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辽阳灯塔市漫步，处处可见“兆麟”印记——车流穿梭的兆麟路、供市民休憩的兆麟广场、书声琅琅的兆麟小学，以及洋溢着人间烟火的兆麟社区。更有那座静卧乡野间的李兆麟故居。这些地名构筑起一串时光印记，勾勒出一位抗联将领的热血人生，同时也铺陈出家乡人民历经八十余载依然炽热的红色情愫。

这片沃土，正是李兆麟将军的出生之地。1910年，将军诞生于灯塔市铧子镇后屯村的一户农舍。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毅然投身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重要缔造者之一，并担任第三路军总指挥。1946年，年仅36岁的李兆麟惨遭敌特暗杀。英雄虽已远行，故土却始终铭记。家乡人民以最深沉、最质朴的方式珍藏着他的名字。在灯塔，一切“兆麟”地名的源头，都汇聚于铧子镇后屯村那座古朴素雅的李兆麟故居。这里既是英雄启程的起点，如今亦被列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李兆麟的堂侄，现年89岁的李振荣，自1997年起便专职守护这座故居。他常年驻守于此，细心擦拭塑像、整理史料，向各方来客讲述伯父的革命岁月。与此同时，他也亲身参与并见证了村庄的日新月异：后屯村党总支积极争取政策和资金支持，对李兆麟将军故居进行系统性修缮，打造红色展览馆、国防军事博览园、党史教育步道等特色场所，构建起系统规范、标准明晰的红色研学体系；同时牵头组建强村公司，建立村播学院、农文旅数智双创中心，培育本地农民主播团队，助力村民推销本土特色农产品。

如今，村党总支将红色研学、果蔬采摘、电商直播有机融合，充分释放红色资源潜能，延伸产业链条。村庄年均接待各类研学及参观团体超过9万人次，村集体年增收突破30万元。“英雄家乡已今非昔比，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李振荣感慨道。

另据记者了解，近年来灯塔市持续推进乡村建设，常态化开展农村环境整治专项工作，累计创建省级美丽宜居村113个，打造市级试点镇4个、试点村36个、县级示范村13个、示范路13条。五星镇荣获全国文明乡镇称号，亮子口村、后屯村亦获评全国文明村。

坐落于城市核心地带的兆麟广场，是全市最为瞩目的红色地标。广场中央，身着冬装的李兆麟将军举手敬礼，战马昂首欲腾，仿佛复现了他当年驰骋雪原、奔赴战场的英姿。塑像基座之下，是市井烟火；塑像目光所及的远方，则是英雄以生命换来的锦绣山河。

离兆麟广场不远处便是兆麟社区。这里的社区工作者定期开展红色宣讲、老兵座谈、党史学习等活动，将李兆麟的事迹传递给每一户居民。“对于全国民众而言，李兆麟将军是《露营之歌》的作者、是抗联英雄；但对我们社区的每位居民来说，‘李兆麟’这三个字，更是一种浸润于血脉之中的邻里情怀和家乡自豪。”兆麟社区党委书记刘丽华表示，“在日常工作中，我们将‘兆麟精神’切实转化为治理效能。”

兆麟社区老旧小区众多，老年人口比重较大。曾是军人的社区工作者刘莹，花了整整三个月时间走遍辖区内每一户人家，亲手绘制出一份特殊的“民情地图”——独居老人住哪里、安全隐患在何处、哪个角落需要增加便民设施，她都逐一标注、铭记于心。她把军营中的“沙盘推演”转化为社区治理中的“精准施策”，真正做到了服务无遗漏、关怀到每位群众。

“我们将将军‘一心为民’的信念落实到网格之中。谁家遇到难题，网格员第一时间上门解决。我们常讲，‘将军当年浴血奋战是为了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今天的我们更要解决群众最迫切的难题’。”刘莹如是说。

社区治理越来越精细，灯塔的城市管理水平也在不断升级。近年来，灯塔市成功创建省级文明城市，并获评全国文明城市提名。五年间，累计改造老旧小区90余万平方米，全面完成城区主要道路及交通岗标识的规范化增设，稳步推进重点区域绿化补植。在兆麟社区，文化长廊掩映于绿树繁花之间，成为居民休闲休憩的理想场所。

兆麟社区门前，便是贯通城区的兆麟路。这条以英雄命名的大道，串联起居民区、学校与商圈，日复一日承载着市民的匆忙步履。道路南侧，阵阵读书声从兆麟小学传出，这里是红色薪火代代相传的摇篮。

“学校以英雄之名命名，就是希望我们永远铭记先辈，传承这份赤诚与担当。”兆麟小学副校长刘美莹说。学校将弘扬与践行“兆麟红精神”融入常规教育教学之中，让这一精神深深扎根于孩子的心灵、头脑与课堂。目前，该校已获评全国美育示范校、全国小学生作文教学示范校。学校坚持体育育人，千人球操是最具特色的校本课程之一。“2014年我们创编了魅力篮球操，每年都会举办汇演等活动，这不仅强健了学生体魄，也增强了他们的团队协作意识。”

近年来，灯塔市持续加大教育投入，严格落实“双减”政策，灯塔一高中、燕州小学、中心幼儿园等一批校园新建和改扩建工程全面完成，薄弱的农村小规模学校有序撤并，顺利通过省示范校复检及省体育特色高中验收，义务教育实现了基本均衡。

今天的灯塔市，正全力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产业转型、项目建设、城乡融合、社会治理多点开花，跻身东北县域经济发展潜力十强，先后荣获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称号，淡水鱼亩产稳居全国首位。矿产建材、特色消费品两大产业年产值均突破65亿元，天然脂肪醇产能位列全国第一。佟二堡皮草入选首批中国消费名品区域品牌，全域跻身省重点建设旅游主体功能区。

　　中新网重庆7月30日电 题：大巴山深处药草芬芳 林间石隙皆蕴财富

　　炎炎夏日，地处大巴山腹地的重庆市城口县满目苍翠，草木葱茏。松林之下，淫羊藿绿意盎然，即将迎来采收期；在仿野生栽培基地的岩壁之上，曲茎石斛正悄然生长。这片土地上，“大巴山药谷”建设热火朝天，林下与石缝间不断演绎着“点绿成金”的精彩篇章。

　　“咱们村在家的务农者，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泡在山林里，忙着照料淫羊藿、黄连这些中药材。”城口县高燕镇星光村党支部副书记胡晓猛介绍道。该村通过发展林下中药材种植，成功实现了生态资源向经济收益的转化。

　　村民胡建森回忆说：“老辈人常讲‘秦巴无闲草’，我们这儿历来就有采药、种药的习惯。”淫羊藿在当地颇为常见，早年间多靠野外采集，采药人深入深山采回后，再经由经销商转销至各地药材市场。

　　如今，城口的淫羊藿产品已远销至湖南以及安徽亳州等地的药材集散地。然而，旺盛的市场需求仅凭野外采摘难以满足，于是当地药农开始尝试人工种植淫羊藿。城口县属于典型的“九山半水半分田”山区县，耕地资源匮乏，林地却十分充裕。为了发展淫羊藿种植产业，当地采取“向山要地”“向林拓地”的策略，积极探索林下种植中药材的全新模式。

　　“所谓林下种植，绝非单纯把药材撒进树林就完事，其中蕴含着一整套严密的科学规范。”胡晓猛表示，“从山林海拔的选取、树木间距的把控，再到病虫害的防治，各个环节都缺一不可。”他提到，GAP（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成为了破解难题的关键所在。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星光村成功建成了淫羊藿GAP基地，占地超过500亩，目前正值丰产期，为当地提供了60至80个稳定的就业岗位。同时，该村还在探索林下套种黄连、黄柏等品种，持续挖掘林下经济的潜力。

　　与此同时，河鱼乡的曲茎石斛仿野生种植基地也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乡党委委员代海春指着那些附着在石壁、树干上的植物说：“我们正致力于破解曲茎石斛在石头上的生长奥秘。”据了解，曲茎石斛药用价值极高，曾被誉为长在悬崖峭壁上的“仙草”，野生资源极为稀缺。

　　重庆裕品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组培负责人罗成向记者坦言，曲茎石斛对环境要求极为苛刻，生长周期漫长，仿野生栽种难度相当大。为此，公司组织了专业团队，历经多年攻关，在组培繁育、种苗驯化和仿野生移栽等方面不断突破技术瓶颈，终于实现了规模化的人工繁殖。据他介绍，一株曲茎石斛从组培开始到最终成熟，需要经历大约六年的漫长过程：组培阶段一年，驯化阶段两年，仿野生种植阶段三年。

　　考虑到其独特的生长习性，城口在选择仿野生种植场地时，特意选用了当地富含多种微量元素与矿物质的岩石作为“基质”，并精心匹配适宜的海拔高度、坡度、温湿度等自然条件，以确保其健康生长。“正是由于这份稀缺性，我们对曲茎石斛的市场前景十分看好。”罗成透露，目前公司的组培室已全力运转，年育苗能力达到100万株，除满足自有基地种植需求外，这些种苗还会销售给周边农户。

　　在代海春看来，石上“生金”仅仅是曲茎石斛全产业链中的一环。从组培、驯化到仿野生种植，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近年来，当地创新推行“公司+科研+基地+农户”的合作模式，实现了多方共赢的良好局面。

　　根据城口县人民政府2026年工作报告的部署，该县今年将深化“大巴山药谷”产业联盟协作，大力推进“城八味”道地药材的规模化、标准化种植，积极创建木香、川贝母新品种GAP基地，抢抓药食两用开发的新机遇，力争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23亿元大关。据县中药产业专班办公室透露，近年来，城口县摆脱了过去分散种植的旧有模式，立足市场需求与本地实际，精选淫羊藿、连翘、曲茎石斛、天麻、川贝母、独活、大黄、木香这八个道地优势品种，成功打造出“城八味”品牌，走出一条差异化、规模化的发展道路，有效推动了拳头产品的品质提升与效益增长。

　　业内专家指出，淫羊藿、曲茎石斛等林下和石上“生金”的成功案例，正是城口县全力推进“大巴山药谷”建设的生动缩影，也为山区县如何依托生态优势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了有益借鉴。(完)

在北京市房山区，一场关于“隐形雇主”与劳动权益的司法前沿交锋引发关注。部分企业利用合同名称的巧妙转换、管理链条的层层嵌套，试图将劳动关系的责任“甩锅”给模糊地带。面对这样的隐蔽用工现象，劳动者是否还能有效维权？近日，房山区人民法院举行了一场专题新闻通报会，聚焦隐蔽用工类劳动争议的审理现状，并发布了典型案例。据《工人日报》报道，近年来该院受理的相关案件多集中在即时配送、网约出行、快递物流等新兴业态。

新闻发言人指出，一些用人单位通过缔结五花八门的协议、构建多级用工框架，将本应属于劳动法的雇佣关系精心装扮成承揽、外包或合作等民事法律关系，使得劳动者在维权之初便陷入迷茫——究竟谁是真正的雇主？该向谁主张权利？对此，法院坚持实质性审查原则，重点探究用人单位是否对劳动者实施了支配性的劳动管理。从审判结果来看，确认劳动关系或判定企业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的情形占据主流。

在发布会上，燕山人民法庭庭长针对这批典型案例，剖析了隐蔽用工的常见“套路”，并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引。

第一类情形被形象地称为“自己管人、外包发钱”。2023年3月，暴某经某快递站点工作人员安排，以快递公司员工名义注册了外卖平台APP，从此担任骑手。公司为他配发了电动车和统一工装，日常调度与考勤均由公司负责，但双方既未签署劳动合同，也未缴纳社会保险。一次配送途中的车祸，让工伤认定陷入争议。暴某于2024年2月离职后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劳动关系。

法院调查发现，快递公司与一家管理公司签有《业务外包合同》，外包费用由佣金、管理服务费、税费及返费等构成，其中管理服务费竟为零元。暴某通过平台接单，报酬由管理公司代发，但资金源头却指向快递公司。在平台显示中，暴某的身份明确为快递公司员工。法院认为，暴某所从事的配送工作属于快递公司的业务范畴，站点站长通过微信群对其进行了实质性的工作监督和考勤管理，双方关系表现出强烈的人格从属性。至于管理公司发放报酬，证据表明其仅代发工资。合同对价低、履行过程异常，明显有规避劳动关系、转嫁经营风险的嫌疑，该风险不应由劳动者承担。据此，法院认定暴某与管理公司之间不存在实质管理关系，快递公司以《业务外包合同》为由否认劳动关系的抗辩不被采纳，最终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法官提示，法律不会容忍借“自己管人、外包发钱”之名行规避法定责任之实。用人单位若企图以此逃避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或承担工伤赔偿等义务，不仅徒劳无功，反而可能招致更重的法律后果和赔偿负担。

第二类情形则是“以承揽合同行用工之实”。自2021年7月起，于某在某配送站担任骑手，为A公司提供商超商品配送服务。2023年底，A公司撤出该站点，由B公司接手，于某随之被解绑并与B公司绑定，由此与A公司产生劳动争议。于某坚称自己是A公司员工，而A公司则主张双方为承揽关系，出示了《项目转包协议》，声称于某系以个体工商户身份承包配送业务，工资经由第三方平台支付。

法院审理后认定，双方均具备法定劳动关系主体资格，于某的配送工作构成A公司业务的一部分。虽然工资按单量计算，但A公司对骑手进行排班、控制接单量，甚至单独派单，显然实施了管理行为。据此，法院判定双方符合事实劳动关系成立条件，确认劳动关系存在。

法官提醒，用人单位通过要求劳动者签署承揽或合作协议来“去劳动关系化”，在司法实践中难逃穿透式审查。只要用工实质符合劳动关系特征，即使披着承揽协议的外衣，也会被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

第三类情形为“名为外包实为派遣”。李某与甲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被安排至乙公司担任销售员。甲、乙两公司间有《劳务外包合作协议》，约定甲公司派驻人员从事营销项目。因乙公司将李某退回，甲公司随即以严重违反制度为由解除合同。李某申请仲裁后起诉甲公司。

法院指出，尽管李某与甲公司签有合同，但其在乙公司工作场所接受乙公司的管理、指挥，且工资、福利由乙公司确认和结算，这暴露出两公司间是典型的假外包、真派遣关系。乙公司作为用工单位，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按约定程序处罚并退回李某，因此其以违纪为由退回的行为缺乏依据。甲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盲目依赖退回决定解除劳动关系，于法不合，最终被判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

法官建议，企业必须厘清外包与派遣的界限，不可借外包协议掩盖真实用工关系。用工单位退回劳动者后，派遣单位应独立审查解除条件，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决定，而不能机械跟随用工单位的“退回”指令。

在医学领域，结直肠癌术后患者的随访监测长期面临一个棘手困境：传统上，医生依赖CT影像学检查来追踪病情，但这种被动等待的方式，意味着肿瘤只有生长到肉眼可辨的大小，才会在影像中暴露踪迹。这种延迟往往让不少患者错失了在复发初期进行根治性治疗的黄金时间。然而，这一令人遗憾的局面正迎来深刻变革。

记者7月30日了解到，由中国医学专家领军的一项多中心临床研究近日揭示了一项重大突破：针对结直肠癌术后患者，利用ctDNA甲基化技术进行动态追踪，能够在复发灶尚处于萌芽状态时便捕捉到危险的生物学信号。所谓ctDNA，即循环肿瘤DNA，是肿瘤细胞凋亡或破裂后释放入血液的遗传物质碎片，其序列中蕴含着肿瘤特有的突变指纹。

这项中国团队的创新性成果显示，通过及时且规范的干预，能够使复发后获得根治性治疗机会的患者比率从过去的23.6%显著跃升至48.1%。这一数据不仅令人振奋，更预示着结直肠癌术后随访策略即将迎来根本性转型。

北京时间7月30日，这项由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大肠综合治疗科彭俊杰教授与病理科丁春明教授联合牵头的国内多中心前瞻性随机对照三期FIND临床试验，其研究成果已在线发表于国际癌症研究领域权威期刊《临床肿瘤学杂志》（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临床数据显示，对于接受根治性手术的I至III期结直肠癌患者而言，术后两年是复发和转移的高危时段，而肝脏与肺部则是最易受到侵袭的部位——这两处转移占总远处转移病例的60%至75%。一旦复发发生，医生能否及时施行手术切除、消融等根治性局部治疗手段，便成为决定患者长期生存几率的关键因素。

“现行临床常规使用的CT随访策略存在显著短板——只有当肿瘤增殖到一定体积才能在影像中显现，而当病灶最终被发现时，许多患者已经与局部根治的最佳时机失之交臂，只能退而求其次接受姑息性治疗，其疗效和患者的生存预期都受到严重影响。”彭俊杰教授在受访时直言不讳地指出了这一临床痛点。

为了攻克这一难题，彭俊杰教授和丁春明教授带领团队在2023年至2026年间，招募了584名术后结直肠癌患者，并将其随机分配至ctDNA监测随访组或常规CT随访对照组。彭俊杰教授阐述道，这一研究的核心创新在于开辟了一条前所未有的路径：通过持续的生物标志物监测，能够在转移灶仍然局限于寡转移阶段、尚适合局部根治性处理之时，及时锁定病灶，从而为患者争取到宝贵的二次根治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