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7月19日电 (记者 张素) “国产冷激光技术为糖尿病足患者开辟了全新的治疗路径，在确保手术安全性和疗效的同时，还能有效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首都医科大学血管外科专家郭建明于18日如此表示。

当天，第十九届中国南方血管大会新品研讨会如期举行。与会专家围绕下肢动脉减容的未来走向、多中心临床试验数据及临床实践应用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并对国产冷激光在糖尿病足、长段闭塞和重度钙化病变等复杂病例中的适用场景进行了细致探讨。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数据，2023年国内糖尿病患者人数已达到2.33亿。研究进一步揭示，其中15%至25%的患者可能并发糖尿病足，而约八成的此类患者伴随下肢动脉缺血，更有约19.03%的糖足患者最终不得不面临截肢的严峻现实。

重建下肢血运被视为保住肢体的核心策略。今年2月，郭建明在日本血管内治疗会议(JET2026)上展示了头对头对照研究的成果；随后在5月，一项针对355nm冷激光与308nm准分子激光的头对头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RCT)结果被国际知名期刊正式刊发。这项研究有力证实，国产原创的355nm冷激光技术在应对复杂下肢动脉病变时展现出显著优势。

“355nm冷激光斑块消融能够逐步将斑块气化并碎裂为微小颗粒，这些分子化颗粒通过血液循环被代谢清除，从而大幅降低远端栓塞的可能性。特别是在轻中度钙化斑块或支架内增生堵塞的情况下，该技术均可实现有效消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秦金保如是解读。

以往，激光斑块消融设备高度依赖进口。自2019年起，中科微光医疗器械技术研发团队与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携手，共同打造了激光与OCT成像集成系统，并完成了多轮基础实验验证。

“我们毅然放弃了技术成熟且易于商业化的‘气体激光’方案，转而选择了技术壁垒更高、长期效益更突出的‘三倍频固体Nd:YAG激光路线’，由此开启了长达七年的医工融合研发征程。”中科微光医疗器械技术创始人兼CEO朱锐回顾道。

据透露，研发期间，团队成功攻克了高峰值功率激光稳定传输、高精度光路耦合、超细光纤拉锥合束等一系列卡脖子难题，自主研发的三倍频光折叠技术和航空级精密光纤加工工艺也已投入实际应用。

谈及355nm冷激光斑块消融系统，秦金保指出，对患者而言，这一创新方案可规避长支架断裂或闭塞的风险，为下肢动脉疾病治疗提供了“无创化、精准化”的全新选择。

郭建明强调，这一成果对推进慢性病防治、守护患者肢体完整与生命尊严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官方消息，7月31日，该局在江苏省盐城市举办了一场针对光伏产业的价格合规指导活动，旨在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坚决治理“内卷式”竞争的决策部署，引导光伏企业舍弃单纯依赖低价竞争的旧路，转向以质量为核心的发展路径，推动行业走向高质量增长轨道。

在此次指导活动中，市场监管总局明确指出，光伏企业需深刻洞察行业现状，积极提升成本核算的精细化管理水平，构建并完善内部价格合规机制，主动开展自我审查与纠偏行动，强化依法经营和理性竞争的观念，坚决杜绝恶性低价竞争行为，以保障市场价格体系的稳健运行。

同时，总局呼吁行业内的龙头企业发挥标杆示范效应，严格约束自身的定价策略与竞争手法，为全行业树立正面典型。此外，行业协会应加强自我约束，积极落实《光伏行业成本核算模型通则》的宣传与推广工作，引导企业防范并制止低价倾销等违规价格行为，共同营造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

中新网南宁7月31日电（廖薇 林浩）7月3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外披露，南宁国际商事法庭近期通过“双语翻译+家庭教育指导师”协同调解机制，以线上线下融合的方式，成功调处一宗涉及中韩两国当事人的涉外离婚案，体现出柔性化解家事纠纷的新路径。

据办案法官透露，男方韦某为中国籍，女方金某为韩国籍，两人于2019年缔结婚姻并育有一女。随着感情逐渐破裂，金某提起诉讼请求离婚。一审法院作出准予离婚的裁决，并将婚生女交由韦某直接抚养，相关抚养费用由韦某自理。金某对此不服，提起上诉，希望法院改判女儿由自己抚育，同时由韦某承担相应抚养费。

由于双方在成长背景、家教理念方面差异明显，加上金某中文表达受限，前期争执多集中于各自诉求，而忽略了破裂婚姻对幼龄子女可能带来的心理创伤，这使得案件调解一度困难重重。

为破解涉外家庭纠纷中沟通与情感的双重障碍，南宁国际商事法庭集结了多种专业力量，特别邀请精通韩语的吉林外国语大学教师闵锐担任韩语传译，参与线上与线下的调解工作。与此同时，主审法官适时对双方进行“关爱未成年人提示”，从法律与情感双维度唤醒父母责任意识，纠正其旧有认知偏差。

此外，法庭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女联合会的支持下，邀请家庭教育指导师胡光华介入引导，帮助当事人学会以平和心态应对分歧，理性表达诉求，减少带有功利色彩的评判，把儿童心理需求置于调解核心，强调持续性的陪伴与正向鼓励。

调解当日，韦某在引导下主动向金某表示感激，金某也表达了对其付出的认可。两人接受相关教育建议，达成以孩子最佳利益为导向的调解基调。经过主办法官多轮释法说理、指导师温情启发以及双方反复沟通，双方暂时搁置争议，自愿就婚姻关系处理、子女抚养及财产分配等问题形成一致意见。

随后，南宁国际商事法庭依法出具调解书并送达各方，同时督促双方切实负担抚养、教育及保护等职责。

本案为涉外家庭纠纷化解提供了有益示范：中外当事人可借助专业家庭教育指导，寻得兼顾亲子权益的妥善方案，推动司法、家庭与社会专业力量形成有效协同闭环。

展望未来，南宁国际商事法庭将持续完善跨境家事柔性解纷机制，不断提升涉外婚姻与子女抚养类案件处理的专业性和人文温度。（完）

身体不适家中却无药可用，这曾经令无数人头疼不已。然而在信息技术日臻成熟的当下，这一难题似乎已不再棘手——只要在手机上轻点几下，药品便能由骑手送货上门。

近年来，线上医药零售的版图持续扩张，市场规模呈现出惊人的增长态势。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国内药品网络零售总额已然突破八百亿元大关。打开应用软件、检索所需药品、完成在线支付、等待快递送达……这种“指尖购药”的便利性毋庸置疑，甚至连受到严格管制的处方药也未能例外。然而，便利背后潜藏的隐忧不容忽视，诸如“闪电开方”“形式化审核”等违规现象，正悄然威胁着广大患者的用药安全。

针对这一乱象，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综合司于2026年5月正式发布了《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下称《指南》），围绕处方药线上零售的各个关键节点，明确提出了“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等多项规范化销售要求，将药品安全保障的主体责任贯穿于全流程、覆盖至每一环节。随着政策体系的日趋完善和监管部门执法力度的持续强化，网络售药环境已逐步走向规范，在牢牢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满足了公众对便捷购药的现实需求。不过，《法治日报》记者近日实地体验后发现，仍有部分处方药能够在互联网上轻而易举地获取，处方药的线上销售管理尚有进一步完善的余地。

一款原本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物，因在网络上被传具有“神奇”的减脂效果，意外走红，成为不少爱美女性追捧的对象。家住北京市丰台区的杨蕊便是其中之一，她最近又一次在某线上平台购入数支该药品，却遭到丈夫的“截留”。其丈夫感到困惑且不满：“这是处方药，有关部门早前已公开警示过，没有对应疾病的健康人群若擅自服用，将面临极大的副作用风险，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损害。”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本该受到严格管控的处方药品，为何在互联网上竟能如此随随便便地买到手？

带着同样的疑问，记者亲自打开了某款提供线上售药功能的应用软件，尝试购买该款处方药。在输入药品名称后，页面上以醒目的绿色字体标注了“处方药”字样，点击购买按钮，系统随即要求进行实名认证，并需勾选线下确诊的相关疾病。值得注意的是，平台所给出的确诊疾病选项中赫然列有该药的适应证——2型糖尿病，消费者甚至无需自行填写病史，仅需在预设选项中轻轻勾选即可完成操作。实名认证流程结束后，页面自动跳转至医生在线开方对话框。一位显示已通过平台“实人认证”的执业医师，在未曾询问任何病情细节的情况下，瞬间便“秒开”出一份标明2型糖尿病的电子处方。紧接着，系统便进入付款环节，支付完成后，消费者只需在家中静候处方药送上门来。

从选药到结算，整个流程前后不过一分钟，可谓“高效”至极。一个完全不患有相应疾病的普通消费者，竟能毫无阻碍地获取处方并顺利买到处方药，这显然使人对处方审核的真实性、有效性与安全性产生严重质疑。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治研究与创新转化中心主任邓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处方药相较于普通药品具有显著特殊性，倘若网络购药渠道缺乏规范，极易诱发一系列连锁问题。邓勇进一步分析道：其一，处方药的使用必须严格遵循对症施治的基本原则，患者须谨遵医嘱，随意购买不仅容易造成误诊误治，还可能诱发药物过敏、脏器受损等突发状况；缺少专业用药指导的情况下，患者自行增减剂量、混合服用多种药物，也可能使毒副作用叠加，对身体健康构成严重威胁。其二，部分平台所采取的“先选药、后补方”模式，从根本上颠倒了“先诊断、后开药”的医疗逻辑，极易导致虚假处方的流转难以监管，扰乱正常的诊疗秩序与监管体系。此外，某些含有特殊成分的处方药在网络渠道被随意出售，存在被滥用的潜在风险，尤其增加了未成年人误服的可能性，进而滋生违法问题和社会安全隐患。

网售处方药管理失范的现状，已然引发了主管部门的高度关注。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坦言，结合日常监测与专项检查所掌握的情况来看，部分药品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及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存在合规管理制度不健全、合规运行机制不完善等突出问题，尤其是违规销售处方药的现象依然屡禁不止。

多位受访律师向记者表示，当前部分平台所呈现出的“无实质问诊”“系统自动匹配病症即迅速开方”等操作模式，不仅埋下用药安全方面的重大隐患，更已触碰法律红线。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郭昊一分析认为，依据医师法的相关规定，执业医师通过互联网提供医疗卫生服务，其范围仅限于“部分常见病、慢性病的复诊”。鉴于处方药通常具备严格的适应证与禁忌证，若医生在未能全面掌握患者既往病史、用药经历，亦未开展必要体格检查的情形下便草率开具处方，实质上已逾越“复诊”边界，涉嫌违规开展线上首诊。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孔嘉琦则补充指出，若执业医师未切实履行实质问诊义务便轻率开方，明显违反诊疗规范；倘若患者因服用此类随意开具的处方药而遭受健康损害，则可能构成医疗损害侵权。若因执业医师严重疏忽或极端不负责任，致使就诊人死亡或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甚至可能构成医疗事故罪，须承担相应刑事责任。

孔嘉琦进一步阐释，遭受损害的患者可依据民法典相关条款，要求开具处方的执业医师承担赔偿责任。若药品经营企业在明知处方缺乏完整诊疗记录的情况下仍予以调配发药，并与执业医师共同造成损害后果，则属于共同侵权人，应当与开方医师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孔嘉琦还强调，处方药事关消费者生命健康，若平台对医生违规开方的行为属于“已知或应知”其不符合保障人身安全之要求，却未能及时采取暂停该医生接诊权限、健全处方审核机制等必要举措，那么依据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平台同样需要与医生共同承担连带责任。

为更好规范处方药的线上销售、强化用药安全管理，《指南》已就网售处方药所涉问诊、开方、审方等全链条环节作出了细致规范，同时划定了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必须确保处方审核工作由执业药师亲自把关、不得由其他岗位人员或人工智能程序替代执行等多项行为红线。在此基础上，《指南》还鼓励平台建立在线监测预警机制，重点关注含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药品、含精神药品复方制剂以及其他具有药物滥用风险的药品的异常销售动态，并构建相应的阻断机制。

郭昊一指出，《指南》本身虽不能单独作为行政处罚的直接法律依据，但其作为药品管理法、《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等上位法规的配套细化标准，已成为监管部门判断平台、药品网络零售企业以及执业药师是否履行法定义务、认定其主观过错程度的核心参照尺度。各相关主体若违反《指南》中的相应规定，依然会被依据上位法追究相应责任。

“网络购药，安全始终是不可突破的底线。”邓勇强调，唯有依靠多方协同共治，方能在购药便利与用药安全之间取得平衡。他认为，平台应当严格对照《指南》要求，对入驻药店及医护人员的资质进行严格核验，坚决清退“挂证”人员；同时，重构在线问诊流程，落实实名认证与病史上传制度，严禁人工智能全权代开代审处方，处方终审必须由执业药师人工完成；系统还需对高风险药品订单进行智能预警，杜绝以营销手段诱导处方药消费的行为。

对于入驻平台的医师而言，同样亟须规范线上诊疗行为，全面询问患者病情、过敏史及在服药物，切实履行用药告知义务，明确交代禁忌事项、不良反应及复查要求，坚决拒绝依据购药需求“反向开方”，对不合理处方予以直接驳回。

在监管维度上，应推动卫生健康、药品监管及医疗机构之间的数据互联互通，搭建全国统一的电子处方流转平台，通过核验线下就诊记录从源头上杜绝虚假处方的产生；要依托大数据技术开展常态化线上巡查，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并建立黑名单制度；还应完善覆盖全链条的药品追溯体系，细化各方法定责任清单，切实落实连带追责机制。

在行业层面，则应按照订单数量合理配置在岗执业药师，取消以开单量为主的考核方式，转而将处方合理性与用药服务质量作为核心评价指标，并增设长期用药咨询服务，切实提升药学服务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