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乌鲁木齐的盛夏时节，一则关于生态修复的动人故事悄然展开。来自北京的科研人员王尧，毅然告别了宽敞明亮的实验室和熟悉的办公环境，踏上了前往新疆北部废弃矿区的征程。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和执着的奋斗精神，她成功争取到多项国家级生态建设项目。三年的援疆服务期满后，已在新疆国土综合整治中心担任副主任的她，毫不犹豫地提交了继续留任的申请，决心再为这片土地奉献三年时光。

从象牙塔中的理论探索，到戈壁滩上的绿色实践，王尧将实验室里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态修复行动。她以精心打磨的申报方案，一点一滴地抚平矿山开采留下的累累伤痕，在天山脚下交出了一份令人瞩目的生态援疆答卷。

2023年7月，王尧向自然资源部递交了援疆申请。初抵乌鲁木齐，干燥的气候和时差带来的不适并未延缓她前进的脚步。她迅速赶赴塔城边境矿区，深入一线调研。由于早期缺乏科学规划的无序开采，当地留下了大量矿坑和堆积如山的废渣，地面塌陷频发，水土污染问题严重，生态修复迫在眉睫。

踏上新疆这片热土后，王尧深刻体会到，干旱区的生态治理远非纸上谈兵那么简单。每一项工作的推进，都必须充分考虑当地的财政承受能力、脆弱的生态环境以及各族群众增收致富的现实需求。她牵头组建了专业团队，驻扎基层开展为期三个月的实地调研，逐一摸清所有受损地块的具体情况，并对照国家标准重新梳理、优化了整套申报材料。

由她主导编制的沙湾市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在全疆评审中拔得头筹，成功争取到880万元的建设资金。经过系统性的综合治理，昔日满目疮痍的矿区摇身一变，成为当地村民晾晒辣椒的场地。这项工程不仅恢复了生态，还带动了群众增收，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在共事的日日夜夜里，王尧与各族干部一起在路边简单用餐，通宵达旦地打磨材料。这段经历不仅锻炼了她的跨部门协调能力，更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并肩奋斗中深深扎根。借助自然资源部搭建的五大援疆工作机制，过去单向的“输血式”帮扶正在转变为新疆本土能够自主申报、施工和维护的“造血式”长效体系。

第一个三年援疆周期落幕，王尧选择了继续坚守。这个决定背后有着深思熟虑的考量：规划、地质、生态、人才等五大援疆布局刚刚起步，全域生态整治正处在攻坚克难的关键节点；同时，主管部门的悉心栽培、属地单位的充分信任，以及家人默默撑起的后方支持，都让她难以割舍正在推进的戈壁生态治理事业。

对王尧而言，援疆绝非一段普通的工作经历，而是生命中一段极为珍贵、意义深远的旅程。

面向未来三年的工作蓝图，王尧确立了标准化、样板化的发展目标。她计划依托荒漠绿洲生态监测与修复工程技术创新中心这一平台，汇总多年矿山修复的实地监测数据，围绕新疆雨养植被修复、仿自然砾幕层营建等区域性技术难题，建立一套量化统一的施工、监测和验收标准体系，将这些分散的治理经验提炼成适用于西北干旱区域、可复制推广的通用范式。

她还希望借助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独特区位优势，将本土化的干旱区生态治理方案向外输出，打造面向中亚国家的生态文明展示窗口，让新疆的生态修复实践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张闪亮名片。

凭借扎实的专业素养和深沉的家国情怀，王尧始终坚守在边疆大地。她持续修复着荒漠中一道道生态伤痕，用长久的驻守和辛勤耕耘，在天山南北描绘出一幅生机盎然、永续发展的绿色画卷。

成都，7月30日电（记者 何浠）——今日从四川省水利厅获悉，依据《四川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2026年度修订）》（川防指汛发〔2026〕2号）的相关条款，经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慎重研判，决定于17时正式启动全省四级防汛应急响应机制。

当天15时50分，四川省气象台将暴雨预警级别提升至黄色：预计自7月30日20时至31日20时，广元、绵阳、德阳、成都及眉山五市全域，以及雅安、乐山两市北部区域将遭遇暴雨侵袭，降雨量普遍在50至90毫米之间，部分地区可达大暴雨级别，雨量或飙升至200至240毫米，其中最大小时降雨强度预计为50至70毫米。鉴于此，四川省水利厅依据《四川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应急预案（2024年度修订）》之规定，于17时将洪水灾害防御响应由四级提升至三级。

与此同时，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黄色预警，这标志着今年四川省首个此类警报正式拉响。

预警详情指出，7月30日20时至31日20时期间，眉山市的丹棱县与洪雅县、广元市的青川县、绵阳市的江油市——涉及3个市（州）共4个县（市、区）——存在较高的山洪灾害风险（黄色预警）；此外，眉山市的仁寿、东坡、青神、彭山，德阳市的广汉、旌阳、罗江、中江、什邡、绵竹，成都市的青白江、龙泉驿、简阳、双流、金堂、蒲江、新津、邛崃、彭州、崇州、大邑、都江堰，广元市的利州、朝天、剑阁、昭化，绵阳市的游仙、涪城、梓潼、三台、安州、北川、平武，乐山市的井研、市中区、夹江、五通桥、峨眉山、沙湾、金口河，以及雅安市的雨城、名山、荥经、天全、芦山、汉源、宝兴等7个市（州）47个县（市、区）也可能面临山洪灾害威胁（蓝色预警）。

广州7月27日电（记者王华 通讯员秦小雅）广州市商务局今日宣布，该市在跨境消费惠民领域再度加码，全面疏通港澳居民使用当地银联卡及手机号码参与家电数码产品国家及省级以旧换新补贴的链路，令港澳消费者能够轻松、便捷地共享政策红利。

为破解港澳用户参与补贴活动的操作壁垒，广州市商务局携手银联等平台，针对三大核心痛点——港澳手机号注册验证、回乡证人脸识别核验以及银联外卡交易核销，进行了集中攻关与流程重塑。如今，港澳居民只需凭借回乡证和本地手机号码，即可顺畅融入国补与省补体系，告别繁琐环节。

此番优化的重点在于流程极简，真正做到“一证在手、到店即享”。港澳同胞无需事前登记，也免去复杂审批程序，仅需在云闪付App上依次完成证件上传、手机号验证和人脸识别三个步骤，最快三分钟内即可完成全部资格审核。抵达门店时，出示付款码便能即时享受补贴立减，同时支持刷卡、手机Pay、二维码支付等多种结算方式，全面兼容银联外卡，契合港澳民众日常支付偏好，最大限度降低消费门槛。

本次补贴覆盖品类丰富多元，聚焦热门消费领域。其中，手机、平板电脑、智能手表（含手环）、智能眼镜等四大数码产品，单价不超过6000元时，可享受15%的国家补贴，单件最高减500元；若单价突破6000元，则可直接适用省级补贴，立减500元。此外，数码相机、小型智能显示屏、迷你智能打印机等便携优品也被纳入专项补贴范围，统一享受15%国补，单件最高可省1500元，选择多样且性价比凸显。

值得关注的是，以旧换新补贴还可与离境退税政策相互叠加，形成“折上折”效应。多项优惠累计下，综合折扣幅度有望超过20%，价格竞争力显著增强，为港澳消费者带来实实在在的购物实惠。

近年来，“人肉搜索”、恶意造谣、群体围攻及流量绑架等网络暴力乱象频频发生，既对公民与法人的正当权益造成严重损害，也妨碍了国家安全与社会公共福祉。为有效预防、遏制及惩戒此类行为，国家网信办于本月29日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这标志着我国在反网暴治理方面即将迎来首部专项法律。究竟哪些行为可被定性为网络暴力？针对反网暴议题，网络平台应履行哪些防御与管控职责？相较于过去分散的治理规则，这一征求意见稿又有哪些创新突破和空白填补？

所谓网络暴力，其具体边界何在？正常的批评监督与恶意攻击之间又该如何划界？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清晰的法律界定，不少恶性攻击事件难以追责，遭网暴侵害的当事人也常常陷入维权困境。此次征求意见稿首次厘清网暴范畴，并细致划定法律红线，成为治理实践中的重要转折。

根据征求意见稿，网络暴力行为被明确定义为四类主要违法情形：其一，集中散布包含侮辱谩骂、造谣诽谤、煽动仇恨、挑起对抗、威胁逼迫或歧视偏见等内容的言论；其二，违规聚量披露他人隐私信息；其三，持续性实施网络恐吓、骚扰等不当举动；其四，其他损害合法权益的网络暴力形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锋指出，该草案对网络暴力所侵害的权益类型作了更为清晰的界定，重点保护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肖像权和个人信息等核心权益。同时，草案尝试引入量化标准，以“集中”或“持续”特征来限定网暴行为范围，将偶发性表述剔除在外。此外，制度安排上兼顾双向保障，力求在惩处网暴与保护正常表达、舆论监督之间寻求合理平衡。

有专家分析，本次明确网暴范畴的最大特色在于“具体化、可操作、可辨识”，所列举的四类行为全面覆盖人身攻击、隐私侵犯、持续骚扰和恶意中伤等主要网暴表现，极具针对性。更为关键的是，征求意见稿坚守法治原则，避免“一刀切”式治理，强调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言论自由亦非毫无限度。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怀胜进一步解读，草案明确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实施乃至协助网暴行为。公众在正常评论时，即便观点偏激，也应避免肆意辱骂、恶意贬损或虚构事实，否则可能面临民事赔偿、行政处罚乃至刑事追责。草案不仅严惩直接发起者，还追查协助者的连带责任，并确立失信惩戒机制。参与网暴者或将面临注册新账号或相关互联网服务的限制。

网络平台作为信息传播的主要通道，同时亦是防控网暴的关键闸门。此次征求意见稿针对平台监管短板，系统强化了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的主体责任，构建起涵盖监测、预警、干预、处置与报备的完整防控链条。具体而言，平台需制定网暴信息分类标准，建立典型案例样本库，精确识别各类网暴言论，并动态管理涉暴重点账号，对违规账号及时采取限流、禁言或封禁等举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精武认为，核心目的在于推动平台从形式性履职转向实质性履职，杜绝其以技术能力不足、信息量庞大或治理手段有限等理由规避法律责任。他强调，本次草案对平台义务的升级幅度较大，如第十六条第二款就明确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仅要建立黑名单制度，还需履行禁止网暴者重新注册账号等具体技术处置措施。

专家指出，平台处于网暴治理的第一道关口，也是关键的前端防线。此次征求意见稿摒弃了以往笼统的原则性要求，转而确立可落实、可核查、可追责的强制义务。平台角色从被动删帖转向主动预警与提前干预；处置方式由统一化措施升级为对弱势群体的优先保护，从而全面压缩网暴生存与扩散的空间。

网络暴力的伤害具有高度隐蔽性，且受害者维权成本普遍较高，而施暴者违法代价偏低，长期构成治理难点。对此，征求意见稿构建了从严追责与多元救济相结合的完整闭环。在追责层面，草案明确聚焦打击恶意发起者、组织者及推波助澜者，破除“法不责众”的偏见；依据网暴情节轻重，匹配相应的行政、民事或刑事处罚，形成阶梯化精准惩戒。尤其是针对未成年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网暴行为，依法予以从重处罚。李怀胜指出，草案首先精准打击“关键少数”，明确对组织、策划、煽动及教唆者从重惩处，打破过往集体暴力中的侥幸心理。其次，草案推行网络暴力告诫书制度，对情节轻微而未达到行政拘留标准的案件，公安机关可出具告诫书，对行为人进行警示与教育，填补了轻微网暴行为的追责空白，构筑起“轻微有告诫、严重有惩戒”的梯度化问责体系。

专家认为，此次征求意见稿的一大突出亮点在于补齐受害者维权的短板。在救济层面，草案明确法院对网暴自诉案件优先立案，对于取证确有困难的受害者，可协调公安机关协助调查取证。同时，检察机关可依法支持特殊受害群体提起诉讼，为弱势群体提供司法层面的兜底保障。

国家网信办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意味着我国反网暴治理即将迈入专项立法时代。相比于既往零散的治理规范，这一草案实现了哪些实质性突破、填补了哪些治理空白？支振锋认为，通过国家层级的反网暴专项立法，提供了高规格的制度供给，有效整合了分散于各类法规中的相关规定，为网暴治理确立了统一且权威的法律依据。同时，该草案将过往治理经验加以提升与固化，推动网络生态治理迈向更加系统化、法治化与长效化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