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报北京7月21日电（记者刘霞）日本金泽大学的科研团队近日研发出一种名为“Panregza”的革命性血液基因筛查技术，该技术能够以高达90%的准确率捕捉到早期胰腺癌的踪迹，为显著改善患者生存预后开辟了新路径。这项突破性成果已在最新一期的《科学报告》期刊上发表。

胰腺癌因其极高的致命性而被医学界誉为“癌症之王”，堪称恶性肿瘤中最具威胁性的类型。根据日本国家癌症中心的统计数据，这种疾病的五年相对存活率仅为8.5%。根治的可能性几乎完全依赖于早期诊断和及时的外科手术干预。然而，早期胰腺癌的侦测极为困难，在已确诊的病例中，处于早期阶段的仅占2%至3%，这正是患者预后普遍不佳的核心症结所在。为了突破这一临床瓶颈，医学界亟需一种非侵入性、操作简便的诊断工具，尤其是能够灵敏识别早期病变的血液标记物。

研究团队先前的研究发现，胰腺癌患者外周血中的基因表达谱与健康个体存在显著差异。基于这一观察，他们巧妙地将外周血基因表达特征与血清肿瘤标志物CA19-9的检测相结合，成功开发出这一创新的诊断模型。尽管该方法的有效性在晚期癌症中已得到验证，但其对早期病变的探测能力此前一直缺乏有力证据。

为了验证这一点，研究人员精心设计了一项试验，招募了10名处于0至I期的胰腺癌患者以及104名健康志愿者作为对照组，全面评估了外周血基因表达、CA19-9水平及两者联合应用的诊断性能。研究结果令人振奋，为胰腺癌的早期筛查和精准治疗带来了新的曙光。

中新社北京7月31日电 综合外媒报道，当地时间30日，智利外交部与委内瑞拉外交部共同发布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将迈出恢复双边关系的步伐。这一消息由委内瑞拉南方电视台及西班牙埃菲社等多家媒体披露，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转机。

声明明确指出，双方达成一致的第一步便是重启领事合作，这一举措旨在维护两国公民的切身利益，确保领事服务与安全保障得以顺利开展。同时，声明强调，两国将秉持国际法框架，在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借助坦诚对话稳步推进关系正常化进程。

智利总统卡斯特对委内瑞拉方面的积极姿态表示赞赏，并指出：“我们正朝着智利与委内瑞拉关系正常化的目标迈出坚实步伐。”他还强调，这标志着两国开启了一段崭新历程，有望在应对大陆共同面临的诸多重大挑战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

智利外交部长弗朗西斯科·佩雷斯·马肯纳透露，早在3月11日，双方便启动了会谈，但相关工作始终在低调中进行，直至7月30日下午协议最终敲定并向外界公布。与此同时，委内瑞拉外交部确认，此次决定旨在推动全面外交正常化的渐进式进程，预计未来将在贸易往来、安全协作及移民治理等领域实现更深层次的合作。目前，两国政府已责成各自外交团队，为协议后续落实积极筹备。

　　北京时间7月23日晚，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虹、邓煜摘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该奖项，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菲尔兹奖中收获两枚奖章。

　　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4位，以奖励当年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是国际数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

　　两位获奖者曾就读于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以下简称“北大数院”)。一届双奖，带给中国数学哪些思考？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北大数院原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继平。

　　历史突破，鼓舞人心

　　记者：王虹和邓煜双双荣获菲尔兹奖，放在中国数学发展史中来看，这次突破意味着什么？对中国科研界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张继平：这是中国数学的历史性突破，具有里程碑意义。

　　从历史上看，从大陆走出去或在本土成长起来的数学家，曾取得过很大的成绩，有的甚至做出了顶级的重要成果。比如上世纪50年代，吴文俊先生在拓扑学取得了重大突破，应该说就是菲尔兹奖量级的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获奖，令人遗憾。

　　改革开放以来，大家都憋着一股劲，想尽最大努力做出重要成果，为世界数学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的确有一些成果走到了世界最前沿，像哥德巴赫猜想研究、冯康先生的有限元方法、廖山涛先生在微分动力系统领域的工作等等。但能不能得奖，因素很多。我们一直有一种感受，就是必须做出更大的成绩，让别人无话可说。

　　这一次，王虹与合作者证明了困扰数学界逾百年的三维挂谷猜想，邓煜与合作者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关键突破，这些都是数学研究上的重大进展，得到了全世界数学界的公认。能得菲尔兹奖，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两人同时获奖，全世界也没有几个国家能做到，这给整个华人数学界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它证明，只要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做最前沿、最重要的研究，我们完全可以取得比别人更大的成绩。

　　记者：王虹和邓煜同为2007年北大新生：王虹经高考进入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大二转入数学科学学院；邓煜高中时期获得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保送北大。他们的成长路径不同，最终都拿到菲尔兹奖，这对我国基础人才的培养有什么启发？该如何让更多的王虹和邓煜涌现出来？

　　张继平：数学研究需要天赋，但更重要的还是后天的努力。艰苦的磨炼和努力，是取得重要成就的唯一途径。想靠天赋走捷径，是没法取得真正成绩的。

　　王虹从地空学院转到数院，在北大的四年极其用功，特别有定力。这种坚持和刻苦的品质，值得广大同学学习。

　　邓煜是奥赛金牌得主，无疑非常聪明。他也是非常刻苦的——他付出的努力超过了常人，这一点被很多人忽视了。他在北大两年扎实学习基础课，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获奖后他自己也肯定了这一点。

　　要让更多的王虹和邓煜涌现出来，选拔人才的渠道应该更宽一些。过去除了奥林匹克竞赛这条路，中学生直接升入大学的途径很少。现在国家放宽了政策，允许从中学选拔人才直接进入大学，这是很好的举措。不拘一格选才、因材施教育人，本来就是中国教育思想中非常重要的经验。但目前选才的渠道还不够宽，参与的面还不够广，像从中学选拔数学人才，不应仅限于一两所大学，国内排前十几名的大学数学院，都应该允许试点。渠道多了，就更容易发现和培养出更多杰出人才。

　　群星闪耀，因材施教

　　记者：1998年到2008年，您担任北大数院院长。数院1999级到2001级本科生被称为“黄金一代”，后来的2007至2010级也有“白金一代”或“新黄金一代”的说法。这些称呼从何而来？

　　张继平：“黄金一代”的叫法，不是我们自己提的。1998年前后，我们有一个判断，觉得学生从入学到做出惊人成绩大概需要10到15年，而1999、2000、2001这几级的学生成长得比预想还快。到2010年前后，张伟、恽之玮、朱歆文等人已经在国际数学舞台脱颖而出，拿了不少奖项。普林斯顿大学的张寿武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张伟、袁新意、恽之玮、朱歆文……他们可以对数学作出划时代的贡献。”这几届里有六七个人特别强，走到了世界数学最前沿，他们被称为中国数学的“黄金一代”，我一直认为他们的研究工作是菲尔兹奖量级的。

　　后来邓煜、王虹、苏炜杰、唐云清、余越和孙鑫等一批2007级的学生取得了新的杰出成就，又有人称他们为“白金一代”或“新黄金一代”。其实，标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能给大家鼓励和启示，让更多人沉下心来，脚踏实地做研究。

　　记者：从“黄金一代”到“白金一代”，人才成批涌现，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有哪些宝贵经验值得借鉴？

　　张继平：1998年，北大数院提出，用10到15年建成世界一流数学学科。为此，我和主管教学的副院长郑志明院士一起制定并实施了北大数学“黄金一代”培养方案，推出了一系列举措，总结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是发扬北大数学学院几十年来的育人传统。比如北大数学1954级，学生来源广、程度参差不齐，但在时任系主任段学复和江泽涵、程民德、丁石孙等先生的努力下，那一级培养出了7位两院院士和许多重要人才，我们称之为“1954级的辉煌”。我做院长时，就是要好好学习和继承发扬这种扎扎实实培养学生的传统。

　　第二，创新培养模式，推动课程和教材改革。我们首先延续了北大数院建立之初提出的“3+5”培养模式，即前3学期不分专业，夯实通用数学基础，后5个学期自由选择细分方向，给予学生充分选择权。同时，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和学生要求，不断总结，改进完善。从2003年起，“3+5”模式进一步改进为“4+4”模式，并放开名额控制，允许三年级学生在修完学院某一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与学分的前提下，一年时间内在院内调换专业、自由选择毕业出口。我们还大规模加强课程体系改革和教材建设，删减过时过难的内容，打造了北大数学“黄皮书”系列教材，现在这套教材已经成为全国高校数学的经典教学参考书。

　　第三，因材施教，激发主动成长。我们特别强调“独立生活、独立学习、独立思考”。以低年级讨论班为抓手，从自愿报名的学生中选拔，组成两个班，每个班不超过30人，我和郑志明各带一个。讨论班既让学生了解数学理论来源和国际前沿，也重点锻炼学生的组织能力和协作精神。同学们后来自发组织小组讨论班，自己管理本科生阅览室，王虹等人就常去那里自习。关键的一点是，我们不贴标签，参加讨论班的学生没有任何特殊待遇，所有普通学生要学的课程他们必须学好，扎扎实实地全面成长。

　　第四，增强师资力量，营造宽松自由、国际化的学习和研究环境。我们持续引进大批海内外一流学者，如田刚、鄂维南、许进超等，他们每年回北大开设1—3个月短期课程、讲座等，拓宽学生视野；邀请30多位包括菲尔兹奖、沃尔夫奖得主在内的数学大师来访、作前沿报告，促进学生与国际顶级数学家的交流。这些举措成系统地坚持了多年，人才成批涌现也就水到渠成了。

　　沉心静气，再攀新峰

　　记者：王虹和邓煜获奖后，中国数学在当前国际数学格局中处于什么位置？

　　张继平：过去，中国数学是长期追赶，如今在部分领域已经实现并跑甚至领跑，今后几年仍会保持这种态势。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们还需要迈入一个更高的新阶段。

　　放眼世界数学的发展，一个数学强国要在数学的国际前沿产出一批重大研究成果和理论突破，还要拥有一批国际公认的数学大师，建立起数学领域的前沿学派，开拓全新数学理论、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引领世界数学的发展，吸引一批人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前进。这次拿到大奖，意味着我们在现有理论体系内做出了顶级工作，但我们的原创理论还在培育阶段，在建立前沿学派上仍需继续努力。

　　这些年，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持续加大对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支持力度，特别是教育、科技、人才一起抓，给我们创造了非常好的环境和条件，这也正是我们不断追赶并实现突破的底气所在。

　　记者：中国距离在本土完成菲尔兹奖级的成果还有多远？为此我们需要付出哪些努力？

　　张继平：我个人很有信心。从王虹、邓煜2007年进入北大算起，到现在差不多20年。我认为，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恐怕不一定再用20年，我们就能从本土培养出菲尔兹奖获得者，登上世界数学的最高舞台。

　　立足本土培养顶级数学家，我们已经迈出了很好的步伐。包括北大在内的国内很多顶尖高校，都有一批45岁左右甚至更年轻的数学家，已经走到了国际研究的最前沿，有的还是领跑者。我相信，在他们的培养下，学生在国内完成研究生阶段学习，然后取得顶级成果，是完全可期的。

　　人才不断成长，需要科研环境的持续改善。首先体现在育人理念的更新上，国内一流高校都应制定具有本校特色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案。同时，数学是最国际化的学科，全世界研究相同的问题、得出相同的结论，特别需要相互学习和合作，否则很难取得顶级突破。因此，我们要更坚定地推进国际合作与交流，坚持“请进来、走出去”，搭建高水平科研平台，支撑顶尖数学家的全链条自主培养，为青年人才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

　　尤其需要正视的是，学界目前仍存在“唯帽子”“唯论文”的问题，“以刊评文评人”的心态根深蒂固。我们应该引导大家沉下心来做真正能改变学科、引领学科的一流工作，扶持那些心无旁骛深耕重大难题和创新的青年科研人员。我也常常和青年学者说，职称、待遇、头衔应当是做出真正一流成果之后自然到来的结果，不必本末倒置，去追逐各类帽子。

　　记者：这次获奖在国内引起了很大反响，社会上也有各种声音。您如何看待外界的这些议论？对于数学界的同行和青年学生，您有什么样的期待和寄语？

　　张继平：获奖消息传来后，数学界非常振奋，同时难免有各种各样的议论。但是对一个数学家、一位老师、一名青年学生而言，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地学习、教学、搞科研，才是我们能做而且能做好的事情。对于社会上的舆论，大家可以去了解，但不必太在意。关键是要脚踏实地，做出更好的成绩，这才是对学校和国家最好的回报。

　　这些年，我总和年轻人说，要沉下心来，别人怎么样评价是别人的事，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是自己的事，完全可以做得更好。要做得更好，就必须吃更多的苦，流更多的汗。没有那么多精力顾及杂事，要做的就是教好学生、上好课、做好科研，这样我们才能扎扎实实一步一步往前走。

　　我们已经并将继续总结我们在杰出人才自主培养全链条每个环节的经验和弱项，进一步改进理念，注重细节，把因材施教、不拘一格培养人才做得更好。我们在强化自主培养全链条的同时，要坚决摈弃封闭自守。杰出人才的培养需要一个宽松自由、开放、国际化的环境，一切有利于创新人才培养的举措都应当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

　　王虹、邓煜获得菲尔兹奖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希望大家继续努力，用我们自己的行动，创造中国数学更辉煌的明天。

你平日里习惯用什么样的姿势握着手机？近期，一则关于“长期握持手机致使小指骨骼发生形变”的说法在网上掀起热议，众多网友低头审视自己那略显“凹陷”的小拇指，纷纷表示沉默。网络上更是不乏各种短视频，有些旁白言之凿凿地宣称：这是长期沉溺手机所带来的“关节变形炎症”，需要接受冲击波疗法。

可是，日常以小指作为支撑点托举手机，当真能使骨骼发生不可逆的变形，甚至严重到需要冲击波干预的地步吗？今天，我们不妨拨开迷雾，深入探讨一番。

首先，那所谓的“凹痕”究竟从何而来？当我们单手握着手机时，相当一部分人习惯让机身下缘恰好搁置于小指的中段或末端关节附近，把小指当作天然的“微型托盘”。这样一来，局部软组织便会持续受到压力，加之手指长时间维持屈曲或侧倾的姿态，放下手机后，那一道浅浅的压痕自然便浮现在眼前。倘若这凹痕在调整姿势或停止承托后逐渐淡化，那么它更应被视为受压所致的软组织印记，而非骨骼弯曲的产物。医学层面所讨论的“变形”，通常指向持续存在的结构性改变，往往需要结合详尽的病史询问、细致的体格检查，必要时辅以X线等影像学手段方能确诊；关节炎的诊断同样无法仅凭外观上的沟槽轻易定论。疼痛、晨间僵硬、肿胀、活动受限乃至影像学上的异常改变，与“看起来有个坑”实属两回事。

其次，关于骨性变形，目前缺乏确凿证据。专门针对“小指托机是否导致变形”的研究文献本就稀缺，且结论亦存在分歧。2020年，有学者曾对143名年轻人的双手照片展开比对，结果未能发现手机握持姿势、每日使用时长或使用年限与左右小指不对称之间存在显著关联。而2024年一项纳入101名成年人的横断面调查则显示，每日手机使用时间较长者更为频繁地报告小指不适；在每日使用超过4小时的64名受试者中，有9人被发现存在外形差异。然而，X线检查并未揭示骨骼或关节角度出现相应的改变。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样本量有限，且未细致记录主要的持机方式与累计使用年限，因而只能提示“使用时间与症状或软组织外观存在一定关联”，尚不足以断言手机直接导致了永久性畸形。

综合来看，更为审慎的表述或许是：长时间承托确实可能影响局部软组织的轮廓，并引发不适感，但“将第五指骨及关节压至变形”的说法尚未获得可靠证据支持。研究中所采用的“4小时”仅作为数据分析的分组节点，并非公认的安全界限或致畸阈值；网络上盛传的“每日8小时必然变形”同样缺乏科学依据支撑。

其实，更值得警惕的是过度使用所带来的疼痛与麻木。2026年一篇系统综述汇总了42项研究、涵盖超过6.7万名参与者，结果表明，长时间或频繁使用手机与多种手腕及手部问题存在关联，其中以拇指侧腱鞘炎、腕管综合征和肌腱炎较为常见。不过，由于多数原始研究属于横断面设计或个案报道，长期随访资料匮乏，因此目前更适合使用“有关联”这一表述，而非轻率地断言“手机必定导致某种疾病”。

具体而言，以下几种行为可能与手部不适密切相关：其一，局部受压，即小指长时间担当托举任务，可能引发酸痛、压痛、发麻或短暂的刺痛感；其二，固定姿势，持续用力握持、手腕过度弯曲或侧偏，会加剧手部与前臂肌肉的疲劳累积；其三，重复操作，频繁地打字、滑动或单拇指操作，容易使负担集中于拇指与腕部，而不仅仅局限于小指；其四，神经受压，若无名指与小指一同出现麻木，尤其在长时间屈肘、以肘撑物或入睡时症状加重，需考虑尺神经在肘部受压的可能，此时问题未必出在小指本身。

为了让手指更轻松一些，不妨尝试以下调整：第一，避免让小指长期充当“手机支架”的角色，尽量采用双手持机的方式，或借助指环、握持配件及桌面支架，将手机重量分散至手掌及更多手指。第二，时常更换持机手与姿势，长时间观看视频时可将其置于支架上，打字与滑动时交替使用双手，从而减轻单个拇指和小指的持续负荷。第三，每隔约30分钟便短暂休息片刻，放下手机1至2分钟，轻轻张开再握拢手指、放松手腕、伸直肘关节；若已出现疼痛或麻木，切勿硬撑继续刷屏。第四，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操作，可酌情启用语音输入、放大字体及快捷回复功能，以降低高频打字和滑动带来的负担。第五，当小指出现发麻症状时，还应注意肘部的养护，避免长时间屈肘打电话、趴桌刷手机或将肘部压于硬物边缘；睡眠时亦不宜总是将肘关节紧紧蜷曲。

然而，有些情况切莫单纯归咎于“手机压迫所致”。无痛且短暂的压痕通常无需特殊治疗，调整持机方式并稍加观察即可。但若出现以下情形，建议及时前往骨科手外科、手足外科或康复医学科就诊：疼痛或肿胀持续不退，即便减少使用、调整姿势仍无缓解，甚至逐渐加重，并伴发红或发热；活动出现异常，如手指弹响、卡顿、无法正常屈伸，或外伤后突然歪斜；出现神经相关症状，如小指与无名指持续麻木、握力减退、容易掉落物品，甚至手部肌肉萎缩；外形持续变化，原本不存在的弯曲或关节隆起愈发明显，而非放下手机后逐渐消退的压痕。医生将根据具体情况判断是否需要X线、超声或神经电生理检查，治疗方案的制定亦因人而异，切忌仅凭网络图片或视频自行对号入座、草率处置。