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4日至26日，一场名为“科学减重，让脂肪肝可逆转”的健康科普行动在湖南长沙拉开帷幕。该活动围绕日益严峻的腹型肥胖问题，融合知识宣传、现场体验与专业解决方案，以创新形式推动公众对肥胖及相关代谢性疾病认知的升级，积极倡导“科学减重、自信而美”的生活理念，着力打造兼具感知力与参与感的健康减重新生态。

当前，脂肪性肝病已然攀升为中国最常见的慢性肝病，统计显示其患病人数已突破4亿，相当于每三位成年人中，便有一人正受其困扰。值得注意的是，国内超重群体中，腹型肥胖——“苹果型身材”——比例高达87.8%。

活动当天，现场划分出健康筛查与趣味互动两大功能区。在筛查区，高精度人体成分体脂秤与便携式无创肝脏脂肪检测设备齐齐亮相，为到场市民免费测量体脂率、内脏脂肪等级等核心健康参数。专业医师还提供一对一的检测报告解读，帮助公众实现代谢异常“早识别、早预警、早干预”。互动区则面向亲子家庭及年轻人群，设置了别具一格的“无腹担挑战赛”“射击高光馆”“知识科普角”等项目，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传递“腰围达标、肝脏安康”的自我管理理念，让健康意识真正入脑入心。

随着大众对减重的理解不断深化，单一外形诉求已逐渐转向体重与代谢的双重管理，专业化、持续性的健康服务需求日益凸显。本次活动依托线下药房贴近社区的优势，以执业药师为基层健康守门人，通过沉浸式互动科普将代谢健康知识输送到居民身边，真正打通便民健康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中新网南宁7月31日电（记者 陈秋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于31日对外发布了关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的专项检查报告。报告指出，自2012年该条例正式实施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之后，自治区政府及有关部门与桂林市紧密协作，忠实履行法定职责，不断健全配套法规体系，深入推进漓江全流域污染治理攻坚与生态系统优化工作，促使流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其生态治理实践已入选全国典型案例，为桂林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奠定了坚实的生态基础。

在重大生态工程推进方面，总投资达54.91亿元的漓江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与修复项目正稳步实施，目前83个子项目中已有82个顺利完成建设，累计完成投资52.33亿元，投资完成率高达95.3%，生态保护修复总面积达9万公顷。广西生态环境厅针对漓江流域环境风险点开展了三轮全面排查，累计发现并反馈问题186个，其中167个已完成整改，整改率达到89.8%。此外，漓江风景名胜区内所有采石场均已关停并取缔，核心景区内的25处跨江线缆已全部迁移整治完毕，城市段洲岛沿岸的鱼餐馆及违法建筑被彻底拆除，重点水域的网箱养鱼活动得到全面清理，1210艘游览排筏全部完成“油改电”改造，困扰漓江多年的“四乱”顽疾得到有效解决。

截至2026年5月，漓江南溪河等四条支流水质已全面达标，“消劣返清”整体建设任务基本收官。漓江干流水质稳定维持在国家地表水Ⅱ类标准，国控及区控断面水质达标率连续三年保持100%，漓江生态环境质量连续五年被评为“优”，并成功入选全国首批美丽河湖治理提名案例。

然而，执法检查同时揭示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包括协同管护机制仍存在壁垒、规划衔接不够紧密、环保基础设施尚存短板、绿色转型发展力度有待提升，以及条例本身亟需进一步修订完善等。

针对上述问题，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提出了多项建议：一是提升依法治理能力，进一步汇聚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整体合力；二是强化规划的引领、衔接与约束作用，加快构建“山水城市”发展新格局；三是加大保护修复力度，切实筑牢漓江流域生态安全屏障；四是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推动绿色转型提质增效；五是积极推进地方立法工作，夯实生态保护与发展的法治根基。（完）

身体不适家中却无药可用，这曾经令无数人头疼不已。然而在信息技术日臻成熟的当下，这一难题似乎已不再棘手——只要在手机上轻点几下，药品便能由骑手送货上门。

近年来，线上医药零售的版图持续扩张，市场规模呈现出惊人的增长态势。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国内药品网络零售总额已然突破八百亿元大关。打开应用软件、检索所需药品、完成在线支付、等待快递送达……这种“指尖购药”的便利性毋庸置疑，甚至连受到严格管制的处方药也未能例外。然而，便利背后潜藏的隐忧不容忽视，诸如“闪电开方”“形式化审核”等违规现象，正悄然威胁着广大患者的用药安全。

针对这一乱象，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综合司于2026年5月正式发布了《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下称《指南》），围绕处方药线上零售的各个关键节点，明确提出了“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等多项规范化销售要求，将药品安全保障的主体责任贯穿于全流程、覆盖至每一环节。随着政策体系的日趋完善和监管部门执法力度的持续强化，网络售药环境已逐步走向规范，在牢牢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满足了公众对便捷购药的现实需求。不过，《法治日报》记者近日实地体验后发现，仍有部分处方药能够在互联网上轻而易举地获取，处方药的线上销售管理尚有进一步完善的余地。

一款原本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物，因在网络上被传具有“神奇”的减脂效果，意外走红，成为不少爱美女性追捧的对象。家住北京市丰台区的杨蕊便是其中之一，她最近又一次在某线上平台购入数支该药品，却遭到丈夫的“截留”。其丈夫感到困惑且不满：“这是处方药，有关部门早前已公开警示过，没有对应疾病的健康人群若擅自服用，将面临极大的副作用风险，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损害。”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本该受到严格管控的处方药品，为何在互联网上竟能如此随随便便地买到手？

带着同样的疑问，记者亲自打开了某款提供线上售药功能的应用软件，尝试购买该款处方药。在输入药品名称后，页面上以醒目的绿色字体标注了“处方药”字样，点击购买按钮，系统随即要求进行实名认证，并需勾选线下确诊的相关疾病。值得注意的是，平台所给出的确诊疾病选项中赫然列有该药的适应证——2型糖尿病，消费者甚至无需自行填写病史，仅需在预设选项中轻轻勾选即可完成操作。实名认证流程结束后，页面自动跳转至医生在线开方对话框。一位显示已通过平台“实人认证”的执业医师，在未曾询问任何病情细节的情况下，瞬间便“秒开”出一份标明2型糖尿病的电子处方。紧接着，系统便进入付款环节，支付完成后，消费者只需在家中静候处方药送上门来。

从选药到结算，整个流程前后不过一分钟，可谓“高效”至极。一个完全不患有相应疾病的普通消费者，竟能毫无阻碍地获取处方并顺利买到处方药，这显然使人对处方审核的真实性、有效性与安全性产生严重质疑。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治研究与创新转化中心主任邓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处方药相较于普通药品具有显著特殊性，倘若网络购药渠道缺乏规范，极易诱发一系列连锁问题。邓勇进一步分析道：其一，处方药的使用必须严格遵循对症施治的基本原则，患者须谨遵医嘱，随意购买不仅容易造成误诊误治，还可能诱发药物过敏、脏器受损等突发状况；缺少专业用药指导的情况下，患者自行增减剂量、混合服用多种药物，也可能使毒副作用叠加，对身体健康构成严重威胁。其二，部分平台所采取的“先选药、后补方”模式，从根本上颠倒了“先诊断、后开药”的医疗逻辑，极易导致虚假处方的流转难以监管，扰乱正常的诊疗秩序与监管体系。此外，某些含有特殊成分的处方药在网络渠道被随意出售，存在被滥用的潜在风险，尤其增加了未成年人误服的可能性，进而滋生违法问题和社会安全隐患。

网售处方药管理失范的现状，已然引发了主管部门的高度关注。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坦言，结合日常监测与专项检查所掌握的情况来看，部分药品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及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存在合规管理制度不健全、合规运行机制不完善等突出问题，尤其是违规销售处方药的现象依然屡禁不止。

多位受访律师向记者表示，当前部分平台所呈现出的“无实质问诊”“系统自动匹配病症即迅速开方”等操作模式，不仅埋下用药安全方面的重大隐患，更已触碰法律红线。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郭昊一分析认为，依据医师法的相关规定，执业医师通过互联网提供医疗卫生服务，其范围仅限于“部分常见病、慢性病的复诊”。鉴于处方药通常具备严格的适应证与禁忌证，若医生在未能全面掌握患者既往病史、用药经历，亦未开展必要体格检查的情形下便草率开具处方，实质上已逾越“复诊”边界，涉嫌违规开展线上首诊。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孔嘉琦则补充指出，若执业医师未切实履行实质问诊义务便轻率开方，明显违反诊疗规范；倘若患者因服用此类随意开具的处方药而遭受健康损害，则可能构成医疗损害侵权。若因执业医师严重疏忽或极端不负责任，致使就诊人死亡或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甚至可能构成医疗事故罪，须承担相应刑事责任。

孔嘉琦进一步阐释，遭受损害的患者可依据民法典相关条款，要求开具处方的执业医师承担赔偿责任。若药品经营企业在明知处方缺乏完整诊疗记录的情况下仍予以调配发药，并与执业医师共同造成损害后果，则属于共同侵权人，应当与开方医师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孔嘉琦还强调，处方药事关消费者生命健康，若平台对医生违规开方的行为属于“已知或应知”其不符合保障人身安全之要求，却未能及时采取暂停该医生接诊权限、健全处方审核机制等必要举措，那么依据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平台同样需要与医生共同承担连带责任。

为更好规范处方药的线上销售、强化用药安全管理，《指南》已就网售处方药所涉问诊、开方、审方等全链条环节作出了细致规范，同时划定了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必须确保处方审核工作由执业药师亲自把关、不得由其他岗位人员或人工智能程序替代执行等多项行为红线。在此基础上，《指南》还鼓励平台建立在线监测预警机制，重点关注含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药品、含精神药品复方制剂以及其他具有药物滥用风险的药品的异常销售动态，并构建相应的阻断机制。

郭昊一指出，《指南》本身虽不能单独作为行政处罚的直接法律依据，但其作为药品管理法、《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等上位法规的配套细化标准，已成为监管部门判断平台、药品网络零售企业以及执业药师是否履行法定义务、认定其主观过错程度的核心参照尺度。各相关主体若违反《指南》中的相应规定，依然会被依据上位法追究相应责任。

“网络购药，安全始终是不可突破的底线。”邓勇强调，唯有依靠多方协同共治，方能在购药便利与用药安全之间取得平衡。他认为，平台应当严格对照《指南》要求，对入驻药店及医护人员的资质进行严格核验，坚决清退“挂证”人员；同时，重构在线问诊流程，落实实名认证与病史上传制度，严禁人工智能全权代开代审处方，处方终审必须由执业药师人工完成；系统还需对高风险药品订单进行智能预警，杜绝以营销手段诱导处方药消费的行为。

对于入驻平台的医师而言，同样亟须规范线上诊疗行为，全面询问患者病情、过敏史及在服药物，切实履行用药告知义务，明确交代禁忌事项、不良反应及复查要求，坚决拒绝依据购药需求“反向开方”，对不合理处方予以直接驳回。

在监管维度上，应推动卫生健康、药品监管及医疗机构之间的数据互联互通，搭建全国统一的电子处方流转平台，通过核验线下就诊记录从源头上杜绝虚假处方的产生；要依托大数据技术开展常态化线上巡查，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并建立黑名单制度；还应完善覆盖全链条的药品追溯体系，细化各方法定责任清单，切实落实连带追责机制。

在行业层面，则应按照订单数量合理配置在岗执业药师，取消以开单量为主的考核方式，转而将处方合理性与用药服务质量作为核心评价指标，并增设长期用药咨询服务，切实提升药学服务水准。

清晨时分，家住北京市的周青老人照例被“保姆”唤醒。不过，这位“保姆”颇为特别——它既不用餐，也无须休憩，却能准时叫老人起床，并温柔提醒她按时入睡、按时用药。

这是一款售价逾两万元的陪伴型机器人：小巧的台式直立机身，屏幕呈现卡通表情，除了定时提示功能，日常在家移动时，遇见人还会主动问好；倘若老人不慎摔倒或遇险，它能在第一时间联络家属。周青今年71岁，独居生活，患有高血压等基础疾病。为防意外发生、确保按时服药，她的女儿数月前购入了这台“机器人保姆”。如今，女儿可通过配套手机App远程查看家中动态、与母亲视频通话，周青也能按时收到各类提醒，偶尔还能与机器人聊上几句。

2026年5月2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对外发布了《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发展研究报告(2026版)》（下称《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百亿元大关。

据《法治日报》记者了解，目前养老服务机器人主要分为护理、康复和陪伴三大类，正在越来越多地步入寻常百姓家。那么，在真实使用场景中，这类机器人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记者展开了深入探访。

《报告》指出，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与养老服务供需矛盾的结构性凸显，是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迅速扩容的核心驱动力。现实中，家庭的智能化养老需求确实与日俱增。

家住广东省深圳市的马先生便希望借科技之力破解养老难题。马先生的父母均已年过八旬，两人坚持独立生活。马先生一直想为二老购置一台可自主移动、具备一定交互和辅助能力的机器人。在他看来，若家中有一台既能提供基础监护，又能陪伴左右的机器人值守，他会安心不少。

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人，究竟能承担哪些工作？

2025年7月，家住上海的刘女士为73岁的姥姥添置了一台陪伴型机器人。它每天准时叫老人起床、用餐、服药，也能顺畅接通刘女士的视频来电。“这解决了我白天外出上班时，姥姥常常忘记吃饭、吃药的难题。我不奢望机器人能陪姥姥聊天解闷，能提醒她按时作息就足够了。”刘女士坦言。

机器人的能力远不止于此。此前有媒体报道，一些养老护理机构已见AI艾灸机器人、AI巡逻机器人等“上岗履职”，使得护理员得以腾出更多时间陪伴老人。

2026年5月，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上，一款AI陪伴型机器人令来自吉林省的林女士印象深刻。这款机器人不仅能听懂各地方言，还特别设计了音乐疗法与认知训练。林女士告诉记者，当她用东北口音与机器人对话时，对方立刻以带有东北腔的语音回应，亲切感扑面而来。

林女士说：“我一直以为养老机器人就是陪老人聊天的，这次博览会彻底刷新了我的认知。有的机器人，老人只需把手指按上去，几十秒就能测出心率、血压等健康数据，测量完毕还能在线完成视频问诊、线上购药。”

在北京从事相关行业的吕女士透露，近期咨询机器人产品的客户群体发生明显变化。“以前，普通消费者很少关注这类产品，如今咨询的主力多是家中有老人需要照料的中年人，也有部分经济宽裕的老年人主动前来了解。”

有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养老机器人的应用场景正从机构向家庭与社区延伸。机构凭借专业的设施、人员配置与服务能力，短期内仍是养老机器人落地的主要场所。家庭则是市场的“蓝海”，未来将逐步成为养老机器人最重要的应用场景。

然而，一些来自需求端的受访者告诉记者，目前在某些细分场景中，机器人仍难以满足养老机构和老年人的实际需求。

重庆市某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段先生表示，自己曾考察过市面上多款养老机器人，其中大多数功能集中在陪伴聊天、健康检测、娱乐互动等方面。“表面上功能很全，但真正能缓解照护压力的实用型产品却不多。”段先生举例说，以协助老人翻身为例，机器人只能充当辅助工具，无法独立完成这项操作。

华中地区一家养老院的负责人向记者介绍，巡房机器人、生理体征监测仪器、陪伴机器人等产品因落地门槛较高，目前在养老机构的普及率与使用频次并不理想。“比如，有的机构希望机器人能够24小时精准感知老人的生命体征，一旦发现异常，即刻触发预警。然而，目前单体机器人尚无法满足这一需求，需要联合智能床垫、体征检测仪、智能开门器等模块外接设备共同协作。”这位负责人直言。

有媒体报道，2026年被一些业内人士视为养老服务机器人的“元年”，但对消费者来说，购入一台养老服务机器人仍非易事，其中交织着多种现实考量。

价格是一道绕不过去的门槛。北京市民苏女士曾认真考虑过为独居的父亲购买一台机器人。苏女士的父亲今年76岁，母亲去世后他独自住在老房子里，即便苏女士每周都前去探望，也总有照顾不到的时候。苏女士曾在网上浏览过十余种带监测功能的护理机器人，但终因价格昂贵而作罢。“便宜的怕没用，贵的买不起。”苏女士无奈地感叹。

前述某养老机构工作人员段先生认为，未来的养老机器人需兼具“生活助手”“健康管家”“情感伴侣”三重角色，但据他了解，想完全兼容这些养老需求，就必须进行定制化设计。“这种精细定制服务，大多数选择居家养老的普通消费者难以承担。”

记者在购物软件上搜索“养老服务机器人”发现，台式直立机身的机器人售价大多以万元为单位，部分科技含量较高的高端康复、护理机器人甚至超过10万元。

除了高昂的价格，人们还有另一重担忧。当机器人真正走进家庭、融入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数据和隐私安全又该如何保障？根据重庆某医院2026年7月发布的消息，该院在重庆市护理学会主办的一场伦理案例比赛中的获奖参赛案例，便以一位存在轻度认知障碍的独居老人使用陪护机器人为切入点，剖析了居家智能照护过程中的矛盾：子女一方面希望借助机器人随时掌握老人的健康状况，另一方面又不希望老人的生活被24小时“记录监视”。

在北京使用相关机器人产品的74岁的杨女士也有类似感受。机器人来到她家后，夜里她翻身发出动静，或“起夜”去卫生间，机器人都会上前查看提醒；她久坐休息时，机器人也会反复推送运动提醒，这不可避免地让她产生了被“监视”的感觉。

在受访的相关从业者看来，行业已走过“从0到1”的探索期，目前正处于营收放量、等待盈利拐点的阶段。但不论是从机构的采购成本考量，还是从家庭使用习惯来看，养老机器人要想实现“持续使用”，仍须经历更长的市场验证周期。一位从事养老机器人研发的从业者曾在采访中坦言，全能人形机器人进入普通消费者家庭“至少还需要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