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第十四届芝加哥大学医学中心与同济大学附属蓝十字脑科医院携手举办的神经医学国际高峰论坛上，一份关于复发性颅内动脉瘤治疗的前沿学术报告引发广泛关注。《中国未破裂颅内动脉瘤临床管理指南(2024版)》披露，35至75岁成人群体中，未破裂颅内动脉瘤的患病比例约为7%。此类动脉瘤一旦破裂，后果不堪设想——可能导致偏瘫、失语、昏迷乃至植物人状态，致残率和致死率均处于极高水平。正因如此，如何为复发病例量身定制既安全又持久的干预策略，始终是神经介入学界持续热议的核心命题，也是蓝生脑科旗下上海蓝十字脑科医院着力攻克的重点攻关方向。

在论坛上，上海卒中学会神经内科分会委员、蓝十字脑科医院王贵平博士以《血流导向装置在复发性颅内动脉瘤治疗中的应用》为题作了学术演讲，聚焦二次治疗中的决策瓶颈与技术抉择，系统阐述了复发性及复杂性颅内动脉瘤血流导向治疗的要点与规范。王贵平指出，动脉瘤在接受血管内治疗后，部分患者仍面临瘤颈残留、弹簧圈压缩或瘤腔再度显影等复发现象。他比喻道，传统介入手段的核心逻辑是“填塞”，但复发风险相对较高；而二次干预好比修补一件已打过补丁的衣物，既要修复新的破损，又不能损及原有补丁，操作之难远非初次手术可比。

当前，针对复发性动脉瘤的主流治疗选项包括显微外科夹闭、再次弹簧圈栓塞、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及血流导向装置植入等。相较于传统路径，血流导向装置通过重塑载瘤动脉的血流动力学、促进瘤内血栓形成及血管内皮重建，为复杂宽颈及复发性动脉瘤开辟了一条别开生面的新思路。其核心价值在于实现从“填塞”到“重建”的理念跃升。通俗而言，血流导向装置植入后横跨于动脉瘤的开口处，宛如在脆弱的血管壁上加装了一层内衬。有了这层屏障，血流不再直接冲击瘤壁，瘤内血液逐渐停滞并凝结成血栓，最终促成瘤颈的生物性封闭，从源头上显著降低复发概率。

二次介入手术往往伴随着操作空间受限和影像干扰显著等棘手的挑战，因此必须依据个体化血管解剖特征进行细致评估与分层决策。王贵平在报告中分享了两例复发性动脉瘤分层精准治疗的实战案例——一例采用单纯血流导向实现血管重建，另一例则结合栓塞与血流导向进行分层干预，生动展现了该技术的临床优势。第一例为破裂宽颈后交通动脉瘤，在弹簧圈栓塞术后一年出现复发，二次治疗选择单纯植入血流导向装置，成功完成血管解剖重建。第二例为左侧大脑中动脉巨大血栓性动脉瘤，同样在弹簧圈栓塞术后一年复发，采用“再次弹簧圈栓塞+血流导向装置植入”的联合方案，术后分支血流保持通畅。

这两例患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初次治疗均采用了弹簧圈栓塞手段，这也印证了复杂性颅内动脉瘤单纯依赖填塞疗法存在复发的可能。相比之下，血流导向装置促使动脉瘤自然闭塞，完成了从被动填充瘤腔到主动重建载瘤动脉的质变，为二次干预提供了更安全、更持久的解决之道。王贵平强调，在已经存在弹簧圈或支架的血管内再度植入血流导向装置，既要确保新装置充分贴壁，又不能破坏旧有器械，堪称“在螺蛳壳里做道场”。术中可能遭遇三大难题：显微结构遮挡导致支架展开不全、导丝意外穿入“网眼”、新旧器械互相缠结，概括起来就是“看不清、走错路、理还乱”。针对这些痛点，他提出了标准化应对策略：对于原有器械干扰X线透视的情况，可将球囊后扩张作为常规的“双重保险”；若微导丝误入原支架网眼，则需跟进中间导管实时验证“正道”；至于新旧器械的缠结与锚定，务必精准定位、一步到位，尽量减少推拉调整的频率。

在报告交流环节，中外专家围绕复发性病例的治疗时机、适应证选择及围手术期管理等多个维度展开了深入探讨。与会者一致认为，血流导向装置的临床推广必须建立在精准病例评估、规范操作流程及长期随访管理的基础上。尤其对于曾接受弹簧圈栓塞的患者，更应依据个体化血管解剖特征制定分层干预方案，以确保疗效最大化。

医学技术的每一次迭代，终极指向始终是患者的生命安全和健康福祉。王贵平博士的学术分享不仅是对前沿临床技术的深度探讨，也彰显了医院在脑血管病精准介入领域的扎实实力。展望未来，蓝生脑科旗下医院将继续深耕脑病诊疗技术的创新与升级，持续将医学成果转化为可及、安全、普惠的医疗服务，让更广泛的脑病患者从中受益。

每年盛夏时节，医院急诊科总会迎来一波特殊的“热”病人——他们既非在烈日下挥汗如雨的劳动者，也不是户外运动的健将，而是足不出户的居家长者。这让家属们百思不得其解：明明大门没出，何以竟被热浪击倒？

7月21日，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方向韶向媒体指出，老百姓口中的“中暑”，在医学领域实为一道由轻及重的症候谱系。热痉挛多发于大量出汗之后，电解质流失诱发肌肉抽搐，常见于剧烈运动或重体力劳动后；热衰竭则源于水分与盐分过度丢失，导致循环血量不足，患者会出现头晕目眩、四肢乏力、大汗淋漓、恶心反胃甚至晕倒，及时补水并加以休息，大多能自行恢复；而热射病则是最为凶险的一级，此时体温调节中枢彻底瘫痪，核心温度骤然飙升，往往伴随多个器官功能受损，性命堪忧。

值得警惕的是，热射病并非单一面目，它有两种形态。劳力型热射病多见于青壮年，诱因清晰明了——高温环境中的剧烈活动，发病来势凶猛，皮肤湿漉漉的，汗出如浆。随着公众防护意识提升，城市里这类病例已显著下降。然而，经典型热射病则截然不同，它以老年人和体质虚弱的慢性病患者为“猎物”，无需任何体力付出，仅仅身处闷热潮湿的空间，体内产热与散热的微妙平衡便悄然崩塌。这种类型起病悄无声息，可能在一到两天内缓缓恶化，皮肤干烫、出汗极少甚至完全没有汗液，病死率高达30%至70%，远比劳力型更为致命。在急诊科日常接诊中，这类患者几乎占据中暑病例的绝对主体。

“经典型热射病，说白了，是一种被动的灾难。”方向韶感慨道，老人并未主动走向高温，只是安坐于自家屋内，却在不经意间被热浪偷袭。它的可怕之处，恰恰在于那副善于伪装的假面——临床上，老年热射病常常以脑卒中的模样登场：言语含混不清、单侧肢体无力、步履蹒跚；或者披着心脏病的伪装：胸闷气促、心慌心悸、血压骤降甚至休克；有时又像感染或败血症：高烧不退、精神萎靡、化验单上指标异常；更隐蔽的表现只是“人变得怪怪的”——问东答西、烦躁不安、昏昏欲睡，而这恰恰是早期意识紊乱的蛛丝马迹。

《中国热射病诊断与治疗指南(2025版)》中有一项关键修订——核心体温突破40摄氏度，已不再是确诊热射病的硬性门槛。部分患者体温尚未触及此线，却早已出现多器官损伤，因此，绝不能因“体温不算高”便将热射病草率排除。

为何热射病格外青睐老年人？方向韶剖析道，人体散热需仰赖辐射、对流、传导与蒸发四条通路。然而，岁月在老人身上刻下的痕迹——汗腺日渐萎缩、血管舒缩调节力衰退、口渴感知变得迟钝、心肺储备捉襟见肘，再加上许多人常年服用β受体阻滞剂、利尿剂等药物，散热机制几乎处处受阻。加之夏季城市湿度大、风力微弱，即便户外温度并不惊人，一间缺乏空调、空气滞闷的老旧居室，室内温度也可能在短短数小时内攀升至危险阈值。

方向韶反复强调，热射病救治的铁律是：降温为先，转运为后。施救者须当机立断，将老人移至阴凉通风处或冷气房内；褪去衣物，以冷水擦拭全身，辅以风扇送风加速散热，冷水浸泡效果尤佳，同时重点冷敷颈部、腋窝、腹股沟等大血管密集区域；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降温动作一刻也不能停。切莫心存侥幸“再观察观察”——热射病进展如脱缰之马，每一分钟的延误，都会让器官损伤加深一分。

随着盛夏的临近，一年一度的“三伏天”即将于7月15日拉开帷幕。这段时节既是自然界阳气鼎盛、湿邪弥漫的高峰期，也是人们调理身体、改善体质的绝佳契机。很多养生爱好者早已跃跃欲试，计划通过贴敷“三伏贴”来祛病强身。不过，在行动之前，这份详尽的贴敷攻略值得一读。

所谓“三伏贴”，其理论基础源自中医“冬病夏治”的智慧，是一种作用于体表的特色外治手段。在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医者通常选用白芥子、细辛、生姜汁等具备温阳散寒、通络止痛功效的药材，调配成膏剂，精准贴敷于特定穴位。此举意在借天时之力，将潜藏于体内的寒湿之邪驱除体外，从而提升机体的防御能力。

关于贴敷的具体节奏，传统做法依照农历三伏的进程来安排。通常每个伏天可贴三次，既可以选择连续三日每日一次，亦可根据自身情况每三天贴一次，灵活把握。具体时段安排如下：初伏为7月15日至7月24日，中伏则从7月25日延续至8月13日，末伏自8月14日直至8月23日。

专家特别提醒，若因故漏贴某次，只要仍在三伏时段内，及时补足相应次数即可，切勿拖延至伏天终结后才进行，否则疗效将大打折扣。至于每次贴敷的持续时间，也有细致的讲究。成年人一般以6至8小时为基准，可依据皮肤的实际耐受情况适度增减；儿童则建议控制在半小时至两小时之间，以孩子感觉舒适、无明显不适为原则。

然而，三伏贴并非包治百病的“万能贴”。它仅作为治疗手段之一，无法替代常规医疗。对于正在服用慢性病药物的患者，在接受敷贴期间切忌擅自减少或停用原有药物。同时，究竟何种体质适合贴敷，哪些人群又应慎用或避免，这些疑问都需通过专业医师的评估方能明确。

在贴敷期间，还有三点值得格外留意。首先，应保持贴敷部位的清洁干燥，避免剧烈运动导致出汗过多而影响药效；其次，饮食上宜清淡，少食生冷油腻之物，以防损伤脾胃阳气；最后，若贴敷处出现明显瘙痒、红肿或水泡，应及时取下并咨询医生意见。

总而言之，想借助三伏贴实现“冬病夏治”的目标，最稳妥的做法是在中医师的悉心指导下，依据个人体质与病情的差异，制定合理的贴敷方案，方能事半功倍。

本次内容由编导单宏鑫、王鹤翔，记者翟子昊、戴威、林丽丽联合采写，特别鸣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的专业支持。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五百载光阴流转，明代才子杨慎谪居滇地，于江畔留下一阕《临江仙》，传诵千古而不朽。而今，同一脉江流，所见证的却是云南的全新面貌——一个将生态使命与发展活力共融于时代浪潮中的新云南。

久久为功，筑牢生态屏障。

地处滇西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傲然立于长江入滇的起点。连绵的雪山与深邃的峡谷，造就了此地独特的立体气候与生态格局。上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为支援国家建设，迪庆曾以资源换取增长，天然林采伐一度贡献了当地财政收入的约八成，原始林海急剧缩减，生态伤痕累累。

1998年，中央决策对长江上游实施天然林禁伐与限伐。自此，迪庆毅然告别“木头经济”的旧轨，坚定迈向“生态立州、旅游兴州”的绿色大道，持续推进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天然林保护等系列工程，并对森林、草原、湿地及冰川展开系统守护。截至2025年末，迪庆森林覆盖率攀升至63.98%，已然跃升为中国生态版图上的重要高地。

江水奔涌，直抵昆明东川区。此地曾历经逾两千年的铜矿采冶，生态环境极为脆弱，加之地处断裂带，金沙江一级支流小江沿岸竟有107条泥石流冲沟纵横分布，一度是中国水土流失最为严峻的区域，因而得名“世界泥石流天然博物馆”。

面对泥石流的长期困扰，东川展开了持续数十年的大规模治理。如今，年均泥石流爆发次数已从九十年代的28起骤降至不足1起，每年输入金沙江的泥沙总量减少约75%，昔日灾害频发之地，如今已是守护长江上游的坚实屏障。

自青藏高原奔腾而下的长江，在云岭大地蜿蜒1560公里，恩泽滇境7个州（市）。保护母亲河，融入长江经济带，既是云南肩上沉甸甸的责任，亦是不可多得的时代机遇。

十年来，云南始终秉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准则，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建设中国生态文明排头兵为目标，统筹推进流域治理、生态修复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不久前，昆明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十年来的成效。数据显示，云南已科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11.35万平方公里，约占全省国土面积的三成。抚仙湖、洱海等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工程稳步实施，保护修复流域面积达231万亩，新增水源涵养能力13万亩。长江十年禁渔令执行有力，流域（云南段）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较禁渔前跃升两个等级。

在生态修复方面，云南同步推进历史遗留矿山、石漠化地区、湖泊湿地及退化林草的治理，十年累计完成废弃矿山生态修复33.69万亩，规模位居全国前列。“森林云南”建设成效显著，累计营造林6994.75万亩，全省森林覆盖率提升至57.9%。

据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统计，2025年全省地表水国控断面与长江流域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分别达94.1%与91.4%，较2015年分别提高31.8与62.8个百分点。九大高原湖泊治理成果斐然，滇池、星云湖、杞麓湖、异龙湖全部消除劣V类水质，抚仙湖水质总体保持Ⅰ类。

清澈的江水、葱郁的山峦，正逐步铺展在云岭大地之上。

生态回归，绿色动能悄然注入。

在丽江市玉龙县石鼓镇，长江在此划出一道壮丽的“U形”弧线，成就了闻名天下的“长江第一湾”。曾几何时，石鼓镇林木稀落、风沙频扰。十余年间，一代代“种柳人”默默坚守，终在江畔绘就40余公里的绿色长廊——12万余株护堤柳树牢牢锁住水土，守护着沿岸的良田沃野。

生态的改善，催生了发展的新契机。紧邻“长江第一湾”的竹园村，依托自然风光、红色记忆与民族文化，积极拓展生态旅游、非遗体验与乡村休闲产业，让村民在家门口端稳了“生态饭碗”。

目光转向昭通市，此地为赤水河源头，境内393条大小河流汇入长江，是云南境内长江的最后一道生态屏障。近年来，昭通全力推进流域生态修复治理，600多万亩竹林让乌蒙山区的脆弱生态焕发绿意。

秀美的山水与宜人的气候，每年吸引大批游客前来避暑康养、休闲观光。水富港五年前年吞吐量仅30万吨，而去年底已达1178万吨，一跃成为长江上游云南省唯一的千万吨级枢纽港口。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的十年，亦是云南绿色转型的黄金十年。

这期间，云南积极探索“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多元路径，创建了23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率先开展高原湖泊流域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构建起政府主导的“存量”与“流量”相结合的核算体系。普洱市入选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大理州与丽江市跻身国家碳达峰试点，曲靖经开区与祥云经开区则被纳入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名单。

工业体系愈发“绿意盎然”。全省清洁能源装机从2016年的7024万千瓦跃升至2025年底的1.55亿千瓦以上，装机规模与占比均居全国前列；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十年累计下降28.91%；累计培育国家级绿色工厂160家、绿色园区10个。

发展动能焕然一新。生物医药、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迅猛崛起，疫苗批签发量领跑全国，大型铁路养护装备、红外及微光夜视系统制造处于国内领先位置。云南还积极布局生物制造、人工智能、氢能与新型储能，建成中国首个大型锂钠混合储能站，新型储能装机突破540万千瓦。

如今，绿色已然成为云南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