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于7月31日对外发布消息，截至当日下午2点，今年以来在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旅客数量已突破234万人次，其中来自海外的入境游客达38.7万人次。

作为中国通往南亚及东南亚地区的空中交通枢纽，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客流高峰。受益于中国免签政策覆盖面不断扩大，叠加240小时过境免签新规的正式实施，今年通过该机场口岸以免签方式入境的外国游客总数攀升至27.1万人次。值得注意的是，来自南亚和东南亚方向的入境人数达到32.7万人次，这一数字占据了全部入境外国游客的84.4%，彰显出区域航空枢纽的强劲吸引力。

根据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供的数据，在今年的暑期运输高峰期间，经由昆明机场口岸入境的外国游客中，有56.2%将旅游避暑作为主要目的，这一比例彻底颠覆了此前以商务活动为主导的客流格局，展现出旅游市场的蓬勃生机。

为积极应对暑期持续高涨的出入境人潮，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采取了一系列创新举措。他们推出了入境卡“三办”服务，即提前办理、手机端办理以及现场引导办理，使外国游客能够通过线上平台预先填写所需信息；同时，引入“分区分类查验”的全新工作模式，借助大数据分析及智能化边检设备，大幅提升通关效率；此外，还专门设置了涵盖英语、泰语、老挝语及缅甸语的多语种服务窗口，并面向老年人和孕妇等特殊群体开辟了便民绿色通道，确保每位旅客都能享受到便捷温馨的通关体验。

“从飞机落地到办妥所有入境手续，整个过程毫无障碍，标识指引一目了然，边防工作人员态度亲切友善。”7月31日，一位来自新加坡的女性游客在昆明机场入境大厅向记者分享道。她透露，此次云南之行计划停留两周时间，将前往大理、丽江等地，尽情感受“清凉一夏”的独特魅力。

年仅十岁，却已确诊脂肪性肝炎——南京市第二医院肝病科近期陆续收治多名肥胖青少年，年龄集中在10至20岁间。其中一位年仅10岁的男孩，身高171厘米，体重却高达96.5公斤。该患儿因体检发现转氨酶异常而前来就诊，检查结果令人忧心：谷丙转氨酶达129U/L，谷草转氨酶69U/L，γ-谷氨酰转肽酶（GGT）竟攀升至762U/L，腹部彩超亦提示存在脂肪肝。这些数据意味着，他的肝脏已经出现了不容忽视的炎症与损伤——这远非大众认知中单纯的“脂肪肝”，而是实质性进展到脂肪性肝炎的阶段。

患儿母亲向医生透露，孩子8岁时体重已达60公斤，此后以年均15公斤的速度递增。去年体检时即发现转氨酶偏高，服用了保肝药物后指标回落，便未再跟踪复查。男孩平素饮食偏爱油炸和高脂食物，零食摄入几乎毫无节制。而孩子母亲本身亦属微胖体型，这或许暗示着一定的遗传易感性，也反映出家庭共享的饮食与生活习惯在肥胖形成中的作用。

该科副主任医师岳枝指出，不少家长仍抱持“孩子胖是福气”“长大后自然会抽条变瘦”的旧观念。然而，研究数据揭示，约七成至八成儿童期肥胖可能延续至成年阶段。脂肪肝在儿童发育过程中所形成的炎症刺激是持续性的，可能在10至20年内逐步演变为肝炎、肝纤维化，甚至有提早发展为肝硬化乃至肝癌的潜在风险。该院此前便接诊过不少年轻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病例，更不乏年仅20岁、经肝穿刺确诊的脂肪性肝硬化患者。

岳枝医师进一步强调，肥胖的影响远不止肝脏本身，其带来的健康隐患波及多个系统。首当其冲的是内分泌失调风险，包括胰岛素抵抗、2型糖尿病、高尿酸血症与痛风等。与此同时，心血管负担亦随之加重，高血压、高血脂等问题的出现率显著上升，且肥胖对儿童血管所造成的损害是一个持续累积的过程。此外，肥胖还可能诱发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导致夜间缺氧，进而干扰大脑的正常发育；超负荷的体重也会给膝关节与髋关节带来损伤。而自卑、焦虑及社交适应困难等心理层面的问题，在胖孩子身上更为突出。

专家提醒，家长可通过三大维度判断孩子是否“胖到必须就医”：其一，体重维度——建议定期测量孩子身高体重，并对照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标准曲线加以评估；其二，身体信号——包括颈部或腋下出现黑色粗糙、难以洗净的色素沉着（可能为黑棘皮征）、频繁感到疲倦乏力、睡眠中打鼾、张口呼吸甚至呼吸暂停、关节疼痛或活动受限等；其三，医学检查指标——例如转氨酶升高、B超提示脂肪肝、血糖血脂尿酸等代谢指标异常。

专家表示，若孩子符合上述任一信号，应尽早前往医院接受专业评估。岳枝医师建议，对于已出现转氨酶升高的孩子，首步应尝试科学的生活方式干预，通过结构化的饮食调整与规律运动，多数患儿在3至6个月的规范管理后，转氨酶水平可明显下降甚至恢复正常，家长无需过度焦虑。

至于如何判断孩子是否超重或肥胖，专家强调，儿童不宜直接套用成人BMI标准，而应参照同龄、同性别的BMI百分位数值曲线：若BMI处于第85至95百分位之间，即属超重范畴，家庭须启动严格干预；一旦跨越第95百分位，即为肥胖，建议立即就医。以本文提及的10岁男孩为例，其BMI约为33.1，显然已达到重度肥胖水平，必须接受全面的医学评估与干预。此外，以下几种情形亦须高度警惕：短时间内体重快速攀升，半年内增长超过4至5公斤；尝试控制饮食并增加运动1至3个月，体重仍无改善；以及身高增长停滞而体重持续飙升。

北京7月17日电(记者赵方园)在近日召开的“第一届胃癌围术期免疫治疗创新大会”上，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琳透露，到2030年总体癌症五年生存率达到46.6%的战略目标，胃癌领域的进展将不再成为短板。这一表态令在场与会者备受鼓舞。

放眼各类恶性肿瘤，乳腺癌的五年生存率已突破90%，血液肿瘤亦超过50%，而胃癌的生存数据长期徘徊在较低区间。根据国家癌症中心最新统计，我国每年新增胃癌病例逾35万，在全部恶性肿瘤中高居第五位；每年因胃癌离世的患者超过26万，位列恶性肿瘤死因第三。令人忧虑的是，绝大多数患者在初诊时便已进入中晚期阶段，超过七成的确诊病例一经发现即处于进展期，即便接受了根治性手术，术后复发概率仍高达40%至70%。

对于可切除的胃癌病例，根治性手术始终是核心治疗路径。然而，手术仅能移除肉眼可见的肿瘤组织，体内潜藏的微小病灶却可能埋下日后复发的隐患。正因如此，围术期治疗愈发受到临床关注——这种覆盖手术前后的系统性治疗策略，既可在术前促使肿瘤缩小，又能在术后清除残余风险，从而为患者争取最大的治愈可能。

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国内胃癌临床实践多以国际指南为蓝本。“十多年前，我们的治疗方案几乎完全照搬国际标准，缺乏基于中国患者特征的循证研究。但中国胃癌患者占全球总数的45%以上——我们不能永远甘做‘跟随者’。”沈琳如是说。北京大学国际医院陈凛教授亦强调：“胃癌在我国属高发恶性肿瘤，近年来该领域治疗革新与临床突破令人振奋。然而，进展期胃癌术后的复发转移率依旧居高不下，挑战依然严峻。”

这一局面在今年迎来转折点。今年6月，在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上，沈琳公布了名为ASTRUM-006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III期多中心研究结果，相关成果同步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柳叶刀》。最新一版《CSCO胃癌诊疗指南(2026版)》也已将这一创新方案收录其中。依托ASTRUM-006的突破性发现，斯鲁利单抗于今年6月在中国获批胃癌围术期适应症，由此成为全球首个且唯一获此适应症批准的抗PD-1单抗药物。

沈琳解释，该研究采用了“术前联合用药、术后维持治疗”的革新策略——术前以免疫联合化疗实施新辅助治疗，术后则改用免疫单药进行辅助治疗，真正实现了“去化疗”目标。“这一成果让术后‘去化疗’从愿景变为现实：患者的生存质量显著提升，治愈希望也随之增大。”

此次突破填补了中国胃癌围术期免疫治疗缺乏本土化高级别循证证据的空白，同时也标志着胃癌治疗理念的深刻转型。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梁寒教授指出：“2026年，中国胃癌围术期治疗正式跨入免疫治疗时代——从单纯手术到围术期化疗，再到免疫联合治疗，五年生存率有望实现质的飞跃。随着围术期新适应症的获批，期盼免疫治疗能够规范落地，切实推动局部进展期胃癌的诊疗水平提升，为‘健康中国2030’目标的实现添砖加瓦。”

德国权威公共卫生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于7月30日公布的一份报告揭示，截至本月19日，该国今年因高温导致的死亡人数估计攀升至9800人，这一数字已然超越了自2016年以来任何一个完整年份的同期统计。这份来自柏林的消息指出，高温致死的规模在今年夏季呈现出异常严峻的态势。

根据该研究所披露的数据，今年6月下旬，德国广大地区遭遇了持续多日的极端炎热天气，多地的气温逼近40摄氏度大关，甚至有个别站点记录到了超过41摄氏度的极端值。值得注意的是，本年度逾半数的高温相关死亡案例均集中在这轮热浪肆虐期间，凸显出此次极端气候事件的巨大冲击力。

从受影响人群的结构来看，老年人群体承受了最为沉重的打击，其中85岁及以上的高龄者所占比例高居榜首。这一现象反映出老年人在面对极端高温时更为脆弱的生理状况与适应能力不足。

罗伯特·科赫研究所进一步解释称，高温本身鲜少被直接认定为致死原因。在绝大多数情形下，死亡发生是高温环境与个体已有的心血管系统疾病、肺部功能障碍或肾脏病变等慢性健康问题相互交织、共同触发的结果。正因如此，高温通常不会被列入官方死亡证明上的直接死因栏目。研究机构还强调，这些高温相关死亡人数的数据，是借助统计模型与方法对人口健康数据进行推算所得，而非基于直接的临床诊断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