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7月29日电（记者赵方园）当日，一封针对科伦博泰及其关联人员涉嫌商业贿赂的举报信在市场上流传开来，引发广泛关注。举报内容显示，为提升药品竞争力及扩大销售规模，科伦博泰涉嫌采取多种隐蔽手段，向医务工作者输送不当利益。

举报文件称，该公司主打产品芦康沙妥珠单抗——2025年终端定价为每支9399元——涉嫌每支向相关医务人员支付900至2000元不等的回扣。相关款项疑似借助虚开餐饮、交通及会议发票的方式，从公司财务账目中套取资金，再以现金形态分发。

此外，举报信还指控该药企借助基金会名义实施定向资助。报道指出，科伦博泰与河南阳光医疗健康发展基金会、北京大地医疗慈善基金会等机构签订所谓的学术会议劳务协议，向特定临床科室负责人输送劳务费用，累计金额据称突破800万元。文件中具体点名了数家三级甲等医院的科室主任，涉及金额从单次学术会议20万元到年度总额逾100万元不等，并特别提到部分款项以现金形式交付。

关于会议劳务费的指控，举报材料透露，该企业频繁举办线上与线下学术活动，涉嫌通过伪造签到记录、篡改会议照片、重播过往录像等手法虚报费用，并向参会医生支付远超行业常规水平的“讲课费”或“讨论费”。举报还列举了若干贵重礼品赠送案例，例如在2025年至2026年初期间，向多位知名三甲医院科室负责人馈赠科比签名球衣、茅台酒、华为最新款折叠屏手机及购物卡等，旨在维持密切的客情纽带。

除商业贿赂的指控外，该举报信亦反映医药代表在遵守医疗规范和数据安全方面存在严重疏漏。文件声称，相关代表无视《医药代表管理办法》的明文规定，擅自查看医生办公电脑，非法收集及汇总患者诊疗信息，并在未获授权的情况下绕过医生，直接与患者私下沟通。中新健康曾多次尝试联系涉事医药代表，但截至发稿时未获任何回应。科伦博泰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询问时表示，目前尚无官方正式表态。

根据界面新闻同日报道，科伦博泰方面回应称，举报信所述内容与事实不符，公司将进一步核实举报人身份，并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炎炎夏日，一种风味独特的美食再次成为网络热议的焦点——生腌。这股热潮席卷而来，却让人心生警惕。

在潮汕、顺德等沿海地区，生腌一直是当地人的心头好。鲜嫩的虾蟹、肥美的贝类，经过简单的腌制，便能激发出令人惊艳的口感与风味。近年来，借助短视频平台的传播效应，这道传统美食迅速风靡全国，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热潮。

然而，热度背后，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浮出水面：生腌海鲜真的安全吗？究竟能不能放心享用？

所谓生腌，核心在于“生食腌制”。制作过程中，新鲜食材配以白酒、生抽、大蒜、小米辣等调料，根据个人喜好还可加入柠檬汁或芥末酱，随后直接食用。由于通常冷藏保存，生腌口感清凉，酸辣开胃，在酷暑时节尤为受人青睐。

生腌之所以让人欲罢不能，恰在于它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原始鲜味。许多食客对这道“人间毒药”情有独钟，仿佛一经尝试便难以回头。坊间甚至有“吃生腌只有零次和无数次的区别”的说法。

尽管生腌能够锁住食材的鲜美本味，但随之而来的安全隐患同样不可小觑。

有人或许会说：白酒、芥末、盐分不都能杀菌吗？可惜，这些手段根本无法彻底消灭病菌和寄生虫。

以白酒为例，即便选用高度酒，多数也仅在50多度左右，距离有效杀菌所需的70%至75%浓度仍有不小差距。更值得警惕的是，即便是75%的医用消毒酒精，也并非万能——诺如病毒、乙肝病毒等对酒精就有一定的抵抗能力。

更何况，海鲜中潜藏的不仅是细菌和病毒，还有更为棘手的寄生虫。2001年至2004年间，卫生部在全国27个省市开展的第二次寄生虫病现状调查显示，华支睾吸虫（即肝吸虫）是我国感染率最高的寄生虫之一，常见于醉虾和淡水鱼生中。全国平均感染率为2.4%，而偏爱生腌的广东省，这一数字竟高达16.42%。

即便经过严格处理和腌制，生腌食品的安全性仍无法得到百分之百的保障。有人可能会说：我从小吃到大，怎么也没事？事实上，寄生虫引发的健康问题可能潜伏数十年之久。

仍以肝吸虫为例，超过100种淡水鱼可携带此类寄生虫，其中以草鱼、花鲢、鳙鱼等鲤科鱼类为主。肝吸虫可在人体内存活15至25年。轻度感染时，症状可能极为轻微，甚至与常见疾病相似，极易被忽视。然而，感染较重时，则可能导致食欲减退、腹泻、发热等症状，严重者甚至会引发胆梗阻、肝硬化、黄疸乃至胆管癌。2009年，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已将华支睾吸虫列为一类致癌性寄生虫感染。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为此发出呼吁：在有生食鱼虾习惯的地区，应摒弃不良饮食习惯，坚决不吃生鱼、生虾及未煮熟的鱼虾。

也有人认为，淡水鱼寄生虫多，海鱼生活在高盐海水中，应该没问题吧？事实并非如此。海水中的寄生虫种类多达上千种，常见的异尖线虫便经常出现在鲳鱼、鳕鱼、墨鱼、带鱼、黄花鱼等海鱼体内。感染此类寄生虫后，症状可能在几小时内显现，也可能延迟至一周左右，轻则肠胃不适，重则剧烈腹痛、持续腹泻、呕吐、胃溃疡，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能造成胃部穿孔。

除了寄生虫，生腌食品还潜藏着细菌和病毒的威胁。由于未经高温烹饪，其中的病原体难以被完全消灭。世界卫生组织明确提醒，未经充分加热的生食或半生食食品可能携带致病菌，对人体健康构成风险。

每年夏季，随着大排档的兴旺和生腌美食的流行，水产品的消费量显著增加。生腌或未完全熟透的海鲜中，可能含有副溶血性弧菌、创伤弧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这些病原体进入人体后，轻则引起腹泻、腹胀、呕吐、恶心，重则可能导致菌血症，甚至危及生命。食源性病毒方面，诺如病毒和甲型肝炎病毒较为常见，贝类等海鲜容易受水体污染影响，而高度白酒对这两种病毒几乎无能为力。

正因如此，夏季沿海地区因食用海鲜而就医的患者数量明显攀升。以山东省日照市某三甲医院的数据为例，食源性疾病患者在6至9月间就诊最为集中，其中主要致病原因为诺如病毒（9.53%）、副溶血性弧菌（8.54%）和沙门氏菌（1.91%），而这些大多与海产品密切相关。

此外，经常食用生腌还可能对健康产生长期影响。贝类和淡水鱼中富含硫胺素酶，这种物质会分解维生素B1，长期摄入生腌食品可能导致维生素B1缺乏，进而引发“脚气病”。需要澄清的是，此“脚气病”并非人们常说的足癣，而是以神经系统和循环系统症状为主要表现的疾病，包括神志淡漠、精神恍惚、反应迟钝，甚至肢体感觉和运动障碍，部分患者还可能出现心脏方面的问题。同时，未经加热变性的生蛋白结构不利于人体吸收，无形中增加了消化系统的负担。

那么，如何才能安心享用海鲜呢？以下几点不容忽视：首先，务必通过正规渠道购买新鲜食材。大型超市和规范化市场的水产通常会定期抽检，安全性更有保障。海鲜的新鲜程度不仅影响口感，更直接关系到食用安全。某些青皮红肉鱼类若不新鲜，会产生有毒的组胺，摄入过量可引起头晕、头痛、呕吐等中毒反应。

世界卫生组织在《食品安全五大要点》中明确指出：食物必须彻底做熟，尤其是肉类、禽类、蛋类及海产品。适当的烹调可杀灭几乎所有微生物，研究证实，食物中心温度达到70℃即可确保安全食用。

因此，烹饪时务必保证充分加热。若食材较厚或不易熟透，应适当延长烹调时间。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追求的难道仅仅是一时的味蕾刺激吗？生腌海鲜虽魅力无穷，但餐桌上的安全与健康，才是我们最应当珍视的底线。

北京7月10日电（记者 赵方园）7月7日，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前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因癌症离世，终年55岁，令人唏嘘。这一悲痛消息引发社会广泛聚焦，同时使一种鲜少被公众了解的罕见恶性肿瘤——淋巴瘤，浮出水面，成为舆论关注的新议题。

根据社交平台上流传的一份疑似其本人亲笔撰写的病情记录，高善文于一年多前罹患外周T细胞淋巴瘤，2025年1月出现早期症状，同年12月经确诊为T细胞淋巴瘤Ⅳ期，后续病理检查进一步明确其亚型为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病理科主任医师高子芬在接受采访时介绍，淋巴瘤可发生在人体除指甲与毛发之外的任何部位，其临床表现变幻莫测，患者常因身体不适而前往不同专科进行检查——鼻塞可能求诊于耳鼻喉科，腹痛或至消化科，发热则往往首选感染科——很难在初期将病因与淋巴瘤联系在一起。高善文的经历亦是如此，他辗转近一年的时间，历经多次检查与咨询，最终通过活检病理被确诊为该亚型淋巴瘤，属于成熟外周T细胞淋巴瘤的一种，该类型恶性程度高、病情进展极为迅速。

淋巴瘤虽属相对“小众”的肿瘤类别，但却是所有恶性肿瘤中诊断难度最大的类型之一。事实上，淋巴瘤的命名有别于其他实体肿瘤——一旦确诊即为恶性，良性的病变则被称作增生或反应性增生。北京大学国际医院血液科淋巴瘤亚专业副主任医师张梅香指出，淋巴瘤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中的发病率位居榜首，“大众口中常说的淋巴瘤，绝大多数是指B细胞淋巴瘤，这占据了淋巴瘤的相当比例；而T细胞淋巴瘤则相对罕见，显得更为‘小众’。”

T细胞是免疫系统中执行攻击病毒及异常细胞任务的“精锐部队”，当这些T细胞发生恶性转化、异常增殖时，便演化为T细胞淋巴瘤。高子芬进一步解释说，高善文所患的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在东方人群中更为常见，其诊断难度极高，临床上误诊率居高不下。她提到，淋巴瘤细胞本质上是淋巴细胞正常演化过程中某一特定阶段的形态改变，但若其结构异常、分布区域错位，免疫表型出现紊乱，便可能意味着进入肿瘤阶段。更为棘手的是，在某些感染或免疫功能紊乱的情形下，淋巴细胞同样可能呈现相似形态变化，使得鉴别诊断雪上加霜。因此，淋巴瘤的最终确诊必须依赖于临床表现，并结合流式细胞学、克隆性分析等辅助手段进行综合研判。

高子芬感慨道，业内流传着这样一句玩笑——好好的一个病理大夫，碰上淋巴瘤就“毁了”。这是因为淋巴瘤诊断需要与时俱进的知识体系、深厚的专业积淀和全面的信息整合能力，真正能游刃有余做好这一工作的专家凤毛麟角。根据淋巴瘤之家发布的《2019中国淋巴瘤患者生存状况白皮书》，在近5000例受访患者中，约43%曾遭遇误诊，究其根源，正是淋巴瘤病理复杂、亚型多达近百种、临床表现不特异，且诊断必须依赖病灶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

高子芬强调，具体亚型的鉴别直接引导临床医生进行病情分层和治疗方案的抉择，更关系到患者未来疾病走向的预估。她介绍，淋巴瘤确诊必须借助病理检查，多数病例采用空心针穿刺获取小样本，经显微镜观察细胞形态与组织结构后形成初步判断，最终诊断还需辅以其他检测。若怀疑恶性，应通过免疫组化、克隆性分析、基因检测等手段，进一步辨别究竟是B淋巴细胞还是T淋巴细胞来源，明确具体亚型，并探寻是否存在可供靶向治疗的基因突变。鉴于诊断之艰难，高子芬建议，疑难病例应争取多家医疗中心联合会诊，待明确诊断后再启动治疗；若送检样本不足以支撑确诊，建议重新取非腹股沟肿大淋巴结（短径超过1.5厘米），切开固定于10%中性福尔马林液中送检，必要时同步送流式检测。

张梅香特别提醒公众，对于原因不明的淋巴结肿大务必保持高度警觉。“并非所有淋巴结肿大都意味着淋巴瘤，但若发现颈部、锁骨上或腋窝区域出现包块，应尽快寻求血液科医生帮助进行鉴别。”她给出一个简易的判别方法：“通常按压时若有明显痛感，大多为炎症性病变；但如果淋巴结不痛不痒、质地较硬，触感如鼻尖般的韧度，就要高度警惕恶性可能。若淋巴结呈进行性肿大，经消炎治疗后反而继续增大，更是警示信号。”

在医学上，淋巴瘤有一组经典的全身性症状，被称为“B症状”。高子芬提示，若出现原因不明的发热（体温约38摄氏度）、盗汗、体重无故下降或无明显痛感的肿块，应立即前往血液科或淋巴瘤专科就诊。张梅香补充道，直系亲属中有淋巴瘤病史者，患病风险略高于普通人群，但淋巴瘤并不属于遗传性疾病，并无明确的直接遗传规律，仅存在“遗传易感性”倾向。

针对不同人群，张梅香建议采取差异化的体检策略：40岁以上人群应每年进行一次全面体检；有家族史、免疫缺陷病史或长期接触射线的高危人群，则每半年检查一次。常规项目涵盖血常规、超声以及内科和外科的触诊。她同时强调日常自我检查的重要性，建议公众养成习惯，经常触摸颈部、腋下及腹股沟区域，留意是否出现异常包块。

据国家癌症中心2022年数据，我国每年新发淋巴瘤病例约8.5万例，死亡约4.1万例，且发病率呈逐年攀升之势。高子芬分析，这一上升趋势并非单纯反映患者数量骤增，也与检测技术改进和公众认知提升密切相关，更多早期患者因此获得确诊。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淋巴瘤疾病谱与欧美国家存在明显差异，由于EB病毒感染率更高，T细胞和NK细胞淋巴瘤的发病率相对较高。张梅香从多方面剖析原因：一是遗传易感性，不同人种的基因多态性各异；二是环境因素，亚洲地区EB病毒高发，该病毒与NK/T细胞淋巴瘤的发生密切相关；三是生活方式，长期接触农药、化学染料、有机溶剂等，或吸烟、酗酒、高脂饮食及长期精神紧张，都可能增加患病风险。

近二十年来，淋巴瘤诊疗水平取得长足进展，患者治愈率显著提升。相较于其他恶性肿瘤，淋巴瘤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均有明显改善。目前临床治疗手段多元化，除传统放化疗、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外，小分子靶向药物、双特异性抗体、CAR-T细胞免疫治疗等创新策略已得到广泛应用。然而，不同类型淋巴瘤在治疗难度与手段上差异显著。张梅香坦言：“外周T细胞淋巴瘤病情进展快、恶性程度高，对常规化疗的响应并不理想。”当前针对T细胞淋巴瘤的研究进展相对滞后于B细胞淋巴瘤，临床可选的方案也远未成熟。

这一差距在CAR-T疗法的应用上尤为突出。根据公开信息，高善文曾发布医疗进展，提及一项以CD7为靶点的CAR-T疗法Ⅱ期临床试验。CAR-T治疗的本质是利用改造后的T细胞精准攻击肿瘤，然而T细胞淋巴瘤的肿瘤细胞恰恰源自T细胞——治疗需以“T细胞”对抗“坏掉的T细胞”，极易陷入“敌我不分”的困境。正因如此，CAR-T在T细胞淋巴瘤领域的研发难度远超B细胞淋巴瘤等疾病，至今尚未完全成熟。

尽管如此，T细胞淋巴瘤患者并非束手无策。根据《淋巴结外周T细胞淋巴瘤诊断与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25年版）》，大多数T细胞淋巴瘤的一线治疗通常以CHOP方案为核心——该方案可理解为几种化疗药物加一种激素类药物的联合疗法。高子芬表示，“我们曾遇到过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患者，虽经历复发，却存活了十五六年；五年即可视为临床治愈。”她同时强调，淋巴瘤诊疗需要多学科协作，而患者的信念同样至关重要：“信心本身会影响机体抵抗力，心态乐观、积极配合治疗，往往预后更佳。”

张梅香表示，随着基础研究不断深化，新的治疗手段也在持续拓展。她透露，目前已有针对T细胞淋巴瘤的新药问世，针对T细胞表面分子的抗体疗法正在临床研究中，未来有望像B细胞淋巴瘤一样，实现精准靶向的抗体治疗策略。

中新网昆明7月31日电　题：乌蒙磅礴处，碧水自东流——云南镇雄县司法守护赤水河源纪实

“乌蒙深处涌碧波，蜿蜒东去汇长江。”位于云南昭通市镇雄县赤水源镇银厂村，一眼清泉自岩隙间汩汩而出，就此拉开赤水河的源起序幕。六年光阴流转，法槌声一次次回响于河畔与村舍之间，让这条大江源头的碧水，获得了愈发坚实的司法屏障。

赤水河蜿蜒穿越云贵川三省，在巍峨乌蒙山脉间奔腾不息。作为长江上游唯一未受人工干预、保持自然流态的一级支流，这里亦是诸多珍稀鱼类的天然栖息家园。守住源头，便守住了整个流域生态治理的第一道关隘。

2020年9月，镇雄县人民法院赤水河源头环境保护法庭在银厂村正式揭牌。六载春秋，一支扎根于源头腹地的司法力量，持续探索构建预防为先、保护为本、打击为要、修复为基的“四位一体”生态司法模式。以专业审判划定生态红线，以恢复性司法抚平环境创伤，以跨域协作凝聚共治合力，为赤水河源头铸就了一道坚不可摧的法治长城。

一纸裁判，既严惩违法，更着眼修复

镇雄县地处源头要冲，当仁不让地肩负起赤水河生态保护的“第一棒”重任。

环保法庭锐意革新，打破了以往环境资源案件分散审理的格局，将涉环境资源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统一收归“三合一”归口审理，并锻造了一支专业化的审判团队。镇雄县人民法院更将镇雄、威信、彝良三县的环境资源一审刑事案件集中管辖，一跃成为赤水河流域上游举足轻重的环境资源审判重镇。

“生态保护绝无‘下不为例’之说，任何损害生态的行为都必须依法追责。”这既是法庭法官们挂在嘴边的铮铮誓言，也是他们始终恪守的行动圭臬。

六年来，从打击流域内非法捕捞，到严惩危害野生动物行为，再到整治企业违法采矿，环保法庭累计受理各类环境资源案件234宗，涉及416人，以司法之力清晰勾勒出生态保护不可逾越的红线。在法官们眼中，环境资源案件绝非“一判了之”那么简单。生态司法的终极追求，不仅在于惩戒违法者，更在于促使被破坏的生态得以复原。

为此，当地积极探索并实践增殖放流、补植复绿、劳务代偿、巡河值守等多元化的生态修复路径。针对非法捕捞案件，法庭普遍责令违法者实施增殖放流；而对于无力承担生态赔偿的当事人，则组织其投身河道巡查、垃圾清理或山林养护等公益劳动。

以2021年一案为例，童某某等5人使用禁用渔具在赤水河非法捕捞，造成生态损失逾3.7万元。法庭在依法追究五人刑事责任的同时，判令其赔偿生态损失，并投放1.25万尾昆明裂腹鱼苗进行增殖放流，以修复水域生态。六年间，法庭已推动43起案件、107名被告人切实履行生态修复义务，累计向赤水河流域投放本土鱼苗超过17万尾。不少曾经的生态破坏者，如今已转变为河流的忠诚“守护人”。

一脉清流，织就跨省协同防护网

生态保护不能“各人自扫门前雪”，更不能让司法力量孤军奋战。

鉴于赤水河系跨省界河流，上下游生态状况休戚相关。为破除地域壁垒，镇雄县人民法院积极推动构建跨区域司法协作体系，于2021年联合云贵川三省共7家基层法院，共同签署《赤水河流域环境保护跨区域司法协作意见》，建立起涵盖跨域立案、协同取证、执行联动、生态修复等多方面的协作机制。

自此，赤水河跨区域保护的“盟友圈”持续扩容。2024年，镇雄县人民法院与重庆市江津区等地7家法院再度签约，将协作版图拓展至长江上游更广阔的区域；2026年6月，该院又加入云贵川三省七地共同发起的长江上游珍稀濒危水生物种保护合作框架，将协作范畴延伸至珍稀水生物种保育、流域生态系统整体修复等更深层次领域。从一条河流到整个流域，从单一的司法审判到多地的协同守护，跨区域司法协作使生态保护彻底摆脱了行政区划的窠臼。

法庭“搬”到河岸边，法治扎根百姓间

生态保护最深厚的根基，在基层沃土，在亿万民众。环保法庭并未将审判工作囿于高堂之内，而是主动将庭审现场移至乡村广场、河滩林地，把环保法律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

多年来，环保法庭干警的身影时常出现在镇雄县果珠乡的山林边，公开宣判失火案件；在母享镇的河滩上，公开审理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同时，还在银厂村的人大代表工作站设立了固定的巡回审判点。“人大代表最懂民情、最知民意，有他们参与，不仅纠纷化解更顺畅，更能带动广大群众投身保护行动。”环保法庭法官介绍，法庭定期邀请人大代表参与联合巡河、监督增殖放流，使司法审判与人大监督同频共振，形成强大保护合力。

六年来，环保法庭已组织大型公开巡回审判12场次。每一次庭审结束后，法官都会就地以案释法，用鲜活案例向群众阐明生态保护的法律责任与重要意义。

如今，漫步于赤水河源头，河道中难觅非法渔网踪迹，山林间私设猎套也已绝迹。越来越多的村民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守护者，踊跃加入护河、护林队伍。生态保护的理念，正悄然融入当地民众的日常起居，让他们深切领悟到：“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完）

（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中国正能量网络传播专项基金支持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