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报记者 王敏 报道：当水稻叶片上浮现出枯白相间的条斑时，这往往是水稻白叶枯病悄然来袭的警示信号。此种病害的幕后推手，是一种名为水稻黄单胞菌的植物病原细菌。一旦疫情蔓延，轻则可令产量折损两至三成，重则过半收成付诸东流，极端情形下甚至面临绝收的厄运。长期以来，农户们习惯于依赖化学杀菌剂来剿灭病菌、遏制疫情，然而用药年限愈久，病原菌对抗菌药物的耐受性便愈发增强，药效随之逐年式微，迫使农户不得不不断加大剂量，由此陷入无休止的恶性循环。那么，是否存在一种药剂，既能高效压制病情，又能有效阻断病原菌抗性演化的路径？安徽农业大学陈雨教授团队的探索，为这一难题提供了令人瞩目的新解。相关研究成果已于近日刊登于国际学术期刊《公共科学图书馆-病原体》之上。

“隐藏在表象之下的未知机制，必定还有待揭示。”

辛菌胺，这款拥有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烷基多胺类杀菌剂，自问世以来已在包括水稻、苹果、辣椒、番茄、棉花等多种作物上积累了逾三十年的应用经验。其显著特点在于残留量极低，对人和非靶标生物温和无害，堪称绿色植保领域的一张“老面孔”。

然而，一个长期萦绕在陈雨团队心头的谜团始终挥之不去：诸多常规杀菌剂在连续施用数年之后，病原菌的抗药性往往迅速攀升，进而导致病害防治成效大打折扣；反观辛菌胺，虽然历经田间长期反复使用，却始终鲜见病原菌产生显著高抗性，其防治效果保持着令人称奇的持久稳定性。

早期的研究证据曾表明，辛菌胺能够通过扰乱细菌的能量代谢过程以及破坏其脱氧核糖核酸（DNA）结构来达到直接杀菌的目的。但这套解释，仅能回答它“缘何能杀菌”，却无法阐明它“为何不易诱发抗性”。“其中必有未曾被发现的机理。”陈雨如此断言。

为了追寻这背后的深层真相，陈雨团队选择迎难而上，展开了一场刨根问底的科研攻关。他们以水稻白叶枯病菌为研究模型，综合运用高通量基因筛选、分子生物学检测、遗传操作等一系列尖端技术手段，如同抽丝剥茧般，逐步揭开了辛菌胺之所以具备低抗性特性的神秘面纱。

“双重机制”：直接杀菌与毒力弱化的协同作战

研究团队发现，辛菌胺的功能并不仅限于直接的杀菌作用，它还能精准锁定一个名为RpfG的关键功能蛋白，并对其施加影响。

“RpfG蛋白，实质上充当着细菌群体感应系统的核心调控枢纽。”陈雨阐释道，“用通俗的比喻来讲，细菌之间也存在着类似人类‘对话交流’的沟通方式——它们会释放特定的信号分子，如同发送信息一般。当感受到群体数量达到某一临界阈值时，整个菌群便会采取步调一致的集体行动，协同入侵寄主作物。这种依赖群体密度进行信息交流与行为调控的机制，正是我们所称的群体感应。”

辛菌胺的介入，仿佛直接切断了细菌的通讯网络。当RpfG蛋白的正常功能受到干扰后，细菌群体内部的信息传导链路随即中断，这将直接导致与致病性相关的基因无法顺利表达。其最终结果便是：虽然这些细菌个体依然存活，但其整体致病能力已遭到显著削弱，从而丧失了对寄主植物的有效侵染能力。

这一重大发现，使得辛菌胺的抗菌作用机制图谱变得空前清晰与完整。

研究团队据此指出，辛菌胺所展现的，是一种“直接杀菌”与“弱化毒力”相互交织的双重作用模式。一方面，它凭借对细菌能量代谢系统的扰乱及对DNA稳定性的破坏，从而有效抑制菌体生长；另一方面，它又通过干扰由RpfG调控的群体感应通路，大幅降低细菌攻击作物的能力。这两种作用方式相辅相成，彼此配合，不仅显著强化了病害的综合防控效能，更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病原菌经由单一作用途径而演化出稳定抗药性的可能性。

陈雨进一步补充道，尤为精妙之处在于，辛菌胺对群体感应系统的干扰展现出高度的物种专一性。它的作用靶点主要集中在黄单胞菌这一类有害微生物上，而对于农田生态环境中的有益菌群则影响甚微。这便意味着，辛菌胺能够实现对靶标病原菌的“精准打击”，同时尽可能地减少了对土壤微生态平衡的扰动，这无疑更加契合现代绿色植保的发展理念。

展望未来，新一代低抗性绿色农药的开发蓝图已然浮现

就在今年六月于上海举办的第八届国际水稻白叶枯病学术研讨会上，陈雨教授受邀发表了专题演讲，与来自全球各地的同行学者共同分享了这一突破性进展。该研究成果跳出了传统杀菌剂仅聚焦于“直接杀灭”的固有思维定式，创造性地将“病原菌毒力弱化”策略纳入考量范畴，这对于深刻阐释国产农药所具备的低抗性独特优势，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与应用指导意义。

陈雨认为，着眼于实际应用维度，这一发现无疑将使辛菌胺的使用策略变得更加科学与精准——在病害初发阶段，可有效利用其“弱化毒力”的特性提前布局、构筑防线；而当病害进入高发爆发期，则能充分发挥其“直接杀菌”的高效作用，实现快速扑灭。同时，以RpfG蛋白作为全新的药物作用靶点，未来极有希望据此开发出一系列新型的低抗性绿色农药产品。

展望下一阶段的研究计划，陈雨团队将着力于在更多作物品种、更广泛的病原菌类型以及多样化的田间环境条件下开展系统性验证试验，旨在推动这些科研成果能够真正落地生根，切实服务于农业生产的第一线。

北京7月10日电（记者 赵方园）7月7日，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前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因癌症离世，终年55岁，令人唏嘘。这一悲痛消息引发社会广泛聚焦，同时使一种鲜少被公众了解的罕见恶性肿瘤——淋巴瘤，浮出水面，成为舆论关注的新议题。

根据社交平台上流传的一份疑似其本人亲笔撰写的病情记录，高善文于一年多前罹患外周T细胞淋巴瘤，2025年1月出现早期症状，同年12月经确诊为T细胞淋巴瘤Ⅳ期，后续病理检查进一步明确其亚型为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病理科主任医师高子芬在接受采访时介绍，淋巴瘤可发生在人体除指甲与毛发之外的任何部位，其临床表现变幻莫测，患者常因身体不适而前往不同专科进行检查——鼻塞可能求诊于耳鼻喉科，腹痛或至消化科，发热则往往首选感染科——很难在初期将病因与淋巴瘤联系在一起。高善文的经历亦是如此，他辗转近一年的时间，历经多次检查与咨询，最终通过活检病理被确诊为该亚型淋巴瘤，属于成熟外周T细胞淋巴瘤的一种，该类型恶性程度高、病情进展极为迅速。

淋巴瘤虽属相对“小众”的肿瘤类别，但却是所有恶性肿瘤中诊断难度最大的类型之一。事实上，淋巴瘤的命名有别于其他实体肿瘤——一旦确诊即为恶性，良性的病变则被称作增生或反应性增生。北京大学国际医院血液科淋巴瘤亚专业副主任医师张梅香指出，淋巴瘤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中的发病率位居榜首，“大众口中常说的淋巴瘤，绝大多数是指B细胞淋巴瘤，这占据了淋巴瘤的相当比例；而T细胞淋巴瘤则相对罕见，显得更为‘小众’。”

T细胞是免疫系统中执行攻击病毒及异常细胞任务的“精锐部队”，当这些T细胞发生恶性转化、异常增殖时，便演化为T细胞淋巴瘤。高子芬进一步解释说，高善文所患的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在东方人群中更为常见，其诊断难度极高，临床上误诊率居高不下。她提到，淋巴瘤细胞本质上是淋巴细胞正常演化过程中某一特定阶段的形态改变，但若其结构异常、分布区域错位，免疫表型出现紊乱，便可能意味着进入肿瘤阶段。更为棘手的是，在某些感染或免疫功能紊乱的情形下，淋巴细胞同样可能呈现相似形态变化，使得鉴别诊断雪上加霜。因此，淋巴瘤的最终确诊必须依赖于临床表现，并结合流式细胞学、克隆性分析等辅助手段进行综合研判。

高子芬感慨道，业内流传着这样一句玩笑——好好的一个病理大夫，碰上淋巴瘤就“毁了”。这是因为淋巴瘤诊断需要与时俱进的知识体系、深厚的专业积淀和全面的信息整合能力，真正能游刃有余做好这一工作的专家凤毛麟角。根据淋巴瘤之家发布的《2019中国淋巴瘤患者生存状况白皮书》，在近5000例受访患者中，约43%曾遭遇误诊，究其根源，正是淋巴瘤病理复杂、亚型多达近百种、临床表现不特异，且诊断必须依赖病灶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

高子芬强调，具体亚型的鉴别直接引导临床医生进行病情分层和治疗方案的抉择，更关系到患者未来疾病走向的预估。她介绍，淋巴瘤确诊必须借助病理检查，多数病例采用空心针穿刺获取小样本，经显微镜观察细胞形态与组织结构后形成初步判断，最终诊断还需辅以其他检测。若怀疑恶性，应通过免疫组化、克隆性分析、基因检测等手段，进一步辨别究竟是B淋巴细胞还是T淋巴细胞来源，明确具体亚型，并探寻是否存在可供靶向治疗的基因突变。鉴于诊断之艰难，高子芬建议，疑难病例应争取多家医疗中心联合会诊，待明确诊断后再启动治疗；若送检样本不足以支撑确诊，建议重新取非腹股沟肿大淋巴结（短径超过1.5厘米），切开固定于10%中性福尔马林液中送检，必要时同步送流式检测。

张梅香特别提醒公众，对于原因不明的淋巴结肿大务必保持高度警觉。“并非所有淋巴结肿大都意味着淋巴瘤，但若发现颈部、锁骨上或腋窝区域出现包块，应尽快寻求血液科医生帮助进行鉴别。”她给出一个简易的判别方法：“通常按压时若有明显痛感，大多为炎症性病变；但如果淋巴结不痛不痒、质地较硬，触感如鼻尖般的韧度，就要高度警惕恶性可能。若淋巴结呈进行性肿大，经消炎治疗后反而继续增大，更是警示信号。”

在医学上，淋巴瘤有一组经典的全身性症状，被称为“B症状”。高子芬提示，若出现原因不明的发热（体温约38摄氏度）、盗汗、体重无故下降或无明显痛感的肿块，应立即前往血液科或淋巴瘤专科就诊。张梅香补充道，直系亲属中有淋巴瘤病史者，患病风险略高于普通人群，但淋巴瘤并不属于遗传性疾病，并无明确的直接遗传规律，仅存在“遗传易感性”倾向。

针对不同人群，张梅香建议采取差异化的体检策略：40岁以上人群应每年进行一次全面体检；有家族史、免疫缺陷病史或长期接触射线的高危人群，则每半年检查一次。常规项目涵盖血常规、超声以及内科和外科的触诊。她同时强调日常自我检查的重要性，建议公众养成习惯，经常触摸颈部、腋下及腹股沟区域，留意是否出现异常包块。

据国家癌症中心2022年数据，我国每年新发淋巴瘤病例约8.5万例，死亡约4.1万例，且发病率呈逐年攀升之势。高子芬分析，这一上升趋势并非单纯反映患者数量骤增，也与检测技术改进和公众认知提升密切相关，更多早期患者因此获得确诊。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淋巴瘤疾病谱与欧美国家存在明显差异，由于EB病毒感染率更高，T细胞和NK细胞淋巴瘤的发病率相对较高。张梅香从多方面剖析原因：一是遗传易感性，不同人种的基因多态性各异；二是环境因素，亚洲地区EB病毒高发，该病毒与NK/T细胞淋巴瘤的发生密切相关；三是生活方式，长期接触农药、化学染料、有机溶剂等，或吸烟、酗酒、高脂饮食及长期精神紧张，都可能增加患病风险。

近二十年来，淋巴瘤诊疗水平取得长足进展，患者治愈率显著提升。相较于其他恶性肿瘤，淋巴瘤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均有明显改善。目前临床治疗手段多元化，除传统放化疗、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外，小分子靶向药物、双特异性抗体、CAR-T细胞免疫治疗等创新策略已得到广泛应用。然而，不同类型淋巴瘤在治疗难度与手段上差异显著。张梅香坦言：“外周T细胞淋巴瘤病情进展快、恶性程度高，对常规化疗的响应并不理想。”当前针对T细胞淋巴瘤的研究进展相对滞后于B细胞淋巴瘤，临床可选的方案也远未成熟。

这一差距在CAR-T疗法的应用上尤为突出。根据公开信息，高善文曾发布医疗进展，提及一项以CD7为靶点的CAR-T疗法Ⅱ期临床试验。CAR-T治疗的本质是利用改造后的T细胞精准攻击肿瘤，然而T细胞淋巴瘤的肿瘤细胞恰恰源自T细胞——治疗需以“T细胞”对抗“坏掉的T细胞”，极易陷入“敌我不分”的困境。正因如此，CAR-T在T细胞淋巴瘤领域的研发难度远超B细胞淋巴瘤等疾病，至今尚未完全成熟。

尽管如此，T细胞淋巴瘤患者并非束手无策。根据《淋巴结外周T细胞淋巴瘤诊断与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25年版）》，大多数T细胞淋巴瘤的一线治疗通常以CHOP方案为核心——该方案可理解为几种化疗药物加一种激素类药物的联合疗法。高子芬表示，“我们曾遇到过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患者，虽经历复发，却存活了十五六年；五年即可视为临床治愈。”她同时强调，淋巴瘤诊疗需要多学科协作，而患者的信念同样至关重要：“信心本身会影响机体抵抗力，心态乐观、积极配合治疗，往往预后更佳。”

张梅香表示，随着基础研究不断深化，新的治疗手段也在持续拓展。她透露，目前已有针对T细胞淋巴瘤的新药问世，针对T细胞表面分子的抗体疗法正在临床研究中，未来有望像B细胞淋巴瘤一样，实现精准靶向的抗体治疗策略。

在北京市房山区，一场关于“隐形雇主”与劳动权益的司法前沿交锋引发关注。部分企业利用合同名称的巧妙转换、管理链条的层层嵌套，试图将劳动关系的责任“甩锅”给模糊地带。面对这样的隐蔽用工现象，劳动者是否还能有效维权？近日，房山区人民法院举行了一场专题新闻通报会，聚焦隐蔽用工类劳动争议的审理现状，并发布了典型案例。据《工人日报》报道，近年来该院受理的相关案件多集中在即时配送、网约出行、快递物流等新兴业态。

新闻发言人指出，一些用人单位通过缔结五花八门的协议、构建多级用工框架，将本应属于劳动法的雇佣关系精心装扮成承揽、外包或合作等民事法律关系，使得劳动者在维权之初便陷入迷茫——究竟谁是真正的雇主？该向谁主张权利？对此，法院坚持实质性审查原则，重点探究用人单位是否对劳动者实施了支配性的劳动管理。从审判结果来看，确认劳动关系或判定企业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的情形占据主流。

在发布会上，燕山人民法庭庭长针对这批典型案例，剖析了隐蔽用工的常见“套路”，并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引。

第一类情形被形象地称为“自己管人、外包发钱”。2023年3月，暴某经某快递站点工作人员安排，以快递公司员工名义注册了外卖平台APP，从此担任骑手。公司为他配发了电动车和统一工装，日常调度与考勤均由公司负责，但双方既未签署劳动合同，也未缴纳社会保险。一次配送途中的车祸，让工伤认定陷入争议。暴某于2024年2月离职后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劳动关系。

法院调查发现，快递公司与一家管理公司签有《业务外包合同》，外包费用由佣金、管理服务费、税费及返费等构成，其中管理服务费竟为零元。暴某通过平台接单，报酬由管理公司代发，但资金源头却指向快递公司。在平台显示中，暴某的身份明确为快递公司员工。法院认为，暴某所从事的配送工作属于快递公司的业务范畴，站点站长通过微信群对其进行了实质性的工作监督和考勤管理，双方关系表现出强烈的人格从属性。至于管理公司发放报酬，证据表明其仅代发工资。合同对价低、履行过程异常，明显有规避劳动关系、转嫁经营风险的嫌疑，该风险不应由劳动者承担。据此，法院认定暴某与管理公司之间不存在实质管理关系，快递公司以《业务外包合同》为由否认劳动关系的抗辩不被采纳，最终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法官提示，法律不会容忍借“自己管人、外包发钱”之名行规避法定责任之实。用人单位若企图以此逃避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或承担工伤赔偿等义务，不仅徒劳无功，反而可能招致更重的法律后果和赔偿负担。

第二类情形则是“以承揽合同行用工之实”。自2021年7月起，于某在某配送站担任骑手，为A公司提供商超商品配送服务。2023年底，A公司撤出该站点，由B公司接手，于某随之被解绑并与B公司绑定，由此与A公司产生劳动争议。于某坚称自己是A公司员工，而A公司则主张双方为承揽关系，出示了《项目转包协议》，声称于某系以个体工商户身份承包配送业务，工资经由第三方平台支付。

法院审理后认定，双方均具备法定劳动关系主体资格，于某的配送工作构成A公司业务的一部分。虽然工资按单量计算，但A公司对骑手进行排班、控制接单量，甚至单独派单，显然实施了管理行为。据此，法院判定双方符合事实劳动关系成立条件，确认劳动关系存在。

法官提醒，用人单位通过要求劳动者签署承揽或合作协议来“去劳动关系化”，在司法实践中难逃穿透式审查。只要用工实质符合劳动关系特征，即使披着承揽协议的外衣，也会被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

第三类情形为“名为外包实为派遣”。李某与甲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被安排至乙公司担任销售员。甲、乙两公司间有《劳务外包合作协议》，约定甲公司派驻人员从事营销项目。因乙公司将李某退回，甲公司随即以严重违反制度为由解除合同。李某申请仲裁后起诉甲公司。

法院指出，尽管李某与甲公司签有合同，但其在乙公司工作场所接受乙公司的管理、指挥，且工资、福利由乙公司确认和结算，这暴露出两公司间是典型的假外包、真派遣关系。乙公司作为用工单位，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按约定程序处罚并退回李某，因此其以违纪为由退回的行为缺乏依据。甲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盲目依赖退回决定解除劳动关系，于法不合，最终被判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

法官建议，企业必须厘清外包与派遣的界限，不可借外包协议掩盖真实用工关系。用工单位退回劳动者后，派遣单位应独立审查解除条件，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决定，而不能机械跟随用工单位的“退回”指令。

近视，似乎总在不经意间悄悄找上门来。科学护眼，掌握真正有效的方法才是关键。对于年龄尚小的孩子来说，近视若发生得越早，发展成高度近视的风险就越高！这些认知误区，家长一定要看明白。

身处数字化浪潮之中，儿童与青少年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已成为常态，再加上户外活动时间严重不足，使近视的发生率不断攀升。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医学视光中心的主任医师宋红欣指出，年纪越小的孩子，近视进展速度越快，转为高度近视的隐患也越大。关于护眼，许多家长仍深陷误区，以下这些观点，值得每一位家长仔细了解。

不少父母总在追问：“哪种镜片效果最好？”“有没有特效药可以治愈？”然而，眼科专家反复强调——行为干预永远排在首位，医疗手段只能作为辅助。要真正预防孩子近视，单靠一句“少看手机”远远不够。

以下几招护眼方法，既简单又有效，值得每个家庭坚持实践：

把户外时间“锁”进日常，守护宝贵的远视储备。每天让孩子在自然光下累计活动至少2小时，周末尽可能延长户外时间。阳光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从而有效抑制眼轴的过快增长。需要注意的是，夜晚的户外活动并无此效果。

培养正确的读写姿势与光线环境。严格遵守“一拳、一尺、一寸”的原则，写字阅读时，要确保环境光线充足，避免背光、暗光或强光直射桌面。夜间学习时，务必同时开启房间大灯与桌面台灯，形成立体照明。

严格控制电子屏幕的使用时长。3岁以下幼儿应尽量避免接触手机、平板及电视；6岁以下儿童单次观看电子屏幕不应超过15分钟，每日累计不超过1小时；学龄儿童连续用眼30至40分钟后，必须休息并远眺10分钟。同时牢记“20-20-20”法则：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抬头注视约6米以外的物体，持续20秒以上。

视力监测同样不可忽视。专家建议，孩子从3岁起就应建立专属视力档案，每半年进行一次专业视力检查与眼轴长度测量。一旦发现孩子出现眯眼、歪头看东西、频繁揉眼、看电视凑得很近或看书串行等现象，应立即就医排查，切勿让假性近视拖成不可逆的真性近视。

眼睛，是孩子感知世界最澄澈的窗口。重视视力防护，坚持科学护眼，理性干预，才是给予孩子光明未来的最好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