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杭州7月17日电（曹丹）要从2000公斤长春花干叶中才能萃取出1克长春碱，这种广泛应用于临床的抗癌药，因天然来源中含量极低，长期以来供应局面始终不稳定。然而，来自浙江大学生物工程研究所的连佳长团队，携手加拿大新布伦瑞克大学的曲洋团队及西湖大学的王雅婕团队，于17日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一项突破性成果，成功破解了长春碱人工合成中产量受限的难题，使得其直接前体长春质碱在酵母体系中的产量攀升至164.9毫克/升，较以往水平提高了近千倍。

长春碱的体内合成宛如一场跨越细胞多个隔室的精巧“接力赛”。其代谢途径横贯细胞核、内质网、液泡和细胞质等多个功能区域，每一步中间产物都需在不同“车间”间逐站转运。只是，绝大多数中间物往往在转运途中便遭遇降解，难以持久存续。突破性的转机，正源于一次深度跨学科的合作碰撞。连佳长团队与深耕植物生化领域的曲洋团队、专攻蛋白工程的王雅婕团队联手攻坚，发现当名为CAD2的基因被“静默”后，长春碱的产量骤降至原先的十分之一。进一步探究揭示，CAD2所编码的蛋白质——被团队命名为VinBLAST，恰如一座“分子桥梁”，将一度被核膜隔离的两道反应步骤紧密衔接，使中间产物一经合成即可迅速传递。更令人瞩目的是，VinBLAST还能令下游酶的催化效率激增24倍，在双重机制的协同作用下，最终实现产量千倍跃升。

值得注意的是，VinBLAST所作用的代谢节点，正是700余种单萜吲哚生物碱共有的“母核”路径，且该蛋白在植物界表现出极高的保守性，烟草、葡萄等远缘物种中的同源蛋白同样具备效用，这无疑为天然药物的微生物合成送上了一把“万能钥匙”。目前，团队已与相关机构建立合作，正加快推动长春碱及其他生物碱的规模化制备攻关进程。（完）

国际权威科学期刊《自然》近日刊发一项古生物研究新成果，我国科研人员在陕西省南部距今约5.2亿年的寒武纪早期地层中，发掘出32件微型管状壳体化石，其年代可追溯至寒武纪早期，推测为迄今已知的最原始头足类生物遗存。这些化石个体极小，长度仅数毫米，却保存着一根细长的管状构造，该结构被认为具备维持浮力的功能，恰是壳类头足动物所特有的生理特征。这项发现为探索鱿鱼、章鱼以及鹦鹉螺等软体动物的演化脉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科学视角。

据论文披露，具壳头足动物的典型特征在于其壳体内部存在一系列腔室，腔内通常充满气体或液体，而一根名为“体管”的细长管道贯穿其中，通过调控腔内水体的排出或吸入来实现浮力调节。既有化石证据显示，头足类动物的起源可追溯至约5.6亿至5.2亿年前的寒武纪生命大爆发阶段，然而其祖先谱系的具体面貌，学界至今仍存不少争议。

在此次研究中，论文的共同通讯作者、长安大学教授郭俊锋协同研究团队，对采自陕西省南部寒武纪早期地层的32件微型壳体化石展开细致分析，这些标本的体长介于1.5毫米至4.4毫米之间。借助高精度观察手段，团队在多腔室壳体内识别出一条连贯的管状构造，并据此将其判读为体管结构，从而为化石的生物学属性提供了关键证据。

基于上述形态特征，研究者将这些化石归类为一个全新属种，命名为“始角石”（Eoceras），并推断其极可能属于一种极为原始的头足类生物。从演化链条来看，始角石属或许扮演着承前启后的重要角色，代表了早期具腔室壳体形态与后来拥有完备浮力调控系统的现代头足类群之间的过渡环节，为理解该类生物身体构型的演进提供了难得的实证。

郭俊锋进一步指出，当前所获化石尚未展现出后期头足类所具备的诸多衍生特征，同时软体部分的结构因保存条件所限仍难以还原。因此，未来若能发现更多寒武纪时期的类似化石，或将为厘清头足动物最早期演化路径提供关键线索，并有望揭示其独特壳体构造的起源之谜。

7月27日，北京讯（赵方园 张静 陈庆洋）一场别开生面的“网聚仁心，医道惠民——中新健康义诊”活动在中国新闻社温情启幕。此次义诊由中国新闻网联手中国新闻社工会，特邀北大医疗集团旗下北京大学国际医院与北大医疗康复医院共同承办，旨在为常年伏案奋笔的新闻工作者送去便捷、权威的健康咨询与诊疗关怀。

北大医疗集团麾下现拥有北京大学国际医院、北大医疗康复医院、北大医疗家庭健康管理中心等多元医疗机构，涵盖综合医院、专科医院及健康管理中心，整体床位规模达6000张，汇聚了30余位国家级主委及副主委专家、180余名学科领军人，以及30余个国家级和省市级重点学科，年门诊量高达350万人次，医疗服务能力深得业界信赖。

本次义诊精准对接媒体人常见职业病——久坐不动、作息紊乱等痛点，来自康复医学科、中医科、神经内科、全科医学科及眼科等领域的20名医护人员，为现场300多位员工提供了细致入微的专项诊疗与个性化健康指导。

参与此次义诊的医护阵容颇为亮眼，包括北京大学国际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熊祎虹、眼科副主任医师李孝纯、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杨团峰、全科医学科主治医师吴萌、康复医学科主治医师崔蒙蒙、中医科主管护师赵玉环、康复治疗师马淑敏，以及北大医疗康复医院康复管理部的康复治疗士李喆等。他们逐一为中新社员工问诊辨析，并根据个人体质与生活节奏，量身定制调理方案。

中医科与康复医学科诊台前人头攒动，前来咨询者络绎不绝。熊祎虹观察发现，求诊者以年轻人居多，多因工作高压和焦虑情绪引发消化道不适与睡眠欠佳。她强调，中医素来提倡“治未病”理念，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尤为重要，呼吁大家尽早养成规律作息、均衡饮食的习惯，并善用情绪调节技巧。崔蒙蒙则指出，咨询者中颈肩酸痛、腰肌劳损现象最为普遍，这与媒体行业长期伏案、缺乏运动的职业特性密不可分。她建议，工作中应每隔一段时间起身舒展颈肩和腰腿，若疼痛明显可先行外敷膏药缓解，若症状未减则需及时就医，通过规范的康复训练强化脊柱稳定性。

“在单位就能挂上专家号，还能顺带抽个奖、品杯养生茶，这福利实在太暖心！”中新网海外中心员工黄方在体验完耳穴压豆后由衷感叹，整个流程高效流畅，医生专业细致，给出的建议也别具匠心。中国侨网员工韩辉则尝试了颈肩理疗与筋膜枪放松，他形容“手法到位，肌肉松弛，整个人轻盈了不少”，坦言“平时忙得根本抽不出空跑医院”，如今医生走进办公楼，既省时又省心。

义诊现场还专门设置了特色筛查与体验专区，涵盖皮肤检测、耳穴压豆、深层肌肉刺激仪理疗、筋膜枪康复、康复手法体验及裂隙灯检查等项目，并设有抽奖环节与中药茶饮品鉴区，让职工在问诊之余也感受到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

中新健康长期深耕健康公益事业。2024年，平台曾携手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开展职工义诊活动；2025年，中新健康与中新公益又联合北京和睦家医疗救助基金会，发起“两癌”筛查及高原义诊行动，为青海省玉树州约2500名高原适龄女性提供免费宫颈癌与乳腺癌筛查，并配套后续随访服务。该项目已荣获2025中国新媒体公益十大优秀案例，并入选2025“数爱无疆”数字公益故事征集展播名单。

中新健康负责人表示，未来将继续拓展与优质医疗机构的深度协作，定期举办形式多样的义诊活动，既为职工健康筑起坚实“护城河”，也将专业医疗资源下沉至更多亟需地区，助力提升偏远区域的医疗服务可及性。（完）

北京7月10日电（记者 赵方园）7月7日，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前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因癌症离世，终年55岁，令人唏嘘。这一悲痛消息引发社会广泛聚焦，同时使一种鲜少被公众了解的罕见恶性肿瘤——淋巴瘤，浮出水面，成为舆论关注的新议题。

根据社交平台上流传的一份疑似其本人亲笔撰写的病情记录，高善文于一年多前罹患外周T细胞淋巴瘤，2025年1月出现早期症状，同年12月经确诊为T细胞淋巴瘤Ⅳ期，后续病理检查进一步明确其亚型为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病理科主任医师高子芬在接受采访时介绍，淋巴瘤可发生在人体除指甲与毛发之外的任何部位，其临床表现变幻莫测，患者常因身体不适而前往不同专科进行检查——鼻塞可能求诊于耳鼻喉科，腹痛或至消化科，发热则往往首选感染科——很难在初期将病因与淋巴瘤联系在一起。高善文的经历亦是如此，他辗转近一年的时间，历经多次检查与咨询，最终通过活检病理被确诊为该亚型淋巴瘤，属于成熟外周T细胞淋巴瘤的一种，该类型恶性程度高、病情进展极为迅速。

淋巴瘤虽属相对“小众”的肿瘤类别，但却是所有恶性肿瘤中诊断难度最大的类型之一。事实上，淋巴瘤的命名有别于其他实体肿瘤——一旦确诊即为恶性，良性的病变则被称作增生或反应性增生。北京大学国际医院血液科淋巴瘤亚专业副主任医师张梅香指出，淋巴瘤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中的发病率位居榜首，“大众口中常说的淋巴瘤，绝大多数是指B细胞淋巴瘤，这占据了淋巴瘤的相当比例；而T细胞淋巴瘤则相对罕见，显得更为‘小众’。”

T细胞是免疫系统中执行攻击病毒及异常细胞任务的“精锐部队”，当这些T细胞发生恶性转化、异常增殖时，便演化为T细胞淋巴瘤。高子芬进一步解释说，高善文所患的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在东方人群中更为常见，其诊断难度极高，临床上误诊率居高不下。她提到，淋巴瘤细胞本质上是淋巴细胞正常演化过程中某一特定阶段的形态改变，但若其结构异常、分布区域错位，免疫表型出现紊乱，便可能意味着进入肿瘤阶段。更为棘手的是，在某些感染或免疫功能紊乱的情形下，淋巴细胞同样可能呈现相似形态变化，使得鉴别诊断雪上加霜。因此，淋巴瘤的最终确诊必须依赖于临床表现，并结合流式细胞学、克隆性分析等辅助手段进行综合研判。

高子芬感慨道，业内流传着这样一句玩笑——好好的一个病理大夫，碰上淋巴瘤就“毁了”。这是因为淋巴瘤诊断需要与时俱进的知识体系、深厚的专业积淀和全面的信息整合能力，真正能游刃有余做好这一工作的专家凤毛麟角。根据淋巴瘤之家发布的《2019中国淋巴瘤患者生存状况白皮书》，在近5000例受访患者中，约43%曾遭遇误诊，究其根源，正是淋巴瘤病理复杂、亚型多达近百种、临床表现不特异，且诊断必须依赖病灶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

高子芬强调，具体亚型的鉴别直接引导临床医生进行病情分层和治疗方案的抉择，更关系到患者未来疾病走向的预估。她介绍，淋巴瘤确诊必须借助病理检查，多数病例采用空心针穿刺获取小样本，经显微镜观察细胞形态与组织结构后形成初步判断，最终诊断还需辅以其他检测。若怀疑恶性，应通过免疫组化、克隆性分析、基因检测等手段，进一步辨别究竟是B淋巴细胞还是T淋巴细胞来源，明确具体亚型，并探寻是否存在可供靶向治疗的基因突变。鉴于诊断之艰难，高子芬建议，疑难病例应争取多家医疗中心联合会诊，待明确诊断后再启动治疗；若送检样本不足以支撑确诊，建议重新取非腹股沟肿大淋巴结（短径超过1.5厘米），切开固定于10%中性福尔马林液中送检，必要时同步送流式检测。

张梅香特别提醒公众，对于原因不明的淋巴结肿大务必保持高度警觉。“并非所有淋巴结肿大都意味着淋巴瘤，但若发现颈部、锁骨上或腋窝区域出现包块，应尽快寻求血液科医生帮助进行鉴别。”她给出一个简易的判别方法：“通常按压时若有明显痛感，大多为炎症性病变；但如果淋巴结不痛不痒、质地较硬，触感如鼻尖般的韧度，就要高度警惕恶性可能。若淋巴结呈进行性肿大，经消炎治疗后反而继续增大，更是警示信号。”

在医学上，淋巴瘤有一组经典的全身性症状，被称为“B症状”。高子芬提示，若出现原因不明的发热（体温约38摄氏度）、盗汗、体重无故下降或无明显痛感的肿块，应立即前往血液科或淋巴瘤专科就诊。张梅香补充道，直系亲属中有淋巴瘤病史者，患病风险略高于普通人群，但淋巴瘤并不属于遗传性疾病，并无明确的直接遗传规律，仅存在“遗传易感性”倾向。

针对不同人群，张梅香建议采取差异化的体检策略：40岁以上人群应每年进行一次全面体检；有家族史、免疫缺陷病史或长期接触射线的高危人群，则每半年检查一次。常规项目涵盖血常规、超声以及内科和外科的触诊。她同时强调日常自我检查的重要性，建议公众养成习惯，经常触摸颈部、腋下及腹股沟区域，留意是否出现异常包块。

据国家癌症中心2022年数据，我国每年新发淋巴瘤病例约8.5万例，死亡约4.1万例，且发病率呈逐年攀升之势。高子芬分析，这一上升趋势并非单纯反映患者数量骤增，也与检测技术改进和公众认知提升密切相关，更多早期患者因此获得确诊。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淋巴瘤疾病谱与欧美国家存在明显差异，由于EB病毒感染率更高，T细胞和NK细胞淋巴瘤的发病率相对较高。张梅香从多方面剖析原因：一是遗传易感性，不同人种的基因多态性各异；二是环境因素，亚洲地区EB病毒高发，该病毒与NK/T细胞淋巴瘤的发生密切相关；三是生活方式，长期接触农药、化学染料、有机溶剂等，或吸烟、酗酒、高脂饮食及长期精神紧张，都可能增加患病风险。

近二十年来，淋巴瘤诊疗水平取得长足进展，患者治愈率显著提升。相较于其他恶性肿瘤，淋巴瘤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均有明显改善。目前临床治疗手段多元化，除传统放化疗、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外，小分子靶向药物、双特异性抗体、CAR-T细胞免疫治疗等创新策略已得到广泛应用。然而，不同类型淋巴瘤在治疗难度与手段上差异显著。张梅香坦言：“外周T细胞淋巴瘤病情进展快、恶性程度高，对常规化疗的响应并不理想。”当前针对T细胞淋巴瘤的研究进展相对滞后于B细胞淋巴瘤，临床可选的方案也远未成熟。

这一差距在CAR-T疗法的应用上尤为突出。根据公开信息，高善文曾发布医疗进展，提及一项以CD7为靶点的CAR-T疗法Ⅱ期临床试验。CAR-T治疗的本质是利用改造后的T细胞精准攻击肿瘤，然而T细胞淋巴瘤的肿瘤细胞恰恰源自T细胞——治疗需以“T细胞”对抗“坏掉的T细胞”，极易陷入“敌我不分”的困境。正因如此，CAR-T在T细胞淋巴瘤领域的研发难度远超B细胞淋巴瘤等疾病，至今尚未完全成熟。

尽管如此，T细胞淋巴瘤患者并非束手无策。根据《淋巴结外周T细胞淋巴瘤诊断与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25年版）》，大多数T细胞淋巴瘤的一线治疗通常以CHOP方案为核心——该方案可理解为几种化疗药物加一种激素类药物的联合疗法。高子芬表示，“我们曾遇到过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患者，虽经历复发，却存活了十五六年；五年即可视为临床治愈。”她同时强调，淋巴瘤诊疗需要多学科协作，而患者的信念同样至关重要：“信心本身会影响机体抵抗力，心态乐观、积极配合治疗，往往预后更佳。”

张梅香表示，随着基础研究不断深化，新的治疗手段也在持续拓展。她透露，目前已有针对T细胞淋巴瘤的新药问世，针对T细胞表面分子的抗体疗法正在临床研究中，未来有望像B细胞淋巴瘤一样，实现精准靶向的抗体治疗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