消费者。他总结道：“航司一边借助超售，一边利用高额退票费，从两头对消费者权益进行压缩，而自身则能从中双边获益。”

一张小小的机票，承载着无数普通人说走就走的憧憬与期待，它不应成为一笔令人困惑的糊涂账。要彻底化解天价退票费带来的种种争议，必须牢牢坚守“规则透明、权益对等”的底线。唯有当“提前告知”不再以最小字号藏匿于冗长条款之中，当“公平合理”真正落地为切实可行的格式要求，消费者方能安心购票、放心出行。当前，提振消费信心、扩大内需已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而出行作为服务消费链条的首要环节，其规则本身的公平合理与否，不仅直接决定着一个行业的口碑声誉，更深刻影响着整个消费市场健康运行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