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民健身计划（2026—2030年）》正式对外公布，围绕“十五五”时期全民健身事业的高质量推进，提出了一系列系统性部署，标志着我国全民健身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根据《计划》设定的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构建起更加完善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服务水平与产品质量稳步提升。群众身边的基础健身设施将更加丰富、便捷，体育赛事和全民健身活动将更加多元，公共服务的安全性和规范性也将显著增强。届时，各类体育组织将实现有序发展，全民健身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运动逐渐成为大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具体指标方面，《计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将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将提升至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比例将迈向40%左右的水平，国民体质将得到持续改善。

为实现上述目标，《计划》明确了十项重点任务，涵盖完善制度体系、加强场地设施建设、丰富群众赛事活动、优化组织服务网络、提升科学指导能力、推动人工智能与全民健身深度融合、满足不同人群的差异化需求、弘扬健身文化、发挥多元综合价值以及强化安全管理等多个维度。

在场地设施建设方面，《计划》特别强调“小而美”的建设思路。未来几年，各地将充分挖掘城市闲置空间，打造更多贴近群众的便捷健身点，同时严格控制新的大型场馆项目。统计显示，2025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为3.11平方米，而2030年的目标则较之增长近三成，体现出对群众健身需求的高度关注。

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指出，场地设施建设不仅要解决“有没有”的问题，更要破解“好不好”的难题。他强调，应当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之中，切实提高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在具体实施上，《计划》鼓励各地结合常住人口的变化趋势，合理布局场地资源，优先向人口集中、供需矛盾突出的区域倾斜。同时，要充分利用城市的“金角银边”，盘活工业厂房、高架桥下、建筑屋顶等存量空间，因地制宜打造覆盖全龄段的健身场所。此外，球类、冰雪等运动项目人口增长迅速，相关场地供给也将同步增加；乒乓球台等小型设施将更多进入城市社区和公园绿地。

值得注意的是，《计划》在服务精细化方面也做出了针对性安排。面对人口老龄化趋势，将创新老年运动健康模式，开发适合老年人的健身项目与产品，并推广“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等社区多功能场所。针对儿童青少年，则加强科学健身普及和健康干预。同时，新就业群体的健身需求也被纳入考量，未来将在工作场所和休息站点配置便捷健身设施，提供更贴心的服务。

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教授殷恒婵表示，这一系列举措体现了“精准适配、以人为本、全生命周期”的精细化发展理念，旨在让公共体育服务更加均等、温暖、贴近民生实际。

在北京市房山区，一场关于“隐形雇主”与劳动权益的司法前沿交锋引发关注。部分企业利用合同名称的巧妙转换、管理链条的层层嵌套，试图将劳动关系的责任“甩锅”给模糊地带。面对这样的隐蔽用工现象，劳动者是否还能有效维权？近日，房山区人民法院举行了一场专题新闻通报会，聚焦隐蔽用工类劳动争议的审理现状，并发布了典型案例。据《工人日报》报道，近年来该院受理的相关案件多集中在即时配送、网约出行、快递物流等新兴业态。

新闻发言人指出，一些用人单位通过缔结五花八门的协议、构建多级用工框架，将本应属于劳动法的雇佣关系精心装扮成承揽、外包或合作等民事法律关系，使得劳动者在维权之初便陷入迷茫——究竟谁是真正的雇主？该向谁主张权利？对此，法院坚持实质性审查原则，重点探究用人单位是否对劳动者实施了支配性的劳动管理。从审判结果来看，确认劳动关系或判定企业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的情形占据主流。

在发布会上，燕山人民法庭庭长针对这批典型案例，剖析了隐蔽用工的常见“套路”，并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引。

第一类情形被形象地称为“自己管人、外包发钱”。2023年3月，暴某经某快递站点工作人员安排，以快递公司员工名义注册了外卖平台APP，从此担任骑手。公司为他配发了电动车和统一工装，日常调度与考勤均由公司负责，但双方既未签署劳动合同，也未缴纳社会保险。一次配送途中的车祸，让工伤认定陷入争议。暴某于2024年2月离职后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劳动关系。

法院调查发现，快递公司与一家管理公司签有《业务外包合同》，外包费用由佣金、管理服务费、税费及返费等构成，其中管理服务费竟为零元。暴某通过平台接单，报酬由管理公司代发，但资金源头却指向快递公司。在平台显示中，暴某的身份明确为快递公司员工。法院认为，暴某所从事的配送工作属于快递公司的业务范畴，站点站长通过微信群对其进行了实质性的工作监督和考勤管理，双方关系表现出强烈的人格从属性。至于管理公司发放报酬，证据表明其仅代发工资。合同对价低、履行过程异常，明显有规避劳动关系、转嫁经营风险的嫌疑，该风险不应由劳动者承担。据此，法院认定暴某与管理公司之间不存在实质管理关系，快递公司以《业务外包合同》为由否认劳动关系的抗辩不被采纳，最终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法官提示，法律不会容忍借“自己管人、外包发钱”之名行规避法定责任之实。用人单位若企图以此逃避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或承担工伤赔偿等义务，不仅徒劳无功，反而可能招致更重的法律后果和赔偿负担。

第二类情形则是“以承揽合同行用工之实”。自2021年7月起，于某在某配送站担任骑手，为A公司提供商超商品配送服务。2023年底，A公司撤出该站点，由B公司接手，于某随之被解绑并与B公司绑定，由此与A公司产生劳动争议。于某坚称自己是A公司员工，而A公司则主张双方为承揽关系，出示了《项目转包协议》，声称于某系以个体工商户身份承包配送业务，工资经由第三方平台支付。

法院审理后认定，双方均具备法定劳动关系主体资格，于某的配送工作构成A公司业务的一部分。虽然工资按单量计算，但A公司对骑手进行排班、控制接单量，甚至单独派单，显然实施了管理行为。据此，法院判定双方符合事实劳动关系成立条件，确认劳动关系存在。

法官提醒，用人单位通过要求劳动者签署承揽或合作协议来“去劳动关系化”，在司法实践中难逃穿透式审查。只要用工实质符合劳动关系特征，即使披着承揽协议的外衣，也会被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

第三类情形为“名为外包实为派遣”。李某与甲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被安排至乙公司担任销售员。甲、乙两公司间有《劳务外包合作协议》，约定甲公司派驻人员从事营销项目。因乙公司将李某退回，甲公司随即以严重违反制度为由解除合同。李某申请仲裁后起诉甲公司。

法院指出，尽管李某与甲公司签有合同，但其在乙公司工作场所接受乙公司的管理、指挥，且工资、福利由乙公司确认和结算，这暴露出两公司间是典型的假外包、真派遣关系。乙公司作为用工单位，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按约定程序处罚并退回李某，因此其以违纪为由退回的行为缺乏依据。甲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盲目依赖退回决定解除劳动关系，于法不合，最终被判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

法官建议，企业必须厘清外包与派遣的界限，不可借外包协议掩盖真实用工关系。用工单位退回劳动者后，派遣单位应独立审查解除条件，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决定，而不能机械跟随用工单位的“退回”指令。

今年7月28日迎来第16个世界肝炎日，本届主题聚焦“社会共治，消除肝炎”。7月27日上午，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肝胆肿瘤科携手多学科专家团队，举办了一场面向公众的健康咨询活动。该院肝胆肿瘤科主任宋天强在活动中指出，我国肝病的发病格局已然发生深刻变化，非病毒性因素正逐渐取代病毒性肝炎，成为肝脏病变的“头号推手”，与此同时，肝病高危人群的范围不断扩张，且呈现出愈发年轻化的趋势。他呼吁公众主动提升日常肝脏养护意识，并坚持规律性的筛查习惯。

据了解，乙肝存量患者依旧是癌症防控的重中之重。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乙肝表面抗原流行率已由1992年的9.75%稳步回落至2020年的5.86%，而低龄儿童的感染率更是低至0.30%。尽管如此，全国范围内慢性乙肝病毒感染者的人数仍高达约7500万，这一庞大存量群体依然是肝癌发病的核心高危人群。

宋天强进一步解释，慢性肝炎向肝癌演变的过程中，存在一条“肝炎—肝纤维化—肝硬化—肝癌”的渐进式病变链条。由于肝脏具备极强的代偿能力，早期症状往往不易察觉，许多感染者因此忽视了定期检查，甚至中途放弃规范治疗，导致肝损伤持续累积，最终确诊肝癌时已进入中晚期阶段。他强调，落实慢性肝炎患者的全周期规范化随访管理，是遏制肝病恶化、有效降低肝癌发病率的根本举措。

值得关注的是，与以往病毒性肝炎占主导的旧有模式截然不同，脂肪肝与酒精肝如今已跃升为肝癌的两大新兴高危诱因。根据《代谢相关（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防治指南（2024年版）》的统计，我国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患病人数已逼近3亿大关，一举超越慢性乙肝，成为第一大慢性肝病，几乎每2至3名成年人中就有1人深受其扰。与此同时，酒精性肝病患者数量亦超过6000万，其中男性每日酒精摄入若超过40克、女性超过20克，患病风险便会陡然攀升。

针对公众普遍存在的认知盲区，宋天强特别予以澄清。他提醒，单纯性脂肪肝若被长期忽视，病情可逐步演进为脂肪性肝炎、肝纤维化乃至肝硬化，甚至存在不经肝硬化而直接恶变为肝癌的可能。酒精则被明确列为一类致癌物，长期摄入会对肝细胞造成不可逆转的损伤。他建议，应对代谢相关脂肪肝应以科学减重为核心策略，一年内体重下降3%至5%即可有效逆转肝脏脂肪堆积，若减重幅度达到7%至10%，肝功能则能得到显著改善。至于酒精性肝病，彻底戒酒是首要举措，早期戒酒完全可消除肝脏中的脂肪沉积，而一旦病情进展至肝硬化阶段，损伤便难以挽回。

围绕“社会共治”这一核心理念，宋天强表示，肝病的防治离不开全社会的通力协作。普通市民应主动接种乙肝疫苗，坚持均衡饮食、规律作息、严格限酒，并将体重、血糖及血脂控制在理想范围内。慢性肝病患者则须严格遵医嘱用药，按时随访。对于具有肝炎病史、脂肪肝、长期饮酒习惯、肝癌家族史以及年满40岁以上的高危人群，他建议每半年开展一次肝脏专项检查，借助早筛查、早评估、早干预的方式，有效阻断癌变进程。

中新网7月14日电 根据国家卫健委官方网站发布的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与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就进一步规范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医用设备集中采购管理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通知强调，各级医疗机构在采购医用设备时，必须契合自身功能定位及阶梯式配置标准，将产品质量、价格水平、售后服务等核心因素全面纳入评审体系，坚持优质优价原则。一方面要依托集中采购的规模效应有效压缩虚高价格，另一方面则需树立全生命周期成本意识，统筹考量配套耗材、维护保养等后续支出，科学选定评审方式，杜绝“内卷式”恶性竞争。

这份编号为国卫财务函〔2026〕131号的通知指出，推进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医用设备集中采购管理，系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亦是深化医药卫生领域反腐倡廉建设的关键抓手。经与财政部协商达成一致，现将相关事项部署如下：全国范围内所有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凡使用按规定纳入预算管理的资金采购列入部门集中采购目录的医用设备，均须执行部门集中采购程序。但遇重大自然灾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其他不可抗力引发的紧急采购需求时，可豁免此规定。采购甲类、乙类大型医用设备，须事先取得相应配置许可。

按照通知要求，医用设备集中采购应严格遵守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落实各项政府采购政策导向，原则上采取公开招标等竞争性采购模式。涉及政府采购预算编制、计划管理及信息统计等事项，仍沿用现行管理规定和预算管理级次执行。

具体而言，集中采购工作须遵循三大核心原则：其一，管理权、执行权与监督权明晰分离、彼此制衡，通过科学制度设计、合理权限分配、多元监督落实，构建相互约束机制，确保采购流程规范有序、廉洁高效；其二，坚持技术适配、质量优先、价格合理的导向，将质量、价格与服务等关键要素纳入评审标准，实现优质优价，既发挥规模采购优势、挤出价格水分，又强化全生命周期成本理念，兼顾耗材供应与维保需求，科学选择评审方法，防范“内卷式”竞争；其三，严格依法依规，确保公平公正、公开透明，严禁设置歧视性或倾向性条款，按规定及时向社会公开相关信息，加快建立集中采购价格透明机制，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在组织架构层面，通知明确了分级负责机制。国家级集中采购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将继续牵头组织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甲类大型医用设备集中采购，对于个性化定制程度高、需配套设计施工及基础设施建设、且须逐台按程序获取注册证的设备，待条件成熟后再纳入部门集中采购目录实施集采。省级集中采购方面，各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负责组织辖区内全部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的乙类大型医用设备集中采购，并逐步将资金投入规模大、市场竞争不够充分的其它医用设备纳入集采范畴，2026年底前须至少完成一轮集采，原则上每年上半年至少组织1次，可视实际需要适当增加频次。市地级集中采购方面，将积极稳妥推进试点，2027年6月底前，各省份至少确定1个市地开展试点并完成一轮集中采购。

与此同时，国家卫生健康委将着手构建医用设备集中采购价格透明机制，强化信息化与人工智能技术支撑，推进全国高值医用设备备案数据库建设。各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须及时将高值医用设备的采购信息上传登记备案，具体操作细则另行通知。

在实施流程方面，通知明确了多项重点环节：一是制定部门集中采购目录，国家卫生健康委与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分别编制本级目录，报同级财政部门备案后执行，试点市地须秉持稳妥审慎、先易后难原则，报省级部门研究拟定目录并履行相关程序，严禁将属于省级层面的乙类大型医用设备集采权限下放至市地级；二是确定实施机构，卫生健康行政部门须在本单位等非营利性事业法人中择优遴选1家专业能力突出、内控管理规范、资质符合条件的机构作为集采执行主体，该机构与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签订委托协议，可自行组织或委托采购代理机构开展具体采购业务，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可根据工作需要适时调整实施机构；三是加强采购需求管理，公立医疗卫生机构承担需求管理主体责任，须按《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相关要求设定并报送采购需求，强化需求形成与实现全过程的内控和风险管理，集采实施机构应发挥专业支撑作用，科学合理划分采购包，杜绝简单“一刀切”，采购文件须全面规范反映需求并经医疗机构书面确认后方可发布；四是强化评审环节异常低价审查，严格落实财政部关于解决政府采购异常低价问题的有关要求，在采购文件中明确启动异常低价审查的具体情形，规范开展审查并及时应对处置，如实记录审查意见和结果；五是健全报告制度，卫生健康行政部门须建立集采重大事项及年度情况报告机制，省级部门须于2026年6月底前将本省份集采工作方案报国家卫生健康委备案，每年12月底前提交年度工作总结。

通知还从思想认识、统筹部署、实施保障、监督管理、政策解读五个维度提出要求。各地须深刻认识集采工作对加强医药卫生领域廉政建设、降低采购成本及患者负担、提升医疗服务质量的重大意义，确保各项工作合法合规、高质高效、平稳有序，坚守医疗卫生事业公益属性，严格落实控制三级公立医院规模无序扩张、设备配置与功能定位相适应、严禁举债购置大型医用设备等规定。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建立健全组织管理体系，明确牵头部门，制定实施方案，完善制度机制，加强对市地级工作的指导，鼓励建立省际、市际采购联盟，充分发挥规模效益。各地要督促实施机构强化内控与风险管理，保障人力配置，提升职业素养和专业能力，加强法制及廉洁自律教育。暂未纳入国家级集采的甲类大型医用设备，属地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实施机构须指导医疗机构依法依规自主采购。医用设备集采工作应接受本级财政部门监督，配合审计、纪检监察等外部监督，充分发挥内部审计和财会监督作用，强化日常过程监管，及时发现处置苗头性问题。各地在部署实施过程中须稳妥做好政策解读与舆论引导，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据悉，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正式施行，与此前医用设备集中采购相关的未尽事宜均按政府采购现行管理规定办理。原《卫生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器械集中采购管理的通知》(卫规财发〔2007〕208号)同时废止；《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甲类大型医用设备集中采购工作规范(试行)的通知》(卫办规财发〔2012〕96号)及《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乙类大型医用设备集中采购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卫办规财发〔2013〕7号)中与本通知不一致之处，一律以本通知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