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再让痔疮“背黑锅”了！有一种肠道疾病，被称为“绿色癌症”，它的隐患远比想象中更为骇人。

曹倩，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消化内科主任、炎症性肠病中心主任，在门诊中常遇到这样的情形：不少患者长期便血，一直当作痔疮治疗，用尽各种药膏，症状却始终不见好转。直到做了肠镜，才发现直肠早已大面积糜烂。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曹倩教授每日接诊中反复上演的真实一幕。

这种疾病究竟是什么？为何总被误认为痔疮？若长期拖延、不予理会，又会招致怎样的严重后果？今日，请曹倩教授为我们逐一揭晓。

它其实并非简单的“肠道发炎”，而是免疫系统在“误伤”自身肠道。此病名为溃疡性结肠炎，与我们日常所说的“吃坏肚子”有着本质区别。溃疡性结肠炎没有明确的细菌或真菌感染源，而是一种全身性、系统性的疾病，与免疫调节异常紧密相连。通俗地讲，就是人体自身的免疫细胞“认错了对象”，猛烈攻击肠道黏膜，致使肠壁满目疮痍。溃疡性直肠炎，正是溃疡性结肠炎的一种亚型，其病变主要集中在直肠区域。

曹倩教授指出，该病最典型的标志是反复发作的黏液脓血便——大便中混有类似鼻涕的黏液与血丝，这是它最具辨识度的特征。部分患者还会出现腹泻、里急后重（总想如厕却排不干净），甚至有少数早期患者反而表现为便秘。

正因症状与痔疮极为相似，它成为被误诊率最高的肠病之一。“许多患者一见到血便就自行断定为痔疮，涂抹药膏拖延许久才来做肠镜。结果发现，出血的根源并非痔疮，而是整个直肠黏膜弥漫性炎症所致。”曹倩教授不无感慨。

那么，溃疡性直肠炎是否比全结肠炎更轻微？曹倩教授明确纠正：“这种观念是错误的。”评估溃疡性结肠炎的严重程度，关键不在于病变部位，而在于炎症的剧烈程度。即便直肠炎病变范围相对有限，若炎症严重、血便频繁，也属于重度溃疡性结肠炎。

若听之任之，后果将一个比一个严峻。起初或许仅“轻微带血”“多跑几趟厕所”，许多人选择隐忍。但曹倩教授提醒，一旦延误规范治疗，后果远超预期——

其一，病情可能从轻度演变为重度。临床上，溃疡性结肠炎分为轻、中、重度。轻度时每日血便可能少于4次，重度时则可达6次甚至10次以上。症状一旦加重，贫血、乏力、营养不良接踵而至，整个身体状态都将受到显著冲击。

其二，炎症范围会持续扩大。原本局限于直肠的炎症，可能逐渐向上蔓延，最终累及整个结肠。

其三，癌变风险随之升高。炎症若长期得不到有效控制，黏膜反复受损又修复，细胞异常增生的概率便会上升，进而一步步走向肠癌的深渊。

其四，严重并发症可能突然爆发。例如大出血、中毒性巨结肠、肠穿孔等。曹倩教授警示：“若炎症失控，发展到这一地步，或需手术介入，甚至切除整个结直肠。”

正因该病目前尚无法根治、可能相伴终身，且极为折磨人，有人将其称为“绿色的癌症”。然而，曹倩教授更愿这样定义：“它固然磨人，但绝非绝症。只要管理得当，患者完全可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值得庆幸的是，溃疡性结肠炎的治疗迎来了新选择。药物治疗是该病的核心手段。曹倩教授介绍，传统药物如氨基水杨酸制剂，是轻中度患者的“老牌武器”，但部分人需大剂量、多次服用，依从性不佳。效果欠佳时，过去往往只能依赖激素和免疫抑制剂。

近年来，生物制剂与小分子药物等新型药物陆续上市，为患者提供了更多选择。以一款名为艾曲莫德的小分子口服药为例，其作用机制颇为独特。曹倩教授解释，肠道发炎的本质，是被激活的淋巴细胞“迁移”至肠道黏膜，释放炎症因子，破坏肠壁。而艾曲莫德属于S1P受体调节剂，它并非中和已释放的炎症因子，而是直接将那些蓄意“破坏”的淋巴细胞“关押”在淋巴结内，阻断其外出路径，从源头上遏制炎症发生。简而言之，就是“不让这些细胞出来惹事”。

药物选择固然重要，用药时机同样关键。有些患者总想把新药或好药留到最后——担心过早使用一旦无效便“无路可退”。曹倩教授对此直言：“这是错误的观念。”她强调，当下的治疗原则是在合适时机，及早选用合适的药物。若病情已然加重，任何药物的疗效都可能大打折扣。即便某种药物不合适，也还有其他替代方案。“切勿将最好的‘武器’留到最后，届时它可能已不再是那件‘最佳利器’。”

曹倩教授曾接诊一位20多岁的年轻患者，其反复出现黏液脓血便，最终确诊为溃疡性直肠炎。确诊后，他先使用氨基水杨酸栓剂，控制效果不佳，随后加用同类口服剂型，每日需服用8片药物，但症状始终未达理想控制水平。有医生建议注射类药物治疗，但他对针剂心存抗拒，予以拒绝。

后来，他辗转至曹倩教授的门诊，寻求其他方案。恰逢医院有艾曲莫德可供使用，每日仅需口服一次，无需打针，他便接受了这一方案。“大约用药两三天后，他便告诉我们，原先每日可见的血便、黏液便，竟明显好转了。”曹倩教授回忆道。

曹倩教授所在的邵逸夫医院，是国内最早关注并诊治炎症性肠病的医疗机构之一，也是国内较早参与艾曲莫德临床研究的中心。曹倩教授深耕炎症性肠病领域多年，包括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及疑难罕见肠病。早在20多年前，国内此类药物极为匮乏之际，她便组建诊疗团队，启动了相关研究。

在饮食管理上，曹倩教授还给出了两条核心原则。除规范治疗外，生活方式管理，尤其是饮食，至关重要。“饮食环境是炎症性肠病发生及加重的重要影响因素。”她指出，过去国人很少罹患此类疾病，如今却越来越多，一个重要原因便是饮食结构的变迁——高盐、高油、高脂及超加工食品摄入显著增加。

她建议患者遵循两大原则：第一，个体化回避。凡是食用后自觉不适、有刺激感或过敏反应的食物，坚决停止摄入。第二，优选天然食物。添加剂过多的超加工食品、高盐高油高脂食物，均对肠胃不利。推荐少油少盐、以清蒸为主的新鲜天然食材。

暑期正值我国“七下八上”防汛工作的关键时刻，强降雨频繁造访，部分区域面临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多重灾害威胁。近期，多地接连发生民众于山区露营、游玩时突遭山洪、泥石流侵袭的惊险事件。

7月26日下午，甘肃定西市渭源县某山区因短时强降雨触发山洪，露营地不幸被洪水吞噬，酿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的悲剧。事发地点位于两山夹一沟的河滩地带，地势险要，难以迅速避险。

同日，四川九寨沟景区局部地区因短时强降雨诱发泥石流，多处道路受损，2300余名游客被困景区。险情发生后，景区迅速联动消防、公安、医疗等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500余人开展紧急转移和疏散工作。

由于道路损毁，景区转运车辆无法通行，大量游客被迫徒步下山。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排查隐患，临时开辟通道、搭建便桥，一路护送游客下山。在湿滑陡峭的危险路段，救援人员用身体搭起“人形护栏”，边安抚情绪边引导游客分批安全通过。

现场还发放应急食品逾两千份，调集百余台次车辆用于人员转运、送站及摆渡，并协助游客办理改签或统一送站。当晚，所有受困游客全部安全转移，道路清淤抢修也同步展开。

类似险情在每年夏季并不罕见。去年夏天，浙江宁波奉化区溪口镇附近因强降雨导致河水暴涨，两名在河岸露营过夜的游客被围困于湍急水流之中。

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两人被困在河道对岸的一块岩石上，水位不断攀升，水流愈发汹涌。一名经验丰富的消防员横渡至对岸，为两人穿戴好救生装备后，协助他们渡河。历经近三个小时的紧张救援，两人才成功脱险。

据了解，这两名游客前一天见水流平稳，便在河畔搭起帐篷露营，未料夜间暴雨突袭，河水猛涨，将二人围困。由于手机没有信号，两人无法向外求救，幸得当地村民在河道巡查时发现险情，及时报警求助。

浙江省宁波市消防救援支队的鲍银行指出，事发当天天气预警由暴雨蓝色升级为黄色，但该区域手机信号较弱，游客无法接收预警信息。当雨水形成洪流倾泻而下时，已是清晨，手机也无法拨出求救电话，幸亏村民发现后迅速下山报警。

当地村民介绍，这条河道平时水量不大，只形成若干小水洼，但汛期一旦遭遇强降雨，因地形陡峭高差显著，加上周边三万多亩山林，水流会迅速向峡谷汇聚，山洪风险陡增。当地人可根据当日降雨量判断溪流变化，而外地游客对天气情况不熟悉，往往难以避开危险。

那么，哪些地方最易遭遇山洪？露营应如何选址？一旦在户外遭遇山洪，又该如何逃生？

消防人员提醒，山沟附近、溪河两岸低洼处、双河口交汇区、河道拐弯的凸岸等地最易受山洪威胁。在山洪易发区，若本地或上游地区出现短时强降水，也极易引发山洪灾害。

湖南邵阳市消防救援局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科科长郭强建议，野外露营应避开河道、水库下游、陡峭山坡、悬崖底部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河道边或干涸河床上搭建营地，应优先选择地势较高、地面平整坚固且背风的位置。

此外，若发现山间水流突然变浑浊、流速骤然加快，并夹杂大量柴草树木，或深谷、山沟中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响，这可能是山洪来袭的预兆。

户外游玩时，一旦发现水流变急、水位骤涨，务必迅速向两侧高处撤离。郭强进一步强调，当前正值汛期，山区气象变化莫测，上游暴雨往往导致下游突发山洪。游客在水边嬉戏时，水声嘈杂，很难听见或看见上游的洪水迹象。若发现溪流突然变宽，或河道水流变得浑浊湍急且快速上涨，要当机立断向河道两侧高地撤退，切勿沿河道方向逃生。

消防人员还提醒，如果水位继续上涨，应充分利用身边的漂浮物求生，在被洪水卷入前，尽可能抓住固定物体或可漂浮之物，寻找逃生机会。

许多“网红露营打卡点”设在河道两旁、山林溪畔或峡谷之中，由于山区信号不佳，手机很可能收不到山洪或地质灾害预警，这使游客难以做出准确判断。而一旦遭遇险情，手机无信号又会影响紧急求助。

汛期山区气象多变，山洪等地质灾害频发，外出游玩前请务必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尽量远离山谷、低洼易涝区及地质灾害易发区。如遇险情，请及时报警求助。

中新网唐山7月29日电　题：唐山大地震50周年祭：7.28米纪念碑前的无尽追思

　　中新网记者　陈林　艾广德

　　7月28日，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内，低回的小号《思念曲》仿佛在空气中缓缓流淌。园中那棵曾亲历浩劫的泡桐树，枝叶半枯半荣，点缀其间的鲜花簇拥着一副副垂落的挽联，显得格外肃穆。

　　一座高达7.28米的纪念碑静静矗立，碑身上密密麻麻地镌刻着罹难同胞的名字，每一笔都记录着一个破碎的家庭。碑前方一汪水面，距碑身恰为19.76米，微风拂过，泛起层层涟漪。这两个精心设计的数字，将时间的指针牢牢钉在了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那场7.8级大地震瞬间吞噬了超过24万条生命，另有16万余人身受重伤，被后世铭记为“20世纪人类最惨痛的灾难之一”。

　　正值盛夏酷暑，烈日当空。然而，灼人的热浪并未阻挡市民的脚步，一批又一批手持鲜花的人自发涌入园中。人群里，既有满头银发、步履稳健的老者，也有被搀扶前行或安坐轮椅的长辈；既有被父母怀抱的幼童，也有窝在婴儿车里咿呀学语的小儿。他们有的与家人亲友相伴，有的孤身而来，但每张脸上都写满了凝重与沉思。

　　13面黑色花岗岩纪念墙一字排开，工匠以金色隶书精心刻下247986个名字，笔锋刚劲有力。这些名字大部分完整无缺，但也有些尚未取名的婴孩，只能以“某某之子”或“某某之女”代称。自2012年管理方启动姓名补录与修正工作以来，已有3413个名字被补充刻入，594处错误得到校正。

　　碑墙之下，人们以各自的方式寄托哀思：有人静默伫立，目光久久凝视；有人深深鞠躬，无声致意；有人低语呢喃，仿佛在与逝者对话；也有人难以自抑，放声恸哭。一些祭奠者将整束鲜花轻轻放置于墙脚，另一些则摘下小朵，小心翼翼穿过花丛，踮脚将花朵贴附在亲人的名字上方，用透明胶带固定。还有人戴着手套，轻柔地擦拭着刻有至亲姓名的碑面。

　　鲜花或成盆、或成束，却鲜有高大华丽的祭篮。人们只是将花安放在刻有亲人名字的墙根，既不喧哗，也未遮挡那些沉甸甸的姓名。

　　在纪念墙的一隅，镌刻着那些牺牲于唐山抗震救灾一线的烈士英名，此处同样鲜花环绕。一条挽联格外醒目，上写道：“悼念抗震烈士”，落款为“唐山市民敬献”。(完)

过敏并非免疫力低下，而是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换句话说，这是身体防御机制的“防卫过当”，而非“防线失守”。在“敏宝”的养育旅程中，从婴儿期的湿疹、食物过敏，到学龄阶段的过敏性鼻炎乃至哮喘，家长容易陷入诸多认知误区。针对这些问题，记者专访了中日友好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惠秦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变态反应科主治医师邵明军，共同探讨儿童过敏的本质、常见误区以及科学育儿之道。

许多家长一听到“过敏”二字，便会下意识地归咎于“孩子免疫力太差”。邵明军指出，这是一种普遍的误解。她强调，过敏恰恰源于免疫系统的“矫枉过正”——将本无害的物质，如花粉或食物，错误识别为威胁，从而触发过度的防御反应。她提醒家长们，切勿轻信所谓能增强免疫力以缓解过敏的药物，“临床上并无此类特效药”。过敏的演进常遵循一条“过敏进程”路径：婴幼儿期以特应性皮炎或湿疹起步，继而可能发展为食物过敏；学龄前期，过敏性鼻炎初露端倪；进入学龄期及青少年阶段，哮喘的风险随之上升。惠秦解释，人体与外界接触的第一道防线是皮肤与呼吸道、消化道黏膜，而过敏往往源于这些屏障的损伤。婴幼儿的皮肤和肠道黏膜细胞间隙较宽，屏障功能尚不成熟，使得花粉、尘螨、牛奶、鸡蛋蛋白等过敏原能轻易穿透破损屏障，进入体内完成致敏。

惠秦进一步阐释，过敏分为“致敏”与“发敏”两个阶段。当孩子皮肤或肠道黏膜屏障薄弱时，过敏原便能趁机渗入，持续刺激免疫系统，如同“给子弹上膛”。当积累到一定程度，某个瞬间便会“扣动扳机”，症状骤然显现，这也是为何家长常感到孩子过敏“来得出乎意料”。不过，邵明军提醒，并非所有孩子都会走完湿疹—食物过敏—鼻炎—哮喘的完整轨迹，“许多孩子仅在婴幼儿期出现湿疹，随年龄增长自愈；也有的孩子以鼻炎或喘息首发，全程未见湿疹。家长无需过度焦虑。”

在门诊实践中，邵明军还发现一个高频误区：家长将过敏原检测报告奉为确诊的金标准。她解释道，当前临床检测手段相对有限，常用的皮肤点刺试验和血清特异性IgE检测仅能捕捉IgE介导的速发反应。检测结果阳性仅代表“致敏”状态，并不等同于实际接触或摄入后必然引发症状，“检测结果不能作为诊断的唯一依据”。她特别强调，市面上流行的“食物不耐受检测”或“IgG抗体检测”并不足以诊断食物过敏，“IgG抗体阳性只是说明孩子曾接触过该物质，并不代表它引发了过敏反应”。那么，家长如何科学判断过敏？邵明军建议，可借助“饮食日记”进行记录，详细追踪每次可疑症状与饮食的关联性。例如，若孩子患有湿疹，可记录每日进食时间、食物种类及皮肤症状的演变，这样能更精准地锁定诱发因素。结合过敏原检测，医生可更准确地评估过敏风险与反应类型。对于迟发型过敏，如进食后一两天才出现的腹泻、便血等消化道症状，家长的细致观察与记录尤为关键，必要时应在医生监护下进行口服食物激发试验或回避—再引入试验。

惠秦认为，阻断过敏进程的首要关口在于守护婴幼儿的皮肤屏障。她在门诊常强调，保湿是湿疹患儿最基础且最重要的日常护理。她惋惜地指出，许多家长在孩子湿疹发作时涂药，好转便急于“罢手”，这十分可惜。即便皮肤表面光滑，只要存在湿疹病史，便提示基因层面的易感性，日常务必足量涂抹保湿霜，以维持皮肤屏障的完好。唯有砌好这堵“墙”，才能减少过敏原入侵的机会，降低未来呼吸道过敏的隐患。

食物过敏亦是家长焦虑的重心。当孩子出现湿疹或腹泻，部分家长便“一刀切”式地剔除所有“高风险”食物，甚至哺乳期母亲也盲目忌口，最终可能导致孩子营养失衡、生长受限。惠秦痛心地说：“门诊中不乏因过度避食而骨瘦如柴、身材矮小的孩子，甚至需要注射生长激素来补救。”她强调，科学的策略并非“彻底隔离”，而是“诱导耐受”。在一些国家，医生会为食物过敏患儿实施口服食物激发试验，目的不仅在于确诊，更在于探寻个体对特定食物的“耐受阈值”。例如，一个摄入30毫升牛奶便出现症状的患儿，可能对2毫升毫无反应。在医生的严密监护下，可从阈值以下剂量开始，每日规律摄入，逐步引导免疫系统建立耐受，并定期评估与调整。

在婴儿辅食添加的“黄金窗口期”（4至6个月），这一策略尤为重要。惠秦指出，多项研究证实，适时、规律地引入所谓的高致敏食物，反而有助于促进免疫耐受的形成。“孩子的食谱应尽量多元，每周最好能覆盖超过20种食材。”她呼吁家长摒弃盲目回避，转而用心记录饮食日记，为医生提供可靠判断依据。

对于已确诊过敏性疾病的孩子，药物安全是许多家长的关注焦点：“用药多久能停？”“激素会影响身高吗？”邵明军解释，湿疹的一线治疗药物为外用糖皮质激素，中、弱效激素对儿童相对安全。医生会根据年龄、皮损部位、面积及严重程度选择合适的强度与剂量；面部、眼周、皱褶及尿布区通常采用弱效短程方案。遵循医嘱规范、间歇、足量使用，总体安全性良好，家长不必因“激素恐惧”而贻误炎症控制。对于过敏性鼻炎，首选二代抗组胺药与鼻喷糖皮质激素。邵明军说：“鼻喷激素每喷剂量仅为微克级，局部作用于鼻黏膜，对全身的影响微乎其微。”哮喘治疗则以吸入激素为首选。她补充道，儿童规范使用低剂量吸入激素总体安全，研究显示连续使用5年对最终身高的影响仅约1厘米，用药期间或会暂时减缓生长速度，但减量或停药后可出现“追赶性生长”。

“如果因担忧而不用药，导致过敏频繁发作，反而会损害生活质量、妨碍体育活动和生长发育。”邵明军强调。惠秦则提醒，药物仅是治疗的一部分，环境管理同样不可或缺。她打了个生动的比方：若过敏原未能控制，犹如阴雨连绵，药物不过是手中的那把“伞”。“不管理环境，雨势不停，这把伞便难以收起。”她举例，曾有一位尘螨过敏患儿的家长起初怀疑环境干预的价值，但在医生劝说下认真实施除螨防霉措施后，孩子症状竟告消失，连药物也停用了。惠秦建议，家长应将精力放在“让雨变小”上：针对尘螨，可选用防螨寝具、用热水清洗床单；针对霉菌，需降低室内湿度；花粉季出行佩戴口罩与护目镜，归家后清洗鼻腔，皆可从源头上削减“致病子弹”的累积。

“养育孩子，不必执着于绝对‘无菌’。”惠秦表示，现代父母责任感强烈，但切勿因焦虑而被网络上的纷杂信息所裹挟。当孩子出现疑似过敏症状时，求助于专业医生，进行科学判断与规范管理，才是通往健康的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