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肿瘤靶向治疗手段日益普及，骨质疏松症患者与肿瘤骨转移人群长期依赖护骨类及抗肿瘤药物的情况已十分常见。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些药物会显著削弱颌骨组织的修复再生能力。一旦此类患者接受拔牙、种植牙等口腔侵入性治疗，极有可能诱发颌骨长期裸露、组织溃烂乃至坏死，医学上称为药物相关性颌骨坏死。尽管这一病症在临床中的发生率并不算高，但其病理过程顽固、治疗难度极大，成为口腔科、骨科与肿瘤科三大学科携手应对的棘手难题。

颌骨作为全身骨代谢最为旺盛的区域，其牙槽骨处于持续更新状态，血供极为丰富，同时它也是全身唯一容易发生药物性骨坏死的骨骼结构。目前医学界普遍认同四大机制可干扰颌骨的自愈能力：破骨细胞功能受抑、创面处新生血管生成受阻、口腔菌群持续侵袭，以及联合使用两类高危药物时造成的骨吸收抑制与血管再生障碍相互叠加。

药物相关性颌骨坏死的好发人群可明确划分为两大类别，同时也是日常门诊中最容易被忽视用药史的患者群体。其一是中老年骨质疏松患者，长期通过口服或注射抗骨吸收药物来延缓骨质流失；其二是伴有骨转移的恶性肿瘤患者，涵盖乳腺癌、肺癌、结直肠癌及多发性骨髓瘤等癌种，通常需借助骨保护剂及抗血管生成靶向药物来控制骨破坏进程。上述人群一旦接受口腔手术，颌骨坏死的发生风险将骤然攀升。

当然，并非每一种牙科操作都会触发病变。临床数据显示，约六成病例源于拔牙操作，牙周手术占比15%，种植牙手术约占10%；而根管治疗、充填修复、常规洁牙等不涉及牙槽骨损伤的治疗几乎不会诱发颌骨坏死。这为临床决策界定了清晰范围：服药人群应优先选择保守性牙科处理，尽最大可能规避有创性骨手术。

诱发颌骨坏死的高危药物可分为抗骨吸收类与抗血管生成类，二者机制各异，若联合应用则会使风险成倍上升。抗骨吸收药物通过抑制破骨细胞活性来减少骨骼破坏，骨质疏松及肿瘤骨转移患者均广泛应用。该类药物使用时长及给药途径直接左右风险高低：静脉用药的威胁显著高于口服，且用药周期越长、累积剂量越大，发病概率便越高。抗血管生成靶向药多用于晚期实体瘤的治疗，旨在阻断病灶新生血管，但其同样会切断口腔创面的血液供给，使软组织难以覆盖裸露骨面，即便是微小创伤也无法顺利愈合。

要想在口腔治疗需求与颌骨坏死风险之间取得平衡，仅凭口腔科医师一己之力远远不够，必须构建起涵盖口腔科、内分泌科、骨科及肿瘤科的多学科协作诊疗体系。风险评估应围绕三大核心维度展开。第一，全面梳理用药史：就诊时患者须精准陈述药物名称、用药目的、给药途径及持续时间，切忌笼统表述为“打过骨针”或“吃过钙片”。肿瘤患者用药剂量较大、常合并放化疗，整体风险显著高于骨质疏松人群。第二，系统评估全身基础状况：排查血糖水平、免疫功能及营养状态等因素，长期化疗或使用激素者创面愈合能力明显下降，需提前调整全身基础条件。第三，完善口腔影像学与临床检查：重点筛查龋齿、牙周炎、残根、根尖炎症等感染病灶，尽早消除所有潜在口腔感染源，从源头减少术后感染诱发坏死的可能性。

依据患者是否已开始高危药物治疗，临床将分阶段拟定牙科手术方案，并实施差异化安全诊疗路径。对于尚未用药者，最佳策略为先完成口腔预处理，包括洁牙、龋齿充填、拔除无保留价值的残根、处理重度牙周疾病，待全部创面软组织愈合2至4周后，再启动骨保护或靶向治疗，此举可直接降低逾50%的发病风险。而对于已经长期用药且确需接受口腔手术的患者，停药方案因药物种类而异：口服双膦酸盐可暂停3至6个月；静脉双膦酸盐因半衰期极为漫长，不建议贸然停药；地舒单抗在停药3至4个月后血药浓度显著下降，骨代谢得以部分恢复，手术安全性相应提高。

需要特别强调，是否停药、停药时长等关键决策，必须由开具处方的肿瘤科或内分泌科医生裁定，切勿自行做主。擅自停药可能诱发椎体病理性骨折、脊髓压迫、高钙血症等严重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若遭遇急性间隙感染或颌骨骨折等紧急状况，无法等待停药窗口期，医生将全程采取微创操作，减少软组织翻瓣、保护局部血运，术后严密缝合以封闭骨面，延长抗生素使用时间，并实施长期随访监测。

若术后超过4周创口仍不愈合，须高度警惕药物相关性颌骨坏死的可能。治疗并不追求一刀切式处理，临床采取阶梯式分层方案，依据病情轻重对症施策，多学科协作全方位保障患者安全。轻症患者以保守治疗为主，所有患者均需落实日常基础护理：使用氯己定漱口水抑制细菌，以双氧水定期冲洗裸露骨面，减少口腔菌群的持续损害；若出现红肿流脓，遵医嘱服用抗生素，同时补充维生素以改善局部血液循环；此外还需调控血糖、增强营养、提升免疫力，并在肿瘤科或内分泌科指导下调整高危药物，严禁自行停药。

若保守护理后仍反复肿痛、炎性肉芽组织增生，则需行微创清创术。医生仅清除松动的坏死颌骨碎片，尽量保留健康骨组织，术后严密缝合黏膜或转瓣覆盖创面，延长抗感染疗程，并定期复诊观察恢复进展。对于存在大面积死骨、皮肤瘘管乃至颌骨骨折的重症患者，则需实施外科手术，切除病变骨段，必要时移植骨组织修复缺损。高压氧治疗可作辅助手段，提升颌骨血氧供应，促进创面愈合。

药物相关性颌骨坏死具有明确的早期预警征象，包括术后超过4周创口不愈、牙龈反复肿痛、口腔内可见黄白色裸露死骨、持续口臭或流脓等，一旦出现上述表现须立即就医复诊。日常防控的核心原则清晰明确：用药前完成全面口腔预检；用药期间优先选择充填、根管治疗、活动义齿等保守手段，尽量避免拔牙及种植；确需有创手术时，严格遵循多学科医生制定的个体化方案；平日注重口腔卫生维护，每半年定期进行口腔复查，最大限度减少局部慢性炎症刺激。

七月十八日，一场聚焦神经外科前沿技术的专业赛事——首届中国医师协会“镜技·争锋”神经内镜手术技能大赛西部赛区复赛，在拉萨拉开帷幕。这场赛事吸引了全国逾三百家医疗机构参与，整体赛制涵盖初赛盲审、四大区域复赛以及南京总决赛三个环节。西部赛区的覆盖版图囊括了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香港、陕西、甘肃、西藏及新疆等地，共收获七十二件参赛作品，二十四位中青年神经外科骨干医师同场竞技，最终九名优秀选手脱颖而出，赢得了通往南京全国总决赛的入场券。

本次赛事由中国医师协会及其内镜医师分会联合主办，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携手承办，西山科技则以公益支持单位的身份全程参与。作为国内神经内镜领域兼具权威性与专业性的行业盛事，此次比赛在业内具有重要影响力。

大赛设置了经鼻颅底手术、经颅内镜手术及神经内镜血肿清除术三大竞赛类别，并特邀十余位国内顶级神经内镜学科带头人组成评审团。评审过程严格依照全国统一标准，从手术操作规范程度、临床诊疗思维、微创技术创新、并发症防控以及现场答辩表现等多个维度，对选手进行全方位专业评定。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肿瘤三病区主任桂松柏在受访时指出，他本人先后六次进入西藏，深切感受到林芝、阿里等偏远地区病患转诊艰难、当地救治能力不足的现实困境。因此，将首场区域复赛设于拉萨，正是希望通过实战演练，切实提升边疆地区神经外科的诊疗水平。

经过长达八小时的激烈交锋，三大组别的前三甲尘埃落定，参赛医师名单随之揭晓：经鼻颅底组由周跃飞、李兰、赵大威摘得荣誉；经颅内镜组则由纪文远、石爽、岳翔斩获佳绩；血肿清除组方面，谭杨、唐智勇、郑涛成功登榜。

此次西部赛区复赛，为区域内青年神经外科医师搭建了一个融合技术比拼与学术交流的高水平舞台，有力推动了神经内镜微创技术在高原地区的规范化、精细化与标准化发展，也为提升西藏乃至整个西部地区的神经外科疾病临床救治能力注入了新的动力。

7月28日，一支以“网聚乡情 产兴业旺”为主题的网络媒体采风队伍抵达西藏自治区那曲市巴青县，深入探访长江源区在生态屏障构筑、湿地生态修复以及惠民绿色发展方面的鲜活实践与丰硕成果。

巴青县坐落于长江、澜沧江及怒江等众多水系的发源腹地，依托得天独厚的三江源自然禀赋，该县将长江源头生态管护与全域水网生态治理有机融合，同步推进生物多样性维护、植被恢复及绿色惠民工程，绘就了一幅冰川湖泊与河谷生态廊道交相辉映的壮丽画卷。

位于巴青县的约雄措高山冰缘国家湿地公园占地881.47公顷，完整保存了由冰川、湖泊、溪流及沼泽交织而成的独特生态体系。监测数据显示，园内栖息着103种脊椎动物和403种野生植物，黑颈鹤、金雕、藏原羚等20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常年在此繁衍生息，堪称高原生物多样性的天然宝库。

据巴青县林草局局长格桑介绍，为应对冰川消融和草甸退化等区域性生态挑战，林草部门积极行动，以《西藏自治区冰川保护条例》为依据，在试点阶段逐步明晰管护职责，构建起源头巡护与长效管理相结合的工作机制。专职管护团队常态化深入高海拔地带，开展冰川动态监测、野生动植物种群普查以及退化草甸的封育补植工作。

高耸的冰川矗立于群山之巅，河谷间则铺展出一片生机盎然的绿意。贯穿巴青县城的益曲河，作为滋养当地群众的“母亲河”，也是提升县域生态格局的核心枢纽。过去，河道滩涂裸露、水土流失严重，不仅损害自然生态，也困扰着沿岸居民的生活。近年来，巴青县持续推进益曲河沿岸的系统性综合治理，通过土地整治、乔灌草立体种植、废弃渣土清理以及生态步道建设等一系列有力措施，使昔日的生态创伤逐步转变为县城的“绿色肺腑”，河岸景观焕发全新气象。

生态治理的成功离不开科技与人才的坚实支撑。在巴青县标准化苗圃基地内，一排排苗木挺拔葱郁，彰显着蓬勃生命力。基地负责人熊成林长期扎根高原基层苗圃，专注攻克乡土苗木培育中的技术难关。

“高原地区昼夜温差显著、大风频繁，苗木成活难度极高。通过持续改良土壤结构、精心调整培育方案，如今新疆杨、高山柳等乡土树种的成活率稳步提升，为河谷绿化工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优质种苗保障。”熊成林如是说。

在推进生态治理的进程中，巴青县始终秉持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并进的原则。依托标准化苗圃产出的优质苗木，县里持续推进河谷沿岸的绿化造林与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实施期间，大量吸纳农牧民群众参与务工，提供苗木培育、河道整治、景观维护等多类型岗位，让广大农牧民在生态建设实践中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实现了生态效益与富民增收的双赢局面。

伴随着高温与降水交织的季节到来，蚊子进入了繁殖与活动的高峰期，登革热、基孔肯雅热等经由蚊虫叮咬传播的疾病，其感染风险正悄然攀升。那么，哪些户外或室内的角落最容易成为蚊子的藏身之所？频繁被叮咬是否真与血型存在关联？我们又能采取哪些科学手段，有效防范这些蚊媒传染病的滋生与扩散呢？

疾控机构指出，白纹伊蚊作为登革热、基孔肯雅热等疾病的主要传播媒介，尤为偏好于小型静止积水中完成产卵过程。这些积水可能隐匿于家中的水培植物容器、拖把桶、未及时丢弃的一次性餐具中；而在户外，水池、树洞、落叶堆、防雨塑料棚的褶皱处、地下车库的排水沟以及露天堆放的各类垃圾，同样都是蚊子繁衍后代的“温床”。

清除积水，便成了居家防蚊的首要屏障。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醒，花盆托盘、废旧轮胎、水桶、花瓶、空调接水盘、易拉罐等物品，皆是蚊子产卵的常见场所。他建议，应定期翻盆倒罐，将家中及周边的各类积水容器彻底清理；暂时不用的瓶罐需倒扣存放；水培植物则须每周至少换水一次，并同步清洗植物根部，以去除潜在的虫卵。

从疾控部门的监测数据来看，今年蚊虫密度较往年仍维持在较高水平。例如，广东部分地区蚊媒监测指数已攀升至“非常活跃”级别；而北方多地因入夏以来降雨频繁，高温日数增多，也进一步加速了蚊虫的繁殖进程。针对这一态势，广东等高风险地区已组织社区、物业及志愿者力量，开展全域积水清整行动，并建立蚊虫滋生点位的台账动态管控机制，力求从源头上切断蚊虫的繁殖链条。广州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袁俊透露，除清除滋生地外，他们还加大了对成蚊栖息区域的监测与处置力度。

袁俊进一步解释，成蚊的栖息地多集中于灌木丛、树荫下、空置房、杂物堆以及家具角落等阴暗潮湿之处。他建议公众尽量避免在这些区域附近长时间停留，同时要加强对这些场所的清理与灭蚊工作。若必须经过此类地带，务必做好个人防护。近年来，当地正积极探索更为科学且实用的新型防控手段，如借助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技术构建智能化监测平台，并推广使用对环境更为友好的生物制剂。此外，蚊媒监测电子地图也已上线，市民可随时查询周边区域的蚊媒动态。

关于“招蚊子”的说法，生活中总有人认为某些血型更受蚊子偏爱，而婴幼儿似乎也更容易被叮咬。对此，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制所研究员周小洁解释，蚊子搜寻目标时，主要依赖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和皮肤代谢物所散发的气味进行定位。因此，新陈代谢旺盛的婴幼儿、孕妇，或是出汗多、体味较大的人群，自然更容易成为蚊子的“目标”。

衣着的选择同样可能影响蚊子的偏好。由于蚊子具有趋暗的习性，穿着深色服装的人或许更容易吸引蚊子的注意。周小洁强调，目前科学研究并未发现蚊子会挑剔血型的证据。蚊子归根结底是依据人体的气味来挑选“猎物”，比如汗液气味、化妆品香气、代谢产物，乃至不同的生理年龄阶段，都会对蚊子的引诱率产生差异。

在选用驱蚊产品时，科学选择至关重要。市面上以避蚊胺和驱蚊酯为主要成分的驱蚊喷雾、花露水等外用产品，应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加以区分。避蚊胺适用于2月龄以上人群，浓度低于10%的产品可用于儿童，而10%至30%的高浓度产品仅适合健康成年人，在户外或蚊虫叮咬高风险场景下可选用高浓度版本。驱蚊酯则适用于6月龄以上人群及孕妇。天然植物提取类产品，如以柠檬桉油、香茅、艾草等植物精油为原料的产品，刺激性相对较小，但有效防护时间较短，防护范围有限，驱蚊能力也相对较弱。需特别注意的是，以柠檬桉油为原料的产品禁止用于2岁以下的婴幼儿。

按照市场监管部门的规定，所有驱蚊产品均须标注毒性等级，消费者应优先选择微毒或低毒产品。若某款产品宣称“纯植物零农药”或“灭蚊率100%”，则多为夸大其词的虚假宣传，消费者需谨慎对待。

针对儿童使用驱蚊产品，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制协会秘书长王文龙给出了具体建议：只需少量均匀喷洒即可。对于儿童而言，应尽量避免涂抹于手部，以防其通过触摸其他物品，将驱蚊剂或杀虫剂带入口中。面部涂抹时，则须避开嘴部和鼻腔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