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曦初露，六点半的汉中天汉湿地公园已是生机盎然。身着旗袍的老年模特队成员在荷花池畔踩踏节拍，身姿优雅；晨练的市民向汉江抛撒面包屑，几只白鹭掠水低飞，划出优美弧线。不远处，摄影爱好者们早已架好三脚架，在柔和晨辉中定格“鱼戏莲叶间”的灵动画面。

这片水土有个特别的昵称——“幸福园”。这名号不出自地图，却在百姓口中口口相传。汉台区三步踩舞蹈队的队员们笑靥如花：“空气清新、风光宜人，这样的日子哪能不幸福？”

公园栈道旁，一条长达2.3公里的翻板闸生态鱼道蜿蜒延伸，不时有鱼儿跃出水面，激起晶莹水花。本地人早已习以为常，外地游客却啧啧称奇——为鱼修路？汉中市一江两岸开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闫晓明解释道：“为帮鱼类洄游产卵时保存体力，鱼道下游特设‘休息舱’，上游则尽量复原自然溪流原貌，为鱼儿营造舒适的繁衍环境。”

碧水澄澈可见鱼影，微风拂过泛起层层涟漪，成群飞鸟循着水声纷至沓来，在此安家落户。“生态环境好不好，红嘴鸥最有发言权，如今每年有超过4000只红嘴鸥来此过冬。”75岁的赵宏杰组建了一支“红嘴鸥之家”志愿者团队，成员平均年龄70岁。他们每日到江边投喂、巡护、劝阻不文明行为，还为游客义务科普鸟类知识，“眼下红嘴鸥尚未来临，别的鸟儿咱也得悉心看护。”

314种植物繁茂生长，30余种鱼类自在遨游，140余种鸟类栖息觅食……如今的天汉湿地公园，绿水青山的“颜值”正持续转化为群众幸福生活的“价值”。

江畔的“幸福园”承载山水之美，城中的“幸福园”则浸润日常之暖。汉台区明珠小区是老旧社区，如今专门腾出一间屋子，一半辟为健康驿站，专业医生每周前来开展慢性病筛查；另一半设为议事角，物业、支部、居民围坐畅谈，杂物清理、充电桩选址等事宜当场敲定。

居民梁刚感慨：“过去叫‘上社区’，现在叫‘下楼’。调药量在楼下问，低保年审在楼下办，闹矛盾在楼下评理。”虽非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幸福”落到老人身上，往往就是少跑一趟腿、少问一个人。

大门常开、居民常来、服务常在。汉台区东关街道秦峰西院小区将八间旧房改造为便民厅、睦邻驿站、多功能室。李阿姨做高龄认证时，无需儿女请假陪同去政务大厅，“在小区里点点屏幕就搞定了”。傍晚时分，群众在室外活动场地打羽毛球、乒乓球，旁边小广场正准备放映露天电影。小区服务站站长说：“咱不追求高大上，你想来随时来。”

近年来，汉台区改造提升了53个社区党群中心，新建21个小区服务站，国学馆、社区夜校、自习室等场景开设了80个，皆以“幸福园”为名——但此园非彼园：江边的园子装山光水色，城里的园子装人间烟火。

如果说幸福的底色是生活温度，那么文化的厚度则是一座城市绵延不绝的根脉与底气。汉中市博物馆现有藏品1.38万件（套），镇馆之宝“石门十三品”乃是上世纪60年代末因修建石门水库，从褒谷口淹没区凿迁保护的十三块汉魏摩崖石刻，1936年版《辞海》封面的二字便取自《石门颂》。然而过去，这些石刻是“冷”的——隔着展柜，普通观众驻足片刻便离开。

2024年以来，博物馆建成3D裸眼四折幕暨青少年研学体验中心，投用沉浸式AR虚拟数字眼镜导览设备，推出“智慧云课堂”“虚拟数字眼镜漫游汉博”等项目，让历史变得可观、可感、可对话。“日子越过越好，博物馆人气就越旺！”一位本地市民随口道出变化。2025年，汉中市博物馆游客接待量达109.02万人次，千年石刻成了街坊邻居茶余饭后的谈资。

变化不止于眼前，更广袤的乡野间，幸福正从指尖生长而出。汉中市南郑区黄官镇西接秦岭、南临巴山，野生青藤资源丰富，素享陕西“藤编之乡”美誉。

青藤在手艺人指尖翻飞、交叠，挑、压、缠、绕之间，一把藤椅渐次成形。这门传承千年的民间技艺，2021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26年1月1日，《汉中藤编保护发展条例》正式施行，从技艺传承到产业规范，从手工作坊到品牌出海，一根根青藤编织出指间生金、藤上开花的“幸福城”。如今，南郑区已建成7家社区工厂、5个帮扶基地、6处非遗传承基地，将6500余名群众嵌进藤编产业链，户年均增收2万余元。

从江畔的水清鸟鸣到城中的社区烟火，从博物馆里的千年石刻到秦巴山间的青藤富民——一座“幸福园”串联起一座城的日常，一座“幸福城”正将这日常过成长远。

7月29日，香港金融基建迎来里程碑式进展——香港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CMU）与瑞士证券交易所（SIX）的直连机制正式上线。此举是迅清结算有限公司（下称“迅清结算”）自2024年成立以来，首次将服务版图延伸至股票交易后处理领域，为其业务谱系增添浓墨重彩一笔。

作为金管局CMU系统营运、国际化及商业化运作的核心执行方，迅清结算此番推动的直连安排，巧妙打通了CMU会员通往瑞士与西班牙两地证券市场的路桥。这不仅使CMU的全球触角和互联互通能力再上层楼，更将香港作为中国内地与国际市场间重要桥梁的战略价值，推向新的高度。

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对此评价称，CMU与SIX的直连，标志着该系统朝着构建一站式、多元化资产交易后基础设施的愿景，迈出关键一步。展望未来，CMU将持续拓宽全球布局，不断丰富服务范畴，以因应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进而为香港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的纵深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夯实其国际金融中心的领先优势。

北京7月17日电(记者赵方园)在近日召开的“第一届胃癌围术期免疫治疗创新大会”上，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琳透露，到2030年总体癌症五年生存率达到46.6%的战略目标，胃癌领域的进展将不再成为短板。这一表态令在场与会者备受鼓舞。

放眼各类恶性肿瘤，乳腺癌的五年生存率已突破90%，血液肿瘤亦超过50%，而胃癌的生存数据长期徘徊在较低区间。根据国家癌症中心最新统计，我国每年新增胃癌病例逾35万，在全部恶性肿瘤中高居第五位；每年因胃癌离世的患者超过26万，位列恶性肿瘤死因第三。令人忧虑的是，绝大多数患者在初诊时便已进入中晚期阶段，超过七成的确诊病例一经发现即处于进展期，即便接受了根治性手术，术后复发概率仍高达40%至70%。

对于可切除的胃癌病例，根治性手术始终是核心治疗路径。然而，手术仅能移除肉眼可见的肿瘤组织，体内潜藏的微小病灶却可能埋下日后复发的隐患。正因如此，围术期治疗愈发受到临床关注——这种覆盖手术前后的系统性治疗策略，既可在术前促使肿瘤缩小，又能在术后清除残余风险，从而为患者争取最大的治愈可能。

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国内胃癌临床实践多以国际指南为蓝本。“十多年前，我们的治疗方案几乎完全照搬国际标准，缺乏基于中国患者特征的循证研究。但中国胃癌患者占全球总数的45%以上——我们不能永远甘做‘跟随者’。”沈琳如是说。北京大学国际医院陈凛教授亦强调：“胃癌在我国属高发恶性肿瘤，近年来该领域治疗革新与临床突破令人振奋。然而，进展期胃癌术后的复发转移率依旧居高不下，挑战依然严峻。”

这一局面在今年迎来转折点。今年6月，在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上，沈琳公布了名为ASTRUM-006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III期多中心研究结果，相关成果同步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柳叶刀》。最新一版《CSCO胃癌诊疗指南(2026版)》也已将这一创新方案收录其中。依托ASTRUM-006的突破性发现，斯鲁利单抗于今年6月在中国获批胃癌围术期适应症，由此成为全球首个且唯一获此适应症批准的抗PD-1单抗药物。

沈琳解释，该研究采用了“术前联合用药、术后维持治疗”的革新策略——术前以免疫联合化疗实施新辅助治疗，术后则改用免疫单药进行辅助治疗，真正实现了“去化疗”目标。“这一成果让术后‘去化疗’从愿景变为现实：患者的生存质量显著提升，治愈希望也随之增大。”

此次突破填补了中国胃癌围术期免疫治疗缺乏本土化高级别循证证据的空白，同时也标志着胃癌治疗理念的深刻转型。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梁寒教授指出：“2026年，中国胃癌围术期治疗正式跨入免疫治疗时代——从单纯手术到围术期化疗，再到免疫联合治疗，五年生存率有望实现质的飞跃。随着围术期新适应症的获批，期盼免疫治疗能够规范落地，切实推动局部进展期胃癌的诊疗水平提升，为‘健康中国2030’目标的实现添砖加瓦。”

在北京市房山区，一场关于“隐形雇主”与劳动权益的司法前沿交锋引发关注。部分企业利用合同名称的巧妙转换、管理链条的层层嵌套，试图将劳动关系的责任“甩锅”给模糊地带。面对这样的隐蔽用工现象，劳动者是否还能有效维权？近日，房山区人民法院举行了一场专题新闻通报会，聚焦隐蔽用工类劳动争议的审理现状，并发布了典型案例。据《工人日报》报道，近年来该院受理的相关案件多集中在即时配送、网约出行、快递物流等新兴业态。

新闻发言人指出，一些用人单位通过缔结五花八门的协议、构建多级用工框架，将本应属于劳动法的雇佣关系精心装扮成承揽、外包或合作等民事法律关系，使得劳动者在维权之初便陷入迷茫——究竟谁是真正的雇主？该向谁主张权利？对此，法院坚持实质性审查原则，重点探究用人单位是否对劳动者实施了支配性的劳动管理。从审判结果来看，确认劳动关系或判定企业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的情形占据主流。

在发布会上，燕山人民法庭庭长针对这批典型案例，剖析了隐蔽用工的常见“套路”，并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引。

第一类情形被形象地称为“自己管人、外包发钱”。2023年3月，暴某经某快递站点工作人员安排，以快递公司员工名义注册了外卖平台APP，从此担任骑手。公司为他配发了电动车和统一工装，日常调度与考勤均由公司负责，但双方既未签署劳动合同，也未缴纳社会保险。一次配送途中的车祸，让工伤认定陷入争议。暴某于2024年2月离职后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劳动关系。

法院调查发现，快递公司与一家管理公司签有《业务外包合同》，外包费用由佣金、管理服务费、税费及返费等构成，其中管理服务费竟为零元。暴某通过平台接单，报酬由管理公司代发，但资金源头却指向快递公司。在平台显示中，暴某的身份明确为快递公司员工。法院认为，暴某所从事的配送工作属于快递公司的业务范畴，站点站长通过微信群对其进行了实质性的工作监督和考勤管理，双方关系表现出强烈的人格从属性。至于管理公司发放报酬，证据表明其仅代发工资。合同对价低、履行过程异常，明显有规避劳动关系、转嫁经营风险的嫌疑，该风险不应由劳动者承担。据此，法院认定暴某与管理公司之间不存在实质管理关系，快递公司以《业务外包合同》为由否认劳动关系的抗辩不被采纳，最终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法官提示，法律不会容忍借“自己管人、外包发钱”之名行规避法定责任之实。用人单位若企图以此逃避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或承担工伤赔偿等义务，不仅徒劳无功，反而可能招致更重的法律后果和赔偿负担。

第二类情形则是“以承揽合同行用工之实”。自2021年7月起，于某在某配送站担任骑手，为A公司提供商超商品配送服务。2023年底，A公司撤出该站点，由B公司接手，于某随之被解绑并与B公司绑定，由此与A公司产生劳动争议。于某坚称自己是A公司员工，而A公司则主张双方为承揽关系，出示了《项目转包协议》，声称于某系以个体工商户身份承包配送业务，工资经由第三方平台支付。

法院审理后认定，双方均具备法定劳动关系主体资格，于某的配送工作构成A公司业务的一部分。虽然工资按单量计算，但A公司对骑手进行排班、控制接单量，甚至单独派单，显然实施了管理行为。据此，法院判定双方符合事实劳动关系成立条件，确认劳动关系存在。

法官提醒，用人单位通过要求劳动者签署承揽或合作协议来“去劳动关系化”，在司法实践中难逃穿透式审查。只要用工实质符合劳动关系特征，即使披着承揽协议的外衣，也会被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

第三类情形为“名为外包实为派遣”。李某与甲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被安排至乙公司担任销售员。甲、乙两公司间有《劳务外包合作协议》，约定甲公司派驻人员从事营销项目。因乙公司将李某退回，甲公司随即以严重违反制度为由解除合同。李某申请仲裁后起诉甲公司。

法院指出，尽管李某与甲公司签有合同，但其在乙公司工作场所接受乙公司的管理、指挥，且工资、福利由乙公司确认和结算，这暴露出两公司间是典型的假外包、真派遣关系。乙公司作为用工单位，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按约定程序处罚并退回李某，因此其以违纪为由退回的行为缺乏依据。甲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盲目依赖退回决定解除劳动关系，于法不合，最终被判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

法官建议，企业必须厘清外包与派遣的界限，不可借外包协议掩盖真实用工关系。用工单位退回劳动者后，派遣单位应独立审查解除条件，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决定，而不能机械跟随用工单位的“退回”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