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北京7月29日电（记者 查志远 实习生 李美林）6月23日，商务部联合七部门办公厅发布了全国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的城市名单，北京朝阳区和顺义区双双入选，其中朝阳区的试点重点聚焦于汽车改装领域。同一天，商务部携手八部门公开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围绕汽车改装、房车露营、经典老车、维修与保险服务、汽车赛事、汽车租赁六大板块，一口气推出了17项具体举措。

新政甫一亮相，业内便有不少人直呼“放开了”。不过细读政策原文就会发现，这绝非一刀切的彻底松绑。文件明确要求对汽车改装采取分级分类管理，拟定改装项目清单，完善车辆检验和变更登记等环节；与此同时，还要加快制定国家标准，研究改装零部件的准入许可及技术规范。

近日，记者走访了北京的多家汽车服务门店，就新出台的改装政策展开实地了解。一家主营贴膜业务的门店里，店员刷手机时偶然看到了这条新闻。“真等具体项目名单出来了，我们肯定得好好研究，顾客要是有需求，我们也能跟着调整。”另一家专注车灯和内饰改装的店面则更关心备案流程的细节，“这些要是能讲得明明白白，我们干活也踏实，顾客问起来也能给出个确切答复。”

还有几家此前对政策毫无耳闻的店家，在听记者简要介绍后，也流露出不少兴趣。不过，受访门店都表示，目前还没有收到操作层面的具体指引，日常经营仍按老规矩来。对他们而言，大方向已经明朗，但真正影响生意的，还是哪些项目能获批、门店是否需要添置设备或取得资质，以及改装完的车辆究竟如何备案、如何通过检验。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在政策发布会上指出，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既要“管得住”，也要“放得活”。其中，汽车改装需借力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走向规范有序的轨道。

政策背后，是一个体量颇为可观却尚未得到充分释放的市场。据《中国青年报·出行周刊》7月8日报道，国内汽车改装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600亿元大关，2026年第一季度更是同比增长了23.5%。即便如此，国内的改装渗透率依旧不足5%，与欧美日等成熟汽车市场相比仍有明显落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预测，新政落地后的一到两年内，市场规模有望跃升至3000亿元上下。需求其实一直存在，但从消费者的改装意愿到合规经营之间，还横亘着项目清单、产品标准与备案流程这三道坎。

长期深耕汽车后市场品牌咨询的褚志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大方向已经显现，但能否真正带动市场，关键还在于政策的落地执行。“这次发文涉及9个部门，参与面广，力度自然比以往更强，释放的信号也更为清晰。”褚志华分析说，汽车改装涵盖的内容五花八门，不同类别不能用同一套标准简单套用。以轮毂为例，过去可调整的余地非常有限，如果今后符合规范的产品能顺利办理变更登记，消费者的选择空间会明显拓宽，门店也更容易形成稳定的业务模式。

在褚志华看来，真正衡量“行业春天”是否来临，还得看政策能否落地生根、允许改装的项目能否持续明确、市场规模能否真正做大。

另一位受访者姜宁，拥有十年改装经历的资深发烧友，则直言：“这几年总听人嚷嚷‘汽车改装要解禁了’，这回总算盼来了实打实的文件。”比起笼统的“放开”二字，他更关切新政策能否解决现实用车中的具体困扰。他名下有一辆进口马自达，车辆档案里登记的轮胎扁平比为55，可如今市面上相近规格的产品中，50扁平比更为普遍。“严格按档案规格买，选择面太窄，年检时也得照样按老规矩来。要是以后能把这种适配性调整纳入合规范畴，对不少老车主都会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

姜宁最期盼的，并非所有项目一次性全面放开，而是国内改装市场能够逐步建立起清晰统一的标准体系。他在选购日本轮毂时，总会特意留意产品是否带有JWL、VIA等认证标识；去年在日本一家AUTOBACS汽车用品市场，他看到轮毂、避震、刹车、进气系统等产品摆得整整齐齐，公开陈列，“就像家装市场卖建材一样”。“国内其实也有不少优秀产品，但眼下标准还不够统一，好东西和普通货混在一起，普通消费者很难分辨优劣。”

对于后续政策走向，多位从业者表达了相近观点：“改装需求从未消失，也不必指望一步到位地全盘放开，完全可以按项目分类循序渐进。涉及车辆结构、动力安全的部分，该严管的绝不松懈；而普通装饰、合理的轮毂轮胎调整、经过认证的刹车和灯光升级，则应当尽快把产品标准和备案流程建立起来。”（完）

中新网7月30日电 沈阳博物馆于7月29日夜间，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刊发了一则题为《关于网传“文创发簪涉嫌抄袭”的情况说明》的公告。公告指出，近期网络空间流传着一段视频，声称该馆推出的“太阳鸟文创发簪”存在抄袭之嫌。对此，馆方迅速作出回应，并立即启动对这款文创产品从授权到研发的全链条深入审查。

根据公告内容，针对双方所涉争议，相关事宜已在2026年5月正式移交至文化执法部门进行核查与处置。截至目前，该项调查工作正按既定程序稳步推进，尚未有最终结论。

馆方在声明中强调，将秉持客观、透明的态度，积极配合相关部门的调查工作，以维护知识产权和公众利益。此事件也引发了外界对文创行业原创性问题的广泛关注。

盛夏时节，夏热勒津村的湿地公园里，满目翠绿，荷花竞相绽放，粉白相间的花朵在碧波间随风摇曳，水面倒映着蓝天白云，偶有水鸟轻盈掠过，带起一圈圈涟漪。这片水光潋滟、荷叶连天的湿地，坐落在新疆博乐市贝林哈日莫墩乡，占地面积300亩，有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荷乡藕遇”。

然而在六十多年前，这里却是一片满目苍凉的戈壁荒滩。“1962年，我才9岁，就跟着父母和另外50位湖北老乡，一路颠簸半个多月，来到了这片陌生的土地，成了第一批支边开荒者。”村民李振芳忆起往事，眼中泛起波澜。这里和山清水秀的湖北老家天差地别，初次拿起坎土曼和铁锹，一锹挖下去，翻起来的全是白花花的盐碱壳，手上磨出的血泡刚结痂又被磨破，周而复始，疼痛难忍。

“咱们不怕吃苦，不怕受累，硬是一锹一锹，在盐碱地上刨出了100多亩可耕之地。”李振芳说，日子勉强能过，但心里总觉得缺了点什么。大家心中始终放不下故乡的荷花莲叶，更忘不了那清甜爽脆的莲藕。1984年，李振芳的父亲回乡探亲，特地从湖北带回10节藕种，满怀希望地埋入土中，却因无法抵御当地极端低温，第一年试种，藕种全部冻死。

“我们不死心，第二年换了思路，用湖北老家的湿泥将藕种仔细包裹起来，再一路带回博乐。”李振芳说，春风终于吹化冻土，深埋塘底的藕种顽强地活了下来，先是冒出嫩芽，逐渐舒展成叶，绿意一点点蔓延开来。曾经寸草难生的戈壁滩上，荷叶终于探出了头。

从最初的零星几株，到后来的小片荷塘，再到今天连片成势；从邻里的冷嘲热讽——“盐碱地里长不出金疙瘩”，到如今规模化连片种植的喜人成果，夏热勒津村的荷塘一年比一年繁茂，“戈壁荷花村”的名声也越传越远。

一池荷花，不仅激活了一方乡土，更让百姓的腰包渐渐鼓了起来。“前两年，我们依托这片湿地资源，争取到1000万元项目资金，对老旧水塘进行了全面提质改造升级。我们始终坚持最大限度保留湿地原有生态风貌，不打乱自然水系，也不搞过度商业开发。”村党支部书记张秋银说，如今，平整的环湖步道蜿蜒舒展，规范的停车场宽敞整洁，临水栈道、观景平台、野趣垂钓区错落有致，移步即景。2024年，这片深藏于戈壁深处的荷乡秘境，成功获评国家AAA级旅游景区。如今的夏热勒津村人气节节攀升，年均接待游客超过5万人次，周边农家乐和商铺户均年增收逾1万元。

如今，夏热勒津村的水系由地下水与地表水交汇而成，天然温润的泉水滋养着整片湿地，打造出北疆稀缺的独特生态体系。夏日里，活水澄澈、荷香四溢；寒冬时节，水温适宜、水草依旧常青。每年长达五个月的时间里，天鹅、野鸭等各类候鸟在此栖息越冬。清晨，薄雾笼罩水面，飞鸟翩跹起舞；傍晚，落日余晖洒满波光，水天一色，这里已成为区域里耀眼的生态名片。

荷塘边，那首饱含深情的《湖北老乡》时常响起，旋律悠扬。援疆情谊、支边经历、民族团结的动人故事，都沉淀为这片土地独有的文化温度，让每一位到访的游客，都能感受到这份跨越山水的深情与坚守。

2025年12月，上海一家三甲医院重症监护室的医生叶明，做出了一次与毕生医学信念背道而驰的选择。他乔装潜入一个充斥药贩子与“托儿”的病友交流群，潜伏了整整半个月，最终花费逾万元，向一位素不相识的药商购入二十天剂量的“抗肿瘤原料药”。所谓原料药，指药品中最核心的有效成分，既无辅料调配，也未经任何加工流程，更遑论正规批文。叶明比谁都清楚——这粉末纯度堪忧、制造工艺不明，甚至可能只是一团毫无药效的淀粉。然而，他已然没有退路。

他的母亲于2023年初被确诊为胃癌晚期，且伴随罕见的ALK基因突变。化疗未能奏效，靶向药物接连耐药，免疫治疗引发超进展，多脏器功能相继衰竭……国内所能提供的常规治疗手段全部失效，连临床试验也将她拒之门外。“一代、二代、三代靶向药均告失败，唯一的希望只剩下第四代。”身为医者，叶明能够调取的信息远超普通家属。他翻遍国内外文献，查到一款名为NVL-655的四代ALK靶向药正在美国开展临床试验。数据令人振奋：即便针对已对三代靶向药耐药的群体，有效率仍达五成。然而，该药既未在美国正式上市，更遑论进入中国市场。

于是，他开始钻研美国的同情用药机制。在美国，当某些危重患者已穷尽常规治疗手段，却又不符合参加新药试验的资格时，可向药企提出“同情用药”申请，有机会提前使用那些仍处于试验阶段、尚未获批上市的新药。他用英文撰写函件，附上母亲完整的病历与基因检测报告，发给制药公司。一周后，回复如期而至——先是程式化的关怀与慰问，紧接着是冰冷的拒绝：“本公司在中国未开展同情用药业务，无法提供药品。”

“明明有药，有效率五成，或许还能争取两三年的时光，可偏偏就是拿不到。”望着病榻上因幽门梗阻痛得蜷缩翻滚的母亲，这位见惯生死的ICU医生再也顾不得职业操守，向药贩子购入了NVL-655原料药。“无路可走的时候，狗急了尚且跳墙。”用药三天后，母亲呕吐减少，疼痛缓解，精神明显好转，甚至能进食了。叶明以为奇迹将至。然而两周过去，症状如潮水般卷土重来，病情急转直下，不久后，母亲在家中离世。

“那药确实为母亲争取了至少二十天的生命，也极大减轻了她的痛苦。可是，那是原料药，并非正规药品——精度不足，工艺粗糙，况且用药时母亲已处于多脏器衰竭、幽门梗阻的状态，药物根本无法被有效吸收。”叶明惋惜地说，“太晚了。”

在中国，像叶明母亲这样求药无门的危重症患者，何止千万。常规治疗失败之后，他们被临床试验的大门拒之门外，又卡在同情用药制度的夹缝之中，只能在绝望中摸索出一条条灰色的、危险的野路子。

被拒之门外的“不完美患者”

赵宏每天都要面对这样的病人。他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主任医师，专注肝癌、胰腺癌、胆管癌——这些癌种恶性度极高，预后极差。常规治疗失败后，二线治疗的有效率不足一成，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仅有三四个月。而那些尚在临床试验阶段、未获批上市的新药，便成了这些患者最后的救命稻草。

作为国内顶尖肿瘤医院的医生，赵宏手中握有多个新药临床试验项目，每日慕名而来的患者络绎不绝，但真正能如愿入组的却寥寥无几。“一上午门诊五六十名患者，大约只有五六人可以考虑纳入临床研究，最终能成功入组的，可能也就两三个。”赵宏解释，临床试验的入组门槛极其严苛。为了控制变量、获得“干净”的数据，以证明药物在特定人群中的有效性，药企和科研机构需要的是“完美患者”——年龄合适、无严重合并症、身体状况良好、既往治疗史有限。

然而，真实的肿瘤世界里，更多的是“不完美的患者”。山东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科主治医生张欣，对这种无力感习以为常。“在我们这样的地市级医院，临床试验项目凤毛麟角，绝大多数被省级或区域性龙头三甲医院垄断。患者想入组，只能自己去大医院挂号、排队。”她发现，许多肺癌患者历经一二线治疗失败后，身体已是千疮百孔，PS评分（体力状况评分）极差，根本达不到临床试验的门槛。

身处辽宁抚顺的乳腺癌晚期患者王丽，正被困在类似的僵局里。自2025年1月发现乳房肿块以来，她接受了化疗和靶向药曲妥珠单抗的治疗。“效果尚可，但心脏承受不住，心跳飙到每分钟150次，还伴有绞痛。”副作用过于严重，她被迫停药。她早就听说过临床试验。“有位癌症晚期转移的同学进过组，用了新药效果特别好。”她也想去碰碰运气。在网上辗转联系了沈阳某三甲医院的一位教授，对方看了影像资料后说可以入组。她满心欢喜，岂料等待期间的一场感冒，让她被彻底排除在外。

此后，她再也没能触到临床试验的门槛。“普通医生不管入组事宜，主任的号要一两个月才能挂上。”半年间，她接触了不下二十位医药代表，对方起初满口应承，最终要么说名额已满，要么推荐一些毫无科学依据的“野鸡项目”。她还遇到过推销一万七千元一盒来历不明“进口药”的骗子。“说实话，我现在很焦急。我是晚期，时间不多了。才四十八岁，孩子还小，我想活下去。”

这样的绝望，叶明也曾深切体会。二三线靶向药全部失效后，他带着母亲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附近租了房子，开始逐一筛选临床试验，试图尝试新药。筛选了一两个月，没有一个项目匹配。“她病得太重了，又有免疫副反应的病史，许多新药含有免疫成分，他们不敢收。”最终，他只能陪母亲回了家。

面对这样“无药可用”又入不了组的患者，赵宏能做的实在有限。“有的病人当场就哭了，家属陪着掉泪，问我：‘医生，难道我们只能等死吗？’我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说再看看后面有没有其他研究项目。”

相较于求药无门的绝望，对某些血液肿瘤患者而言，眼看曾经可行的道路突然被堵死，或许是另一种残忍的折磨。顾洪飞是患者组织“淋巴瘤之家”的创始人。2010年他确诊霍奇金淋巴瘤，经治疗康复后，从一个人数仅四百多人的QQ群起步，将患者组织发展至注册用户超过十六万。这些年，让他印象最深的患者有两类：紧急危重症患者和复发难治患者；而这些患者打听最多的治疗方式，便是“同情CAR-T”。

CAR-T是一种免疫细胞疗法，对部分复发难治的淋巴瘤和白血病亚型有“奇效”。目前国内已有六款CAR-T产品获批上市，部分产品和适应症的患者十年生存率可超过五成。但CAR-T定价普遍在百万至一百三十万元之间，且未纳入医保，普通家庭根本无力承担。据顾洪飞介绍，此前国内许多顶尖血液病中心通过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IIT），患者仅需十几万元便可获得“同情CAR-T”治疗，而这种治疗挽救了大量危重、复发、难治患者的生命。

顾洪飞表示，2026年5月1日，国务院颁布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818号令”）正式实施。出于对细胞基因治疗安全性和规范性的考量，以往相对宽松的同情用药通道迎来严格管控。多数医院因合规考量，不再轻易开展此类项目。患者想尝试非商业CAR-T疗法，只能参加正规备案的临床试验。“同情CAR-T”的通道中断，令一批“夹在中间”的患者陷入绝境。

在儿童白血病病友社群“暖白儿童”中，就有一批复发难治、亟待CAR-T治疗的患者。今年2月，华阳九岁的儿子确诊T淋巴母细胞白血病。历经五个疗程化疗，孩子的微小残留病灶（MRD）指标始终卡在0.4%，无法清零。这是一个评估白血病疗效的关键指标：MRD越低，骨髓移植后的复发风险越低；降至0.01%以下才算完全缓解，达到移植标准。“肿瘤细胞没有被彻底清除。如果MRD没转阴就强行移植，医生说基本就是百分之百复发。”华阳做过十年神经外科医生，他比一般家长更清楚，“化疗这条路，基本已经走到头了。”

他查阅了大量资料，也咨询了同行，“像这种情况最合适的就是CAR-T。”但不幸的是，儿子所患白血病对应的CD7靶点CAR-T产品尚未上市，仍在临床试验阶段。华阳听说，以前类似患儿可以通过“同情CAR-T”清除残留、桥接移植，如今这条路已然封闭。而正规的CD7 CAR-T临床试验，“要求MRD必须大于5%或骨髓不缓解才能入组。我们这种残留0.4但还没到复发标准的情况，恰好卡在中间。孩子的身体能撑多久？我不知道。”

刘方十二岁的女儿同样被CD7靶点CAR-T试验的条件困住。今年春节，女儿确诊T淋巴母细胞淋巴瘤，三个月化疗后便复发。“医生说已经耐药了，预后很差。如果能通过CAR-T实现完全缓解，再桥接移植，长期存活的机会将大大提升。”但此前化疗引发了脑血栓、脑出血，所有正规临床试验都将女儿拒之门外。刘方坦言，他们了解同情CAR-T治疗的风险，但比起强行移植后“百分之百复发”，他宁愿选择前者。“这不是一道选择题。一个是可能活，一个是肯定活不了。临床试验是免费的，我们用不上。我只想要一个合法的机会，哪怕自费，哪怕签免责协议，能不能有一条审批通道？给孩子一线生机？”

药企不敢做“好事”

当患者求药无门时，一个自然的疑问浮现：那些手里握着新药的药企，为什么不愿意把药物交给这些走投无路的人？“不是药企冷血，而是制度没有兜底。在没有明确法律框架的情况下，谁也不敢贸然把未上市的药物拿出去使用。”国内某头部药企工作人员李彬坦言。2017年，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拓展性同情使用临床试验用药物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对适用对象、申请审批程序均做了详细规定。2019年修订的《药品管理法》第二十三条，也确立了同情用药的上位法框架。然而，整整九年过去，那份征求意见稿始终没有变成正式文件。

在李彬看来，对药企而言，同情用药面临两大难题。首先是责任风险。正规临床试验入组的患者，有完备的保险保障——治疗费、不良反应治疗费，甚至死亡赔偿，均由申办方和保险公司承担。但同情用药的患者往往处于疾病晚期、合并症众多，一旦发生严重不良事件甚至死亡，责任归属如何厘清？赵宏曾与药企交流过，对方的顾虑非常现实。“不能排除这样一种情况——申请时患者信誓旦旦‘所有后果我都愿意承担’，真出了不良后果，反过来起诉公司。一旦引发媒体关注，对新药临床研究推进和上市审评都会产生不利影响。”赵宏认为，药企想做善事，却不太敢做善事。

其次是成本与收费的悖论。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试验用药不得收费。李彬觉得这条规定是一把双刃剑。“完全没有经济回报，还要承担风险，企业参与的驱动力从何而来？”他查阅过美国FDA的法规，允许企业收取同情用药的相关成本费用，至少能收回成本。但在国内，如果允许收费，企业又担心暴露真实成本，影响未来的商业化竞争。除了风险与成本，制度落地还有更具体的堵点。赵宏举例道：“比如，病人的分级管理：病情危重到什么程度可以申请？由谁来决定？哪一级医疗机构有资格？伦理委员会设在三甲医院还是县级医院？药品使用后的不良反应如何上报？疗效如何评估？”赵宏认为，这些细则都需要明确。落地之后，从药企到医生再到患者，才能获得法律保障。

据赵宏介绍，药品研发有“三个10”的说法——10%的成功率、10亿美金的投入、10年的周期。在这漫长的流程中，患者等不起。同情用药制度缺位的直接后果，是催生了庞大而危险的灰色产业链。赵宏在调研中发现，从早期的印度仿制药，到后来的地下原料药，甚至还有黑中介拿淀粉灌装胶囊冒充药品。患者为了活命，只能拿自己的身体去试错。

以今年一款名为Daraxonrasib（研发代号RMC-6236）的胰腺癌新药为例，它已成为无数患者的“救星”。素有“癌王”之称的胰腺癌迎来治疗突破——其III期临床数据显示，该药可将患者生存期几乎翻倍，死亡风险降低60%。不过，此药尚未正式上市，美国患者可通过同情用药渠道申请。在国内社交媒体上，已有部分药商声称可以“搞到此药”。《锋面》记者以患者家属身份咨询其中一位，对方表示可以代为申请美国同情用药，药费十几万元人民币/月，另收三千元服务费。更“实惠”的方案是，他推荐记者使用“北京某生物原料实验室”生产的国产原料药，“纯度99.6%，患者吃一个月指标都下降”，月均药费三万四千元，并向记者展示了一张患者用药后“效果良好”的证明报告。

“使用‘原料药’事实上已经涉嫌违法了，原则上我们医生当然不鼓励，但当一个人没有其他选择的时候，你劝不住。”赵宏说。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赵宏提交了一份关于加快完善拓展性同情用药制度的提案。目前，这份提案已进入全国政协的重点提案序列。

在赵宏的设想中，中国的同情用药制度应有自己的特色，最好是在已有该新药临床试验的中心来落地执行。“医生用过这个药，知道有没有输液反应、需不需要预处理，患者放心，药企也放心。”“拓展性同情用药不仅造福患者，也能助力企业研发。”赵宏强调，“对于那些被临床试验排除在外的晚期患者，他们的最佳治疗方案是什么？医生想知道，药企也想知道。如果同情用药制度能覆盖这部分人群，收集真实世界数据，对药物未来的临床应用会有更全面的认知，同时实现‘救急一人’与‘造福万人’的双赢。”

然而，制度的落地需要各方协同。作为企业方，李彬同样期待一份具有中国特色的细则出台。他建议允许企业按成本的一定比例收费，政府同时给予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明确各方责任、明确费用分担、明确风险处置。有了这些，药企才敢参与。”在制度之外，顾洪飞认为，还有一个群体的呼声不应被忽视——那些在灰色地带挣扎自救的患者和家属。他特别强调，同情用药的审批流程必须充分考虑患者的急迫性。走到最后一线的病人，生命窗口往往极短。“如果让他们等待层层审批、等待盖章、等待一个月才开一次的伦理委员会审议，等到的时候，命也没了。流程应该为生命让路。”在危重症面前，时间不是成本，时间就是生命本身。

他希望有一天，申请同情用药的流程能够真正清晰、可及，让患者觉得“这个药是我需要的”，而且我知道该怎么申请，也有信心走完流程；多中心能够铺开，让患者就近申请，不必拖着病弱之躯千里迢迢奔赴北上广。“同情用药制度，本质上不是在赋予患者某种特权，而是给那些走到悬崖边上的人，一个合法抓住绳索的机会。”赵宏说。（应受访者要求，叶明、华阳、王丽、李彬为化名）来源：央视网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